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来稿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革命的对象是文化。中共自己也说，这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还喜欢冠上一个定义“史无前例”，结果画蛇添足了。中国历史上，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不止一次，远的不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划时代的一次。前前后后，大中小规模的传统反省、社会改造不胜枚举。“史无前例”仅限规模，规模空前、失败之彻底也不多见。
从历史进程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经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方向未改强国富民，改造的主要对象一直是那个，妨碍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传统文化。明末，西方传教士带着一些科学技术来到中国，国人视为“奇技淫巧”，无碍中华文明优越性。是清朝后期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人茅塞。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新文化、新生活、抗日战争……，都有内与落后的传统文明斗，外与“为富不仁”的洋人比的目标和动力。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
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很有哲学含意，有点像朴素唯物论指导出的中医治病法则。首先是诊断，根据疾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性质不同，制定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方法，达到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名曰“致中和原则”。社会弊病像身体疾患一样复杂多样，区别对待、一一施救如对症下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干者润之，湿者燥之，热者冷之，寒者温之”则缓不济急。国民既无此耐心，世界局势也不允许。只能溯本寻源、一记中的、纲举目张。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民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都是医病、治人与治国，原理不无相通之处。医史“金元四大家”有张子和者，著有《儒门事亲》。认为人体发病都是内有邪气，不论正气是否虚，必须先驱除邪气，邪去则正安。所处之方，首重上述中医八法中的“汗、吐、下”三个狠着。其药多为峻猛之剂，就是曹雪芹所说的“虎狼药”。此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很有地位，就像历史上的政治家，看法极端、手段激烈就名气大、实践机会多。主温和调解社会矛盾的改良派，多半做不出什么大局面。因为，百多年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太严重了，等不起。
曾经在经济、文化上领先世界的中国，后来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各界都说是传统文化糟粕滞塞所致，需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十九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救国功效有限；五四学人干脆主张全盘西化。西方思想派别不一，一齐涌入中国，等于打擂台。“狭路相逢勇者胜”，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勇者毛泽东等结合，主导了中国的社会改造。在那个选择与试行的过程中，中国逐渐独立、社会面貌有所更新；“孔家店”关张歇业，新式中华文化孕育在腹。
虽然贯穿党争、内战，中国却在进步。国人无私无畏、高风亮节地接受了为此而付的生命财产代价，以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非暴力手段不办。国家领导权，从而历史地交在了共产党、毛泽东手上。既然“恶治”有效、自然“效不更方”，而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适用五行八业、大事小情。限度何在，无人问津。
革命运动惯性巨大，个人崇拜深入人心；阶级分析唯一思路，暴力革命无上良方。不料，社会承受改造、与病体适应疗法一样有个边界。不得其法或力度大太，就会像老百姓讽刺庸医时说的：聋子没治好，又给弄成哑巴了。病人没有医学知识，易为错误疗法所误，民众所知有限，就会把误国之方当成兴邦之策。文革，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所不用其极地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抗衡国际上的帝、修、反。将自戕之方当作振兴之道，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失败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幼稚可笑、不成大器、不当大任；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尚不过时，急于去之而无替代，违反了社会法则。毛泽东心知肚明，一次文化革命，不足以创建龙配套的“四新”，需待“七八年来一次”文革，逐步完善。第一次意在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既不符合国情，也不适宜人性。而抽掉了“四旧”的中国社会，就像空气里氧含量不够、饮食中蛋白质不足，生存其间呼吸困难、营养不良、血流不畅、头重脚轻。所幸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人生第二大业，随他一起扣在了纪念堂的玻璃罩子里。按惰性，毛若多活十年，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还会拖延。
历史学家说：民族文化，起源于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由此决定的生存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成型。其传播过程中，继承、扬弃和改变的量与度，也受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制约。自然进化与筛选。人为、急就，实属不自量力。
然而，人类智慧的最大考验之一，是政治方案的适用性；最难把握的，是社会改造的力度和分寸。所以有人说：无论成功或失败，历史都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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