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 星期六
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上)
内容提要: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采取种种敌视古巴的政策,而且还秘密制定了一系列应急作战计划,试图通过直接军事打击来推翻古巴政府,建立一个为美国所接受的政权。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的同时,仍加紧准备实施应急作战计划,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以美国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极力主张以此为契机,实施既定的作战计划,对古巴进行空袭和入侵。此举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可能导致与苏联的全面战争,美国最高决策者只是将军事部署作为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应急作战计划清晰地折射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冷战的基本特征。
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其奉行政治上敌视、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强硬政策,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不仅如此,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还曾秘密制定了一整套应急作战计划,试图通过空袭、入侵等方式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多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各执一词。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等人和一些美国学者对此坚决予以否认。麦克纳马拉和邦迪都声称,美国“绝对没有入侵古巴的计划”,高层决策者中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不论白宫还是五角大楼都没有以武力推翻古巴政府的企图,更没有讨论过采取这类行动。施莱辛格表示,美国从未制定过入侵古巴的秘密计划,如果肯尼迪试图入侵古巴,那么核武器在古巴的发现无疑为实施这一行动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但他却拒绝行动。马丁认为,美国对古巴的行动基本上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旨在通过禁运、采取破坏手段来为古巴经济制造困难,提高苏联援助古巴的代价,并采取外交手段减少古巴和苏联在拉美地区的影响。①一些美国学者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不承认肯尼迪政府有任何针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即使在相关档案资料公开之后,还有一些学者称,这些应急计划不过是美国对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和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所做出的“预防性反应”而已。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美国采取的种种隐蔽破坏行动,但大部分论著对此仍讳莫如深。③古巴和苏联(俄罗斯)的学者则坚持认为,1962年初美国准备实施进攻古巴的计划,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古巴”,正是因为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军事援助才阻止了美国的入侵。④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文献,特别是有关军方的资料,对肯尼迪政府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全面考察,阐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古巴的政策。
一、隐蔽行动与军事干预双管齐下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政策,致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肯尼迪执政后,尽管古巴曾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准备重新开始”,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以改善双边关系,但美国决策者对此置若罔闻。肯尼迪认为,古巴已成为“最大危险的来源”,“威胁着整个西半球的安全”,是共产党国家在美洲“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的基地”,严重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古巴问题已经不单是古巴与美国关系的问题,而是美苏冷战的一个重点。他特别担心,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会在拉美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因而决意推翻古巴政府。⑤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入侵古巴成为美国决策者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1961年4月17日,由美国一手组织、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分子1400多人在古巴南部的猪湾登陆,结果以惨败而告终。但这并没有使美国决策者改变对古巴政策的目标,所改变的不过是手段和方法而已。
肯尼迪的一些自由派顾问多次奉劝他谨慎行事,强调应对古巴“威胁”的主要手段是加快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建议通过美洲国家组织集体的努力来促使古巴发生变革,明确表示不赞成对古巴采取直接行动。助理国务卿鲍尔斯提醒肯尼迪,“卡斯特罗固然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但是更大的灾难是忽视造就他并使其能够存在下去的各种力量”。⑥但在决策者看来,这些建议太软弱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强调,“我们实在不能认输”,必须采取某种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行动,否则莫斯科就会认为美国人是“纸老虎”。他认为“摊牌”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再过一两年局势将变得更为恶化。⑦在猪湾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美国决策者讨论了各种措施来对付古巴,以雪入侵失败之耻,他们“感情冲动,几近野蛮”。麦克纳马拉等人后来都承认,当时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简直就是歇斯底里”。⑧正是在这种情绪和心态支配下,美国对古巴的“猫鼬行动”计划和应急作战计划应运而生。
