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政治家互不瞭解
美國可以同一個統一的中國打交道，卻無法同一個分裂的中國打交道。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美國都可以成為朋友，並取得相互的尊重的信任。但是，一旦捲入國共內部之爭，美國就完全不知所措。它不僅不瞭解國民黨，也不瞭解共產黨——確切地說，它不瞭解中國政治以及作為背景的中國政治文化。在美國，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底線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中國，政治是贏者通吃的遊戲，原則是你死我活。在美國，黨爭的雙方有規則，有底線，打的是有限戰；在中國，黨爭的雙方無規則，無底線，打的是超限戰。在美國，軍人不參與政治，在中國，政治離不開軍人。1945年，在重慶，蔣對毛說，不服，回延安，帶兵來打。1949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5年11月26日，被國共雙方搞得焦頭爛額的赫爾利向杜魯門遞交辭職信，返回美國。12月 20日，馬歇爾到達上海，次日在南京與蔣介石見面，正式介入國共調停。12月22日，他在重慶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見面，後來又接見了各界代表。馬歇爾認為，國共兩黨雙方的矛盾在於歷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他相信，美援作為一種動力，會化解矛盾，促成國共雙方和談。
與赫爾利不一樣，馬歇爾給中國帶來了戰後復興需要的資金。後來用於德國的馬歇爾計畫，本來是為中國設計的。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援助的唯一的條件是國共停止內戰，重建家園。但就是這個條件，國共雙方也不答應。對中國政客來說，權力從來就比人民的福祉重要。
少將赫爾利看不懂的東西，五星上將馬歇爾也一樣看不懂。儘管肩上比赫爾利多四顆將星，他對中國政治的瞭解與赫爾利並無二致。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指控美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是不公正的，正如它後來指控該書作者包瑞德策劃1950年炮擊天安門事件，並將其缺席判處死刑不公正一樣。包瑞德是一個天真、善良、對共產黨懷有相當好感的美國職業軍人。1971年，周恩來與應邀來華訪問的謝偉思談話，承認指控包瑞德捲入炮擊天安門案件是個錯誤，並表示歡迎包瑞德來中國訪問。遺憾的是，由於個人原因，包瑞德沒能來中國與他的延安朋友們相見，他終老北京的願望也沒有實現。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美國政客的經典是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中國政客的手冊是294卷的《資治通鑑》。這部書毛澤東一生通讀了17遍。1986年，當筆者還是一個學生時，曾在密西根同奧克森伯格教授有一次雖不愉快卻終身難忘的談話。作為中國問題權威和總統顧問，當時的他正忙於遊走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我熱衷的民運不屑一顧。被教授的傲慢所激怒，我挑戰地說，要瞭解中國宮廷政治——中央政治，一個人不僅要有字裡行間閱讀的能力，還要有字後閱讀的能力(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read behind lines)。這裡我是暗指教授並不熟練的中文。看到辦公室書架上的《君主論》，我問他是否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面對我的無禮，教授突然改變了態度，謙虛地回答：“如果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瞭解中國政治的百分之一，我將感到非常欣慰（I would be very pleased if I could understand 1% of Chinese politics by the time I die）。
正如赫爾利、馬歇爾無法理解國共兩黨的敵意一樣，熟讀《三國演義》和《資治通鑒》的毛澤東，也無法理解赫爾利、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善意；他認定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是“扶蔣反共”。今天看來，這一指控既不公平，也不正確。事實上，在當時存在的四大勢力——美、蘇、國、共之中，希望內戰的是蘇聯和國民黨，不想打仗的是美國和中共。沒有蘇聯的慫恿和支持，共產黨不可能控制東北，也不會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國共衝突更不會發展到全面內戰的程度。查閱歷史檔案，當時衝突各方的政策立場大致如下：
（1）美國：以中國為依託，控制日本，遏制蘇聯，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不希望國共內戰。
（2）蘇聯：扶植中共割據中國，如不能奪取政權，至少削弱蔣政權，抵消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國共內戰。
（3）國民黨：自信憑藉軍事優勢能在短期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不顧美國勸阻，主動發起內戰。
（4）共產黨：各方面——軍事、外交和經濟，處於劣勢，希望避免內戰。
以上四種力量的奇特組合形成一股合力，把歷史導向未知的天地：最初並不希望戰爭的毛澤東在蘇聯的支持下打敗了主動發起內戰卻失去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
兩個約翰的遠見
最早預見到中共勝利的，是迪克西使團的兩個發起人——約翰·謝偉思和約翰·戴維斯。早在1944年，他們就預言戰後美國在中國前途上沒有選擇：中國註定屬於共產黨。他們的遠見超越了同時期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前者支持中共只是為了給美國和蔣介石製造麻煩，並沒有想到毛會奪取整個中國；後者被迫應戰，完全沒有料到美國會在關鍵時刻退出四方角逐，全面停止對蔣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作為中國通，謝、戴知道國共實力——尤其是以人心衡量的軟實力，為真實對比；作為美國人，他們深知美國政府不會在二戰結束後再捲入一場中國內戰。中共對美國太友好了，很難反目；國民黨太腐敗了，不值得支持。延安《新華日報》充滿了對專制的批評和對民主的讚譽，非常符合美國人的口味，而重慶官場的腐敗卻使他們厭惡。就這樣，在國民黨執意要發動內戰的情況下，美國選擇了退出。幾乎與此同時，表面上退出東北的蘇聯在中朝、中蒙邊界對中共展開大規模援助。非常可能，美國退出時並沒有想到蘇聯會進入，而蘇聯進入時亦沒有料到美國會退出。在一進一出之間，歷史的天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得人心、有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失去人心、失去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在遠比毛澤東預期短得多的時間內和斯大林根本就沒有意料到的情況下，奪取了全國政權。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相互敬酒。
結語
回顧歷史，無論美國在國共調停中犯了多少錯誤，它的善意和真誠是不容否認的。真正希望中國內戰的是蘇聯。通過國共內戰，斯大林把毛澤東綁上蘇聯戰車，實現了他控制中共，進而控制中國的目的。1924年至1927年，斯大林曾斥資三千萬盧布，支持蔣介石統一了中國，但他最終沒有能夠控制蔣。通過與英美等國的聯盟，蔣輕而易舉地擺脫了蘇聯的控制。這一次，斯大林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也沒有犯同樣的錯誤。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積極推動中共捲入，徹底斷絕了中美建交的可能。
在包瑞德看來，國共談判開始於1944年11月7日，地點在延安，赫爾利將軍是發起人；美國全部調停活動的結束，是在1946年馬歇爾將軍回到美國，發表他的“願瘟疫降臨到你們兩家頭上”（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的聲明之後。
如果不曾為中國和平真誠奔走，很難想像馬歇爾會對國共兩黨發出如此惡毒的詛咒。（《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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