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2）
相对于1927年5月上旬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发起的“清党”运动，此一期“清党”当为第一期。蒋介石此时的“清党”行动较前在各地夺权之最大不同，就是开始公开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取缔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机关团体，逮捕杀害共产党员、著名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异己的工会领袖等。如4月8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首先就查封了听命于武汉方面的总政治部。不仅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公开发布布告和通电，声明因政治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故不得不“下令封禁”，而且下令部属逮捕政治部首从。[33]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13日从香港与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一同登船，褚即已得知蒋令。故16日下船时，褚即引导巡捕将孙逮捕，随即被害。[34]而一些远离舆论中心的地区，如福州、厦门、杭州、宁波等地，此时驻军亦时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取缔和镇*压亲武汉的党部与民众团体的情形。
但是，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动用军队取缔军事单位的总政治部尚可，查封或取缔党部与民众团体则名不正、言不顺，仍有非法之嫌。故考虑到政治影响，蒋介石自身的言行还不能不比较谨慎。结果，4月9日夺取江苏省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为蒋人在南京，手下仍只能暗中支持帮会势力组建劳工会，组织劳工会分子实施打砸和抓捕。可是，因为帮会分子的权威不足，虽有命令指名要抓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而张却依旧能够依仗其老资格几进几出，并直接闯到总司令部问罪，温建刚乃至蒋介石则因密令不能公开，亦不敢当面捕张。就连侯绍裘也是次日转去上海，在上海才被秘密逮捕和杀害的。[35]同样的情况，蒋介石4月12日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也不得不由白崇禧派人出面去找上海的青红帮，请帮会提供帮助，包括伪装工人去冲击工人纠察队，然后驻军再乘机以制止工人械斗为藉口，实施包围和收缴武器，查封纠察队各个办公地点。[36]
然而假藉名义，并不能减少非议和纠纷。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行动，就引来上海市党部、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等纷纷发表函电抗议或质疑。总工会不仅公开号召大罢工，而且工人纠察员更自动启封被封的纠察队总部，入内办公。12，13两日，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等更接连举行群众大会，发起请愿运动。13日的请愿群众游行至刚刚由孙传芳五省联军浙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时，竟至于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开枪十几分钟之后，士兵还闯入附近里弄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仅据驻军单方面的统计，当场死伤者也已在百人以上。[37]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号称以打倒军阀为职任，部属却发生如此恶行，自不免更是受到广泛谴责。身居事发地点附近，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的文化青年郑振铎等、冯次行、胡愈之等，愤而联名致信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等，对他们翘首以迎的“人民之军队”，“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表示异常震惊。[38]甚至就连“清党”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西山会议派，亦电斥其非。其电称：“日前以军警收缴武装纠察队枪械，目为工友冲突，掩耳盗铃而曰天下皆愚而我独智，宁有是理！”[39]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派之电报，拍发日期为4月14日，内中披露吴稚晖13日已受命联络邹鲁，商议两派联合共同“清党”的情形。而西山会议派对吴所提建议，断然拒绝，原因竟是因为吴所提办法，即所谓“清党已有决心与办法，但表面仍称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40]西山会议派所以明知蒋已实施反共，仍旧恶言相向，其原因当或在此。
说在发动了夺取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等计划“表面仍称联俄容共”，颇有些令人疑惑。但蒋介石等想要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甚至还没有正式决定废止联俄容共口号，却显而易见。[41]这也就难怪，包括蒋介石委以重任，负责上海行动的杨虎、陈群二人，在具体实施了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之后，也弄不清楚蒋的新方针究竟是什么。其14日当天还在电询蒋介石：“现在是否仍容纳共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42]
眼看与汪精卫约定的时间已到，武汉方面诸人已注定不可能来南京开会。汪精卫与武汉方面国民党人不到南京来，蒋介石等人就没有办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反而还不得不继续受制于武汉中央。故蒋介石非破釜沉舟，独树异帜不可了。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43]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44]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45]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46]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4月14日下午一时，白崇禧受命率部封闭了听命于武汉中央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秘书主任潘宜之等则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当天被捕者据称有千余人，一律押至龙华总指挥部讯办。[47]陈群公开宣告称：“因从前市党部被共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共产分子当然势不两立！”[48]与上海几乎同时，李济深也在广州采取了行动。因为广州共产党机关及其受影响的团体甚多，李济深等得蒋电当天下午就做了周密部署，于当晚全面实行了突然袭击。从当夜12时起，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以及黄沙粤汉路、广三路、石围塘、广九路、大三路等几方面的工人纠察队，均被军队和机器工会有组织的武装工人所包围和攻击。纠察队方面虽有些微抵抗，但均被攻破，死伤工人上百名，被捕者不下千人。[49]1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告称：此次行动，乃奉总司令训令，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对各地共产党首要分子实行非常紧急处置。广州政治分会同日决议：在全省肃清共产党，通告限期10天，共产分子自首免罪，并要求各机关密报共产分子。[50]但对共产党影响甚大之黄埔军校，因蒋这时尚无明令，故此时广州方面除当晚派舰监视和全体缴械外，并未立即采取捕人行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亦明电蒋介石：虽由李济深处“得悉前方情况，惟处置方法未明了”。蒋16日才正式批复：“彻底清党，不可再允共产分子在校，以维党国。”[51]
显然，到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公开宣示“清党”的方针了。17日，蒋介石分别发布了“清党”布告和通电。其通电自然言之凿凿：“顷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内开：经四月二日全体紧急会议议决：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并知照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首要诸人照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准此。事关叛乱党国，自应严为防范。除呈覆遵照外，合令各军一体知照，饬属严为侦察。如有上项情事，应即依案执行，以维治安而遏乱萌。”[52]
4 月18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蒋介石等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办法，勉强解决了定都南京和成立政府等各项法理上的难题，南京政府亦宣告组成。进而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谋叛咨文得以正式发表，蒋介石等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会议等名义发表通电和宣言，历数中*G罪行，要求文武将士、革* 命同志及全国国民，一并驱除共产党分子。[53]南京政府也以接受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的形式，表示拥护，同时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宣布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名。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54]
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各项声明、宣言和通缉令的发出，使“清党”行动从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其所控各地国民党人及其军政当局再也不必拐弯抹角地利用帮会势力靠“打”、“砸”、“冲”的办法，来逮捕跨党分子，和取缔共产党组织及其亲武汉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了。而南京国民党人与武汉方面公开分裂的结果，使得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浙皖闽粤桂几省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员，瞬间失去了合法抗争的基础，只能四散离去，或转入地下。其党政及民众组织相应亦大部瓦解，甚或销声匿迹。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也就使得前此一度频繁出现于城市街头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迅速消失，以发型衣着乱捕路人的恐怖情形也相应减少。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虽然可以为“清党”提供合法的形式和条件，避免前一阶段打乱仗所造成的极端血腥的局面，却仍旧不可能避免滥捕，特别是滥杀的情况。
按照这时发布的监察委员会咨文，可知凡因涉嫌被通缉或经党部举发而被捕者，不仅各执行“清党”的党政军部门“仍须和平待遇”，而且其命运也要“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才能决定。[55]事实上，各地开始实施夺权行动的过程中，就已经普遍发生滥捕滥杀的现象了。较典型者如福州“四·三”事件。报载，当日右派举行示威大会时，“突有左派分子、新编军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力斥其非”，结果，“即有右派分子胡豚（加三点水旁）等登台，厉色声言方某等扰乱会场秩序，喝令绑下台，以待闭会后惩诫。当被逸去二人，仅剩方毅威一人，乃将其军装剥下，穿一单服，背插纸旗，上书“共产党”三字，于会散后随同游街示众。至万寿桥时，由胡豚（加三点水旁）用手枪将方毅威击毙，掷尸闽江，逐流而去。”[56]监察委员会咨文公布后，当街杀人的情况虽有改善，但各地不经审讯随意杀人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这显然也与蒋介石等人的纵容和鼓励不无关联。
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原本就是蒋介石等人用来掩人耳目者，他们自然不会把咨文中“和平待遇”之类的要求当一回事。尤其是蒋介石此时军务、政务忙不胜忙，也无暇多顾。凡下属报来之案件，他向来问也不问，即信以为真。如陈继承奉命撤换第二十二师内跨党分子，其因对六十五团团长印象较好，故特别关照，后电蒋称：“六十五团长傅维钰本共产分子，经职问其态度，云绝对拥护校长，并可登声明，要否更换乞示。”蒋当即批复：“傅维钰另调工作，各营连共产分子应一律撤换可也。”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报称：赣州工人要求将谋杀工人领袖陈赞贤的军官曹厚清立予枪决，虽经劝止，但该工人等还是勾结市厅人员于当晚将已经被押之曹厚清拉出杀毙。蒋亦电示：“工人擅自捕杀军官曹厚清。如此横暴何堪设想！仰该师长即将该工会改组，其职员全部缉拿照律严惩，切勿延误。”[57]陈群因连日来捕得包括孙炳文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分子，深为厌恶，也电蒋希望枪毙。电称：“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亦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58]显而易见，蒋对杀戮习已为常，只是其处置此类事件之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受部属的态度及其报告的倾向性的影响。
因为有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各地主持“清党”行动的军政要员捕杀异己通常都相当放手。只要上报，均无不批。据报，福建被捕之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几审过后，连是否跨党分子都未完全弄清，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不得不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59]
而多半是因为有蒋介石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的指示，[60]受命在上海指挥“清党”的陈群、杨虎，则更是常常独断独行，连党部都不经过，更谈不上必要的手续和审批。以至于全面“清党”开始后，除了枪毙共产党要犯还公布消息外，枪毙一般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人等，经常连消息也不发布。当时即有报道称：上海“连日深夜在特务处处决共产党人不少。预置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这也难怪舆论界这时对上海“清党”议论纷纷，并惊呼“恐怖”了。[61]
但严格说来，在国民党各地直接参预“清党”行动的人员当中，也并非都是杀戮政策的主张者。任职于陈群手下，身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情报股长的李公朴即公开向报界透露说，就杀伐问题他曾专门向陈群谈到过自己的意见。按照他的观点：“吾人对于共产党之态度，［当］非若武汉方面鱼肉国民党员，动辄加以杀戮。吾人殊不愿出此残忍举动。盖吾人之所以疾首痛心者，为破坏革命工作，扰乱后方治安。故对其主要人物，先加警告，限期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否则逮捕之后，吾人并不认为某党某派但以破坏革命工作论罪。而对走狗式之附和人员，亦加警告，使与反动派脱离关系，否则令其离开上海。两俱不听，当亦不再客气矣。惟即逮捕之后，亦必侦查确凿，方加处置。”[62]
上海第三区第二十区分部执行委员李次山、谭毅公、黄焕升及全体党员，眼见“清党”过于血腥，也集体上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特别党市党部、南京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等等，提出《清党建议案》，明确认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我［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我们国民党要反对他们，只能在消灭阶级斗争上做工夫，在消灭无产阶级上做工夫。我们要叫无产阶级的人都有饭吃、有书读，都好过日子，慢慢地实现“劳工资本化”、“贫农地主化”，使他们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只有到那个时候，阶级才能消灭。也只有消灭了阶级，他们一阶级的共产党也才能失其根据，也就不愁他们不罢手了。“这是我们反对共产党唯一的方法。”[63]
逃离广州来到武汉的共产党人韩麟符，和此时的《大公报》记者等，也都介绍过广东国民党要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据所介绍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广州“四·一五”事变当中许多被枪杀的工人，或是在抵抗中被打死，或是因为武装抵抗导致军队伤亡，被捕后被杀红了眼的军队擅自拉去白云山等隐蔽处秘密枪毙。但对捕到之人，李济深主张，此次搜捕共产党未尝非一痛心之事，故除首要者外，其他能具悔过书者，自不应过甚处置。古应芬、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等则主张将共党分子彻底肃清，抓来的一般均应枪毙，工农组织当一律解散。而曾养甫，特别是陈孚木等，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并且马上出面保释了十余人。[64]结果，广州“四·一五”捕人虽多，开始甄别也早。仅两三天之后，广东当局就以军政督察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凡有相关部门或人士可以作证者，均通知到场陪审和作证。如该委员会19日即有公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通知次日开审该校被捕学生，要求中大派员陪审。该校亦随即选派教授前往，并请知情的学生出席作证。[65]
然而，杀机既开，又如何会因为少数人之呼吁或一两地之稍有收敛而根本改变？南京国民党人此时为动员“清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各级军政官员四处讲演鼓吹，党内但能舞文弄墨者亦随之撰文宣传，以至于弄得普通国民党员群情激愤，就连国民党各团体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场所，甚至群起“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就连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也感觉过分，不得不申斥曰：“所称反动，并未举出何等实据，不得仅因群众一时激昂，辄予通缉”。[66]
幸而这时国民党尚未一统天下，故还有天津的《大公报》敢于发出抗议之声。其社评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67]
原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注释：
[33] 转见《四·一二反干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24－125，132页。
[34] 《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1927年7月），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2286。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91－1096页。
[36] 有关“四·一二”事变驻军藉口工人械斗实施缴械的史料甚多。可参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6 页。但陈立夫及白崇禧等均承认他们当时不得不藉助于帮会的帮助。陈立夫并且指明总部行营特务处长，蒋指定负责上海“清党”行动的两大干将之一的杨虎，即是青帮头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101－103页。白崇禧亦回忆，因取缔工人纠察队的缘故，不得不“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镛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便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第54，75页。
[37] 《时事新报》两次公布死伤数字，一次显为军方发布之消息，称军队死2人，伤30余人，工人死30余人，伤40余人，死伤数字应不下于110人。一次未显示倾向，仅公布死伤人名103人，其中军队死12人，受伤5人，余为工人及民众。但两次公布之死伤名单（第一次公布了28名伤者名单），除个别人可对上号以外，余均不相同。且所谓军方死亡者，只标明由缴械司令部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伤者均非枪伤等情，推断可知军方发布的所谓游行者先放枪，第二师为自卫而还击，及士兵因此死伤等消息，亦多属虚构。转见《时事新报》1927年4月14，17日。
[38] 《郑振铎等为四·一二惨案致上海临时政治分会书》，1927年4月13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87－189页。
[39] 居正：《清党实录》（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第280页。
[40]《秘书处致法驻总支部书》，1927年5月29日，同上引书，第280页。
[41] 蒋介石此时在公开讲话中仍有对西山会议派的斥责之语，白崇禧也有通电宣布西山会议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中央为“非法机关，应即查封”，曾引起西山会议派强烈反感。同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42] 《杨虎、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0页。
[43]从罗家伦公布的会议录标明“此系原件但未注明会议次数”，和笔者在党史馆抄得的1927年3月28日，4月2日，5日，8日，14日，15日会议录等均标明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号会议录”的情况，亦可知此系两种不同的拟稿。只是其或分由不同人所拟，或曾几易其稿。
[44] 前引罗家伦
[4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三号会议录》，1927年4月5日，前引台北党史馆档案，2－6.1/6。另关于待适当时机发送一点，罗家伦公布的文件中则是在4月2日会议录中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提出的。
[46] 多半因顾虑到广州实施搜捕的突然性会受到影响，蒋介石15日又急电白崇禧临时通知各报馆“暂缓发表”。《蒋中正致上海白总指挥电》，1927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882。
[47]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9页。
[48]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9－250页。
[49]林忠佳等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十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第443－444页。另有报道称当夜被捕者“合计二千余人”。见《大公报》1927年4月27日，第六版。
[50]《广州公安局关于“清党”之布告》，1927年4月15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65页。
[51] 《方鼎英致蒋校长电及蒋中正批示》，1927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1页。
[52]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53]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70－283页。
[54] 《国民政府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84－286页；并转见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3页。
[55]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咨文》，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30－233页。
[56] 《福州通信》，《大公报》1927年4月14日，第六版。
[57] 《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广州李总参谋长请转令赣州张师长吉安叶师长电》，192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9；筹笔001－007/卷别3/0483。
[58] 《上海陈群致蒋总司令电及蒋批示》，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
[59] 《福州枪毙共产党七人》，《大公报》1927年5月8日，第六版。
[60] 仅见于北京《晨报》<1927年5月9日，第三版。
[61] 《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6日，第二版。
[62] 《李公朴谈对于共产党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第三张，第一版。
[63] 李次山等：《清党运动建议案》，1927年4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144；并参见清党运动急进会：《清党运动》第六部，1927年6月，第153－156页。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3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4/12。并见《大公报》义勇为927年5月4日，第六版。