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认为,古巴对美国构成了五大威胁:有可能成为苏联部署进攻性空中力量和导弹的基地;可能会加强自身常规军事力量建设,这不仅导致西半球的军备竞赛,同时还威胁到其他拉美国家的独立;可能会构筑秘密的颠覆行动网络,以此从内部对其他拉美国家造成威胁;古巴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构成一种道义和政治上的“冒犯”;作为一种成功的革命模式,古巴对一些拉美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而,美国应制定一份全面的应急计划,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即动用美军推翻古巴政府。⑨一个由助理国防部长尼采领导的特别研究小组得出了相似结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研究处的联合工作小组则指出,卡斯特罗政权的继续存在将从根本上改变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克制将被拉美各国视为软弱的证据。⑩由肯尼迪的军事顾问泰勒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强调卡斯特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美国不可能与古巴现政权作为邻居长期共存下去,必须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拟定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心理等各种行动计划。(11)美国决策者在5月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确定,对古巴的政策应当是“旨在让卡斯特罗倒台”。肯尼迪指示中央情报局密切关注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情况,以便确定日后美国军事干预的程度,同时要与政府其他部门一道研究古巴的“脆弱性”。(12)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谋划,11月30日,肯尼迪正式批准了一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秘密行动计划,旨在使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通过古巴流亡分子的准军事行动,采取破坏、挑起骚乱乃至暗杀等手段,削弱并最终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政权。(13)为了协调行动,并加强对行动的监控,避免猪湾事件的重演,肯尼迪指示建立了一个高级部际特别扩大小组,任命泰勒为该小组负责人,成员包括罗伯特·肯尼迪、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在必要时也参与讨论。“猫鼬行动”的计划制定、实施则由助理国防部长兰斯代尔具体负责。
与猪湾入侵计划不同的是,根据“猫鼬行动”计划,要想根本解决古巴问题,需要美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干预。“猫鼬行动”只不过是为美军的干预进行前期准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美国决策者试图通过“猫鼬行动”和应急作战计划双管齐下,里应外合,待机会成熟时一举达到推翻古巴政府的意图。一位负责行动实施的中情局官员称,“猫鼬行动”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中情局和军方的资源”来挑起古巴内部的骚乱,或诱使古巴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进行挑衅,从而为美国的全面军事干预提供“正当理由”,否则,“猫鼬行动”就没有什么意义。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安德森日后也承认,“猫鼬行动”与应急作战计划是相辅相成、互为呼应的。(14)实际上,在“猫鼬行动”计划正式出笼之前,肯尼迪、麦克纳马拉就已指示军方制定针对古巴的作战方案,准备以“压倒性力量”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据此,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尽快提交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古巴的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分析实现推翻古巴政府这一目标的各项计划,如全面海空封锁或军事入侵等;美国所需动用的军队以及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美军行动的时间表和具体行动的说明;估计美军和古巴军队的伤亡情况;行动过程中各种应急情况的预案;对古巴采取行动期间美军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特别是应对潜在的老挝、越南和柏林军事冲突的能力。(15)
参联会认为,除非美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否则古巴将变成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其后果对于西半球的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古巴将成为共产党国家向业已不稳定的、潜伏着危险的拉美国家输出革命的一个基地”;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尽快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16)参联会提出了五种行动方案:海空封锁,阻止共产党国家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进入古巴;公开支持古巴的反政府力量;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由来自拉美各国的“志愿者”加入美国对古巴的公开行动;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参联会认为只有最后一项方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美国所确定的目标,并能产生最大程度的冲击效果,负面影响是会招致不少国家的强烈批评,拉美国家会因此而对美国愈发不信任。不过军方确信,如果能迅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届时包括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所有国家都会接受既成事实。不仅如此,美国也会因对共产主义采取果断行动而重新赢得“自由世界”的信任。参联会强调,如果美国采取公开行动,就必须确保成功,并要做到速战速决。