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的“二月兵变”风波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62级学生，经历了文革的狂风恶浪。“二月兵变”，是文革初期极左势力想借刀杀人而歪曲事实蓄意炮制的一个极其卑劣的阴谋。当时，在人民大学校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炮弹。因为林彪刚在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个“政变讲话”，这下又有了“实例”，岂能放过。6月17日，有人在北大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也就牵扯在内，成了“二月兵变”的黑干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因过于离奇，信的人并不多，一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这一下，形势突变。第二天晚上，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在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都吵了过去。主持大会的人，狂吼着：“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必须交代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郭影秋还是很冷静，在一鞠躬后，对人民大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他来人大以后的工作和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一直讲了二个多小时，讲得非常令人信服，至少对我是这样，以至于跟着呼喊口号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散。但是会后，郭还是被押到我所住的宿舍东风三楼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就在新饭厅旁边一点）。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尾随过来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造反派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农经系的学生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二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了刚担任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作为华北局代表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因受“二月兵变”的牵连而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正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群情激愤。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此时的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很有点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的意思。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我们，作了一番说明，但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

　　彻夜不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那是清代某王府的一个大院，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北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你们要等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明显在拖时间。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二月兵变”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三

　　这么重大的事，当然惊动了高层。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和“二月兵变”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当时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像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政治风浪也能锤炼和涌现出一些不凡的人物。这次辩论会上，就有一位国际政治系63级的女同学吴廷嘉表现出色。她口才极佳，发言时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言辞犀利、精彩不断。一时间成了校内名人，被戏称为“吴老娘”。她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幸于1997年病逝。痛哉，又一位人才的离去。

　　那天，直到半夜后，辩论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至此，“二月兵变”也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被迫在8月4日的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康生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卑鄙、最恶劣的小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所谓“二月兵变”开始的。我写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四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六百多名农民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证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展开，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9月7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9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等等。

　　可是，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二月兵变”已经不是话题。然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却已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五

　　这之后，“二月兵变”的风波虽然平息，但郭影秋的噩梦却是刚刚开始，他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在左倾时期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书的后面都要专门讲到。在郭影秋曾经工作过的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的北校园里，有座他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在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落，绿影婆娑之中，我凝视着我们的老校长、好书记。四周静静的，有白发的老人安详地领着儿孙，有年青的伴侣缓步细语，而我则沉浸在当年难忘的时光，回忆着所谓“二月兵变”的风波，久久不忍离去。

　　（作者现为南京审计学院教授，本文是由他的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中的一节改写。该书已由漓江出版社于2012年9月出版。在网上连载的题目是“我那左倾狂潮下的大学生涯”和“一个首都红卫兵的文革现场实录”。）

　　陆伟国，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