谁被怀疑向彭德怀提供致信毛泽东的材料（上）

[导读]张恺帆被打倒，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

彭德怀(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视察，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前中)。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张新元供图韩福东翻拍

“大跃进”期间，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乡支援农业。董青摄合肥市档案馆提供

张恺帆蒙冤记

张新元跟在保姆身后，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饭。那些住在自家楼下的乡下人，和保姆抬个大桶，装了满满的稀饭回来吃。

这 个细节停留在张新元的脑海里，成为他对大饥荒年代的经典记忆。时间进入1959年，他刚好十周岁，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区，有很多2层高的楼房，他的父亲张 恺帆和其他三家省领导住在其中一栋楼房内，每家独立单元。张新元与父母住在楼上，那些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乡下的亲友就住在楼下。“家里住满了人，父亲不嫌弃 这些农民。”张新元不知道自己家里到底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一大桶的稀饭都会被吃得精光。（注1）

张 恺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他能给 这些乡下的亲友提供庇护。1959年，饥饿已经在安徽省内流行，浮肿病到处可见。张新元记忆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给他父亲下跪。“这个男人跪下求我父亲， 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没饭吃。”张新元对南都记者说，他当时正读小学，在课堂教育中学习到的都是旧社会的农民向地主老财下跪，“怎么现在有 人向我父亲下跪？我父亲又没逼租，也不是坏人。新中国怎么这样？这不符合我从小受的教育，所以这个画面印象很深。”

当 饥饿的农民凭借关系，在张恺帆家里谋得一口饭吃时，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 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做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注2）“纠左”运动，也贯彻到安徽。在庐山会议召开后，张恺帆前往老家无为 县，宣告停办公共食堂，并处分了一些干部。他在无为县观政潮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 块土地，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此时， 无为县和整个安徽境内，已经大面积死人。“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张恺帆晚年回忆他1959年7月 在无为县的见闻时说。（注3）

张恺帆没有想到的是，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会议，中 途改变方向。彭德怀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在庐山受到批判，全国范围内由是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张恺帆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 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注5）。“我们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亲二叔，我之前只知道他死了，后来二叔的外孙告诉我，他是 被抓到牢里死去的。”张新元说。

对张恺帆的平反发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安 徽省委也进行了改组。全国范围内的甄别平反工作始于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会后加速，“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包括受到错误 处理的群众得到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注6）而张恺帆，是所有这些平反案件中，牵涉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平反 后，张恺帆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曾出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85年离休。 

上篇：“歌声笑声四起”？

“天蒙蒙亮，

星星还闪着兰（蓝）光，

起床的哨声响了，

清脆的声音在晨空荡洋（漾）。

拿起车拐，

扛起锄头，

一个个神来焕发，

像湖水涌出了村庄。

向着碧绿的田野，

向着无际的棉岗，

歌声笑声四起，

随着晨风飞向远方。

披着闪亮的晨星，

迎着清凉的晓风，

踏着露珠晶莹的小径，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

劳动。”

这是1959年7月4日《无为日报》上刊发的一首小诗《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赵同津。诗中描述的是当地农民晨起集体劳动的情形。“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应符实况，农民们拿着农具“像湖水涌出了村庄”也大体不差，只是“一个个神来焕发”、“歌声笑声四起”则与现实相去甚远。此时，和全国其他 县市一样，无为县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日的《无为日报》称，两天前，该县宣传口各单位，“正集中全力，乘胜前进，大开、突开空、荒地，广种蔬菜， 他们提出：快种、多种、种好、勤管理，保证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给。”（注7）

“蔬 菜自给”话语背后，暴露了一个秘密：“1958年无为全县粮食实产7亿斤，上报为10亿斤；1959年实产4.5亿斤，上报为9亿斤。虚报的总产只得在社 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了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注8）因饥饿，无为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死亡。按 官方统计，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率约10%，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正常死亡。（注9）

