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
中华民族的劫数——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经受它洗礼的人。回顾那个时代,恍若隔世;个中种种年轻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它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几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文革之类的动乱。革命运动像运动中的物体一样,具有惯性;社会活动与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还带有领袖人物的个性。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毛泽东嗜权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择手段紧握权柄;与有些独裁者不同,掌权不是其终极目的地,权力只是他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
毛泽东及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向落后,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颇原始。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的途径,基本依赖“皇家旨意英明与否”。中央集权需要公有制基础。而帝制崩溃后的中国,中央集权有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依旧是一盘散沙。于是,许多人把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后来的日本侵华等民族灾难的根源,归结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其理论解释,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解决方法有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并顺利地号召了各界民众。四年内战夺取政权,顺理成章、万众拥护、意外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国家。
建国初期,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国防成就不俗。理论与实践俱全。全党全国不免以为,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势头的延续,不仅得力于中共的宣传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敌视中国、“帝修反”国家本身行为不检、社会弊端过多等的因素。即便资讯是开放的,西方世界的对华吸引力也颇有限。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堪比乌托邦,价值观念近似清教徒。人们乐于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自由民主乃多此一举;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物质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为。
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圣人身上。而毛泽东就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怀着这样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亿万人民中间予取予求,何足为奇。
可惜,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历史视野、抱负事业竟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他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势的规模与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增长”也不耐烦。渴望移风易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达此目的,非继续革命不办。历经多年铺垫经营,毛孚众到全党全国追着请他独断乾纲的程度。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无一不在朝野一呼百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轰轰烈烈、“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方式,毛泽东的做法符合逻辑,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推波助澜。并非复兴心切“慌不择路”,实乃历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彻底失败,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们,只能以“参与了一次社会改造试验”,聊以自慰了。计划经济的国策、集体主义的理想,阶级分析的思路、暴力斗争的方法……,毛泽东不用,别人也会用;效力有多大、值与不值得,如同纸上不能谈兵,用过才知道。曾经窃喜恭逢其盛、谁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为警示后人不再误入歧途,自残了一回吧。
首发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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