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
◇ 一同破灭
张春桥将老婆留在上海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要这样做呢？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获，后来自首，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到处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历史没有朝着“四人帮”策划的方向走，但是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一伙相互勾结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了。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地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 张春桥的离婚梦破灭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于生理账。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也随着他的覆灭而从此破灭。
◇ 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大熊”，陕西人。张春桥平时很喜欢这个警卫员，这个时候，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招回了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
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大熊”来到怀仁堂。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
纪和春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
于是，纪和春就引着张春桥朝里面走。
这时，“大熊”也跟在后面，想随张春桥一同进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大熊”拦住。
张春桥这时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春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跟着纪和春进去。
当他们推开“会议室”的门时，从门后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在前大厅被拦住之后，就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他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要朝里面走。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这几个人就要冲上去缴“大熊”腰上的手枪。
“大熊”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对“大熊”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
这是令“大熊”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大熊”。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大熊”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
“大熊”将攥在手中的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厅里，一场剑拔弩张的“警卫员之战”终于结束。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华国锋这时站起来，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张春桥听完后还想反抗，被纪和春上来给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历史老人总是这样及时地惩治邪恶，张扬正义！
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 王洪文向妻子提出离婚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
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发迹，完全是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栽培。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召见王洪文。
在听取了王洪文对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张、姚指示他，必须迅速回到上海，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夺权。
1月4日，王、张、姚3人飞回上海。上海文汇报社在全国率先开始夺权。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宣布夺权成功。
在把持了宣传舆论工具之后，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幕后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于是，新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班子开始形成，张春桥担任主任，总揽上海党、政、财、文大权，姚文元担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担任了副主任。
从此，王洪文这个极不引人注目的“小兄弟”，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一手栽培下，开始步入中国政坛。
在张、姚、王的一手策划下，全国上下开始向地方党委和政府夺权，王洪文则成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人物。
197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
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党的副主席，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从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一下子成了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深深地明白，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帮助”的结果。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得紧紧地依靠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在他之前早已与江青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王洪文进京不久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虽然职务一下子跃上张、姚之上，但对这两个人的“知遇之恩”，他是感激万分的。对于江青，因为她的头上有一道“第一夫人”光环，为着共同的利益，王洪文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
于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苦出身”的王洪文自从登上权力的峰巅后，生活上更是奢侈。据有关资料记载，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有9辆汽车。到外地“视察”时，他嫌坐的三叉戟飞机太小，要坐707，睡前要喝一次西洋参汤。他喜欢打猎，就硬要有关工厂为他制造“奇异牌”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生产，来为他日夜赶制。最后造了20只，他却只选了两只，耗费国家资金是当时的1万多元。又为他专门精制了5块高级钻石牌日历手表，调动7个工厂和1家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万多元。他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研制这个杯子的高档盖就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制造了两套模具……王洪文的生活开始腐化。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以后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工作，使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各行各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效。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动摇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根据中央的安排，此间的王洪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作调查研究。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王洪文认为机会来了，他将当时的秘书肖木叫来，要他写一篇讲话稿，准备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自己登台“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从而达到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又作了修改。就在他将第二次修改的稿子送印刷厂，并准备出三稿的时候，他却将自己的这份“报告”悄悄地收起来了。
原来，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破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2日－－离“四人帮”的覆灭还有4天，王洪文还在做着他的篡党夺权以及离婚的美梦，他洋洋得意地为自己拍了好几版的“标准像”。
用王洪文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个连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具备的人，是靠着“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
“四人帮”的其他3个人，也都承认王洪文是一个不理“正事”的“白相人”。
这时，王洪文对离婚的事情向妻子催得更紧。他不但让自己的秘书去做劝说，同时还让他在上海的余党去帮着做这件事情，并答应了崔根绨孩子归女方的条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后，曾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正当王洪文满怀希望准备离婚时，形势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
◇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沈国凡，《文史精华》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