张 恺帆正是在7月4日这一天前往无为县调查，开始所谓“大闹无为20天”的历程。无为县陡沟区张家墩是张恺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时，父亲是小地主，拥有土地 200余亩，一半佃出，一半雇工耕种。1928年4月，张恺帆20岁，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狱，度过3年零10个月铁 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制后，张恺帆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其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15名省 委常委中，张恺帆的排名仅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之后。1957年底，李世农因反对用专政手段解决群众闹事事件 而受到批斗，后划为右派。在反右运动中，安徽全省党内外人士划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万人。（注10）李世农倒台后，张恺帆成为安徽省内第三号人物。 “我父亲后来讲，人无完人，有功劳也有错，要承认错误。反右运动时，他是书记处书记，也错误地批判过李世农，应该道歉。这一点（勇于道歉）我觉得他是不错 的。张劲夫（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说他不是当官的料。”张新元说。（注11）

反右 派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真话变得稀缺，很多人为了自保而噤声，另有人迎合领导意图，大肆浮夸与造假。1958年下半年，《安徽文化报》也接到很多来信与 来稿，宣称亩产万斤。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出版处处长兼《安徽文化部》总编辑方一清原本支持“大跃进”，但这时他发现问题了。“都是浮夸，上上下下异口 同声。这不是开玩笑么？我是农村出来的种田人，从几岁开始一直种到18岁。我对农村熟悉，我不相信。在开编辑会的时候，我说：亩产几万斤？知不知道一亩地 面积到底有多大？不可能的啊。编辑部好多人不熟悉农业，但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我们报纸侧重文化，不怎么登这类报道。但《安徽日报》登了，小女孩坐在高产 的水稻秧苗上。我说这是胡搞嘛，上面应该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结果《人民日报》也登了，都吹了起来。”（注12）

方 一清1921年生于无为县长堤乡（现福渡镇）方楼村，曾参加革命打游击，任无为县第一副县长。1959年，他并未回无为县调查，但“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 悉。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春节的日子不能过的。我有亲戚到城里来说，食堂已经没粮了，吃草，饿死了很多人。”此时，中央正在贯彻“纠左”方针，方一 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只是就饿死人的现象向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提出了建议———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的“罪状”。

这 一年的春节，张恺帆也没闲着。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省委负责同志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到下面去，与民同乐”。他后来解释这样提议主要是因为， “老百姓没有饭吃，又没有人敢说”，他希望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下去看看，了解实情。那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都要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曾希圣兼肥 东县，张恺帆兼巢县。张恺帆在这年除夕去了巢县，“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干部一起吃年夜饭，公社干部想尽办法，到处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汤，有一点肉，一点小毛 鱼，鸡都没有。酒呢，是山芋干酒。旧社会再穷，过年也有大几样菜啊。由此可见浮夸风造成后果的严重。”（注13）

当 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认为农民私藏粮食，干部带人去农民家到处搜查。张恺帆说，他向省委作了汇报，表示农民真的在挨饿。但曾希圣坚持 认为，张恺帆受到蒙骗，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栖写了一篇《揭开粮食的秘密》，作为文件下发，内称在桐城查出一两亿斤农民私分的粮食。

农 村的粮食不断被征收上去，开始有很多乡下人前来向张恺帆反映情况。“特别是无为，来的大多数是拄拐杖的浮肿病人，有的一进门就喊‘救命’，还有我的亲戚， 来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惨状触目惊心，忍无可忍。我决心再到巢县、无为乡下做些调查。许多好心人劝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没有用，讨批评，何必 呢？‘我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注14）

张恺帆只在巢县做了短暂逗留，就去了无为县。7月4日至23日，他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风暴。

中篇：“大闹无为20天” 

1959 年7月4日，张恺帆在巢县发现情况比春节时严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萝卜叶子。刚从无为县赶来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杰说，无为的情况更为严 重。他们于是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注 15）

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他们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 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 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 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注16）

张 恺帆晚年回忆，当晚，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 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 斤。前者准确。他知道县委书记在说谎。（注17）

不过，7月7日张恺帆在无为县五级 干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时，还是首先表示：“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特别是去年那样大的旱情，我们还取得了很大丰收，全 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产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产。”（注18）

张 恺帆在将“我们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笔带过之后，着重讲的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考 虑到群众生活，也就是没有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并不科学：“肚子”比“面子”重要；现在问题非常严重，“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57年、58年 有这样多么？很显然，与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说这与生活没有关系，那要检查这个同志的群众观点。机关里也没有，我也没有，省里没有，县委 会我看也没有，关起门来说亮话，就是生活没有搞好，没营养，再加上去年大跃进劳动过度所造成的。现在有许多人骨瘦如柴，争（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是不对 的。”（注19） （未完待续）

韩福东，南方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