建议精心策划一场事端,这样美军就可以“师出有名”,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参联会表示,美军需要18天的准备时间,进攻开始后6—8天可以控制哈瓦那,完全占领古巴则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最佳攻击时间应不晚于1961年7月,并估计地面部队的各种伤亡率为16%。在随后提交的报告中,参联会又将美军反应时间增加至25天,出动6万兵力在8天之内完全控制古巴。(17)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等人审议了军方的这一报告,指示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和古巴人的伤亡,确保行动取得成功,要求将准备时间缩短至5—7天,并就此提出更为详细的作战方案,以便具体实施,同时强调在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应严格保密。(18)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商议后决定,在美军大陆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协助下,由美军大西洋司令部的一个特别小组拟定空袭和入侵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控制古巴,恢复并保持那里的法律与秩序,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支持美国政府的政权”。(19)1961年5月初,参联会正式指示大西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森尽快拟定对古巴的行动计划,确定并着手部署所需各类部队及装备,要求在接到指令5天内即可发起突然攻击,确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翻古巴政府,并对古巴局势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进行有效的控制。(20)19日,大西洋司令部将计划大纲提交给参联会审议,表示5天的准备时间太仓促,要求延至18天,以确保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控制古巴。参联会对此表示同意,同时向麦克纳马拉保证,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两个空降师仍可在8日之内对哈瓦那地区发起攻击。(21)8月初,参联会提出了日后应急作战计划的雏形:经过18天的准备,在航空母舰、战斗机的支援下,出动5.3万人的陆军和两个空降师(2.3万人),10天之内完全控制古巴。尽管如此,参联会仍希望大西洋司令部拟定一份快速反应的计划,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一旦出现机会,即可迅速出击。(22)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尽管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美国必须为此而做好各项准备。(23)
1962年1月兰斯代尔拟定了对古巴的行动计划,要求国防部准备一份应急作战计划,以便必要时对古巴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帮助古巴的反政府力量推翻现政权;中央情报局提出实施破坏行动的具体方案,并进一步收集相关情报,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做出最新的评估;国务院拟定对古巴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各项措施。(24)2月下旬,兰斯代尔敦促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并为此制定了一份行动时间表:1962年3月开始启动计划,8—9月进入游击战阶段,10月在古巴挑起公开的骚乱,并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古巴政权。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一旦在古巴出现公开骚乱,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做出反应,公开动用军事力量来“帮助古巴人推翻卡斯特罗”。他特别强调,美国独立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得了国外及时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古巴行动的最终成功需要美国的军事干预。(25)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首肯。“猫鼬行动”计划确定可以基于以下两点来实施:第一,美国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古巴人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同时也认识到行动的最终成功需要美国“决定性地”介入;第二,鼓励古巴人采取行动,这不仅是为美国的军事干预进行必要的准备,而且也是提供理由,并有助于干预行动取得成功。(26)
与猪湾入侵计划一样,“猫鼬行动”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过高估计了古巴国内的所谓反政府力量,认为只要挑起骚乱,就会形成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当然是策划者的一厢情愿,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承认古巴政府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基本事实。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卡斯特罗政权有充分的民众支持,在可预见的未来有能力对付任何可能的内部威胁的发展”;虽然古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在中情局看来,不论是在古巴国内还是在流亡分子中间,缺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领导层,而且也不会很快就建立起来。(27)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处长希尔斯曼也明确表示,兰斯代尔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巴国内存在一个政治行动组织,并获得了大多数古巴民众的支持,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组织存在的任何确凿情报”,甚至看不到在短期内这一组织建立起来的前景;除非美国直接出兵干预,否则不可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28)