[65] 《军政督察委员会致中山大学朱家骅委员函》，1927年4月19日；《中大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复军政督察委员会函》，1927年4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0－3－21。当然，此种甄别的效果其实很怀疑。半年之后，就仍有47名中山大学被押学生联名请求“保外候讯”。《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函呈广州特别刑事法庭庭长函》，1927年11月26日，同前引，20－3－23。
[6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67]社评：《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作者：杨奎松，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012年1月31日 星期二
汤雄：四旧破到宋庆龄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先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即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这时，上海传来了令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当做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墓园，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暴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请求保护亲人的坟墓。
周恩来获信后拍案而起，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加急电话，命令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缮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重新竖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因饮酒过量兼席上谈及文革动了肝火，导致脑中毛细血管破裂，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年仅38岁。
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另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该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称之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预。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对S警秘说。“那，我就去试试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应一句，站了起来。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如今在S警秘胁迫下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处的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厨房灶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火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作者：汤雄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即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这时，上海传来了令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当做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墓园，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暴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请求保护亲人的坟墓。
周恩来获信后拍案而起，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加急电话，命令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缮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重新竖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因饮酒过量兼席上谈及文革动了肝火，导致脑中毛细血管破裂，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年仅38岁。
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另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该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称之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预。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对S警秘说。“那，我就去试试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应一句，站了起来。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如今在S警秘胁迫下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处的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厨房灶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火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作者：汤雄
毛澤東第二次訪蘇，今非昔比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6）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斯大林去世以後，從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到1957年底，三年時間，中蘇兩黨的地位發生了非常大的、帶有實質性的變化。斯大林在世時，蘇聯是當然的領導人、老大哥，不可動搖，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後，特別是蘇聯經歷了宮廷內部的鬥爭——赫魯曉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經過這三件事，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上昇，三件事非常明顯。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揭開了蓋子，捅了婁子，說批斯大林是對的，但是你這個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們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斯大林從一個神一下變成一個罪犯，誰都接受不了。
當時在蘇聯黨內造成多大的混亂？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時，會議大廳裏鴉雀無聲，報告沒做完，兩個人當場休克，波蘭共產黨總書記貝魯特心臟病復發，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蘇聯黨內、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東歐各國和中國，整個思想一片混亂。
後來是中國共產黨出來，政治局寫了兩篇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確實對穩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情緒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蘇共中央印了20萬冊，全黨學習；第二篇文章出來更不得了了，印了100萬冊。原來是全世界共產黨學蘇共文件，現在是蘇共學中共的文件，地位發生了變化。
到1957年，莫斯科大學哲學博士考試，前提條件是你有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如果沒讀過，就沒有考試資格。現在我們外交部檔案，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那時候東歐各國的思想非常活躍，批斯大林以後，爭論什麼問題最後爭論不下去時，就一句話結束：我們等等，看看中國共產黨怎麼說，看看毛澤東同志怎麼講。波匈事件的實質是什麼？實質問題是赫魯曉夫處理不了東歐的事，請中國幫著處理。1949年斯大林和劉少奇在莫斯科會談的時候，曾經有個“君子協定”，說以後蘇聯共產黨管歐洲革命，中國共產黨管亞洲革命，毛澤東當然很高興——好歹也管著十幾個共產黨。後來真的是這樣，1955年，越南給蘇聯寫信，說以後是不是就不要再通過中國，跟你蘇聯發生直接的聯繫？蘇聯拒絕了，說那是中共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到了1956年就出了這個問題，歐洲的事蘇聯管不了：波蘭出事管得了嗎？匈牙利出事管得了嗎？管不了，赫魯曉夫沒有經驗，辦事又莽撞，就請中國共產黨。波匈事件，劉少奇坐鎮莫斯科——當然劉少奇也得請示毛澤東。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過去了，東歐的反彈情緒非常大，赫魯曉夫沒有辦法，治不住，又求毛澤東，你能不能到蘇聯和東歐來一趟，毛澤東回電，說不用我去，周恩來去就行了，把周恩來派去了。周恩來一會兒布達佩斯，一會兒華沙，一會兒莫斯科，來回跑，最後就平息了。赫魯曉夫非常佩服，覺得還是中國共產黨厲害。（《新史記》第 4期）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斯大林去世以後，從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到1957年底，三年時間，中蘇兩黨的地位發生了非常大的、帶有實質性的變化。斯大林在世時，蘇聯是當然的領導人、老大哥，不可動搖，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後，特別是蘇聯經歷了宮廷內部的鬥爭——赫魯曉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黨集團事件，經過這三件事，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上昇，三件事非常明顯。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揭開了蓋子，捅了婁子，說批斯大林是對的，但是你這個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們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斯大林從一個神一下變成一個罪犯，誰都接受不了。
當時在蘇聯黨內造成多大的混亂？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時，會議大廳裏鴉雀無聲，報告沒做完，兩個人當場休克，波蘭共產黨總書記貝魯特心臟病復發，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蘇聯黨內、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東歐各國和中國，整個思想一片混亂。
後來是中國共產黨出來，政治局寫了兩篇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確實對穩定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情緒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蘇共中央印了20萬冊，全黨學習；第二篇文章出來更不得了了，印了100萬冊。原來是全世界共產黨學蘇共文件，現在是蘇共學中共的文件，地位發生了變化。
到1957年，莫斯科大學哲學博士考試，前提條件是你有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實踐論》，如果沒讀過，就沒有考試資格。現在我們外交部檔案，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那時候東歐各國的思想非常活躍，批斯大林以後，爭論什麼問題最後爭論不下去時，就一句話結束：我們等等，看看中國共產黨怎麼說，看看毛澤東同志怎麼講。波匈事件的實質是什麼？實質問題是赫魯曉夫處理不了東歐的事，請中國幫著處理。1949年斯大林和劉少奇在莫斯科會談的時候，曾經有個“君子協定”，說以後蘇聯共產黨管歐洲革命，中國共產黨管亞洲革命，毛澤東當然很高興——好歹也管著十幾個共產黨。後來真的是這樣，1955年，越南給蘇聯寫信，說以後是不是就不要再通過中國，跟你蘇聯發生直接的聯繫？蘇聯拒絕了，說那是中共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到了1956年就出了這個問題，歐洲的事蘇聯管不了：波蘭出事管得了嗎？匈牙利出事管得了嗎？管不了，赫魯曉夫沒有經驗，辦事又莽撞，就請中國共產黨。波匈事件，劉少奇坐鎮莫斯科——當然劉少奇也得請示毛澤東。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過去了，東歐的反彈情緒非常大，赫魯曉夫沒有辦法，治不住，又求毛澤東，你能不能到蘇聯和東歐來一趟，毛澤東回電，說不用我去，周恩來去就行了，把周恩來派去了。周恩來一會兒布達佩斯，一會兒華沙，一會兒莫斯科，來回跑，最後就平息了。赫魯曉夫非常佩服，覺得還是中國共產黨厲害。（《新史記》第 4期）
周恩來对林彪事件舉措失當，可能另藏玄機
高文谦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 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在與葉群通話後，周恩來斷定其中肯定有鬼，隨即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不過，他做得很老到，事先為自己留下了轉圜的餘地，以“保護林彪安全”為名行事，還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聯合下達命令。而且周本人沒有出面，而是讓李作鵬通知山海關機場：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機場時，要林彪直接給他去電話。
稍後，周恩來又通過軍委總機接通林彪的專線，試圖和林彪直接通話，進行勸阻，不過為時已晚，林彪這時已經在出逃的路上了。事實上，周當時並沒有掌握什麼林彪暗中謀反的活動，只是感到情況反常而臨機採取了一些防範性措施。但是，此舉卻讓當時已成驚弓之鳥、而且發覺林立衡走漏消息的葉群誤以為事情已經全部敗露，唯恐毛澤東前來抓人，於是拉上林彪，不顧一切地倉皇出逃。
林彪一行前腳剛走，周恩來隨即便接獲報告。身為黨的副統帥的林彪最後竟然走上絕路，自絕於黨，這不能不使他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本來，周氏是個久經政治鬥爭的老手，素以善於應付各種複雜棘手的局面著稱，但這一回卻在攔阻林彪的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疏漏。不知是由於顧慮林彪仍是黨的法定接班人而不便採取行動還是另有什麼考慮，譬如想等判明林彪的確實去向後，再稟報毛澤東作進一步的處置？抑或是在不動聲色之中貫徹毛的指令，故意放林彪走？總之，他當時並沒有斷然下令強行攔截，而先前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的舉措又被李作鵬暗中做了手腳。這樣一來，自然坐失先機，在無形之中讓林彪得以出走。
事實上，北戴河距離山海關機場至少還有40分鐘的車程，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當時，吳法憲就曾從旁提醒過周這一點，還建議他讓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下令，在跑道上擺汽車，攔阻飛機起飛。 周當時雖然答應了，實際上卻並沒有落實下來。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機。對此，事後周本人的解釋是：“林彪逃跑時，我就在人大會堂電話機旁邊，我拉住黃永勝，當時也沒有想到林真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轉一轉，又下來，所以不好開槍打他。”
周恩來並未提出把林彪座機打下來
直到林彪的專機強行起飛後，周恩來才緊急行動起來。他立刻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此事，並採取了應變措施：指派李德生和紀登奎分別坐鎮空軍司令部和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協助他掌握局面；同時又派警衛他多年的楊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書的名義，帶人去西郊機場，名為“協助”實則監視吳法憲。隨後，他又驅車趕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
林彪的叛逃，給了一心想保持晚節的周恩來一個讓毛澤東“板蕩識誠臣”的機會。他知道林彪出逃對毛的震動很大，正在煩亂之中，便主動出來為毛分憂解難，在第一線指揮，把需要處置的事情全部承攬下來，作了各種緊急應變部署。順便說明的是，周恩來當時並沒有如外界所傳的那樣立即下達全國禁航令（是在林彪飛機飛出國境後才下達），而只是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雷達監視林彪專機的去向，並指示調度員用無線電向256號專機喊話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表示不論在哪裡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
至於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當時主張把林彪的座機打下來的說法，也是以訛傳訛。其實，當時攔截飛機的主張是急於想和林彪劃清界限的吳法憲提出來的。以周氏的為人來說，是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擅自作主的，何況又是如此敏感的問題，弄不好會讓毛澤東起疑，所以更不會輕易表態，一定要請示毛本人來作決定。對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後講述這件事時，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挂職，怎麼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
鑒於當時林彪座機飛出邊境後下落不明，周恩來非常擔心蘇聯會趁火打劫，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情勢十分緊張。為防不測，他首先勸說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暫住，隨後奉毛之命主持召開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別從軍事、外交、新聞、宣傳等方面作了緊急應變的部署。接下來，周又一一打電話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向他們通報情況，宣布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新史記》第4期）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 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在與葉群通話後，周恩來斷定其中肯定有鬼，隨即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不過，他做得很老到，事先為自己留下了轉圜的餘地，以“保護林彪安全”為名行事，還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聯合下達命令。而且周本人沒有出面，而是讓李作鵬通知山海關機場：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機場時，要林彪直接給他去電話。
稍後，周恩來又通過軍委總機接通林彪的專線，試圖和林彪直接通話，進行勸阻，不過為時已晚，林彪這時已經在出逃的路上了。事實上，周當時並沒有掌握什麼林彪暗中謀反的活動，只是感到情況反常而臨機採取了一些防範性措施。但是，此舉卻讓當時已成驚弓之鳥、而且發覺林立衡走漏消息的葉群誤以為事情已經全部敗露，唯恐毛澤東前來抓人，於是拉上林彪，不顧一切地倉皇出逃。
林彪一行前腳剛走，周恩來隨即便接獲報告。身為黨的副統帥的林彪最後竟然走上絕路，自絕於黨，這不能不使他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本來，周氏是個久經政治鬥爭的老手，素以善於應付各種複雜棘手的局面著稱，但這一回卻在攔阻林彪的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疏漏。不知是由於顧慮林彪仍是黨的法定接班人而不便採取行動還是另有什麼考慮，譬如想等判明林彪的確實去向後，再稟報毛澤東作進一步的處置？抑或是在不動聲色之中貫徹毛的指令，故意放林彪走？總之，他當時並沒有斷然下令強行攔截，而先前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的舉措又被李作鵬暗中做了手腳。這樣一來，自然坐失先機，在無形之中讓林彪得以出走。
事實上，北戴河距離山海關機場至少還有40分鐘的車程，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當時，吳法憲就曾從旁提醒過周這一點，還建議他讓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下令，在跑道上擺汽車，攔阻飛機起飛。 周當時雖然答應了，實際上卻並沒有落實下來。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機。對此，事後周本人的解釋是：“林彪逃跑時，我就在人大會堂電話機旁邊，我拉住黃永勝，當時也沒有想到林真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轉一轉，又下來，所以不好開槍打他。”
周恩來並未提出把林彪座機打下來
直到林彪的專機強行起飛後，周恩來才緊急行動起來。他立刻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此事，並採取了應變措施：指派李德生和紀登奎分別坐鎮空軍司令部和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協助他掌握局面；同時又派警衛他多年的楊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書的名義，帶人去西郊機場，名為“協助”實則監視吳法憲。隨後，他又驅車趕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
林彪的叛逃，給了一心想保持晚節的周恩來一個讓毛澤東“板蕩識誠臣”的機會。他知道林彪出逃對毛的震動很大，正在煩亂之中，便主動出來為毛分憂解難，在第一線指揮，把需要處置的事情全部承攬下來，作了各種緊急應變部署。順便說明的是，周恩來當時並沒有如外界所傳的那樣立即下達全國禁航令（是在林彪飛機飛出國境後才下達），而只是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雷達監視林彪專機的去向，並指示調度員用無線電向256號專機喊話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表示不論在哪裡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
至於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當時主張把林彪的座機打下來的說法，也是以訛傳訛。其實，當時攔截飛機的主張是急於想和林彪劃清界限的吳法憲提出來的。以周氏的為人來說，是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擅自作主的，何況又是如此敏感的問題，弄不好會讓毛澤東起疑，所以更不會輕易表態，一定要請示毛本人來作決定。對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後講述這件事時，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挂職，怎麼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
鑒於當時林彪座機飛出邊境後下落不明，周恩來非常擔心蘇聯會趁火打劫，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情勢十分緊張。為防不測，他首先勸說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暫住，隨後奉毛之命主持召開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別從軍事、外交、新聞、宣傳等方面作了緊急應變的部署。接下來，周又一一打電話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向他們通報情況，宣布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新史記》第4期）
徐光耀：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下）
（续前）“花絮”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后，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代的“比××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这就是他与那女人的“密室”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乍一听，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
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了，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他的发言便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儿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嗫嚅呜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要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便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了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Ｑ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段故事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作者：徐光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后，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代的“比××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这就是他与那女人的“密室”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乍一听，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
