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下）——读《经世悲欢：崇厚传》

　　俄国得知崇厚遭严惩后十分恼怒，不仅其驻华公使气势汹汹向总理衙门责问，声称系对俄侮辱，而且发动各国驻华使臣全力申救崇厚。人们十分清楚，俄国表面上在拯救崇厚，实际上是借机寻衅，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批准给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在俄国极力鼓动下，英、法、美、德、意等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要清政府释免崇厚。同时，俄国政府调动兵力，派多艘军舰来华，又派多艘兵船到图们江，意欲封堵港口，在各国商人中引起恐慌。沙俄在我国西北和东北边境部署重兵，进行军事恐吓，战争一触即发。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为避免战争，欲免崇厚死罪，而张之洞等清流派官员则指责“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他们力主不赦免崇厚，积极备战，以应付沙俄挑衅。清流派官员反对列强蚕食中国，其爱国热情诚然可嘉，但他们将维护清廷的“纲纪”看得过重，如张之洞所言“崇厚目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缓”，而对外交“务实”一面，清流派官员则无切身体会与经验。1880年6月21日的一次廷议中，张之洞说：“与其宽崇厚之狱，不如尽从俄约十八条。”刘坤一驳斥说：“此何说耶！不过谓纪纲重于疆土也，此则宋、明诸公之遗唾也。以俄约论，其中自有委曲，崇罪未必致死，朝廷亦必不杀之，上年所争亦不过不杀崇已耳。使当时真杀之，则劼侯无可藉手，安得有今日之和盘妥处？但不依俄约，则不免决裂，患在目前；若依俄约，则莫杜觊觎，患在日后。”原首任驻英公使、此时已开缺回湖南湘阴老家休息的郭嵩焘从曾纪泽来信中看到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十八款，在日记中全文照录，愤慨抨击说：“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面对当时主战派受到一片喝彩，反战主和派遭到唾骂的形势，郭嵩焘决心“以身任天下之诟讥”，毅然写下论伊犁事宜六条上奏。他分析崇厚之所以贻误国家的原因：“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又说：“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还提出：“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郭嵩焘所指出的崇厚误国之由十分在理。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外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郭嵩焘提出按万国公法议定崇厚罪名，合情合理又合法，这也由于郭嵩焘有首任驻英、法公使的经历才能提出这一方案。《清史稿》说：“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微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曰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看来，郭嵩焘的六点主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廷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改约，有如虎口夺食，难度极大。沙俄进行军事恐吓，又以“非先释崇不能议事”要挟，曾纪泽请求朝廷释免崇厚罪名，朝廷只得先暂免崇厚死罪。为帮助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总理衙门官员吸取前番教训，对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曾纪泽上奏折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他认为“曰战”、“曰守”都不可取，惟有“曰和”为上策，在谈判桌上尽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利益，以达到改约目的。这是曾纪泽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实力的了解与判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不轻易附和国内清流派的激进主张，反对同俄国开战，担心兵戎一启，后患不可收拾。光诸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这样，清廷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俄外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热梅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朝廷允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已吞下去的东西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崇厚为何犯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重大过失呢？首先当如前文所述郭嵩焘指出的崇厚“不知洋而又畏洋”，这是他昏庸误国的根本所在。此亦是当时清廷内一班王公贵族之通病，而崇厚更为典型。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的政治资本，使两宫太后和朝中要员认定他是懂得办洋务的干才，但实际上崇厚所谓的懂外洋通洋务是“只知其势不知其理”，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心中十分畏惧，惟求妥协了事。其次，崇厚身为家世显赫的满族亲贵，其见识平庸、才能不足却极为自负，不可一世，而任人唯亲的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将他看作“自己人”、“自家子弟”，视为心腹，宠信尤加，使他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出使俄国之前，张佩纶曾请朝廷敕令崇厚走陆路经新疆赴俄，既可了解伊犁前沿实情，又可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商量讨教；还请求朝廷不要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以避免其贸然铸成应允俄方之大错。但清廷最高统治者及总理衙门自身失职未下敕令，而骄横的崇厚也根本不可能听进耳去，遂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他在圣彼得堡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回国”，更表明他妄自尊大、有恃无恐、罔顾国法到了何等地步，一般的官员或大臣怎么敢如此狂悖呢？熊月之先生在为《经世悲欢：崇厚传》一书写的“序言”中要言不烦地指出：“崇厚受命于动乱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警世箴言。

　　崇厚本人出狱后，并没有省愆悔罪，吸取教训，而是到处拜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通过家人或好友不断为其申冤叫屈，希望朝廷为他翻案，自己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家底富有，曾多次用向朝廷捐款来积极表现，以利复出。光绪十年八月初七日（1884年9月25日）崇厚奉旨捐军饷银三十万两。两个月后正值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崇厚“蒙恩赏给二品衔”。次年六月初三日他又奉慈禧懿旨，为三海工程捐银十万二千两。光绪十五年十一月间，崇厚拜访翁同龢，“欲劝沈阳捐粮济江南”，翁劝他还是折价成银钱捐赠为好。崇厚的侄子嵩申任内阁学士，后升任刑部尚书，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嵩申“为厚请正一品封典，并上赏蒋佳夫人‘乐善好施’匾一方”，但朝廷没有答复。尽管崇厚费尽心计多方努力，可是朝廷终因他“获咎情节较重，均著毋庸置议”，崇厚复出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光绪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六十八岁的崇厚在北京旧宅病故。可笑的是，在崇厚死去三十年后，早已下台的废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时为崇厚“平反”，接着于次年元旦颁布“上谕”，宣布对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翎之”。这已是民国十二年了，溥仪为尸骨已朽的崇厚演出了这样一幕滑稽闹剧，只能成为后人笑谈。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耿法，《书屋》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