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

　　对马勇先生来说，“历史”还是“故事”都不重要，念兹在兹者其实是“启示”。于是面对书中触目皆是、跟鱼骨头一样生硬的现代语汇，尽管一度有时代措置的愕然，但随即也就释然了——大概这些都属于“预流”的标帜罢。


　　近读周一良《郊叟曝言》，谈到邓广铭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又列举邓著多本人物传，推许“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纪念邓先生》，《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论出身，周先生属燕大——史语所一系，而治学取向，倒可将他对邓先生的评论移用：“早在学生时代，就受知于胡适之先生、陈寅恪先生和傅孟真先生，他的史识从议论到分析都是很宏通，容易接受的。”读此，深感先贤自有今人不可及处。

　　对吃历史饭的人来说，“研究历史”与“写历史”，非一而二，二而一欤？但在今天，实已被生生打成两橛，且有愈演而愈乖离之势。学院体制与专科化取向下，凡从业者，单就逻辑论“研究”便可自足，论文、专书一旦进入学术发表程序，就不必在乎有多少受众；至于“写”，余事耳，不仅须“不惮辛劳不惮烦”的精神，或还有“吃力不讨好”的风险。不论段位高低的学问家，大都固守“学者”（“高深学术探讨者”？）定位，终不肯“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而大众一面，大概不少人意识中会把“历史”与“故事”画等号，觉得史学本来最需要、也最适合“讲故事”。不过回到现实中，又只能抱怨今天的历史著作实在没有多少“故事性”和“可读性”。

　　中国人多少都舍不下那点“历史癖”，又无从发展“考据癖”，于是真相未得，先要“教训”，这种急迫的心态，对于近代史尤然。有需求就有市场，读书界呼唤、出版界打造“新黄仁宇”、“新唐德刚”的事业从未停止。这里约有两个着力方向：一是往前、往外找，数年间蒋廷黻、李剑农、郭廷以、徐中约、陈恭禄的著作被多次重印或引进。这些作者背景参差，功力与史观各异，惟宣传基调倒颇显一致，有明说有暗示，总之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个不同于主流的“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另一方向是内部挖潜，定位“通俗历史读物”的各路各色作者（而以学院外专业外居多）层出不穷。平情论之，在个人经眼稍多的近代史方面，确有不少兼具文史素养与淑世情怀的作者，对“大时代”中的“小细节”有着持续的关心，不遗余力地打捞着“私人记忆”、追踪着“个体命运”、叩问着“历史深处的误会”，向着“于幽微处见宏义”的理想再三致意。由此，当“民国范”或者“知识分子热”一类本来有特定局限的话题竟一跃为“社会”的热点，实在不需要太多惊讶，哪怕所谓“学界”在这些话题上实已处在下风，而不得不采取追随态势或干脆“失语”（当然分自愿与心有不甘而不得不如此两种）。只要承认非学院作者的执著（同一意思不惮反复申说）与勤奋（往往既“著”且“编”，特别高产），就足够令“清高”的学院派汗颜。

　　鉴于供求间的巨大缺口，马勇先生作为目前为数极有限的出身学院而卓有成就的，且有志于写作普及读物的近代史专业学者之一，他的面向大众的著作，实在应受到热烈欢迎，并值得高度期待。大约从2008年起，马先生开始对大众“讲故事”，而且一路讲到了今天，这些“故事书”的不完全目录（难保尚有未经目者）列下：

　　一、《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二、《1900年中国尴尬》（中华书局2010）三、《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四、《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五、《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六、《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七、《清亡启示录：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中信出版社2012）八、《容忍历史不完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2）九、《大变革时代：1895-1915年的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十、《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重述1840-1911年故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十一、《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从戊戌、庚子、辛亥，到“晚清二十年”，再到“大变革时代”、“近代中国”，言说对象范围的延伸是显见的；从单纯讲“故事”，到“容忍”、“坦然面对”，再到“重新认识”，言说主体姿态的高扬，似乎也配合着同一个节奏。同样有目共睹的，是作者绝对不输于人的“执著”（“1898年的故事”连讲三遍）和“勤奋”（五年内写了超过十本书）。笔者当然不可能通读这些书，但初步印象是，其大致仍循传统政治史的叙事框架，以近代重要史事为主干，并以高层政治为首要讨论对象，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少有涉及。当然，这无可厚非。近年史学研究目光朝下已成趋势，遂有“重提政治史”的呼声，不啻意味着“政治史”被边缘化已经好久。近代政治史之重新检讨实有必要，且空间巨大。问题在于，史料拓展或史实重建，均非易易，“征实难巧”而“翻空易奇”，急欲有所言说、有所突破者，惟有阐释出新出奇一途。笔者拜读马先生著作后，感受到双重遗憾：（一）在书里没有读到什么精彩的故事；（二）反而被灌输了一大堆未经论证、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说，前者引起的只是习惯性失望罢了——果然继续保持了专业史家的某一本色；那么，后者则带来巨大的意外——这难道不是专业史家做的最最外行的事么？