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了，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他的发言便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儿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嗫嚅呜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要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便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了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Ｑ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段故事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作者：徐光耀
徐光耀：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上）
“兴高采烈”
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看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还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能不激动人心！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下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大家的“兴高采烈”是否已达到“顶点”，当时谁也不晓得进行比量。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来到了我住的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１９７７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４２５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一旦入“海”，即使你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反右”开始，“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风病院“改造”去了。
军外大舞台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急忙反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这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曾弄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十七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枝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伟大领袖曾誉之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被当面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五十五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来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些“帽子”。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做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做副主席。”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但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德胜门外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未完待续）
作者：徐光耀
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看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还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能不激动人心！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下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大家的“兴高采烈”是否已达到“顶点”，当时谁也不晓得进行比量。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来到了我住的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１９７７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４２５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一旦入“海”，即使你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反右”开始，“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风病院“改造”去了。
军外大舞台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急忙反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这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曾弄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十七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枝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伟大领袖曾誉之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被当面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五十五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来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些“帽子”。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做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做副主席。”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但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德胜门外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未完待续）
作者：徐光耀
毛泽东工资连降三次，鸡肉吃不完拿到食堂卖
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六百一十元钱，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毛主席的工资连降了三次，最后就是四百零四元八角，一直到他去世。毛主席的工资降下来以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工资也随着全部都降下了。
毛主席吃饭要花一百元钱左右。他吃东西不挑不拣不忌口，只要你安排做出来了他就吃，几乎没有他不吃的东西。我们一个月做两到三次红烧肉，另外包括腌肉、米粉肉、东坡肉、焖牛肉、牛排我们也偶尔给他做。毛主席餐桌上不能离的就是鱼，他最喜欢吃鱼，不管是江河湖海的鱼还是稻田里、河沟里的小鱼小虾，餐桌上必然要有。小鱼、鱼杂、鱼脑袋、鱼骨头、鱼子、鱼肠子、鱼鳔，用辣椒炒了以后，他吃着很有味道。毛主席晚年的时候，鱼基本上就代替了其他饮食。还有一个是鸡杂，就是鸡肝、鸡胗、鸡肠子、鸡心，炒了以后，他也吃得香着呢。另外是荤素搭配的菜，比如笋。再有一个全素的菜，一个汤。餐桌上还有两样东西：蒜泥和辣酱。毛主席喜欢吃骨头汤，还有就是老母鸡熬汤。熬完汤以后，骨头上的肉，出汤的鸡，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就给他们弄一块，下锅炸一下，就像香酥鸡一样，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大灶食堂卖了，卖个两三元钱再给毛主席买菜。毛主席有一个习惯，他想吃的菜就拿手拽到他跟前。来客人就加一个菜，来了两个客人，就加两个菜。毛主席反对浪费。他饭粒掉到桌上，我说：“主席，掉桌子上了，不卫生了。”毛主席很严肃地跟我讲：“不要小看这一粒米，这是对农民的感情，农民苦，农民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不是一粒米的问题。”
毛主席穿的衣服也很节俭，他外边穿的衣服都很整洁，里边的衬衣几乎都打了补丁，包括睡衣、袜子、鞋子。毛主席的拖鞋，好多人给他补过，前面都烂了，他照样穿上。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迭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衣服也是这样，能织补的织补，能打补丁的打补丁。
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家的仓库，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毛主席家的仓库一共有六个木质的柜子，其中毛主席占了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柜子是毛岸英的遗物。这个仓库主要放的是换洗下来的不要的旧的东西，其中有几大包布——旧毛巾、旧布头、旧毛线，这是补衣服、补毛巾被、补袜子用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前从西柏坡带回来的大棉袄等，都在仓库里放着。
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毛主席讲这话时很严肃。
作者：吴连登，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摘自《走近领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访谈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重庆出版社
毛主席吃饭要花一百元钱左右。他吃东西不挑不拣不忌口，只要你安排做出来了他就吃，几乎没有他不吃的东西。我们一个月做两到三次红烧肉，另外包括腌肉、米粉肉、东坡肉、焖牛肉、牛排我们也偶尔给他做。毛主席餐桌上不能离的就是鱼，他最喜欢吃鱼，不管是江河湖海的鱼还是稻田里、河沟里的小鱼小虾，餐桌上必然要有。小鱼、鱼杂、鱼脑袋、鱼骨头、鱼子、鱼肠子、鱼鳔，用辣椒炒了以后，他吃着很有味道。毛主席晚年的时候，鱼基本上就代替了其他饮食。还有一个是鸡杂，就是鸡肝、鸡胗、鸡肠子、鸡心，炒了以后，他也吃得香着呢。另外是荤素搭配的菜，比如笋。再有一个全素的菜，一个汤。餐桌上还有两样东西：蒜泥和辣酱。毛主席喜欢吃骨头汤，还有就是老母鸡熬汤。熬完汤以后，骨头上的肉，出汤的鸡，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就给他们弄一块，下锅炸一下，就像香酥鸡一样，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大灶食堂卖了，卖个两三元钱再给毛主席买菜。毛主席有一个习惯，他想吃的菜就拿手拽到他跟前。来客人就加一个菜，来了两个客人，就加两个菜。毛主席反对浪费。他饭粒掉到桌上，我说：“主席，掉桌子上了，不卫生了。”毛主席很严肃地跟我讲：“不要小看这一粒米，这是对农民的感情，农民苦，农民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不是一粒米的问题。”
毛主席穿的衣服也很节俭，他外边穿的衣服都很整洁，里边的衬衣几乎都打了补丁，包括睡衣、袜子、鞋子。毛主席的拖鞋，好多人给他补过，前面都烂了，他照样穿上。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迭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衣服也是这样，能织补的织补，能打补丁的打补丁。
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家的仓库，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毛主席家的仓库一共有六个木质的柜子，其中毛主席占了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柜子是毛岸英的遗物。这个仓库主要放的是换洗下来的不要的旧的东西，其中有几大包布——旧毛巾、旧布头、旧毛线，这是补衣服、补毛巾被、补袜子用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前从西柏坡带回来的大棉袄等，都在仓库里放着。
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毛主席讲这话时很严肃。
作者：吴连登，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摘自《走近领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访谈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重庆出版社
林彪任國防部長首件大事主持十年大慶閱兵式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2）
《新史記》舒雲
林彪擔任國防部長的第一件大事是十年大慶。
因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大慶，中國邀請了不少友好國家。9月26日19時許，林彪和周恩來、彭真、陳毅、賀龍等前往剛建成的北京火車站，迎接由金日成率領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代表團和由金光俠率領的朝鮮軍事代表團。
9月27日整整一天，把解放後一直“養尊處優”的林彪累得夠嗆。要是以前，林彪是不會出席這些場面的，因為他討厭應酬。可是外交講究對等，所以身為國防部長的林彪不得不出面。上午林彪被安排接見以武元甲大將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下午林彪被安排接見以金光俠大將為首的朝鮮軍事代表團。然後又被安排林彪接見各國駐華武官。白天林彪“被接見”了三撥外賓，晚上還有“被外事”的活動。林彪到三座門出席歡迎金光俠大將為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事代表團的宴會。
9月28日到9月29日，連續三天，林彪陪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國貴賓，在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連續出席慶祝大會。9月30日下午，林彪又“被出席”國慶宴會。
10月1日，林彪“被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慶祝大典。要是以前，林彪沒準就請假了，但這一次絕對不行，他是主角，必須出席。林彪陪同毛澤東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參加十年大慶的軍隊代表。攝影師早有準備，召集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將帥和國家領導人合影。一共59人，除了被打倒的彭德懷元帥，九位元帥都到齊了，空前絕後。身著元帥服的九位元帥坐在前排，林彪坐在左邊第六位，明顯看出他在元帥中最瘦。
上午10點整，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首次亮相。他在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的陪同下，站在敞蓬紅旗車上，檢閱了列隊在東長安街的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然後林彪再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這份《命令》定稿後，林彪囑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蕭向榮送呈毛澤東及各位常委審閱。毛澤東閱後批示：這是十年來我所見到的最好的一篇閱兵命令。
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式開始，身著元帥服的林彪陪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了幾個小時。晚上，林彪又“被出席”了焰火晚會。
10月2日，毛澤東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會談，林彪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被參加”。
毛澤東同蘇聯赫魯曉夫會談並簽訂協議，林彪（右一）也出席簽字儀式。
10月3日20時20分，國務院文化部舉行盛大晚會，調集全國35個藝術團體，招待應邀來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的各國貴賓。林彪和毛澤東、劉少奇、赫魯曉夫、周恩來、朱德一起“被觀看”演出。
10月4日上午，赫魯曉夫乘飛機回國，林彪不得不再一次“被出場”，和毛澤東、劉少奇等去首都機場送行。
10月5日上午，林彪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接見解放軍國慶觀禮代表團及受閱部隊代表、向建國十週年獻禮演出的解放軍文藝代表隊、參加全國運動會的解放軍體育代表團。接見前，林彪和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葉劍英等元帥分別與代表交談，詢問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並對部隊做了指示。這件事是林彪願意的，他願意和基層的幹部戰士交談，他能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10月6日中午，國防部設宴招待參加國慶觀禮的軍隊代表。《解放軍報》頭版刊登身著元帥服的林彪向海軍戰士敬酒。林彪勉勵全軍官兵忠誠執行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光榮任務。
10月7日12時零4分，國民黨一架高空偵察機竄到北京通縣，被空軍的地空導彈一舉擊落。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地空導彈擊落飛機，林彪很高興。兩天後，10月9日，林彪在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陪同下視察空軍地空導彈第二營。10月19日，林彪頒發嘉獎令，嘉獎空軍地空導彈部隊。
10月12日，林彪再次“被出場”，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接見各民族國慶觀禮團。
10月中旬，林彪在國防部會見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這一次是不是“被出場”，可能一半一半吧。從林彪十年國慶的這個部分時間表看，林彪真是“被馬不停蹄、喘不上氣”了。（《新史記》第4期）
《新史記》舒雲
林彪擔任國防部長的第一件大事是十年大慶。
因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大慶，中國邀請了不少友好國家。9月26日19時許，林彪和周恩來、彭真、陳毅、賀龍等前往剛建成的北京火車站，迎接由金日成率領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代表團和由金光俠率領的朝鮮軍事代表團。
9月27日整整一天，把解放後一直“養尊處優”的林彪累得夠嗆。要是以前，林彪是不會出席這些場面的，因為他討厭應酬。可是外交講究對等，所以身為國防部長的林彪不得不出面。上午林彪被安排接見以武元甲大將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下午林彪被安排接見以金光俠大將為首的朝鮮軍事代表團。然後又被安排林彪接見各國駐華武官。白天林彪“被接見”了三撥外賓，晚上還有“被外事”的活動。林彪到三座門出席歡迎金光俠大將為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事代表團的宴會。
9月28日到9月29日，連續三天，林彪陪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國貴賓，在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連續出席慶祝大會。9月30日下午，林彪又“被出席”國慶宴會。
10月1日，林彪“被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慶祝大典。要是以前，林彪沒準就請假了，但這一次絕對不行，他是主角，必須出席。林彪陪同毛澤東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參加十年大慶的軍隊代表。攝影師早有準備，召集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將帥和國家領導人合影。一共59人，除了被打倒的彭德懷元帥，九位元帥都到齊了，空前絕後。身著元帥服的九位元帥坐在前排，林彪坐在左邊第六位，明顯看出他在元帥中最瘦。
上午10點整，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首次亮相。他在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的陪同下，站在敞蓬紅旗車上，檢閱了列隊在東長安街的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然後林彪再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這份《命令》定稿後，林彪囑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蕭向榮送呈毛澤東及各位常委審閱。毛澤東閱後批示：這是十年來我所見到的最好的一篇閱兵命令。
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式開始，身著元帥服的林彪陪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了幾個小時。晚上，林彪又“被出席”了焰火晚會。
10月2日，毛澤東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會談，林彪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被參加”。
毛澤東同蘇聯赫魯曉夫會談並簽訂協議，林彪（右一）也出席簽字儀式。10月3日20時20分，國務院文化部舉行盛大晚會，調集全國35個藝術團體，招待應邀來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的各國貴賓。林彪和毛澤東、劉少奇、赫魯曉夫、周恩來、朱德一起“被觀看”演出。
10月4日上午，赫魯曉夫乘飛機回國，林彪不得不再一次“被出場”，和毛澤東、劉少奇等去首都機場送行。
10月5日上午，林彪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接見解放軍國慶觀禮代表團及受閱部隊代表、向建國十週年獻禮演出的解放軍文藝代表隊、參加全國運動會的解放軍體育代表團。接見前，林彪和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葉劍英等元帥分別與代表交談，詢問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並對部隊做了指示。這件事是林彪願意的，他願意和基層的幹部戰士交談，他能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
10月6日中午，國防部設宴招待參加國慶觀禮的軍隊代表。《解放軍報》頭版刊登身著元帥服的林彪向海軍戰士敬酒。林彪勉勵全軍官兵忠誠執行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光榮任務。
10月7日12時零4分，國民黨一架高空偵察機竄到北京通縣，被空軍的地空導彈一舉擊落。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地空導彈擊落飛機，林彪很高興。兩天後，10月9日，林彪在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陪同下視察空軍地空導彈第二營。10月19日，林彪頒發嘉獎令，嘉獎空軍地空導彈部隊。
10月12日，林彪再次“被出場”，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接見各民族國慶觀禮團。
10月中旬，林彪在國防部會見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這一次是不是“被出場”，可能一半一半吧。從林彪十年國慶的這個部分時間表看，林彪真是“被馬不停蹄、喘不上氣”了。（《新史記》第4期）
毛泽东解决AB团、富田事变大事时间表记
1、1930年12月8日，毛泽东听说有人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把肃反与“路线斗争”搅合在一起。“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面对反动派十万大军压境的严峻局面，有人却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古柏从前委驻地的宁都黄陂去吉安富田，协助红二十军处理这一问题”⑴。文中所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质是毛泽东。所派之人，还有陈伯钧。古柏、陈伯钧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在此赘述此文字，是澄清被故意搅混的历史，即李韶九所携《总前委指示信》并非毛泽东所写。这一点，从戴向青的文字中即可证实：古柏等所带信件，戴氏直言是毛泽东的亲笔信，其他则以“总前委”模糊指代），分赴富田和东固一带纠正肃反扩大化。
