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
1943年10月，宋子文、蔣介石在重慶與來訪的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中)合影。
與蔣相左 四度辭職
但是，蔣介石與宋子文仍有諸多相異之處。蔣出身小商人之家，以帶兵起家，在群雄紛爭中出頭，個性堅毅，諳熟中國傳統權勢學，做事柔軟細膩，自掌權後更是力圖建立個人威權統治。宋子文出身西化教士之家，畢業於美國頂尖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自幼浸染於西式文明，英文程度不亞於中文母語，十足西洋派，個性率直，又由於其理財能力和治政功績，難免有相當的自負與傲氣。
不同的背景與性格，使得蔣介石與宋子文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經常發生矛盾衝突。蔣介石對宋子文的不聽話頗為惱火，日記中常批評宋子文「飛揚跋扈」、「目中無人」。而宋子文又不願忍氣吞聲，時常反唇相譏，甚至乾脆以撂挑子相要挾。蔣宋關係日漸緊張，導致宋子文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四度辭職，1933年10月最後一次辭職，甚至辭掉所有政府職務，遠離國民黨的決策中樞，轉往民間，創辦民營的「中國建設銀」公司。
「規戒」敲打 賦閒七年
宋子文辭職後，將近七年時間「賦閒」在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拘押，宋子文親赴西安「救駕」，得到蔣的好感，惟因宋與蔣在對共關係等方面的主張仍不盡一致，事變結束後並未因此而復出。1937年7月全面對日抗戰爆發後，宋子文非但沒有留在國內，反而自11月起客居香港，成了閒人。在此期間，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宋的復出問題，如擔任廣東省主席或在行政院部會任職，但一想到宋的心高氣傲，蔣就頗為氣惱，認為宋「幼稚」，「各種主張，只有主觀，不察環境」；故對宋反覆「規戒」敲打，宋的復出未成事實。
蔣宋關係直到1940年才得好轉。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經濟財政面臨困難、亟須爭取國外的援助，而宋子文是知美派，蔣介石方才重新起用宋子文，命其擔任「私人代表」，赴美交涉美英對華援助事項。不過，蔣對宋的桀驁不馴以及兩人過往關係的歷史，始終存有心結，故其對宋的起用可謂走一步看一步，遠不到積極主動的地步。
1940年初，蔣連續約宋談話，告誡他「少年得志，應自知戒慎，切勿驕傲」；「望其改正性行」，「不可固執己見」。當宋要求行政院副院長職位時，蔣明面敷衍，暗中拖延，告以「副院長事屢想提出而未果者，總以官制無法常變，猶恐為他人所譏評。且此案必須經過立法手續，決非如普通提議或一紙手令所能發表也。」
蔣倚賴宋 斡旋華府
蔣介石與宋子文關係改善的契機源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認為，此時「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最為有力」，所以決定由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不過，即便如此，蔣宋對於若干問題的看法仍然常常相左。
例如，1943年中，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間，因為美國援華軍事的重點究在空軍還是陸軍以及反攻緬甸的計畫如何進行而出現意見分歧，蔣遂向美方提出撤換史迪威，宋子文亦隨蔣意而主撤史。然而，當宋子文好不容易說服羅斯福總統出換史迪威時，蔣卻變卦了。這是因為史迪威在得知蔣的態度後，主動向蔣示好，從而緩和了與蔣的關係，加上新上任的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也希望蔣不要更換副手(史迪威)，蔣遂同意繼續留用史迪威。這使得已經跟白宮方面說好的宋子文騎虎難下，宋子文盛怒之下，跟蔣大吵一架，蔣憤而摔碗，宋也奪門而去。蔣對於宋的不遜大為光火，日記中寫道，「子文之自私與卑劣，至此實無法再為赦宥，如不速去，則黨國之後患將不堪設想矣。」
宋子文因此再度失勢，不但被蔣冷凍在家，甚至連蔣介石到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蔣也沒有讓本應隨行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前往，可見蔣對宋怒氣之大。直到年底，宋子文寫信向蔣表示悔悟，又有宋美齡的緩頰，蔣介石才原諒他。
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爭執並沒有解決，1944年9月甚至發生羅斯福要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史迪威，這時蔣介石才回頭重新重用宋子文，並在12月讓宋子文代理主持行政院工作，1945年6月任行政院長，成就了宋子文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蔣宋不和 拍桌對罵
在蔣宋的多年關係中，蔣介石以其領袖地位而高居於上，對宋子文只有自上而下的頤指氣使，而難得推心置腹的平等討論。蔣日記中對宋的印象和評價，隨處可見的是「跋扈」、「氣盛」、「驕傲」、「固執」、「狂妄」等等。蔣自認是最高領袖，每每要宋配合他的政策及需要；而宋作為其部屬，卻屢違其意，屢屢與蔣發生衝突。在蔣看來，無異是「欺制元首，不問政策，一以個人之名位自保」。所謂「未任事無法聽命，既任事必致衝突」。
因此，蔣宋關係即便是在其最好的時期，也難免是磕磕碰碰，不無矛盾，更不必說在不好的時期，蔣對宋簡直是視若寇仇，動輒責罵，令宋難堪不已。國府監察委員王子壯指出，「二人均有強烈的個性，…宋子文氏態度倔強，遇事頗自負，此為與蔣先生不合之遠因。」 也有人認為，宋子文聰明自負，對蔣介石一向不太看得起，所以不大聽話，特別是蔣打仗要用錢，宋卻不痛快的滿足他，老拿「預算」、「國庫準備」做理由，使蔣深惡痛絕。尤有甚者，宋竟敢和蔣介石拍桌子對罵。宋如此行事，不討蔣的歡心也是勢在必然。
平心而論，宋子文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與個人天賦，早年赴美遊學，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式文化的熏陶，勤奮努力，能言會道，頗具幹才。投身南方革命陣營後，迅即嶄露頭角，得獲重任，成為國民黨內不可多得之財政和外交領袖人才。在抗戰時期中國所處的艱難環境中，他通過自身的種種努力，為中國堅持抗戰爭取外援，可謂功不可沒。但宋子文不太考慮國情與融通，顯得恃才傲物，在派系林立、人際關係複雜的中國官場，時有疏離之感；而他與國民黨最高領袖蔣介石的關係，雖是姻親，但仍不時出現隔膜與緊張。(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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