　　鼎尝一脔，即可知味。姑借《晚清二十年》一书略为申说。此书时间跨度是1886-1911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已囊括马先生最有研究心得的部分。还有就是，它是手边可见唯一带注释的一本（全书340页，共六十一个注）。对笔者来说，这些注的唯一好处是可以稍知凭借，较便于发言。全书基调大致可概括为：晚清历史被改良主义者、革命者多次妖魔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统治者背负了太多误会，有必要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和敬意”去看待历史，从而发现——“过去所接受的历史认知可能还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可能并非先前所说的那个样子”。

　　在马先生多个“反妖魔化”壮举中，先说对本人冲击最大、颠覆最深，同时也是全书申说最力的一例——所谓慈禧与光绪不共戴天、视若仇雠，非历史真实，而是“政治反对派的肆意攻击与诋毁”，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谎言”（262、264页）。康梁时论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且“文本”屡经改写，观念颇具“层累”意味，本不可径引以为信据。马先生谓政治反对派对清朝蓄意抹黑，不当偏听偏信，确为有所见，但不必是孤明先发，甚而过犹不及，从“谎言”的一头急遽跃至另一头，推出极端观点，更加令人瞠目。试举观点一：“瀛台囚禁”是光绪帝自愿赎罪之举，因为（一）“错看康有为而自责不已，执意不愿继续在第一线主持朝政”，“觉得这事忒没面子，于是以生病为由关了自己的禁闭……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瀛台不愿出来”；（二）“他的身体状况似乎也不会允许他像过去那样废寝忘食，日理万机，再加上他无法生育自己的皇子已经是不能更改的事实。”（123、157页）观点二：“己亥立储”不得不行而受外界误解，“要害”在于（一）“皇上的病一是太难说出口”；（二）“皇上的病情在一惊一乍后更有加重的趋势”，“已到了清廷不得不考虑皇上万一实在支持不下去或‘龙驭上宾’的善后问题”（124页）。那么，如何证明呢？就是不用证明但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皇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人”。因为：“光绪帝自年幼时代就身体不好，经过戊戌年的惊吓，可以肯定其龙体又受到新的损伤”，“应该相信光绪帝的健康状况在1899年初确实出现反复，甚至日趋严重”（124、127页）。马先生不同意光绪在瀛台“静养”被说成“幽禁”，也反对“皇太后对皇上的任何关爱”被解释成“别有用心”，于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些史实，其实还是应该相信一个合法的主权政府不会如此卑劣地造谣误导。我们在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中根本看不到康、梁等海外政治流亡者所说的那些事情。”（128页）至1899年12月，清廷上谕驳斥康梁言论，强调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告诫中外勿信谣言。马先生又认为，这是因“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终于惹恼了清政府，甚至惹恼了光绪帝”（128页）。然而，无法视而不见的是，在此前后清廷内部正紧锣密鼓选拔小皇帝，对此“令人不解”处，马先生是这样打发的：“作为政府文件，应该相信其严肃性”；“如果基于同情立场去看待清政府这一重大决策，其实也不难感到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还是应该从光绪帝的病情、清代皇帝的传承体制等方面去寻找”；“从善意角度去理解己亥年建储活动应该是一条思路，大阿哥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培养，将来接替光绪也不是不可以。”（128、129页）

