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充滿正氣的俠義精神
第二件事，“六四”之後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廣場，我說我不在，實際上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我就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兩個人一直在廣場，一個是後來寫出兩本關於鎮壓“六四”的書的吳仁華，他現在在美國，他是天天跟學生在一塊兒的。劉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廣場，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是廣場上的學生知道，劉迪主動給他們當顧問，也說明他的犧牲精神。
第三點呢，我把劉迪去世告訴我媽媽，我媽媽大吃一驚，她也很熟悉劉迪，我就有點奇怪了：你怎麼會認識劉迪呢？“六四”以後我和劉迪見面次數很少，我出獄後不主動見人，別人來見我，我很歡迎，在我那種嚴管狀況下，我有個原則不主動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媽媽和劉迪見面的次數反而比我還多，這說明了什麼呢？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劉迪就出現了，當你向劉迪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就消失了。我說這就是劉迪，這就是劉迪身上所繼承和發揚了的中國自古以來的那種俠義精神。大家都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見到劉迪，在我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在王軍濤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劉迪也給侯曉天、王軍濤的父母很大的幫助安慰。非常難能可貴。
劉迪強調一個正氣的概念。他說江澤民“講正氣”很可笑，中國現在一切以權為中心一切向著錢看，這都是邪氣。正氣與邪氣的交鋒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邪氣很重，但是我們不用失望，因為中國人的正氣這是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也是不時就會冒出來的。因為這個正氣是蘊藏在人性的深處的，它是不可能被什麼東西消滅的，它只是被掩蓋，但它不可能徹底被消滅。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就強調，現在已經是“九一三”以後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國人的正氣現在正在一個積蓄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疏導的辦法，它像“四五”運動那樣爆發出來那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劉迪，要弘揚劉迪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弘揚中國的正氣，我們要走向一個新的紀元需要這樣的正氣。劉迪正是這個正氣的一個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
孫慶祝（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76年那時我還小，18歲吧。“四五”那天廣場上有幾個人很讓人注意，印象中有三個人，一個叫王維衍的，針織廠的一個工人，後來聯繫不多；還有一個戴著白框眼鏡，穿一身藍衣服，從上午10點到下午，非常活躍；我見到劉迪大約是中午，他穿件洗得發白的藍衣服，比較莊嚴，領子扣都繫上了，戴一雙白色絨手套。中午從小樓談判出來以後，剛才子明說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訊地址，其他人就沒什麼聯繫。關進王八樓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12月5號我和周為民同一天放出來，印象很深，咱們是一批，你還在那兒組織大家操練，早晨跑步，賀延光也是，劉迪可能晚吧。
剛才談到正氣、正義，我覺得在劉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給他寫了挽聯，這麼幾句話：
真人劉迪：
不煙不酒不淫不娼不驕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愛敢恨敢想敢幹敢闖敢當；
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無欲無求無後無錢。
畢誼民：
我再加一句：最後他連身份證都沒有。
當年廣場上的風雲人物，報紙上都有報導，賀延光、周為民、劉迪……“小平頭”成為一個象徵。平反後，許多人還進入體制內，在團中央，王軍濤、韓志雄、周為民、賀延光是候補委員。老周說過，劉迪是特別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劉迪文章提到老周，“周為民，原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老周就說，這個東西不要這麼註明，這好像有一個官本位的情結吧。我寫這個為什麼要註明一下呢，就是想說，當時在體制內給你這樣的榮譽，有這麼好的一個發展空間，可是這些人為了我們社會的民主憲政，社會進步，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功利情結，你們自己從體制內出來。
中國又到了“四五”前夕
老鬼（馬波，《血色黃昏》作者）：
我和劉迪接觸不是特別多，但80年代就認識了。那時我那本《血色黃昏》在好些出版社碰釘子，出不了。後來鄭義看了，他特別肯定，但是他說你必須大改，徹底改，說暴力、黑暗面太多了，要增添一點光明面。當時我也說服不了鄭義，我說也不想改了，要真實地反映我們內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麼回事劉迪知道了，逐條反駁鄭義，他說真實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這樣保持原樣，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別深，跟劉迪也不特別熟悉，我需要他幫助，他就幫我說話。鄭義看了劉迪的意見後就說行，不用大改了。
還有，今年春天《我的母親楊沫》要再版，有個徐阿姨，我想找，劉迪說，行，我陪你去找。約好一個時間，他從三間房騎車到北師大，我一看地圖有50多里地，跟我一塊開車到永定門，白跑一趟。我請他吃飯，死活不肯，這是我惟一一次和他一起吃飯。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拍下了親友追思劉迪的照片。
賀延光（著名攝影師，四五運動參加者）：
我和劉迪認識是在出獄以後，接觸並不多，這些年各幹各的，但是在我心裏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追悼會上那句話非常好：“劉迪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把劉迪的精神，對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影響下一撥人，這是我們這撥人的責任。“四五”就是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對專制的運動，自發的群眾運動，我們不是有組織的，還是要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現在這個情況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這感覺對不對啊——和19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過）。後來網上要追“謠言”，我說你們追什麼“謠言”，1975年中央就發文件了，“七、八、九謠言四起”，三個月謠言滿天飛，層層追查，最後追查他媽一年多把你們自己弄掉啦。很多社會現象，對社會不滿，制度不滿，不是一層人的事，是層層人，沒錢的人不滿，有錢的人也不滿，老百姓不滿，官員也不滿，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但是我能做什麼，個人的能力都有限。
昨天我跟了一個帖，說只要有平台就要表達，不管你是誰給我提供平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一代人的。我們是從左到右從混沌到清醒，這個反思過程一定要讓下一撥人瞭解。我現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許多年輕人，至少是比我當時還清醒，因為我當時去天安門是覺得反正得有人出來，能幹多少事幹多少事，當時是那個感覺。現在很多人，學者專家教授甚至年輕人、40多歲的人——例如昨晚我參加一個“讀庫”聚會，參加的人，歲數我看都比咱們小，也相當厲害，至少比我參加天安門運動時還清醒。（《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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