与“猫鼬行动”相呼应,1961年底至1962年初,美国军方将完成对古巴的各项应急作战计划列为“首要任务”,并加紧筹划。鉴于决策者希望缩短实施行动的准备时间,参联会、大西洋司令部分别拟定了“314行动计划”和“316行动计划”,两者都是大规模入侵古巴的方案,只是前者需要准备行动的时间较长,收到指令18天后在以哈瓦那为重点的古巴西部地区实施空袭和两栖登陆;而后者则要求快速行动,下达命令5天后首先实施空袭,3天之后再进行两栖登陆。两者所需部队相同,主要包括2个空降师、1个装甲师、1个陆军师及其他支援部队。(29)国防部要求确保美国决定性的军事干涉能力,缩减反应时间,将“314行动计划”所需反应时间从18天压缩至4天,“316行动计划”的反应时间由5天减至2天,这样一旦古巴出现了合适的机会,即可迅速采取行动。在大西洋司令部看来,随着古巴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而美国投入的兵力又有限,准备实施“316行动计划”的时间不宜再压缩,建议基于“314行动计划”行事。但国防部仍倾向于速战速决。(30)在此情形下,参联会和大西洋司令部又拟定了“312行动计划”,作为实施上述两项应急计划的开始,要求首先对古巴的军事目标按照先后次序实施快速、突然的空中打击,从对某一特定目标的定点打击到对有选择的多个目标的大规模打击,乃至对古巴进行全面空袭。计划规定,在攻击命令发出之后的24—72小时内,应随时可以发动进攻。空袭力量主要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个歼击机中队、两个海军陆战队飞行大队和17个空军战斗机中队。(31)国防部还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由国防部、参联会和军事情报局等部门的代表组成,旨在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并指定专人负责与“猫鼬行动”特别扩大小组之间的联系。肯尼迪向古巴流亡分子的一位领导人表示,美国准备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这需要动用6个师的兵力。(32)
美国军方对尽早实施应急作战计划有些迫不及待,认为在今后9—10个月内古巴爆发内乱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有必要制造事端,为军事干预寻找正当理由。为此,参联会提出了一系列可以采取的挑衅举措,其中包括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过骚扰和欺骗手段使古巴确信入侵迫在眉睫,从而促其做出某种反应,一旦出现机会,美军即可由演习转变为实际的干预;在关塔那摩精心策划一系列事端,并给人以是古巴所为的感觉,借机采取行动;袭击古巴邻国和美国的运输船只,干扰美国民航,并在公海攻击民航客机,然后嫁祸于古巴等等。参联会认为,时间对古巴有利,古巴问题必须在短期内尽快得到解决,军事干预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内部骚乱还是外部的政治、经济或心理压力都不足以使古巴政府倒台,而且美军的干预可以做到速战速决,确保在苏联做出反应之前有效地控制住古巴局势。参联会再次重申,美国不能容忍古巴共产党政权在西半球长期存在下去,否则拉美国家就会纷纷落入苏联阵营,苏联也可能会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军方领导人还向肯尼迪表示,入侵之后,只需要一个约1.5万人的步兵师就足以控制整个古巴。(33)毫无疑问,情报部门对苏联行为的判断进一步鼓舞了军方。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如果美国进攻古巴,苏联将不会向古巴提供有效的援助,“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为了挽救卡斯特罗政权而诉诸全面战争”,很可能是采取各种手段向美国施加政治和心理压力,并谋求在联合国通过谴责美国侵略古巴的决议。(34)
二、应急作战计划的制定
1962年秋季,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和越来越多的苏联船只驶往古巴,古巴再度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共和党利用有关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的传言,指责政府对苏联在古巴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了消极的无所作为政策,把古巴问题说成是“政府优柔寡断的可悲象征”。参议员基廷频频发表讲话,要求肯尼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以捍卫正在遭受苏联破坏的“门罗主义”。他警告说,美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在古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们将在柏林和世界其他地区面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麻烦”;从长远来说,无所作为和接受古巴的现状将导致自“失去中国”以来整个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参议员凯普哈特、瑟蒙德、道尔等要求政府立即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以“保卫美国的利益”。(35)共和党议员皮尔逊称,美国在多米尼加、越南、老挝、泰国等地采取了干涉政策,却让苏联控制了古巴,这就使得古巴成为西半球的柏林墙,“一道耻辱之墙,一个犹豫不决、无所作为的象征”。9月初,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两名议员起草的一份议案,授权肯尼迪必要时可动用军事力量解决古巴问题,以此向世人表明美国的决心和意志。这两名议员称,从美国的重要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古巴的局势不仅非常严峻,而且正变得越来越糟”,美国领导人必须尽快采取有效的、决定性的行动。根据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说法,在当时的华盛顿,主战派如同1898年鼓动发起美西战争的鹰派分子一样活跃。(36)共和党之所以抓住古巴问题大做文章,很大程度上旨在赢得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正如肯尼迪的一名顾问所言,自从猪湾惨败之后,古巴一直是肯尼迪政府一个最沉重的政治负担,是政治上“唯一致命的弱点”。共和党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公开宣称,古巴问题“将成为1962年竞选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共和党一笔最大的资产”。(37)而对于肯尼迪来说,确保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是非常重要的。资深参议员富布赖特评论说:如果肯尼迪不能控制国会,并得到国会的合作,“那么他这一届政府将是一个失败”。不仅如此,民主党议员也要求肯尼迪对古巴采取强硬态度,至少在军事上“有所表示”,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在古巴问题上抛弃他”。(38)
古巴问题也成为美国公众和媒体谈论的焦点。1962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24%的受访民众将古巴列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71%的人要求对古巴采取强硬行动。(39)《时代周刊》主张援引“门罗主义”,以“外科手术般的速度和效率”对古巴实施大规模军事入侵。《生活周刊》载文称,“对古巴进行干涉或者不进行干涉的决定,现在所牵涉的不仅是美国的威望而且是美国继续生存的问题”。《国会季刊》的调查显示,1962年9月底10月初,报纸编辑和国会议员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古巴问题,而将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列为第二大问题。英国《经济学家》评论说,此时整个美国国内对“古巴问题”简直是“走火入魔”。(40)