　　至此，差不多可以小结一下写法了：叙事则照搬官方史料，换言之即抄上谕，议论则人家怎么说，就相信人家怎么做，凡有异说，则一律归为“造谣”。昔人有言“才繙史略，即可成文，凿空生义，僻谬不情”，诚此之谓也。欲由“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来为政治敌人背书，何异缘木求鱼？如果可以径听单面声音，而不必研判材料性质，排比辨析、去伪存真，那还要史学家何用？殊令人不解者，为何马先生对康梁毫无信任，直斥为“有意造谣”、“散布迷雾”，而对清廷独具“同情立场”、“善意角度”，因之深信不疑，照单全收，同一怀疑精神何不能持平贯彻于双方？标榜“从一个王朝政治本身去理解王朝政治”，莫非就是“从一个王朝的官方文件去理解王朝政治”？专业历史学者表现出的“非历史”和“不专业”，徒令读者齿冷。

　　这还没完，同样的“神论证”在光绪、慈禧相继死亡上又次重演，并达到高潮。先是对光绪被害的所有猜测和论证一笔抹杀，认定都带有“阶级斗争时代的深刻印痕”，“慈禧太后政治上的反对者肆意编造的印痕”，证据则继续老套：“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没有这方面丝毫记录，当年能够真正接近权力中枢的大臣们也没有人对光绪之死表示过怀疑。”（260页）“民间的传言和议论当然不能代表历史真实，而历史真实只有当事者或政府当局知道。作为一个享有主权的政府，我们不必怀疑清政府在道德上的起码诚信。”（261页）“光绪帝的死亡对慈禧太后的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后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命苦……也就一命呜呼了。这个解释不仅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而且应该更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和逻辑。”（266页）

　　“这个解释”来源就是慈禧遗诏，马先生用此谆谆劝告读者，“不应于此不疑处生疑，更不应该疑其母子之间的真感情。”何谓真感情呢？据说“他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和谐，而是荣辱与共”（262页）；“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精心照料、耐心辅助”（265页）；“如果从日常情理的层面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皇上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方面将要负起的责任，因此对于皇太后是尊重的，敬仰的，佩服的，对于皇太后的所有安排、嘱咐，一般地说来是照单遵守、认真执行的。”（264页）又据说，长期肾病和遗精对光绪构成“男人无法说出口的羞耻”，也造成他“性格稍有扭曲”，因为——“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的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作为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对此，慈禧能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265页）

　　马先生对慈禧充满“同情”，以至于“移情”，不知不觉竟至于角色代入：“表面上的辉煌和体面怎能填满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的寡妇守着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和寂寞。”（262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的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的危难、一切的坏事留给她呢？青年丧父、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265页）

　　不需要再引了罢。再引的话，越看越像宫斗剧剧本了。尝记吕思勉先生以“再造以往”为史家最要之事，即“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然区分史事为“特殊事实”与“一般状况”两类，后者“重常人，重常事”，前者则与普通见解多相反，“因为许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当时总是秘密的”，当时无论局中、局外人，“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关系，其见解总不能平允”，故真相须历久乃明（《吕著史学与史籍·历史研究法》）。马先生最喜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从温情和敬意的情理”，“日常世俗伦理”来“重构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亡的真相”（262页）。然此恰恰不是“常事”，不能径用常情判断，何况，“常情”非出于实证，而多由假说和推论，一旦书中充斥“如果”、“或许是”、“应该相信”、“完全可以想象”、“应该是事实”、“也不是不可以”……一旦“假设史学”也成了史学，一旦逻辑代替论证，那真搞不懂马先生所讲的，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故事”？

　　马先生一面号称晚清史有“许多还可继续探讨的空间”，一面对有关光绪之死的大量史学、医学研究取无视态度，如果白纸黑字尽可能是“谣言”，那么光绪头发标本中测出高得离谱的砷含量这样的“物理存在”呢？是不知以为无有，还是明知故意不提，此处未敢悬揣。但类似的情况，又在戊戌政变、义和团战争起源、载沣罢免袁世凯等重大关节论证上反复出现。历史通俗著作应以准确和可读性为最要，或不必一味强求原创、一一交待史源，然如何处理与先行研究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专题研究深度，以及是否需要反映最新（哪怕较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恐怕都是一个严肃的作者所应该思考与回应的。否则，所谓“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不过是离开既有研究基石的危险腾空或大踏步倒退。