对赣西南AB团的存在状况，毛泽东并不清楚——总前委内部，对AB团兴衰最为了解的是朱德。朱德于1926年末，奉命到南昌担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和公安局长。AB团兴盛之时，南昌公安局曾派武装给予支持。1927年“四二”事变捣毁AB团上层时，军官教育团也派武装参与——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疑惑，一方面有只能接受所有人（包括中央周恩来等人、赣西南党、总前委领导人）对AB团的认知。所谓只能接受，即当时毛泽东正处于被“立三中央”严厉批判排斥、赣西南李文林宗派以及红军总前委内部主要人员不满的情况下，要苦心说服众人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因而在枝节方面不能引发更大的不满。
古柏与12月12日到达富田。下午正与曾山等人商议有关事宜时，遭遇“东固事变”发动者刘敌率部攻打，趁乱逃脱。陈伯钧在红军学校被叛乱的红二十军抓获，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后，被看押的战士私下释放。
2、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面在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态势，一面派陈毅等前往红二十军接洽，试图和平解决。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主要有“六字诗”布告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等。“六字诗”中，并没有“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的字眼，现留的布告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均没有这一句。这一句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回忆”出来并加进去的。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也如其惯常的做法，即严厉谴责“首犯”，把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对待“闹事”问题，毛泽东终生如此。反毛泽东者，则恰好与之相反：首犯一个个放走，受蒙骗的群众则被屠戮。
3、12月20日左右，毛泽东在黄陂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重申“废除一切肉刑”、不准逼供信的原则。“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⑵。
“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共武装革命之初，大多革命者并不成熟，高层领导者也有许多不赞成。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上，陈毅就曾专门指责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6月，毛泽东鉴于苏区思想混乱，干部作风浮华，写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文。
毛泽东重申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一月后即被前来的项英废止。随即又被中央废止（中央早已知道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不但没有丝毫批评，反于1931年4月初向闽西发出用“最严厉的手段”的指示）。三人团到来后，也加以废止。
“黄陂会议”重申政策，停止了军内肃反。地方则派遣陈毅担任领导人，纠正地方肃反。
4、1931年1月5日，富田事变发动者们在陈毅和刘作抚的说服下，决定派丛允中等前来总前委会商解决，但却半路折回。折回，并非道路艰难，而是“反毛组织”一心要整倒毛泽东，根本不打算和解——想与总前委会商解决的话，富田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折回后，即组成以段良弼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路途更艰难的上海告状。
5、1931年1月16日，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发布《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充满矛盾的决议，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少文字是总前委毛泽东、朱德的观点。“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言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d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这些内容显然是毛泽东、朱德的观点。
“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即说明富田事变发动者们里存在AB团，只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项英15日来到总前委所在地，虽然途中听说了富田事变，但却没有与任何一方有过接触。来到总前委所在地后，首先要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成立苏区中央局，因而，以项英小学水平的程度，在既没有接触事件人员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只能在路上形成针对毛泽东的一些思维，而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思维。
6、1931年7月，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审判枪毙富田事变发动者，枪毙红二十军参与兵变的副排以上干部，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解救了李文林等。李文林1930年6月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期间，曾与陈独秀接触，并参加了“陈独秀派”，即“托陈取消派”，也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必杀之列。郭化若回忆：“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⑶释放李文林，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7、1931年12月，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30日出任），尤其是出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以法律形式再次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1931年12月以来，由于强调严禁肉刑，不准苦打成招，于是打AB团、肃社会党出现‘停顿现象’”⑷。
随即，被到来的周恩来废除。毛泽东率军远征福建时，苏区中央局于4月22日和6月9日，趁毛泽东远离之际，分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新政策”。应该指出的是，项英当时在上海。邓颖超衔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之命，于5月来到苏区。5月30日，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人，被枪毙。——毛泽东此时远在福建。
此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党政军的领导层。1933年初，上海中央的博古张闻天陈云到来后，肃反达到了疯狂。
8、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1936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赞扬李文林：“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⑸
9、1943年，毛泽东清理了“左倾路线”人物把持的高层权利后，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除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其余在苏区被打成AB团误杀的，一律给予平反。
10、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为除个别罪大恶极、投敌叛变或脱离革命之外的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彻底平反。仅列富田事变发动者及其有关人员：李文林、金万邦、段启凤、龙超清、萧大鹏、谢汉昌、朱昌偕等，均被毛泽东平反，追认为烈士。
刘敌无端煽动兵变，罪不可恕；丛允中假造信件，几乎导致中共革命彻底失败，同样罪不可恕；段良弼到上海后脱离革命，不知所终，自然也不在平反之列，更不配与李文林等一样树为“烈士”“受到同志的纪念”。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客观认知。
中共武装革命初期，在“肉刑”问题上，只有毛泽东具有正确的认知。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形成“废除肉刑”的认知。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以是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者的非人残害。由此，诸多领导人一方面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凶残而产生“以牙还牙”的激愤心理，也就十分自然——毕竟中共只有一个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跟其他“左倾领导人”（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周恩来虽然因为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而自然的顺应共产国际及其支持的王明中央，却没有丝毫王明集团的宗派思维，信仰使然。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对赣西南AB团的存在状况，毛泽东并不清楚——总前委内部，对AB团兴衰最为了解的是朱德。朱德于1926年末，奉命到南昌担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和公安局长。AB团兴盛之时，南昌公安局曾派武装给予支持。1927年“四二”事变捣毁AB团上层时，军官教育团也派武装参与——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疑惑，一方面有只能接受所有人（包括中央周恩来等人、赣西南党、总前委领导人）对AB团的认知。所谓只能接受，即当时毛泽东正处于被“立三中央”严厉批判排斥、赣西南李文林宗派以及红军总前委内部主要人员不满的情况下，要苦心说服众人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因而在枝节方面不能引发更大的不满。
古柏与12月12日到达富田。下午正与曾山等人商议有关事宜时，遭遇“东固事变”发动者刘敌率部攻打，趁乱逃脱。陈伯钧在红军学校被叛乱的红二十军抓获，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后，被看押的战士私下释放。
2、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面在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态势，一面派陈毅等前往红二十军接洽，试图和平解决。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主要有“六字诗”布告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等。“六字诗”中，并没有“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的字眼，现留的布告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均没有这一句。这一句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回忆”出来并加进去的。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也如其惯常的做法，即严厉谴责“首犯”，把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对待“闹事”问题，毛泽东终生如此。反毛泽东者，则恰好与之相反：首犯一个个放走，受蒙骗的群众则被屠戮。
3、12月20日左右，毛泽东在黄陂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重申“废除一切肉刑”、不准逼供信的原则。“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⑵。
“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共武装革命之初，大多革命者并不成熟，高层领导者也有许多不赞成。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上，陈毅就曾专门指责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6月，毛泽东鉴于苏区思想混乱，干部作风浮华，写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文。
毛泽东重申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一月后即被前来的项英废止。随即又被中央废止（中央早已知道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不但没有丝毫批评，反于1931年4月初向闽西发出用“最严厉的手段”的指示）。三人团到来后，也加以废止。
“黄陂会议”重申政策，停止了军内肃反。地方则派遣陈毅担任领导人，纠正地方肃反。
4、1931年1月5日，富田事变发动者们在陈毅和刘作抚的说服下，决定派丛允中等前来总前委会商解决，但却半路折回。折回，并非道路艰难，而是“反毛组织”一心要整倒毛泽东，根本不打算和解——想与总前委会商解决的话，富田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折回后，即组成以段良弼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路途更艰难的上海告状。
5、1931年1月16日，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发布《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充满矛盾的决议，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少文字是总前委毛泽东、朱德的观点。“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言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d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这些内容显然是毛泽东、朱德的观点。
“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即说明富田事变发动者们里存在AB团，只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项英15日来到总前委所在地，虽然途中听说了富田事变，但却没有与任何一方有过接触。来到总前委所在地后，首先要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成立苏区中央局，因而，以项英小学水平的程度，在既没有接触事件人员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只能在路上形成针对毛泽东的一些思维，而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思维。
6、1931年7月，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审判枪毙富田事变发动者，枪毙红二十军参与兵变的副排以上干部，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解救了李文林等。李文林1930年6月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期间，曾与陈独秀接触，并参加了“陈独秀派”，即“托陈取消派”，也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必杀之列。郭化若回忆：“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⑶释放李文林，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7、1931年12月，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30日出任），尤其是出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以法律形式再次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1931年12月以来，由于强调严禁肉刑，不准苦打成招，于是打AB团、肃社会党出现‘停顿现象’”⑷。
随即，被到来的周恩来废除。毛泽东率军远征福建时，苏区中央局于4月22日和6月9日，趁毛泽东远离之际，分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新政策”。应该指出的是，项英当时在上海。邓颖超衔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之命，于5月来到苏区。5月30日，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人，被枪毙。——毛泽东此时远在福建。
此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党政军的领导层。1933年初，上海中央的博古张闻天陈云到来后，肃反达到了疯狂。
8、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1936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赞扬李文林：“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⑸
9、1943年，毛泽东清理了“左倾路线”人物把持的高层权利后，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除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其余在苏区被打成AB团误杀的，一律给予平反。
10、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为除个别罪大恶极、投敌叛变或脱离革命之外的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彻底平反。仅列富田事变发动者及其有关人员：李文林、金万邦、段启凤、龙超清、萧大鹏、谢汉昌、朱昌偕等，均被毛泽东平反，追认为烈士。
刘敌无端煽动兵变，罪不可恕；丛允中假造信件，几乎导致中共革命彻底失败，同样罪不可恕；段良弼到上海后脱离革命，不知所终，自然也不在平反之列，更不配与李文林等一样树为“烈士”“受到同志的纪念”。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客观认知。
中共武装革命初期，在“肉刑”问题上，只有毛泽东具有正确的认知。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形成“废除肉刑”的认知。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以是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者的非人残害。由此，诸多领导人一方面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凶残而产生“以牙还牙”的激愤心理，也就十分自然——毕竟中共只有一个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跟其他“左倾领导人”（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周恩来虽然因为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而自然的顺应共产国际及其支持的王明中央，却没有丝毫王明集团的宗派思维，信仰使然。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富田事变时间表记
1、1930年11月底，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因煽动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军事部署、截留红军军费、被人供出是AB团、朱德缴获的与李文林有关的AB团材料等问题，总前委决定对李文林拘押审查。
2、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总政治部根据所“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一致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均是AB团要人”的供词，尤其是这些人追随李文林煽动破坏反围剿、截留红军军费等行为，决定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一连兵力去富田帮助地方肃反。李韶九3日出发，7日下午3点到达富田。把《总前委的指示信》交于江西省地方负责人，商议后，对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3人实施拘押，并连夜审讯。
关于这次审讯，曾山在富田事变发生的次日即14日发表的宣言中叙述道：“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在总前委和工农革命委员会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于十二月七日处置省委和省苏的AB团分子，由AB团分子龙超清、江克宽的口供中找出的线索，于该晚捉起段良弼、李白方、谢汉昌等。经我亲自审讯，又有段供出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刘经化、李文林、段起凤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3、关于李韶九。真正的李韶九，并非当代权威为了妖魔化毛泽东而被妖魔化了的李韶九。戴向青等人，把李韶九描绘成无恶不作、大烟鬼，实是一种妖魔化。在戴向青等人的描述中，李韶九是个大烟鬼。12月3日出发，经过四天的行军，突破多个敌占区，7日下午到达富田即开始抓捕、刑讯，一直到次日。8日，又根据段良弼、李白方、谢汉昌的供述，白天抓人、晚上审讯，又是一夜未停。9日，李韶九上午指挥枪毙了25人后，随即又率人赶往东固。不休息、不犯大烟瘾，每次审讯都在场，这李韶九到底是铁人还是大烟鬼？
4、1930年12月8日，李韶九等根据段良弼等的口供，“将省政府政治保卫队财政部军事部少先队及省行委内又捕十余人” ⑴，即金万邦、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刘经化等人。金万帮、马铭、周冕三人的夫人来看，也被抓捕。
7日、8日两天，李韶九等共拘押不足20人。戴向青等根据段良弼等富田事变发动者们的文字所描述的刑讯之事，基本属于诬陷。对被拘押的女士，更不存在莫名其妙的刑罚。那些刑罚的名目，是段良弼（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等平日于地方肃反所用，顺手拿来栽赃到李韶九等人身上。正如高华把萧克回忆的有关1932年1——4月份的肃反情况汇总后所言“即使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栽赃到李韶九身上一样。
刑罚的确存在，但在曾山的主持下，不可能对这些人滥施刑罚，更不可能对女人滥施什么“烧阴户、小刀割乳”这样的刑罚。所谓存在，是曾山等人不在场时，工作人员鉴于段良弼等平日的滥施刑罚（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刑罚）的倒行逆施早已恨之入骨而轻微报复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手指折断，浑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个个都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第一，展示身上伤痕的不可能只有段良弼、马铭两个人；马铭也不可能在参加了一晚上会议后于次日还健硕的跑到大会上展示，段良弼更不可能有体力跑到上海去展示；第二，段良弼、马铭这些人，早已被打的难以行动，决不可能精力充沛的于12日晚开会一晚，13日还矫健的发动富田事变大会。——在戴向青等人的描述下，“大烟鬼”李韶九变成了“铁人”，段良弼、马铭这些人变成了“钢人”。
5、1930年12月9日，李韶九率一排兵力，押解谢汉昌（谢并没有受什么刑罚，更没有手指折断，浑身烧烂行动不得）前往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傍晚到达。李韶九与红二十军军长萧大鹏商议，决定审查被段良弼们供出的刘敌。次日派人去刘敌所在地通知刘敌到东固军部，刘敌于11日晚到达东固。李韶九当晚即对刘敌进行询问，并当场开释、放走刘敌。
段良弼、刘敌等富田事变后所发通告、信件，不仅是单方说法，而且里面多有轻易就能看穿的捏造，因此，不足以当作“唯一”证据。
6、1930年12月12日，刘敌起床后，召集张兴、梁贻二人进行煽动，商议抓捕李韶九。张兴并不相信刘敌的煽动，因而跑到军部去探问究竟，被留下询问。刘敌趁机煽动军部所在地的红二十军一七四团（刘敌为该团政委）发生哗变，冲进军部，释放了谢汉昌，抓部了军长萧大鹏和李韶九及其所率的一排战士。当晚率兵变部队开到富田，解救了段良弼等一干被拘押之人，抓捕了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史称“东固事变”。
7、1930年12月12日晚，段良弼、刘敌等开会商议。此时，段良弼、刘敌等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跟总前委主动联系，搞清事情真相；二是进一步发动叛乱，把事件扩大。由于段良弼们早已暗中成立了“反毛组织”，因而，商议决定，针对毛泽东发动进一步的武装叛乱，以此促使中央处置或赶走毛泽东。次日，在富田广场召开煽动干部群众和红二十军将士针对毛泽东武装叛乱的誓师大会，史称“富田事变”。
8、1930年12月13日，段良弼等“反毛组织”成员，于富田广场召开造谣煽动的叛乱誓师大会。造谣“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要杀尽江西干部，高呼“打倒毛泽东”的口号。马铭控诉李韶九滥用刑罚，展示身上伤痕。士兵群众干部受到欺骗，一时群情激愤，追随“反毛组织”叛乱。
中央巡视员刘作抚（易尔士）被捆绑着参加了大会，会后被押解到省行委。李白芳等人，恶狠狠的声称刘作抚要对事件负责。段良弼假惺惺称“误会”，释放了刘作抚，并在此后让刘作抚参与所有会议和行动。——这是段良弼们玩弄的一个手段。如果12日晚即释放刘作抚，则刘作抚必然阻挠段良弼等“反毛组织”进一步针对毛泽东发动武装叛乱，而会劝解他们派人跟总前委联系，搞清事情原委，也就无法达到“反毛组织”发动富田事变的目的了。因而，才于13日叛乱大会后声称误会而释放。此后，刘作抚也一直劝解段良弼们跟总前委联系，以搞清事情真相。
