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远因超过百年——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据说，历史学界中有一派，主张把重大事件放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看清楚其来龙去脉、意义云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这个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机制，则近因不晚于毛泽东出掌中共；远因至少萌发在鸦片战争。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直至十九世纪前期，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历史”，只包括欧洲大陆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区”，是为“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独有偶吧，那时的中华帝国也真诚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料，列强炮舰几艘、兵将数千就在中国入无人之境了。此事对中华民族的刺激太大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若不尽快崛起，几于无地自容。

    历史学家如黄仁宇等解释社会进程、民族运动，又有“接力”之说。认为：不同党派、集团相继以不同的方式领导国家，其争权夺利背后的推手，是承先启后推动国家改造、民族进步的大趋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三十年》中说：“历史本身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授权他们以历史的名义说话、做事。”近代中国迄自1840年，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乃至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发起人心里做何打算，其号召民众的共同点有“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之意，区别在于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从这个大脉络上看，为了雪耻与富强，中国人什么办法都乐于尝试。《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师夷之长以制夷”。一一筛选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欧美留学生倡议，响应的人不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共产党指导，施行的力度大。多种方案里，“改变社会制度”强暴胜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恢复其世界地位。虽然帝制结束进入共和，抗战胜利跻身四强，但是，社会改良缓不济急，非大动干戈不能扫清障碍、兴利除弊。

    确实，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非改变制度不可；公有制、集体化、党领导，易于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国民党虽然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与独立，终因无力协调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会环境、发展经济，令民众失望而被共产党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针政策与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国方略完全不同，而且头头是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办法都试了，与西方的差距仍然悬殊地令人汗颜。人们不免打起精神，给共产党这个机会。

    中华民族信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远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建设，我们就把土地划归集体、工厂交给国家；你说我们得艰苦朴素、发奋图强，我们就节衣缩食配合你的票证定量；你说右派干扰党领导建设，我们就批判剿灭绝不留情；你说来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激发一下民心，我们砸锅卖铁没有二话；你说美帝组织包围圈遏制中国，我们就与他势不两立；你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落井下石，我们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党内国内埋下的别动队；……。

    中国人的境界真高啊，牺牲精神举世无双。谁能拿出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方案，忍辱负重也心甘情愿。不然，十个中国共产党、一百个三头六臂的毛泽东，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像人家说的，一个时代有一种紧箍咒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并配以相应的行为方式。没有人能够超越、不受它的制约。毛泽东的基本队伍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人民大众。那道紧箍咒可以归结成十个字：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党内从建立开始念，国内从建国开始念，闻者无不动容。

    人们有时会奇怪：洋人谈到中国的文革，好像不那么大惊小怪、不可思议。仅仅因为事不关己、没有设身处地吗。看似不止于此，却原来，各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大同小异，多半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法国大革命，几乎杀光了国内的贵族；因为他们担负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罪责。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德意志复兴的障碍”；美国种族歧视，因为有色人种与他们的文明高度不配。苏联大清洗，因为党内有一支西方势力豢养的第五纵队。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参与。

    陈寅恪、沈从文等又说：文献资料需与文物对照，才能恰当地解释历史现象。文革之兴，符合当时的社会基础、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随便上网搜搜图片视频：天安门前的“红海洋”、机关学校的“大批判”、工厂车间“讲用会”、田间地头的“表衷心”……，都是现场纪录不是摆拍哦。历史真相不因参与者愧疚而装聋作哑或文过饰非就改变行迹。所以，说文革是毛泽东利用甚或迎合了人们的“革命要求”，才顺利发动起来的，不无凭据。其实，毛等号召七亿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党内走资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国将沦为列强的附庸。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此言绝非强词夺理、大言不惭。毛泽东之在中国获得神祇的尊荣与地位，人民群众的信服崇敬、抬举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们造了这么个神，原意是希望他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不料，他与我们一样，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别无它策。任凭革命的惯性，把最后的能量在继续革命中消耗殆尽。乐极生悲似地，在中华民族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转向苦难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不必因为认真出演文革闹剧而自惭形秽，历史的法则中根本就没有“直线进步”这一条。民族成长、社会进步反而只能是一个痛苦挣扎、迂回曲折、误打误撞的过程。一切高瞻远瞩、正确路线，都是事后添注。幸而，我们是一个知错即止、善于学习的民族。转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历史的进程中，莫说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国近现代史，在以往几千年、未来无限远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人生的价值在于经历人之所无。我们能够期望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史无前例又后无来者，让我们独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
 
     首发于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