　　兹举两例。（一）马先生谓张汝梅、毓贤在山东巡抚任内，“经清政府批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这些民间结社纳入体制内”（137页）。按此引语不过为奏折中说辞，未经批准，何可以事实视之？且原意并非直接变义和团为乡团，而是先将其取缔，再收编其成员。又谓1899年毓贤以“神来灵感”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138页），实则这是一个流行已久且早经推翻的假说，相应论证可见林华国先生《历史的真相》一书。（二）马先生谓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俄为师，师法俄国”，复举严复为例，“当胶州湾发生后，严复一方面对沙俄乘人之危谋取不义深表不满，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执政者要虚心地学习俄国。”（199页）按“以夷制夷”为晚清驭外惯技，然就一般论，晚清士夫对俄国抱好感者并不多见，有关以俄罗斯为“战国之强秦”加以口诛笔伐的诸多记录，王尔敏论文罗列已夥（《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主联俄者不能说没有，但举严复为例恰凿枘不合。戊戌前后维新派本力主联英、日，严复在《国闻报》发表《中俄交谊论》，格调迥异，宜乎引人瞩目。而据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的研究，《国闻报》成立前后，受到俄国的忌恨与收买，《中俄交谊论》是“为了报馆生存而敷衍俄国间谍的文字，不可作为评论他们政治观点的依据”（《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今以严复违心之言，畅论“中国终于在俄国人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先例”（200页），岂非南辕北辙？

　　与比比皆是的论断形成反差，以争取一般读者为目标的本书竟出奇“干燥”，实无多少细节可供体味，有趣的人物和故事更是严重欠奉。据说“人物”一直是马先生的研究长项，曾为上起李斯、董仲舒，下至胡适、丁文江近百号人立传著说。然而，诚令人遗憾，通读全书，除了对“应该是”、“可能是”一类判断句式印象深刻，对慈禧、光绪这头两号人物形象仍旧模糊。至于康、梁，虽被念叨不休，但始终不过拿来充当反光的背景板，缺少实质内容的刻画。其他呢，大概只剩下一个个人名外缀一串形容词而已。比如康广仁，马先生要为“变节求荣说”翻案，但用来说服读者的，竟是“可以相信的一点是，当康广仁不得不作交代时，一定是侃侃而谈，他甚至以毫不畏惧的精神滔滔不绝，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炫耀也带有几分遗憾地谈到了他们的计划，他甚至会说……”（218页）。又如摄政王载沣，“或许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不是一个有胆略、有智慧、有权术的政客，但他确实是一个好人，是当时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最具有世界眼光的贵族”（278页）。怎么看都像极用胡萝卜印盖戳的人品鉴定书，先不问其真假，总之用作标榜的“知人论世”的本领，完全无从领略。

　　写到这里，差不多明白，对马先生来说，“历史”还是“故事”都不重要，念兹在兹者其实是“启示”。于是面对书中触目皆是、跟鱼骨头一样生硬的现代语汇，尽管一度有时代措置的愕然，但随即也就释然了——大概这些都属于“预流”的标帜罢。再借新政数章，试举几例。（一）强行比附，似是而非：“光绪爷既不愿意承担失察的政治责任，也无法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工作”（123页）、“大清王朝最高领导人真的认同了危机意识，认同了普世价值，认同中国必须世界化，必须与世界同步发展这一客观而不可更易的大原则”（176页）。“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一个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保护者，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不再下球场与球员一起踢球，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再与民争利，所有领域，包括新创办的工商、交通和金融，一律向所有资本开放，所有资本均享有同股同权的国民待遇。”（188页）“改革原本应该进入深水区，不料却在制度层面出现了困难。”（193-194页）（二）比附，但明显不实：“将中国逐步推向世界一体化的轨道确实是张之洞、刘坤一的真实想法”、“至少在张之洞的思想深处，他清醒地知道中国的强大决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绝不是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而是要有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178页）“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当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197页）（三）索性连比附也省却，在一无直接关系，二无证据链的前提下，径直为历史中甲乙方的情感甚至心理代言：“中外大臣的不懈坚持，反复劝说，终于使两宫回心转意，重新认同了政治变革，回到向西方学习的正确轨道上来”；“封疆大吏、明智之士的执著终于感动了朝廷，清廷于1901年8月29日发布上谕……”“摄政王载沣和清政府的诚意、决心，深深打动了各地立宪党人，使各地立宪党人觉得一定要踏踏实实按照九年立宪规划去执行，一定要在1909年将各省咨议局选举完成。”（175、185、280页）