9、1930年12月中旬——1931年1月初，“反毛组织”另立省行委， 向中央写了3个诬告毛泽东的报告，发了5个造谣煽动、企图制造内讧的通告，开了4个如果发生效应则足以置苏区党、苏区红军、苏区群众于死地的向干部群众造谣、煽动的“会议”。模仿毛泽东笔迹假造信件给朱德、彭德怀等，企图制造红军内讧，被朱德、彭德怀等识破。抓捕了奉毛泽东之命来地方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陈伯钧（五五上将），陈拿出毛泽东亲笔信，红二十军看押陈的战士看后释放了陈。派人到红三十五军造谣煽动，被识破，造谣煽动之人被三十五军领导人拘押——此一事件，富田事变者们在其通告和信件中造谣说总前委派人“又到赣南捉郭承禄萧鹏飞等赣南行委负责人，捉到的负责同志即逼打成招”。到红三十五军造谣煽动之人，即郭承禄萧鹏飞等。被拘押后解送到总前委，总前委给予释放⑶。其中只有郭承禄一人，于1932年5月30日被“左倾领导人”所杀——包围红军学校，“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
关于富田事变发动者“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事，朱德给予了回忆，引用部分即朱德回忆，由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进《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一书。戴向青对朱德等人的回忆，一概斥责为“纯属胡说”。事情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2、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总政治部根据所“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一致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均是AB团要人”的供词，尤其是这些人追随李文林煽动破坏反围剿、截留红军军费等行为，决定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一连兵力去富田帮助地方肃反。李韶九3日出发，7日下午3点到达富田。把《总前委的指示信》交于江西省地方负责人，商议后，对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3人实施拘押，并连夜审讯。
关于这次审讯，曾山在富田事变发生的次日即14日发表的宣言中叙述道：“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在总前委和工农革命委员会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于十二月七日处置省委和省苏的AB团分子，由AB团分子龙超清、江克宽的口供中找出的线索，于该晚捉起段良弼、李白方、谢汉昌等。经我亲自审讯，又有段供出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刘经化、李文林、段起凤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3、关于李韶九。真正的李韶九，并非当代权威为了妖魔化毛泽东而被妖魔化了的李韶九。戴向青等人，把李韶九描绘成无恶不作、大烟鬼，实是一种妖魔化。在戴向青等人的描述中，李韶九是个大烟鬼。12月3日出发，经过四天的行军，突破多个敌占区，7日下午到达富田即开始抓捕、刑讯，一直到次日。8日，又根据段良弼、李白方、谢汉昌的供述，白天抓人、晚上审讯，又是一夜未停。9日，李韶九上午指挥枪毙了25人后，随即又率人赶往东固。不休息、不犯大烟瘾，每次审讯都在场，这李韶九到底是铁人还是大烟鬼？
4、1930年12月8日，李韶九等根据段良弼等的口供，“将省政府政治保卫队财政部军事部少先队及省行委内又捕十余人” ⑴，即金万邦、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刘经化等人。金万帮、马铭、周冕三人的夫人来看，也被抓捕。
7日、8日两天，李韶九等共拘押不足20人。戴向青等根据段良弼等富田事变发动者们的文字所描述的刑讯之事，基本属于诬陷。对被拘押的女士，更不存在莫名其妙的刑罚。那些刑罚的名目，是段良弼（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等平日于地方肃反所用，顺手拿来栽赃到李韶九等人身上。正如高华把萧克回忆的有关1932年1——4月份的肃反情况汇总后所言“即使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栽赃到李韶九身上一样。
刑罚的确存在，但在曾山的主持下，不可能对这些人滥施刑罚，更不可能对女人滥施什么“烧阴户、小刀割乳”这样的刑罚。所谓存在，是曾山等人不在场时，工作人员鉴于段良弼等平日的滥施刑罚（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刑罚）的倒行逆施早已恨之入骨而轻微报复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手指折断，浑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个个都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第一，展示身上伤痕的不可能只有段良弼、马铭两个人；马铭也不可能在参加了一晚上会议后于次日还健硕的跑到大会上展示，段良弼更不可能有体力跑到上海去展示；第二，段良弼、马铭这些人，早已被打的难以行动，决不可能精力充沛的于12日晚开会一晚，13日还矫健的发动富田事变大会。——在戴向青等人的描述下，“大烟鬼”李韶九变成了“铁人”，段良弼、马铭这些人变成了“钢人”。
5、1930年12月9日，李韶九率一排兵力，押解谢汉昌（谢并没有受什么刑罚，更没有手指折断，浑身烧烂行动不得）前往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傍晚到达。李韶九与红二十军军长萧大鹏商议，决定审查被段良弼们供出的刘敌。次日派人去刘敌所在地通知刘敌到东固军部，刘敌于11日晚到达东固。李韶九当晚即对刘敌进行询问，并当场开释、放走刘敌。
段良弼、刘敌等富田事变后所发通告、信件，不仅是单方说法，而且里面多有轻易就能看穿的捏造，因此，不足以当作“唯一”证据。
6、1930年12月12日，刘敌起床后，召集张兴、梁贻二人进行煽动，商议抓捕李韶九。张兴并不相信刘敌的煽动，因而跑到军部去探问究竟，被留下询问。刘敌趁机煽动军部所在地的红二十军一七四团（刘敌为该团政委）发生哗变，冲进军部，释放了谢汉昌，抓部了军长萧大鹏和李韶九及其所率的一排战士。当晚率兵变部队开到富田，解救了段良弼等一干被拘押之人，抓捕了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史称“东固事变”。
7、1930年12月12日晚，段良弼、刘敌等开会商议。此时，段良弼、刘敌等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跟总前委主动联系，搞清事情真相；二是进一步发动叛乱，把事件扩大。由于段良弼们早已暗中成立了“反毛组织”，因而，商议决定，针对毛泽东发动进一步的武装叛乱，以此促使中央处置或赶走毛泽东。次日，在富田广场召开煽动干部群众和红二十军将士针对毛泽东武装叛乱的誓师大会，史称“富田事变”。
8、1930年12月13日，段良弼等“反毛组织”成员，于富田广场召开造谣煽动的叛乱誓师大会。造谣“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要杀尽江西干部，高呼“打倒毛泽东”的口号。马铭控诉李韶九滥用刑罚，展示身上伤痕。士兵群众干部受到欺骗，一时群情激愤，追随“反毛组织”叛乱。
中央巡视员刘作抚（易尔士）被捆绑着参加了大会，会后被押解到省行委。李白芳等人，恶狠狠的声称刘作抚要对事件负责。段良弼假惺惺称“误会”，释放了刘作抚，并在此后让刘作抚参与所有会议和行动。——这是段良弼们玩弄的一个手段。如果12日晚即释放刘作抚，则刘作抚必然阻挠段良弼等“反毛组织”进一步针对毛泽东发动武装叛乱，而会劝解他们派人跟总前委联系，搞清事情原委，也就无法达到“反毛组织”发动富田事变的目的了。因而，才于13日叛乱大会后声称误会而释放。此后，刘作抚也一直劝解段良弼们跟总前委联系，以搞清事情真相。
9、1930年12月中旬——1931年1月初，“反毛组织”另立省行委， 向中央写了3个诬告毛泽东的报告，发了5个造谣煽动、企图制造内讧的通告，开了4个如果发生效应则足以置苏区党、苏区红军、苏区群众于死地的向干部群众造谣、煽动的“会议”。模仿毛泽东笔迹假造信件给朱德、彭德怀等，企图制造红军内讧，被朱德、彭德怀等识破。抓捕了奉毛泽东之命来地方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陈伯钧（五五上将），陈拿出毛泽东亲笔信，红二十军看押陈的战士看后释放了陈。派人到红三十五军造谣煽动，被识破，造谣煽动之人被三十五军领导人拘押——此一事件，富田事变者们在其通告和信件中造谣说总前委派人“又到赣南捉郭承禄萧鹏飞等赣南行委负责人，捉到的负责同志即逼打成招”。到红三十五军造谣煽动之人，即郭承禄萧鹏飞等。被拘押后解送到总前委，总前委给予释放⑶。其中只有郭承禄一人，于1932年5月30日被“左倾领导人”所杀——包围红军学校，“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
关于富田事变发动者“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事，朱德给予了回忆，引用部分即朱德回忆，由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进《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一书。戴向青对朱德等人的回忆，一概斥责为“纯属胡说”。事情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AB团肃反大事时间表记
1、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2、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4、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此间，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已经获悉中央特科“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
5、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6、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
7、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评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视员的亲自督促下，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在刘士奇、曾山等的领导下，加紧了政治宣传攻势，提出不少政治口号，但却不以打AB团为任务和手段，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敌特破坏现象后，针对性的肃反打AB团。这一客观的肃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视员和赣西南李文林宗派发觉，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9S'lJIZ&
8、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茶悠县境，来到莲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钱山地区，此地虽小，地主很多，改组派AB团活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发现AB团，并打AB团。
9、1930年6月，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结合彭德怀屠杀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赣边特委，富田事变发生后，响应支持事变的地方党。隶属于赣西南特委），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关于这个《肃反决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何人主持，没有相关资料，只有谭启龙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里与胡耀邦一起回忆过这个事项。因此，《肃反决议》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一起主持做出，还是李立三、项英主持所做（周恩来8月中旬回国，瞿秋白稍后也在8月回国），无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项英等的旨意，主持召开“二全会议”，全面针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指责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期间“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等错误，赶走了刘士奇，而且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党籍。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酝酿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推动“立三路线”和反富农、打AB团的肃反。之后，又纠结宗派势力，暗中成立“反毛组织”。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于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废除了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号召使用“肉刑”，并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规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来。“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⑵
14、1930年10月，毛泽东率军由福建湖南转回赣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毛泽东、朱德、周以栗等总前委领导人和中央特派员，与赣西南地方党会谈，听取地方党的工作通报。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毛泽东名义向中央汇报，即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向中央的汇报信《给中央的信》：“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毛泽东迫于被批判的形势，更由于赣西南李文林、总前委朱德等对AB团的了解，不得不在汇报信中陈述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团肃反的有关内容。但是，毛泽东采取了以往惯常对待中央胡乱指示的“拖”的办法，表示“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后，把“球”踢给了中央：“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因此，毛泽东向中央信件汇报后，不但没有丝毫表示（连政治口号都没有），而且，还帮助李文林等组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即不但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还要居高临下的行使对红军的“指导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为了纠正总前委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来总前委所在地实行“指导”，由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在有关AB团肃反的问题上，规定“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共中央和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没有被写进决议，但毛泽东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样没有能写进决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督促总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还由于红三军团彭德怀等人不接受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毛泽东正苦于做说服工作。同时，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长久难以贯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期间，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同时，召集基层农民，调查土地政策的问题。“罗坊会议”与毛泽东召集当地农民战士调研土地政策的会议同时进行，“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还在继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转头去兴国县调查土地分配问题。
对AB团肃反，毛泽东再次采取“拖”的办法：“罗坊会议”虽然不得不写进AB团的有关内容，但毛泽东并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17、1931年11月，彭德怀率先联合赣西南地方党对红三军团的逃兵，当作AB团来打。“顷接红三军团政治部公函内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行动的具体转变，鸭比团分子混进到红军中捣乱，……其因嫌疑潜逃或尚未在发觉前开小差的，往往有计划的私窃各部队图章打放行条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动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开小差，……致使漏网。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放任下去，将使反动分子得以幸免。……本部为着挽救这一危机起见，以后关于本军批准请假的官兵夫，制定护照发给各部队。在每师须师长、政治委员加盖私章，全军性的或直属部队的，须由军长、政治委员或主任加盖私章。”不然的话，“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装团体可以扣留查办” ⑷。
18、1931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行战前动员，即“快速整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讨论如何快速整军时，发现了AB团，随即成立各级的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把快速整军转化为“肃反整军”。总前委毛泽东等在高级将领的要求下，批准肃反打AB团。总前委毛泽东等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为期七天的“快速整军”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违背总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杀人的权力下放到连队。而且，明确表示打AB团主要是对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时为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本只有抓人的权力，却领导杀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萧克为师长的师，早已开始打AB团。“快速整军”开始后，本来规定为期七天，萧克却“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打了十几天，杀了近百人。
由于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废除，更由于毛泽东被中央严厉批判、下令调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被周恩来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党号召使用“肉刑”，黄克诚、萧克这样的文化素养很高、历来有着独立思维、明确知道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决议的高级将领，一反常态的在所部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极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杀。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2、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4、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此间，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已经获悉中央特科“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
5、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6、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
7、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评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视员的亲自督促下，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在刘士奇、曾山等的领导下，加紧了政治宣传攻势，提出不少政治口号，但却不以打AB团为任务和手段，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敌特破坏现象后，针对性的肃反打AB团。这一客观的肃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视员和赣西南李文林宗派发觉，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9S'lJIZ&
8、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茶悠县境，来到莲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钱山地区，此地虽小，地主很多，改组派AB团活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发现AB团，并打AB团。
9、1930年6月，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结合彭德怀屠杀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赣边特委，富田事变发生后，响应支持事变的地方党。隶属于赣西南特委），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关于这个《肃反决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何人主持，没有相关资料，只有谭启龙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里与胡耀邦一起回忆过这个事项。因此，《肃反决议》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一起主持做出，还是李立三、项英主持所做（周恩来8月中旬回国，瞿秋白稍后也在8月回国），无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项英等的旨意，主持召开“二全会议”，全面针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指责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期间“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等错误，赶走了刘士奇，而且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党籍。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酝酿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推动“立三路线”和反富农、打AB团的肃反。之后，又纠结宗派势力，暗中成立“反毛组织”。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于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废除了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号召使用“肉刑”，并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规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来。“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⑵
14、1930年10月，毛泽东率军由福建湖南转回赣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毛泽东、朱德、周以栗等总前委领导人和中央特派员，与赣西南地方党会谈，听取地方党的工作通报。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毛泽东名义向中央汇报，即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向中央的汇报信《给中央的信》：“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毛泽东迫于被批判的形势，更由于赣西南李文林、总前委朱德等对AB团的了解，不得不在汇报信中陈述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团肃反的有关内容。但是，毛泽东采取了以往惯常对待中央胡乱指示的“拖”的办法，表示“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后，把“球”踢给了中央：“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因此，毛泽东向中央信件汇报后，不但没有丝毫表示（连政治口号都没有），而且，还帮助李文林等组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即不但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还要居高临下的行使对红军的“指导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为了纠正总前委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来总前委所在地实行“指导”，由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在有关AB团肃反的问题上，规定“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共中央和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没有被写进决议，但毛泽东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样没有能写进决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督促总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还由于红三军团彭德怀等人不接受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毛泽东正苦于做说服工作。同时，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长久难以贯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期间，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同时，召集基层农民，调查土地政策的问题。“罗坊会议”与毛泽东召集当地农民战士调研土地政策的会议同时进行，“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还在继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转头去兴国县调查土地分配问题。