随着苏联在古巴活动的日益频繁,再加上来自国会和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决定加快实施“猫鼬行动”和应急作战计划。政治上,通过广播、传单等手段进一步诋毁古巴政府;鼓励、支持拉美国家的反古行动;拟定古巴政府倒台后新政府的组成计划。经济上,强化对古巴的禁运;对古巴的主要工厂和公共设施,特别是通讯、交通和发电站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利用各种手段减少古巴农产品的出口,摧毁其经济命脉。情报方面,广泛招募和培训有关情报人员,最大限度地扩大情报来源。军事上,继续不断完善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确保最大限度地做好军事干预准备,以压倒性优势消灭古巴军队;在古巴主要城市及其他所选择的地区招募、训练小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并向其提供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军方向“猫鼬行动”特别扩大小组通报说,已经做好一切行动准备:接到指令18天后即可展开空投和两栖登陆,10天之内控制古巴主要的军事设施和城市;6—12小时之内即可对所选择的目标进行空袭;24小时之内对古巴进行有效的海空封锁,全面封锁约需48小时。8月初,参联会和国防部警告说,随着苏联向古巴提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武器,并帮助训练其军队,使其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推翻古巴政府的任务因而变得更为紧迫。文件的倾向性很明显,行动越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1)
“猫鼬行动”几乎从开始就遭到中情局局长麦科恩等人的反对,他们非常怀疑能够在古巴成功地发动一场“起义”,认为除非美国公开进行军事干预,否则对古巴施加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压力就不会取得既定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大量援助会使古巴政府变得更为强大,并完全倒向莫斯科一边,要求政府“使用军队摧毁古巴政权,占领古巴”。(42)8月初,中情局完成了分析报告,结论是卡斯特罗仍牢牢控制着古巴,古巴军队几乎可以肯定会支持和捍卫现政府,在目前形势下完全有能力平息任何反叛行动。(43)泰勒也坦承,如果没有美军的直接介入,看不到卡斯特罗政权被推翻的可能性。(44)8月23日,肯尼迪同意尽一切努力加快实施“猫鼬行动”,以挑起反对古巴政府的大规模骚乱,必要时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并要求国防部制订计划,准备摧毁古巴对美国可能实施核打击的任何设施。(45)
由于古巴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美国策划的各种破坏活动进展迟缓,美国领导人要求采取“新的、更为有力的”大规模行动,以削弱卡斯特罗政府,为美军的直接干预创造有利机会。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后,“猫鼬行动”暂时停止活动。据古巴方面统计,自1962年1月至8月,古巴流亡分子共在716处实施了5780次破坏行动和恐怖袭击,其中不少是针对重要的工业和公共设施。(46)美国没有达到挑起内乱、推翻古巴政府的目的,但给古巴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古巴领导人向苏联寻求支持和帮助,以对抗美国可能的直接入侵,确保国家的安全。在古巴和苏联领导人看来,这些破坏活动只不过是美国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前奏。
尽管在实施“猫鼬行动”方面成效不大,美国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却得到大幅完善,从西海岸向加勒比海地区调集了大量军队、轰炸机和舰艇等,在东南沿海各基地储备了充足的燃油、弹药和各种作战物资,并加强了该地区的防空能力。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预先存放作战物资和装备,条件是这只是一个“君子协议”,不签署正式文件,并要求美国在使用这些物资、装备时应事先取得英国同意。(47)一位参与制定应急作战计划的海军官员回忆:当时政府正从各地调集军队和飞机,“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准备入侵古巴”。另外一位在两栖登陆部队中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也承认,“我们一直都在训练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两栖进攻”,并“仔细研究了各种地图和可能的登陆滩头”。(48)同时,为了摧毁古巴经济,美国军方也在加紧准备对古巴实施海空封锁,认为这一措施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使古巴经济陷于停滞,特别是石油禁运,对古巴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古巴经济会因此陷于崩溃。(49)(未完待续)
注释:
①James Blight et al.,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pp. 141, 160-161, 289-290; Bruce Allyn, James Blight and David Welch, eds., Back to the Brink,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p.9; James Blight and David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Hill & Wang, 1989, pp. 249-250.
②Raymond L.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9, pp. 6, 9, 50; Allyn, Blight and Welch, "Essence of Revision; Moscow, Havana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3, 1989/1990, pp. 146-147; Michael C. Desch, "'That Deep Mud in Cuba': The Strategic Threat and U. S. Planning for a Conventional Response during the Missile Cri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2, 1991, p.332;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9.
③James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Did Kennedy Plan a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Cub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2, 1990.
