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劫数——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经受它洗礼的人。回顾那个时代，恍若隔世；个中种种年轻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它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几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文革之类的动乱。革命运动像运动中的物体一样，具有惯性；社会活动与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还带有领袖人物的个性。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毛泽东嗜权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择手段紧握权柄；与有些独裁者不同，掌权不是其终极目的地，权力只是他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

    毛泽东及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向落后，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颇原始。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的途径，基本依赖“皇家旨意英明与否”。中央集权需要公有制基础。而帝制崩溃后的中国，中央集权有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依旧是一盘散沙。于是，许多人把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后来的日本侵华等民族灾难的根源，归结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其理论解释，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解决方法有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并顺利地号召了各界民众。四年内战夺取政权，顺理成章、万众拥护、意外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国家。

    建国初期，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国防成就不俗。理论与实践俱全。全党全国不免以为，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势头的延续，不仅得力于中共的宣传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敌视中国、“帝修反”国家本身行为不检、社会弊端过多等的因素。即便资讯是开放的，西方世界的对华吸引力也颇有限。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堪比乌托邦，价值观念近似清教徒。人们乐于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自由民主乃多此一举；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物质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为。

    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圣人身上。而毛泽东就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怀着这样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亿万人民中间予取予求，何足为奇。

    可惜，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历史视野、抱负事业竟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他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势的规模与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增长”也不耐烦。渴望移风易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达此目的，非继续革命不办。历经多年铺垫经营，毛孚众到全党全国追着请他独断乾纲的程度。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无一不在朝野一呼百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轰轰烈烈、“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方式，毛泽东的做法符合逻辑，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推波助澜。并非复兴心切“慌不择路”，实乃历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彻底失败，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们，只能以“参与了一次社会改造试验”，聊以自慰了。计划经济的国策、集体主义的理想，阶级分析的思路、暴力斗争的方法……，毛泽东不用，别人也会用；效力有多大、值与不值得，如同纸上不能谈兵，用过才知道。曾经窃喜恭逢其盛、谁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为警示后人不再误入歧途，自残了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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