对AB团肃反，毛泽东再次采取“拖”的办法：“罗坊会议”虽然不得不写进AB团的有关内容，但毛泽东并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17、1931年11月，彭德怀率先联合赣西南地方党对红三军团的逃兵，当作AB团来打。“顷接红三军团政治部公函内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行动的具体转变，鸭比团分子混进到红军中捣乱，……其因嫌疑潜逃或尚未在发觉前开小差的，往往有计划的私窃各部队图章打放行条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动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开小差，……致使漏网。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放任下去，将使反动分子得以幸免。……本部为着挽救这一危机起见，以后关于本军批准请假的官兵夫，制定护照发给各部队。在每师须师长、政治委员加盖私章，全军性的或直属部队的，须由军长、政治委员或主任加盖私章。”不然的话，“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装团体可以扣留查办” ⑷。
18、1931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行战前动员，即“快速整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讨论如何快速整军时，发现了AB团，随即成立各级的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把快速整军转化为“肃反整军”。总前委毛泽东等在高级将领的要求下，批准肃反打AB团。总前委毛泽东等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为期七天的“快速整军”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违背总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杀人的权力下放到连队。而且，明确表示打AB团主要是对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时为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本只有抓人的权力，却领导杀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萧克为师长的师，早已开始打AB团。“快速整军”开始后，本来规定为期七天，萧克却“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打了十几天，杀了近百人。
由于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废除，更由于毛泽东被中央严厉批判、下令调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被周恩来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党号召使用“肉刑”，黄克诚、萧克这样的文化素养很高、历来有着独立思维、明确知道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决议的高级将领，一反常态的在所部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极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杀。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习近平：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另一点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转载自《黑五类忆旧》第一期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转载自《黑五类忆旧》第一期
毛泽东的四张标准像
从1950年至今，新华社先后公开发表了四张毛泽东标准像。据加工、制作这四张标准像的陈石林先生回忆，从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之间，先后公开发表了两张毛泽东标准像，1959年9月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同意决定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新的标准像。为了让标准像不过于呆板，新标准像是毛泽东的半侧面像，由于是半侧面，双耳自然无法同样突出。新标准像加工、制作后，经毛泽东亲自选定、批准，在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新的标准像。直到1966年底，全国到处悬挂的都是这第三张标准像，当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也是以这张半侧面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
拍摄于196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至今悬挂的第四张毛泽东标准像
作者：王南方，新浪博客
作者：王南方，新浪博客
2012年1月30日 星期一
杨奎松：蒋介石如何下定“清党”决心？
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1）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1]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2]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最大成功，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他们才得以最终使久经分裂的国民党重归统一，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其经过情形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3]外，其后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其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此一运动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去了。[4]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也还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也还是没有引起读者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的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甚至，一般研究者连国民党之“清党”何谓一期，何谓二期，都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难免不会有以偏盖全的危险。[5]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再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根本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上海的资源，必要时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6]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南昌政治会议的召开，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即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眼看朝思暮想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到在其次，共产党人篡党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2月22 日，为抢在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之前取得政权，中*G方面不仅极力推动武装起义，而且意图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此举当即引起上海国民党人的反感。吴稚晖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二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于俄罗斯者，我力除之也。”[7]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则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8]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9]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0]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1]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就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12]之后，蒋是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了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的。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1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藉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在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始终还在犹豫动摇之中。[14]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5]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6]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7]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8]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也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9]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20]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21]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2]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3]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4]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6]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7]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了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8]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9]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30]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31]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X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2]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未完待续）
注释：
[1] 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 “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2] 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3] 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 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些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的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都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斥诸于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其概括似也有讨论余地。
[6] 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11－12期。
[7]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9]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10] 《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2] 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13] 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6－100页。
[14] 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酒把酒年，第37－38页。
[15] 《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16] 《邵元冲日记》，第31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其二，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但对照邵元冲日记，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天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三，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惟因当天吴稚晖又有日记称：“入住道署，开监察会”（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加以邵元冲日记亦有因补记而日期出错之处，故对当日有无召开过此一会议，尚须存疑。即使开过，恐怕也只是尸其名而已。
[17] 《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
[18] 《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19]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
[20] 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21] 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
[22] 《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一般史书所据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 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鉴于汪精卫刚到，且众人第一次会与之讨论和共产党关系问题，当日尚无结论，后两日又续谈，至4日才提到有弹劾案，且因汪不赞成而暂时作罢，说2日当天监察委员即正式开会决议清党，情理上颇有可疑之处。关于4月 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前引文；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23] 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G中央去电，要求中*G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 *G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G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一酒把酒年，第593－594页。
[26] 《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27] 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28]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
[29] 《邵元冲日记》，第316页。
[30]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
[31]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32] 《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作者：杨奎松，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1]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2]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最大成功，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他们才得以最终使久经分裂的国民党重归统一，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其经过情形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3]外，其后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其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此一运动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去了。[4]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也还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也还是没有引起读者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的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甚至，一般研究者连国民党之“清党”何谓一期，何谓二期，都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难免不会有以偏盖全的危险。[5]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再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根本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上海的资源，必要时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6]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南昌政治会议的召开，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即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眼看朝思暮想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到在其次，共产党人篡党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2月22 日，为抢在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之前取得政权，中*G方面不仅极力推动武装起义，而且意图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此举当即引起上海国民党人的反感。吴稚晖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二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于俄罗斯者，我力除之也。”[7]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则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8]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9]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0]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1]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就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12]之后，蒋是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了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的。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13]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藉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在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始终还在犹豫动摇之中。[14]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5]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6]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7]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8]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也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9]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20]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21]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2]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3]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4]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6]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7]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了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8]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9]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30]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31]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X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2]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未完待续）
注释：