④Wayne S. Smith, ed., The Russians Aren't Coming: New Soviet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p.163; James Blight et al., Cuba on the Brink, p.151.
⑤Herbert Parmet, J FK: The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pp. 46-47; Trumbull Higgins, The Perfect Failure: Kennedy, Eisenhower, and the CIA at the Bay of Pigs, New York: Norton, 1987, pp. 58-59.
⑥Mike Mansfield, "The Cuban Aftermath," 1 May 1961,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uba, no. 67; Arthur M. Schlesinger, J 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73.
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61-1963, vol. 10,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pp. 302-304.
⑧Chester Bowles, Promises to Keep,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330-331; Thomas Pa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3; Don Bohning, The Castro Obsession,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5, p.92.
⑨Rostow, "Notes on Cuba Policy," April 24 1961, DNSA/Cuba, no. 53.
⑩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22, 459-460; Lau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4.
(11)FRUS, 1961-1963, vol. 10, pp. 605-606.
(12)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76-479, 481-483.
(13)FRUS, 1961-1963, vol. 10, p.688.
(14)Lawrence Freedman, Kennedy's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7; James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 pp. 195-196.
(15)FRUS, 1961-1963, vol. 10, pp. 306-307;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14 August 1964, DNSA/CU1440, p.45.
(16)FRUS, 1961-1963, vol. 10, pp. 57-58.
(17)FRUS, 1961-1963, vol. 10, pp. 371-383;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S Military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Castro's Cuba," April 1981, p.10.
(18)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05-436.
(19)US Army, "U. 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January 1963, DNSA/Cuba, no. 2819, p.1;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46-47.
(20)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23, 516-517.
(21)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S Military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Castro's Cuba," p.11.
(22)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49, 51; FRUS, 1961-1963, vol. 10, pp. 638-639.
(23)FRUS, 1961-1963, vol. 10, p.710.
(24)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10-718; Fabian Escalante, The Cuba Project, New York: Ocean Press, 2004, pp. 99-100.
(25)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pp. 23-37; 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5-747.
(26)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71-772; 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p. 38.
(27)CIA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 85-61,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Cuba," 28 November 1961, DNSA/Cuba, no. 118.
(28)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7-748.
(29)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29 April 1963, DNSA/Cuba, no. 3087, pp. 20-21;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October 1963, DNSA/Cuba, no. 3164, pp. 6-7, 16.
(30)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9-756;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 17.
(31)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Washington, D. C.: Historical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6, p. 200;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55-56.
(32)Tomas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 New York: Pathfinder, 2002, p.87.
(3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1961-1964,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1, pp. 160-161; Mark White, The Kennedys and Cuba,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pp. 110-115, 118-119.
(34)FRUS, 1961-1963, vol. 10, p.785.
(35)Robert Weisbrot, Maximum Dange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83; Dino Brugioni, Eyeball to Eyeball: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 112-114.
(36)Jeremy Pressman, "September Statements, October Missiles, November Elec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10, no. 3, 2001, p.88;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p.506; David Larson, The Cuban Crisis of 196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pp. 5-6.
(37)Theodore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p. 669-670;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p.506.
(38)Thomas Paterson and William Brophy, "October Missiles and November Election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1, 1986, p.88; Robert Dallek,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3, p. 540.
(39)Tom Smit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U. S.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7, no. 2, 2003, pp. 266-267.
(40)Robert Weisbrot, Maximum Danger, p. 86; James Nathan, Anatom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p.84.
(41)FRUS, 1961-1963, vol. 10, pp. 868-869, 917-920.
(42)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90-792, 800-801, 955-956.
(43)CIA NIE 85-2-62,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Cuba," 1 August 1962, DNSA/Cuba, no. 256.
(44)FRUS, 1961-1963, vol. 10, pp. 947-949; Mary McAuliffe, ed., 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Washington, D. C.: CIA History Staff, 1992, p.23.
(45)FRUS, 1961-1963, vol. 10, pp. 957-958.
(46)Clara Nieto, Masters of Wa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p.79; Tomas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85.
(47)US Marine Corps Emergency Action Center, "Summary of Items of Significant Interest," DNSA/Cuba, no.571.
(48)Norman Polmar and John Gresham, De f con-2: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6, p.133; Mark White, Missile in Cuba, Chicago: Ivan R. Dee, 1997, p.76.
(49)FRUS, 1961-1963, vol. 10, pp. 1082-1083.
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赵学功,《历史研究》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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