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6日 星期三
中國今天又到了1976年“四五”前夕?
《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充滿正氣的俠義精神
第二件事,“六四”之後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廣場,我說我不在,實際上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我就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兩個人一直在廣場,一個是後來寫出兩本關於鎮壓“六四”的書的吳仁華,他現在在美國,他是天天跟學生在一塊兒的。劉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廣場,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是廣場上的學生知道,劉迪主動給他們當顧問,也說明他的犧牲精神。
第三點呢,我把劉迪去世告訴我媽媽,我媽媽大吃一驚,她也很熟悉劉迪,我就有點奇怪了:你怎麼會認識劉迪呢?“六四”以後我和劉迪見面次數很少,我出獄後不主動見人,別人來見我,我很歡迎,在我那種嚴管狀況下,我有個原則不主動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媽媽和劉迪見面的次數反而比我還多,這說明了什麼呢?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劉迪就出現了,當你向劉迪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就消失了。我說這就是劉迪,這就是劉迪身上所繼承和發揚了的中國自古以來的那種俠義精神。大家都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見到劉迪,在我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在王軍濤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劉迪也給侯曉天、王軍濤的父母很大的幫助安慰。非常難能可貴。
劉迪強調一個正氣的概念。他說江澤民“講正氣”很可笑,中國現在一切以權為中心一切向著錢看,這都是邪氣。正氣與邪氣的交鋒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邪氣很重,但是我們不用失望,因為中國人的正氣這是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也是不時就會冒出來的。因為這個正氣是蘊藏在人性的深處的,它是不可能被什麼東西消滅的,它只是被掩蓋,但它不可能徹底被消滅。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就強調,現在已經是“九一三”以後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國人的正氣現在正在一個積蓄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疏導的辦法,它像“四五”運動那樣爆發出來那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劉迪,要弘揚劉迪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弘揚中國的正氣,我們要走向一個新的紀元需要這樣的正氣。劉迪正是這個正氣的一個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
孫慶祝(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76年那時我還小,18歲吧。“四五”那天廣場上有幾個人很讓人注意,印象中有三個人,一個叫王維衍的,針織廠的一個工人,後來聯繫不多;還有一個戴著白框眼鏡,穿一身藍衣服,從上午10點到下午,非常活躍;我見到劉迪大約是中午,他穿件洗得發白的藍衣服,比較莊嚴,領子扣都繫上了,戴一雙白色絨手套。中午從小樓談判出來以後,剛才子明說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訊地址,其他人就沒什麼聯繫。關進王八樓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12月5號我和周為民同一天放出來,印象很深,咱們是一批,你還在那兒組織大家操練,早晨跑步,賀延光也是,劉迪可能晚吧。
剛才談到正氣、正義,我覺得在劉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給他寫了挽聯,這麼幾句話:
真人劉迪:
不煙不酒不淫不娼不驕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愛敢恨敢想敢幹敢闖敢當;
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無欲無求無後無錢。
畢誼民:
我再加一句:最後他連身份證都沒有。
當年廣場上的風雲人物,報紙上都有報導,賀延光、周為民、劉迪……“小平頭”成為一個象徵。平反後,許多人還進入體制內,在團中央,王軍濤、韓志雄、周為民、賀延光是候補委員。老周說過,劉迪是特別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劉迪文章提到老周,“周為民,原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老周就說,這個東西不要這麼註明,這好像有一個官本位的情結吧。我寫這個為什麼要註明一下呢,就是想說,當時在體制內給你這樣的榮譽,有這麼好的一個發展空間,可是這些人為了我們社會的民主憲政,社會進步,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功利情結,你們自己從體制內出來。
中國又到了“四五”前夕
老鬼(馬波,《血色黃昏》作者):
我和劉迪接觸不是特別多,但80年代就認識了。那時我那本《血色黃昏》在好些出版社碰釘子,出不了。後來鄭義看了,他特別肯定,但是他說你必須大改,徹底改,說暴力、黑暗面太多了,要增添一點光明面。當時我也說服不了鄭義,我說也不想改了,要真實地反映我們內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麼回事劉迪知道了,逐條反駁鄭義,他說真實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這樣保持原樣,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別深,跟劉迪也不特別熟悉,我需要他幫助,他就幫我說話。鄭義看了劉迪的意見後就說行,不用大改了。
還有,今年春天《我的母親楊沫》要再版,有個徐阿姨,我想找,劉迪說,行,我陪你去找。約好一個時間,他從三間房騎車到北師大,我一看地圖有50多里地,跟我一塊開車到永定門,白跑一趟。我請他吃飯,死活不肯,這是我惟一一次和他一起吃飯。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拍下了親友追思劉迪的照片。
賀延光(著名攝影師,四五運動參加者):
我和劉迪認識是在出獄以後,接觸並不多,這些年各幹各的,但是在我心裏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追悼會上那句話非常好:“劉迪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把劉迪的精神,對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影響下一撥人,這是我們這撥人的責任。“四五”就是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對專制的運動,自發的群眾運動,我們不是有組織的,還是要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現在這個情況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這感覺對不對啊——和19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過)。後來網上要追“謠言”,我說你們追什麼“謠言”,1975年中央就發文件了,“七、八、九謠言四起”,三個月謠言滿天飛,層層追查,最後追查他媽一年多把你們自己弄掉啦。很多社會現象,對社會不滿,制度不滿,不是一層人的事,是層層人,沒錢的人不滿,有錢的人也不滿,老百姓不滿,官員也不滿,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但是我能做什麼,個人的能力都有限。
昨天我跟了一個帖,說只要有平台就要表達,不管你是誰給我提供平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一代人的。我們是從左到右從混沌到清醒,這個反思過程一定要讓下一撥人瞭解。我現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許多年輕人,至少是比我當時還清醒,因為我當時去天安門是覺得反正得有人出來,能幹多少事幹多少事,當時是那個感覺。現在很多人,學者專家教授甚至年輕人、40多歲的人——例如昨晚我參加一個“讀庫”聚會,參加的人,歲數我看都比咱們小,也相當厲害,至少比我參加天安門運動時還清醒。(《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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