[1] 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 “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2] 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3] 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 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些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的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都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斥诸于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其概括似也有讨论余地。
[6] 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11－12期。
[7]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9]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10] 《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2] 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13] 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6－100页。
[14] 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酒把酒年，第37－38页。
[15] 《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16] 《邵元冲日记》，第31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其二，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但对照邵元冲日记，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天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三，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惟因当天吴稚晖又有日记称：“入住道署，开监察会”（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加以邵元冲日记亦有因补记而日期出错之处，故对当日有无召开过此一会议，尚须存疑。即使开过，恐怕也只是尸其名而已。
[17] 《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
[18] 《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19]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
[20] 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21] 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
[22] 《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一般史书所据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 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鉴于汪精卫刚到，且众人第一次会与之讨论和共产党关系问题，当日尚无结论，后两日又续谈，至4日才提到有弹劾案，且因汪不赞成而暂时作罢，说2日当天监察委员即正式开会决议清党，情理上颇有可疑之处。关于4月 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前引文；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23] 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G中央去电，要求中*G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 *G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G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一酒把酒年，第593－594页。
[26] 《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27] 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28]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
[29] 《邵元冲日记》，第316页。
[30]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
[31]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32] 《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作者：杨奎松，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晚清地方自治的尝试
晚清的地方自治，关系到城镇乡居民的切身利害，按说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清政府预备立宪一开始便向西方国家学习，将地方自治看做立宪的根本，列为宪政规划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全国范围加以推行。
在预备立宪之前，自治业已在极少数地方出现了。1904年日俄战争正在东三省进行，清政府无力统治，奉天兴京厅和海龙府的绅商为了自保，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创立了东三省保卫公所，实行自治。1905年3月，经日本军政署允许，袁金铠也在辽阳联合46村成立了公议局，实行自治。但这些均为个别情形，出现的历史背景也很特殊。
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自治打下基础；继而又有几位官员奏请实行地方自治。清政府令奉天和直隶两省先行试办。直隶于1905年8月设立天津府自治局，派员筹办，但直到1907年8月才在天津县成立了议事会。奉天更晚，只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调查员养成会和自治研究所，没做多少工作。
与此同时，立宪派广造舆论，说自治是人民固有的权利，不必等待政府允许，号召绅商士民主动实行。1905年10月，李平书、郭怀珠等人即集议创设了上海内外城厢总工程局，并按照西方国家的自治模式设立了代议机关议事会，执行机关参事会，议事以多数意见为准。
民政部对实行地方自治颇为重视，为开创风气，特命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加以倡导，并通告各省督抚仿照直隶办法，择地试办。在民政部迭次督催下，一些省开始摸索试办。
1908年8月，清政府在筹备立宪的总体规划方案中规定，各省先筹办城镇乡下级自治，后筹办府厅州县上级自治，到1913年下级自治一律成立，1914年上级自治一律成立。1909年1月，首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命令各级官员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从此自治作为一种固定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并把全国的地方自治纳入统一的轨道。后来又颁布了《自治研究所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及其选举章程。
城镇乡地方自治范围极广，凡是基层应办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有：教育文化（包括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等）；医疗卫生（包括清扫道路、垃圾处理、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等）；道路工程（包括修筑道路和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等）；农工商务（包括改良工艺与种植、牲畜及渔业、工厂、工业学堂、整理商业、开设市场、防护青苗、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包括救济、恤寡、育婴、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等）；公共营业（包括电车、电灯、自来水等）；筹集款项；还有为过去一向归绅董办理而无弊端的各项事情。
关于自治组织，在城镇设议事会和董事会，在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人口过少的乡，不设议事会，改设选民会。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正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皆为名誉职务，不领薪水。其职权为：议决应兴应革事宜；筹集经费，审定年度预算、决算；订立自治规约；惩戒有过错的自治职员；调解诉讼；选举董事会职员，对之进行监察等。每季开会一次，还可开临时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出席才能开议，议决以出席者过半数的意见为准。董事会为执行机关，设总董1人，董事1至3人，由议事会议员选出。其职权为：办理议事会选举；执行议事会议决的事件；执行地方官委任办理的事件。每月开会一次，以总董为议长，非有2/3以上出席不得开会，议决以出席者过半数的意见为准。乡董、乡佐各1人，由议事会选举，职权与城镇董事会一样。
城镇乡自治章程和选举章程都是以日本的町村制为蓝本增删修改而成的，有两个规定很不合理、很不平等：一是选民资格限制过严。作为基层组织，凡是成年人理应全部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是章程却作了财产（纳税捐）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给予部分居民，剥夺了贫民、文盲和妇女的正当权益（个别富有的妇女予以特殊照顾）。二是划分选民等级，选举采取等级制度。选民分为甲、乙两级，以年纳正税或公益捐数额为全部选民所纳总额半数的若干人为甲级，其余为乙级，两级选民各选一半议员。换句话说，列入甲级的少数人可以与列入乙级的多数人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选举权大于乙级选民。如此一来，当选的只能是一些富有者阶层和士绅。
府厅州县的自治事宜包括：有关全府厅州县的公益事务，或城镇乡不能担任的公益事务；以法律、命令委任办理的国家和地方行政事务。议事会议员选举、议事方法与城镇乡一致。不同的地方在于，府厅州县不设董事会，而设参事会，执行者为地方长官。
地方自治关系到城镇乡居民的切身利害，按说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进展比较顺利。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筹办过程中，或因地方官办理不善，勾结劣绅苛敛；或因宣讲不力，民众误会，不断掀起暴动或骚乱，这就增加了筹备难度。从1909年至1911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直接因反对调查户口、征收自治费等而发生的骚乱事件，即遍及全国15个省区。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董事被殴打，房屋被拆除，自治局被捣毁。有的声势较大，与官府对抗，波及周围地区。如1909年9月直隶迁安县筹备自治时，董事胡某、施某到冷口去调查户口，强行按牲畜头数摊派自治经费，索取供应，激起各村农民反抗。知县非但不惩治他们，反而派人拘捕为首的农民，滥施酷刑。群众极其愤慨，鸣锣聚众万余人围困县城，并捣毁了胡、施两家住宅。1910年4月，河南密县农民因反抗征收自治经费，1700余人进城，烧毁了县署。直隶易州自治局开办后，局绅张某借筹自治经费为名抽捐，尽入私囊，又借调查户口，按户敛钱。近5000人焚毁了自治局、中学堂，向知县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钱、处死自治绅董等条件。1910年11月，河南叶县万余人因反抗筹办自治增加杂捐，进城示威，要求取消自治。这些反抗斗争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暂时推迟筹办进程。在这两年多中，还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广大人民无以为生，暴动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同样打乱了地方当局的部署，筹办被迫延缓下来。如1910年湖南就因灾乱奏明缓办。山东有36个州县由于防疫和遭受水灾，赶办不及。江苏宜兴、荆溪两县因选举经费无着，不得不把成立时间后推。河南因筹集经费困难，1911年上级自治成立者寥寥无几。
清政府深以各种反抗风潮有碍筹办自治为忧，为了排除干扰，如期完成筹备工作，民政部指令各省严惩办理自治不好的官员和劣绅，不要操切，要向群众耐心剖解自治之利益和调查之宗旨，开通乡民知识，以免误会。
尽管存在着诸多困难，由于立宪派和热心士绅的积极参与，朝旨不容拖延，各地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只是由于缩短了召开国会年限，又修改了原先的规划方案，要求各级自治1912年全部成立，各省的步调不再一致，有的省进度较快。至1911年8月，奉天除6个县因为刚刚设立县治，不在原定计划，5个县因为人口稀少，下级自治尚待续办外，全省两级自治已一律竣事。吉林限于1911年年底各级自治全部成立。直隶上级自治成立124个府厅州县，下级自治成立80个城镇乡。山东城镇下级自治全部成立，上级自治成立70个州县。浙江成立的城镇乡议事会已逾90%，董事会及乡董约占80%，上级自治已核定24个州县办理。其他省有的先办下级自治，有的改办上级自治，有的齐头并进，都在加紧进行，不久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在筹备自治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人民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商民创办的市民公社。发起者为商务总会会董等人，1909年6月首先成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凡年满25岁，在本街居住或营业一年以上者，经介绍即为会员。社内总副干事、评议员均由全体社员公举，总副干事总理一切事宜，评议员民主议决问题。试办一年，效果良好，其他市民也起而仿效，1910年又成立了3个市民公社。农村中则有些地方主动实行村庄自治，要求建设自治模范村，还有的实行家族自治。
作者：侯宜杰，来源：南方周末
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清政府预备立宪一开始便向西方国家学习，将地方自治看做立宪的根本，列为宪政规划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全国范围加以推行。
在预备立宪之前，自治业已在极少数地方出现了。1904年日俄战争正在东三省进行，清政府无力统治，奉天兴京厅和海龙府的绅商为了自保，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创立了东三省保卫公所，实行自治。1905年3月，经日本军政署允许，袁金铠也在辽阳联合46村成立了公议局，实行自治。但这些均为个别情形，出现的历史背景也很特殊。
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自治打下基础；继而又有几位官员奏请实行地方自治。清政府令奉天和直隶两省先行试办。直隶于1905年8月设立天津府自治局，派员筹办，但直到1907年8月才在天津县成立了议事会。奉天更晚，只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调查员养成会和自治研究所，没做多少工作。
与此同时，立宪派广造舆论，说自治是人民固有的权利，不必等待政府允许，号召绅商士民主动实行。1905年10月，李平书、郭怀珠等人即集议创设了上海内外城厢总工程局，并按照西方国家的自治模式设立了代议机关议事会，执行机关参事会，议事以多数意见为准。
民政部对实行地方自治颇为重视，为开创风气，特命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加以倡导，并通告各省督抚仿照直隶办法，择地试办。在民政部迭次督催下，一些省开始摸索试办。
1908年8月，清政府在筹备立宪的总体规划方案中规定，各省先筹办城镇乡下级自治，后筹办府厅州县上级自治，到1913年下级自治一律成立，1914年上级自治一律成立。1909年1月，首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命令各级官员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从此自治作为一种固定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并把全国的地方自治纳入统一的轨道。后来又颁布了《自治研究所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及其选举章程。
城镇乡地方自治范围极广，凡是基层应办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有：教育文化（包括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等）；医疗卫生（包括清扫道路、垃圾处理、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等）；道路工程（包括修筑道路和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等）；农工商务（包括改良工艺与种植、牲畜及渔业、工厂、工业学堂、整理商业、开设市场、防护青苗、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包括救济、恤寡、育婴、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等）；公共营业（包括电车、电灯、自来水等）；筹集款项；还有为过去一向归绅董办理而无弊端的各项事情。
关于自治组织，在城镇设议事会和董事会，在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人口过少的乡，不设议事会，改设选民会。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正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皆为名誉职务，不领薪水。其职权为：议决应兴应革事宜；筹集经费，审定年度预算、决算；订立自治规约；惩戒有过错的自治职员；调解诉讼；选举董事会职员，对之进行监察等。每季开会一次，还可开临时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出席才能开议，议决以出席者过半数的意见为准。董事会为执行机关，设总董1人，董事1至3人，由议事会议员选出。其职权为：办理议事会选举；执行议事会议决的事件；执行地方官委任办理的事件。每月开会一次，以总董为议长，非有2/3以上出席不得开会，议决以出席者过半数的意见为准。乡董、乡佐各1人，由议事会选举，职权与城镇董事会一样。
城镇乡自治章程和选举章程都是以日本的町村制为蓝本增删修改而成的，有两个规定很不合理、很不平等：一是选民资格限制过严。作为基层组织，凡是成年人理应全部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是章程却作了财产（纳税捐）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给予部分居民，剥夺了贫民、文盲和妇女的正当权益（个别富有的妇女予以特殊照顾）。二是划分选民等级，选举采取等级制度。选民分为甲、乙两级，以年纳正税或公益捐数额为全部选民所纳总额半数的若干人为甲级，其余为乙级，两级选民各选一半议员。换句话说，列入甲级的少数人可以与列入乙级的多数人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选举权大于乙级选民。如此一来，当选的只能是一些富有者阶层和士绅。
府厅州县的自治事宜包括：有关全府厅州县的公益事务，或城镇乡不能担任的公益事务；以法律、命令委任办理的国家和地方行政事务。议事会议员选举、议事方法与城镇乡一致。不同的地方在于，府厅州县不设董事会，而设参事会，执行者为地方长官。
地方自治关系到城镇乡居民的切身利害，按说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进展比较顺利。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筹办过程中，或因地方官办理不善，勾结劣绅苛敛；或因宣讲不力，民众误会，不断掀起暴动或骚乱，这就增加了筹备难度。从1909年至1911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直接因反对调查户口、征收自治费等而发生的骚乱事件，即遍及全国15个省区。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董事被殴打，房屋被拆除，自治局被捣毁。有的声势较大，与官府对抗，波及周围地区。如1909年9月直隶迁安县筹备自治时，董事胡某、施某到冷口去调查户口，强行按牲畜头数摊派自治经费，索取供应，激起各村农民反抗。知县非但不惩治他们，反而派人拘捕为首的农民，滥施酷刑。群众极其愤慨，鸣锣聚众万余人围困县城，并捣毁了胡、施两家住宅。1910年4月，河南密县农民因反抗征收自治经费，1700余人进城，烧毁了县署。直隶易州自治局开办后，局绅张某借筹自治经费为名抽捐，尽入私囊，又借调查户口，按户敛钱。近5000人焚毁了自治局、中学堂，向知县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钱、处死自治绅董等条件。1910年11月，河南叶县万余人因反抗筹办自治增加杂捐，进城示威，要求取消自治。这些反抗斗争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暂时推迟筹办进程。在这两年多中，还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广大人民无以为生，暴动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同样打乱了地方当局的部署，筹办被迫延缓下来。如1910年湖南就因灾乱奏明缓办。山东有36个州县由于防疫和遭受水灾，赶办不及。江苏宜兴、荆溪两县因选举经费无着，不得不把成立时间后推。河南因筹集经费困难，1911年上级自治成立者寥寥无几。
清政府深以各种反抗风潮有碍筹办自治为忧，为了排除干扰，如期完成筹备工作，民政部指令各省严惩办理自治不好的官员和劣绅，不要操切，要向群众耐心剖解自治之利益和调查之宗旨，开通乡民知识，以免误会。
尽管存在着诸多困难，由于立宪派和热心士绅的积极参与，朝旨不容拖延，各地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只是由于缩短了召开国会年限，又修改了原先的规划方案，要求各级自治1912年全部成立，各省的步调不再一致，有的省进度较快。至1911年8月，奉天除6个县因为刚刚设立县治，不在原定计划，5个县因为人口稀少，下级自治尚待续办外，全省两级自治已一律竣事。吉林限于1911年年底各级自治全部成立。直隶上级自治成立124个府厅州县，下级自治成立80个城镇乡。山东城镇下级自治全部成立，上级自治成立70个州县。浙江成立的城镇乡议事会已逾90%，董事会及乡董约占80%，上级自治已核定24个州县办理。其他省有的先办下级自治，有的改办上级自治，有的齐头并进，都在加紧进行，不久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在筹备自治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人民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商民创办的市民公社。发起者为商务总会会董等人，1909年6月首先成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凡年满25岁，在本街居住或营业一年以上者，经介绍即为会员。社内总副干事、评议员均由全体社员公举，总副干事总理一切事宜，评议员民主议决问题。试办一年，效果良好，其他市民也起而仿效，1910年又成立了3个市民公社。农村中则有些地方主动实行村庄自治，要求建设自治模范村，还有的实行家族自治。
作者：侯宜杰，来源：南方周末
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報復中國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5）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毛澤東走的時候，輪到斯大林非常憋氣。他原來冷落毛，要讓毛覺得沒趣就走了，結果還是讓他同意中國的方案。從斯大林來講，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對手，所以他非常氣憤。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們後來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朝鮮戰爭。
斯大林什麼時候決定發動朝鮮戰爭的？1月30號。1月28號，他把中國的協定草案交回給毛澤東，兩天以後他給金日成寫了一封信，因為金日成想發動朝鮮戰爭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了，從1946年開始就有這個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對。1948年底蘇聯紅軍都撤走了，1949年3月金日成到莫斯科，找斯大林私下裏跟他談，說我要統一，如果和平統一無法成功我可不可以採用武力手段？斯大林說不行，說除非南朝鮮發動進攻，你才能反擊，你不能主動進攻。
等到1949年6月份，美國兵也全部撤離朝鮮半島，7月份金日成又策劃了一次先發制人的進攻計劃，交給蘇聯大使轉到莫斯科，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會議，答覆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鮮採取武力行動，還是要和平統一。當然金日成也找了毛澤東，4月派人到北平，當時毛澤東講，武裝奪取政權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條道路，你做得很對，但是不能著急，我還沒有統一呢，等我統一完了，我把部隊調到北方，幫著你打南朝鮮。
等到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金日成就著急了，又給毛澤東發了電報：你說的，你統一完了，就幫著我統一，你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你看我這兒還不行呢。這樣毛澤東就很難辦，原來毛澤東並不想那麼快宣佈新中國成立，是蘇聯一個勁兒地催，說你整個大陸半壁江山拿下來了，你趕快成立。因為蘇聯原來跟國民政府有外交關係，現在國民政府也沒宣佈垮台，你這新政府不成立，讓我怎麼辦？我是繼續跟國民政府發生關係，還是跟你們？
那會兒毛不著急，後來沒辦法，蘇聯催了幾次，就在10月1日成立了。那時候共產黨都還沒有控制西南，更別說西藏，毛就沒有答應（金日成）這個要求，他也沒有辦法跟金日成說，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給斯大林發電報，說金日成要打南朝鮮，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11月5號斯大林給毛澤東回了電，說關於朝鮮的問題，我和你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還很年輕，不懂事，這個工作我來做，你就不要操心。
