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吗？

　　2013年5月28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麦迪逊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与国际关系专业终身教授卿斯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了题为“朝鲜战争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吗？”的学术报告。

　　卿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关于朝鲜战争的中美军事冲突起源的大辩论。她系统地梳理了两派的不同观点，并用翔实的中、美、苏三方档案进行了佐证。

　　一、美国学术界关于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军事冲突起源问题大辩论的主要观点

　　卿教授说，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就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军事冲突起源问题进行大辩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三八线理论”：认为，中美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强调：美军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逼近中朝国界，才导致了中国出兵。如果美军没有跨过三八线，中国是绝不会出兵的。此观点的领军人物是怀丁（Allen  Whiting， 1961年写了经典著作《中国跨过鸭绿江》，提出了“三八线理论”，所以一般都叫做“怀丁三八线理论”。）

　　另一个观点是反“三八线理论”：认为，无论美军是否跨过三八线，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讲毫无关系，中美军事冲突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中国的决策层从一开始就决心支持北朝鲜的统一战争，进攻南朝鲜；因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即希望制造国际危机，来推动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还争辩说，毛泽东还希望中国成为亚洲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

　　把这个辩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是2011年基辛格在《论中国》这部书中，基辛格在书中公开表态，批评“三八线理论”，支持“反三八线理论”。

　　两派争论焦点之一： 建国之初，中国战略决策重心或者主导方向究竟是什么？

　　“三八线理论” 一派认为：中国领导层主要专心于恢复经济、统一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统一大业。此派代表人物：艾伦?怀丁（Allen Whiting）。

　　“反三八线理论”一派认为：建国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有了继续革命的这种心态，就希望把中国的模式推向亚洲各国，使中国成为亚洲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因此他们需要制造国际危机，来推动国内的继续革命。

　　卿教授利用已搜集和掌握的中、苏历史档案，佐证并支持“三八线理论”。如中国“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档案等；苏联档案关于“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第一次会谈纪要”等。

　　争论焦点之二：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否在中国出兵问题上有共识， 即“三国同谋论”。

　　“反三八线理论”学者们没有具体证据，但推测：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毛泽东、斯大林会谈达成了共识，即：为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开放绿灯。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在1月份同意北朝鲜的请求，把中国解放军中朝鲜籍的士兵全部送回去了，而且还带着重武器。

　　“三八线理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建国之初的主要决策重心并不是朝鲜半岛，而是台湾和恢复经济。

　　而卿教授通过中、苏历史档案认为：在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中，斯大林并没有向毛泽东透露他准备改变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防御改为进攻的政策。

　　争论焦点之三：中共中央何时预测到美军仁川登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战略动机。

　　反 “三八线理论”认为：北京在8月下旬第一次预测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但中国入朝参战准备在7月中旬已正式开始，所以中国参战准备和美军的仁川登陆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自始至终是进攻性质，就是支持北朝鲜进攻南朝鲜。

　　“三八线理论”根据新的档案，认为：中国早在7月初就预测到了，美军要在仁川登陆，8月上旬中国几乎肯定美军要在仁川登陆，到了8月下旬，百分之百地肯定美军要在仁川登陆，并且精确预测到仁川登陆时间9月15日、16日这两天。中国逐步加紧做参战准备，都是与对美军仁川登陆预测息息相关的，具有鲜明的防御性质。

　　争论焦点之四，也是两派最中心的争论焦点，中国何时出兵。

　　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伽向杜鲁门政府送交一份紧急信件，明确的告诉杜鲁门政府中国出兵的底线，美军不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出兵北朝鲜，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国边界，中国一定出兵参战。

　　这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周恩来送出这份紧急信件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动机是什么。

　　反 “三八线理论”认为， 10月3日周总理送出这封信件，分明是政治上宣传战，赢得国内国际舆论同情，而且军事上拖延战，中国还需要时间做最后的参战准备。

　　“三八线理论”认为，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美国军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中共中央也没有做出出兵参战的决定，正是在中央政治局激烈辩论最后决定暂不出兵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内，周总理致电杜鲁门政府紧急信件，明确告诉中国出兵参战的底线。

　　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支持“反三八线理论”的观点，但如下两段话，没有档案佐证。

　　1、“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出兵，是由于美国于10月初所作出的越过三八线决定，以及联合国军挺进鸭绿江的局面，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2、对周恩来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伽的谈话，以及致杜鲁门的紧急信件，基辛格说：“这次谈话，是在北京已作出出兵朝鲜参战的决定之后，因此不能像以往一样，认为这是北京为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所作的最后一搏”。

　　卿斯美教授指出，1、苏联档案馆中有1950年10月2日罗申致斯大林电报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决定的俄文原文。2、1950年10月3日国务院收到周恩来紧急信件的影印件。3、1950年7月2日，周恩来和罗申谈话3天之后，斯大林答复周恩来，同意中国定下这个底线。


　　二、美国学者特别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卿教授说，许多美国学者都说，经常看到中国经济数字；但是中国学者对于他们的历史、对于世界的历史、对于国际关系，他们的独特的视角究竟是什么？

　　所以，在学术领域，如何写出大量的中国独特视角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史？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确实产生了非常优秀的著作，但是美国学者知道得很少。

　　卿斯美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应该构建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哲学框架、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和哲学视角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框架、视角和理论，美国学者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却了解得非常少。

　　在学术界领域，中国世界学术界交流平台怎么样建立起来，常规的规范化，而不是偶尔性的、游击性的，就是一种系统的对话论坛怎么样建立起来。

　　卿教授在结束讲座时强调，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历史学家确实任重道远，因为不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需要看大量的档案，产生一部著作比其他的学者似乎时间更要漫长，更要艰难，而且常常要和公众一般的想法不一样。因此，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在总结历史经验和铸造民族的灵魂方面，确实是任重道远。

　　卿斯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进行跨学科培训，学习文化社会学与比较社会学；曾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的研究学者。曾获美国和平研究院和平学者奖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跨学科研究奖。她的主要论著： 《从盟友到敌人：中美关于现代化与文明特征的理念与中美外交（ 1945-1960）》（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对抗：危机时期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之误判，1950”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之前途”；“中美关于自由贸易的理念与中美商约谈判（1945-1946）”；“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改变” 等。

　　卿斯美，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