　　清末十年，最易让人产生联想。近来学界开始反思，清廷在十年间推行改革不可谓不力，对外方面上也不乏振作迹象，并未见特别明显的倒行逆施，为何反引发革命，迅速覆亡？改革主动力来自“上”还是“下”，政府“扩权”与“再造”社会是同步一律还是零和博弈？“与世界接轨”与“洋人的朝廷”是历史误会还是硬币的两面？这里实有大量问题需要好好研究。然在马先生笔下，新政在“风云突变”之前，基本上只有“凯歌行进”的单一剧情。从组建督办政务处，看到“新政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置什么禁区”（194页）；从地方官制改革，看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开端，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热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很大提升”（242页）；从各省咨议局选举，看到“会议开得非常好”、“议员们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激烈而有秩序地讨论着各种议案，充满诚意、善意、严肃而礼让的美德”、“中国终于走出了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民主生态一定会改善，民主选举一定会逐步走向成熟”（281-282页）；从预备立宪缩短年限，看到“清廷对于这个宣布是认真的，宣布之后清廷也是踏实筹备，踏实进行的”（298页）。马先生总结说，“我们不能说清廷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只是反对者、后人看来，“可能还不叫政治改革，充其量只是行政体制改革而已”。这是全书多次出现的“历史主义观点”（此处引马先生语，不涉“历史主义”的原典意义）的再次搬演，从这一观点出发，慈禧太后“从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176页），载沣坚持立宪计划“并不表明他在故意拖延”，“而是在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理想，而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个负责人的政府、负责人的政治家必须做的”（287页），“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340页）。这些判断究竟是否属于“事实”，笔者没有再追问的力气；而从这些判断可以收获何种“启示”，却是不敢深想。

　　在本书最末，马先生号召读者对大清王朝“执政团队特别是隆裕太后的深明大义，断然决定”、对他们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潇洒和智慧”铭记在心，“以温情和敬意去看待一个王朝的消失”（335页）。不必再去喋喋纠缠清亡一刻，那对“孤儿寡母”有过怎样的惊惶失措、愤懑无助、满心不甘然又无可奈何，不必管他们离“潇洒”、“智慧”、“深明大义”有多远，我只佩服马先生有毅力将“坦然”和“容忍”贯彻到底，虽然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一种“恕道”，还是“乡愿”？

　　笔者曾为是否要写这篇文章犹豫，在友人处瞧见马先生新鲜出炉的《容忍历史不完美》后，竟将“容忍”之心泯灭，深恨不受教诲有至于斯者。据说这书连同《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都是“编辑朋友”“创造性地理解市场”，从“已经发表或已写好而尚未发表的文稿中选编出来的”。好奇心遂又发作，竟发现《容忍》一书基本是《二十年》打乱章节、另拟标题的重排本，而尤妙者，后一书“后记”也改头换面移用作前一书之“序”，“一鸡双吃”，倒全不糟践！《红楼梦》里妙玉有一句隽语：“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莫非马先生真把读者当做只晓“解渴”的东西？或如旧条约体系下西人之待华人，另使“一套”也。我由此及彼地联想，马先生待市场如此，视专业写作又如何？莫非果真截然分作两事，一则尚知边界所在，守住规矩画好圆，一则可以自降标准，或听编辑摆布，乱云飞渡，我自从容？究竟如何，已非吾辈有兴趣有能力置喙，且待有心的专业人士索解。

　　最后要说的是，各人读书口味不一，见仁见智，固难强同。马先生的书有“人气”，不会是无理由的，不见尚有嗜好者以“中国的房龙”期之欤？但回到本文的开头，“研究历史”与“写历史”自为两事，层次递进，秩序终不可乱也。毕竟只有先“研究”，然后才能“写”，古今一律。在此意义上，周先生的话，对学院内外所有人也仍是同等适用的。■

　　杜树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