毛澤東與金日成。
電報來來往往，一直到12月底，蘇聯都是反對金日成在朝鮮半島採取武裝行動。突然的，到了1月底，斯大林給了一個電報給蘇聯駐朝大使，說請轉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計劃，但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縝密，不能冒任何風險，讓金日成到莫斯科來，我親自跟他談。第三天，2月1號，他又發了電報，說昨天說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中國人），毛澤東現在還在這兒，金日成不要來，等毛澤東走了再來。
後來毛澤東走了，金日成就來了。這是很值得探討的一件事，但現在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個人的看法就是：由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得蘇聯整個在遠東的戰略基地不復存在——什麼戰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凍港。從俄國開始，蘇聯在亞洲地區、遠東地區就是為了爭取出海口和不凍港，修中長路也好，租用旅順港也好，都是為這個。所以中蘇同盟條約一簽，蘇聯整個在亞洲的戰略意義就沒了，只有依靠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採取了新的戰略方針，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從毛澤東這段訪蘇的情況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他逼迫著斯大林做了很多讓步，但是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就是對中國的報復，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的結果。但是後來毛澤東決定要出兵朝鮮，為什麼一定要出兵？大家都反對，就他堅持，主要是挽救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為別人心裏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澤東心裏非常明白，他訪蘇是得罪了斯大林——當然開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只有中國參戰才能達到要挽回中蘇關係，把中蘇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這個目的，實踐證明後來也是達到了這個目的。（《新史記》第 4期）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毛澤東走的時候，輪到斯大林非常憋氣。他原來冷落毛，要讓毛覺得沒趣就走了，結果還是讓他同意中國的方案。從斯大林來講，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對手，所以他非常氣憤。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們後來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朝鮮戰爭。
斯大林什麼時候決定發動朝鮮戰爭的？1月30號。1月28號，他把中國的協定草案交回給毛澤東，兩天以後他給金日成寫了一封信，因為金日成想發動朝鮮戰爭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了，從1946年開始就有這個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對。1948年底蘇聯紅軍都撤走了，1949年3月金日成到莫斯科，找斯大林私下裏跟他談，說我要統一，如果和平統一無法成功我可不可以採用武力手段？斯大林說不行，說除非南朝鮮發動進攻，你才能反擊，你不能主動進攻。
等到1949年6月份，美國兵也全部撤離朝鮮半島，7月份金日成又策劃了一次先發制人的進攻計劃，交給蘇聯大使轉到莫斯科，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會議，答覆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鮮採取武力行動，還是要和平統一。當然金日成也找了毛澤東，4月派人到北平，當時毛澤東講，武裝奪取政權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條道路，你做得很對，但是不能著急，我還沒有統一呢，等我統一完了，我把部隊調到北方，幫著你打南朝鮮。
等到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金日成就著急了，又給毛澤東發了電報：你說的，你統一完了，就幫著我統一，你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你看我這兒還不行呢。這樣毛澤東就很難辦，原來毛澤東並不想那麼快宣佈新中國成立，是蘇聯一個勁兒地催，說你整個大陸半壁江山拿下來了，你趕快成立。因為蘇聯原來跟國民政府有外交關係，現在國民政府也沒宣佈垮台，你這新政府不成立，讓我怎麼辦？我是繼續跟國民政府發生關係，還是跟你們？
那會兒毛不著急，後來沒辦法，蘇聯催了幾次，就在10月1日成立了。那時候共產黨都還沒有控制西南，更別說西藏，毛就沒有答應（金日成）這個要求，他也沒有辦法跟金日成說，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給斯大林發電報，說金日成要打南朝鮮，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11月5號斯大林給毛澤東回了電，說關於朝鮮的問題，我和你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還很年輕，不懂事，這個工作我來做，你就不要操心。
毛澤東與金日成。電報來來往往，一直到12月底，蘇聯都是反對金日成在朝鮮半島採取武裝行動。突然的，到了1月底，斯大林給了一個電報給蘇聯駐朝大使，說請轉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計劃，但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縝密，不能冒任何風險，讓金日成到莫斯科來，我親自跟他談。第三天，2月1號，他又發了電報，說昨天說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中國人），毛澤東現在還在這兒，金日成不要來，等毛澤東走了再來。
後來毛澤東走了，金日成就來了。這是很值得探討的一件事，但現在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個人的看法就是：由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得蘇聯整個在遠東的戰略基地不復存在——什麼戰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凍港。從俄國開始，蘇聯在亞洲地區、遠東地區就是為了爭取出海口和不凍港，修中長路也好，租用旅順港也好，都是為這個。所以中蘇同盟條約一簽，蘇聯整個在亞洲的戰略意義就沒了，只有依靠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採取了新的戰略方針，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從毛澤東這段訪蘇的情況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他逼迫著斯大林做了很多讓步，但是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就是對中國的報復，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的結果。但是後來毛澤東決定要出兵朝鮮，為什麼一定要出兵？大家都反對，就他堅持，主要是挽救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為別人心裏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澤東心裏非常明白，他訪蘇是得罪了斯大林——當然開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只有中國參戰才能達到要挽回中蘇關係，把中蘇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這個目的，實踐證明後來也是達到了這個目的。（《新史記》第 4期）
李德：林彪發現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首要戰鬥力
《林彪元帥最新相册》代序（上）
李德
《林彪元帥最新相册》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作者李德，1959年12月至1964年10月任林彪辦公室中校秘書，後軍職離休。這是他為林彪百年誕辰紀念會準備的發言稿，後收入明鏡出版社《林彪元帥最新相册》作爲代序。
2007年12月4日，林彪生日前一天，紀念林彪百年誕辰的活動在武漢被叫停，位於黃岡的林家大灣成了“禁區”，與會者被勸回。12月9日，紀念林彪百年紀念會在北京阜城門附近的國賓飯店舉行。許多中共元老及原四野將領，如周恩來、陳雲、高崗、陳毅、陳潭秋、謝覺哉、博古、陸定一、譚政、劉亞樓、賴傳珠、陳奇涵、鄧華、劉震、韓先楚、黃永勝、李天佑、楊勇、陳再道、賀炳炎、彭紹輝、王任重、紀登奎、劉仁、王錚、王秉璋、吳法憲、劉震、梁興初、胡奇才、李作鵬、羅舜初、邱會作、陶漢章、蕭遠久、呂黎平、程世清等的後代，以及原林彪秘書于運深、李德、劉文儒，林彪保健醫生蔣保生等，林育英、林育南的後代及林氏親屬120餘人參加了紀念會。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曉魯發言，提出應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公正地評價林彪的一生。四野戰將黃永勝、李天佑、鄧華的子女也先後發言。黃永勝的兒子黃春光在書面發言中披露了他父親臨終的心聲：黃永勝一生最敬重林（彪）、羅（榮桓）、陶（鑄），出語十分真誠；他們在發言中提出，應把異土他鄉、荒山野漠的林彪元帥的遺骨運回國內安葬。最後，林彪女兒林豆豆衷心感謝大家，並朗誦了林彪為左權寫的長篇哀詩，藉以表達對先烈的深切懷念。
林彪元帥的一生，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所作的貢獻是舉世皆知的。就在前幾天（2007年12月4日），香港鳳凰台為林彪元帥誕生百年做了一個專題節目。主持人是著名評論員何亮亮先生，他首先介紹了林彪的生平事蹟、歷史貢獻；又從審視歷史的角度做了客觀的評論。香港鳳凰台是面向全球華人的，由這個節目的播出，可以看到林彪作為中國革命史上一位特殊的歷史人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影響是至深至遠的。
今天在紀念林彪元帥百年誕辰的時候，我想簡要談一談，他在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對我軍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
作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1959年廬山會議後，人民解放軍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是嚴峻的。國際上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不斷地對我國威脅、污蔑和破壞，邊界摩擦此起彼伏，臺灣蠢蠢欲動，西藏平叛鬥爭也未完全結束，國內由於自然災害和工作上的失誤而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廣大農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彭德懷被罷官，從而引起社會上一引起人對黨的總路線，對黨的政策產生懷疑和不滿。人民解放軍作為社會主義的保衛者和建設者，該如何面對？
林彪元帥針對這一情況，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文章，向全軍、全國作出了最堅定、最明確的回答。文章高屋建瓴，旗幟鮮明，大長了人民解放軍的志氣，增強了全軍的團結，明確了軍隊的歷史使命；也為軍隊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高舉紅旗，緊跟黨中央，緊跟毛主席，奮勇前進。全軍的精神面貌為之大振。
1959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林彪元帥在會上作了《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要樹立一個作風，這個作風的標準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話、八個字。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有了這三句話、八個字，就會使我們的部隊生龍活虎，朝氣勃勃，政治上很堅定，有社會主義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壯志，有很高的勝利信心。
林彪元帥說：軍隊建設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進行物質上的建設，一方面要進行精神上的建設。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東西，精神的東西和群眾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而作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林彪元帥之所以提出要大興三八作風，這是他多年帶兵、用兵的體會。他說：做部隊工作久的同志都知道，各個連、各個營、各個團都有不同的作風，有的執行命令很堅決、很徹底，有的就是疲疲沓沓。如果有好作風，新加進去的成分馬上就學會了，一個帶一個就帶出來了，等於一個好學校。那一個部隊的作風好，那一個部隊就是個好學校，那個部隊就出幹部，出人才。那一個部隊的作風不好，就不出幹部，出來的幹部人家也不歡迎。所以，一個部隊，一個單位，就是一個學校，就要有一個好作風。
他還說：三八作風實際上是一個革命黨的作風，革命家的作風，同軍隊的特點相結合成為革命軍隊的作風。在1960年1月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又對三八作風的內涵、重要性作了詳細的闡述。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的首要因素
林彪元帥在提出大興三八作風的同時，反復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4月間他與羅榮桓元帥一起視察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他應邀題詞，寫下了“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他以為：政治掛帥就是搞思想工作，一切部門都要抓思想工作，政治機關更應該抓思想工作。這是政治工作中最主要的工作。管好了思想，一切好的東西都會湧現出來，一切壞的事情都會隱藏不住。政治工作有千件萬件，思想工作應該是第一件。
他為了使全軍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改進，有提高，從4月到9月，花費近半年的時間著重做兩件事。一是調查研究，調查瞭解當時連隊，基層單位是如何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導員怎樣上課？講什麼內容？用什麼教材？效果如何？同時收集軍內各級政治機關發放的政治課本，一本一本閱讀；調查瞭解最近一個時期部隊的思想傾向，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以及群眾來信中對軍隊軍紀作風的反映等等。二是閱讀經典著作，大量摘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著作中有關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係，意識的能動作用，意識在一定條件下能否起決定作用，以及經典作家有關士兵教育，士兵覺悟對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論述，作成卡片反復研讀。
李德
《林彪元帥最新相册》《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作者李德，1959年12月至1964年10月任林彪辦公室中校秘書，後軍職離休。這是他為林彪百年誕辰紀念會準備的發言稿，後收入明鏡出版社《林彪元帥最新相册》作爲代序。
2007年12月4日，林彪生日前一天，紀念林彪百年誕辰的活動在武漢被叫停，位於黃岡的林家大灣成了“禁區”，與會者被勸回。12月9日，紀念林彪百年紀念會在北京阜城門附近的國賓飯店舉行。許多中共元老及原四野將領，如周恩來、陳雲、高崗、陳毅、陳潭秋、謝覺哉、博古、陸定一、譚政、劉亞樓、賴傳珠、陳奇涵、鄧華、劉震、韓先楚、黃永勝、李天佑、楊勇、陳再道、賀炳炎、彭紹輝、王任重、紀登奎、劉仁、王錚、王秉璋、吳法憲、劉震、梁興初、胡奇才、李作鵬、羅舜初、邱會作、陶漢章、蕭遠久、呂黎平、程世清等的後代，以及原林彪秘書于運深、李德、劉文儒，林彪保健醫生蔣保生等，林育英、林育南的後代及林氏親屬120餘人參加了紀念會。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曉魯發言，提出應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公正地評價林彪的一生。四野戰將黃永勝、李天佑、鄧華的子女也先後發言。黃永勝的兒子黃春光在書面發言中披露了他父親臨終的心聲：黃永勝一生最敬重林（彪）、羅（榮桓）、陶（鑄），出語十分真誠；他們在發言中提出，應把異土他鄉、荒山野漠的林彪元帥的遺骨運回國內安葬。最後，林彪女兒林豆豆衷心感謝大家，並朗誦了林彪為左權寫的長篇哀詩，藉以表達對先烈的深切懷念。
林彪元帥的一生，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所作的貢獻是舉世皆知的。就在前幾天（2007年12月4日），香港鳳凰台為林彪元帥誕生百年做了一個專題節目。主持人是著名評論員何亮亮先生，他首先介紹了林彪的生平事蹟、歷史貢獻；又從審視歷史的角度做了客觀的評論。香港鳳凰台是面向全球華人的，由這個節目的播出，可以看到林彪作為中國革命史上一位特殊的歷史人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影響是至深至遠的。
今天在紀念林彪元帥百年誕辰的時候，我想簡要談一談，他在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對我軍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
作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1959年廬山會議後，人民解放軍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是嚴峻的。國際上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不斷地對我國威脅、污蔑和破壞，邊界摩擦此起彼伏，臺灣蠢蠢欲動，西藏平叛鬥爭也未完全結束，國內由於自然災害和工作上的失誤而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廣大農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彭德懷被罷官，從而引起社會上一引起人對黨的總路線，對黨的政策產生懷疑和不滿。人民解放軍作為社會主義的保衛者和建設者，該如何面對？
林彪元帥針對這一情況，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文章，向全軍、全國作出了最堅定、最明確的回答。文章高屋建瓴，旗幟鮮明，大長了人民解放軍的志氣，增強了全軍的團結，明確了軍隊的歷史使命；也為軍隊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高舉紅旗，緊跟黨中央，緊跟毛主席，奮勇前進。全軍的精神面貌為之大振。
1959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林彪元帥在會上作了《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要樹立一個作風，這個作風的標準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話、八個字。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有了這三句話、八個字，就會使我們的部隊生龍活虎，朝氣勃勃，政治上很堅定，有社會主義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壯志，有很高的勝利信心。
林彪元帥說：軍隊建設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進行物質上的建設，一方面要進行精神上的建設。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東西，精神的東西和群眾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而作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林彪元帥之所以提出要大興三八作風，這是他多年帶兵、用兵的體會。他說：做部隊工作久的同志都知道，各個連、各個營、各個團都有不同的作風，有的執行命令很堅決、很徹底，有的就是疲疲沓沓。如果有好作風，新加進去的成分馬上就學會了，一個帶一個就帶出來了，等於一個好學校。那一個部隊的作風好，那一個部隊就是個好學校，那個部隊就出幹部，出人才。那一個部隊的作風不好，就不出幹部，出來的幹部人家也不歡迎。所以，一個部隊，一個單位，就是一個學校，就要有一個好作風。
他還說：三八作風實際上是一個革命黨的作風，革命家的作風，同軍隊的特點相結合成為革命軍隊的作風。在1960年1月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又對三八作風的內涵、重要性作了詳細的闡述。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的首要因素
林彪元帥在提出大興三八作風的同時，反復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4月間他與羅榮桓元帥一起視察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他應邀題詞，寫下了“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他以為：政治掛帥就是搞思想工作，一切部門都要抓思想工作，政治機關更應該抓思想工作。這是政治工作中最主要的工作。管好了思想，一切好的東西都會湧現出來，一切壞的事情都會隱藏不住。政治工作有千件萬件，思想工作應該是第一件。
他為了使全軍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改進，有提高，從4月到9月，花費近半年的時間著重做兩件事。一是調查研究，調查瞭解當時連隊，基層單位是如何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導員怎樣上課？講什麼內容？用什麼教材？效果如何？同時收集軍內各級政治機關發放的政治課本，一本一本閱讀；調查瞭解最近一個時期部隊的思想傾向，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以及群眾來信中對軍隊軍紀作風的反映等等。二是閱讀經典著作，大量摘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著作中有關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係，意識的能動作用，意識在一定條件下能否起決定作用，以及經典作家有關士兵教育，士兵覺悟對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論述，作成卡片反復研讀。
毛泽东女儿的保姆被害之谜
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毛泽东身边突然发生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
1941年秋一日，替毛泽东和江青照看孩子李讷的保姆妞儿突然不见了。战士们去找，结果，发现她死了，尸体在毛泽东窑洞西北向的塬腰，上衣散乱，裤腰扯散，头发凌乱，除了脖颈上有一处紫红色伤痕外，没有其他任何外伤。
这位保姆来到毛泽东身边不到一年，是专门请来协助江青照顾李讷的。
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第一个女儿（也是两人唯一的孩子）。1940年8月3日，出生在中央医院。毛泽东和两任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先后生下近十个孩子，大多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没有幸存下来，只留下他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此时还在苏联，和贺子珍在一起。他和贺子珍在长征前的孩子小毛下落不明。贺子珍带着身孕去苏联后，生下一个女儿（李敏）。毛泽东身边没有一个孩子。因此，李讷降生后，大家都很高兴。
还没满月，毛泽东就派贺清华把江青母女接回了杨家岭。军委警卫营几个会木匠、篾匠活的战士闻讯毛泽东喜添千金，高兴得连夜没睡觉，赶做了一只木架篾筐摇篮，送过来祝贺。随后，毛泽东办公时一手提笔，一手摇着摇篮，乐在其中。
谁知李讷出生后较为爱哭。江青是头胎，带孩子没经验。贺清华等警卫员时常一起帮着她照看小孩。而这些警卫员本身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大孩子，哪会带小孩？李讷一哭，众人就慌了手脚。结果，几个月下来，江青和他们累得腰酸背疼，还没把孩子带好。
这样“自带”终究不是办法。毛泽东和江青于是听从了一些人的建议，决定给李讷找一个保姆，协助江青来带孩子，也好让警卫班战士全身心去做自己的工作。保卫部门物色了好几个人选，江青挑选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妞儿。
没料到妞儿来到毛泽东和江青身边还不到一年，就被人害死，抛尸野外。江青一听，吓得一把坐在凳子上：“这让我们如何向妞儿的家人交代？”
妞儿被杀案立即惊动了党中央高层。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立即下令该部侦察科长兼第三室主任陈龙限期破案。
陈龙原名刘汉兴，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参谋长，东北雪山老林抗击过日军，且练就一手“百步穿杨”的神枪。1936年，他被党组织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保卫工作，陈潭秋为他改名“陈龙”，希望他成为我党保卫工作的“一条蛟龙”。1938年，他学成后回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教习游击战，次年调到中央社会部，专门负责保卫干部训练班。此时他调到调查部的时间并不长。
陈龙接到康生的命令后，立即带着人马赶到现场。经过勘查，他向康生汇报说：“可以断定妞儿为勒颈致窒息而死，不过是双手掐的，还是绳索勒的致死，尚不确定。被害原因初步可以定为奸情性质。”
因为案子涉及毛泽东一家，康生指示陈龙说：“做到两条，一要严格采取保密措施，二要尽快破案！给主席和妞儿家人一个交代。”
随后，陈龙把侦查方向放在妞儿的未婚夫及周围村庄小伙子与她的交往上。很快就查明：在出事前一天，其未婚夫曾约妞儿到出事地点约会，且在妞儿做保姆期间，两人常有往来，该村青年都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但经过十来天的秘密查访，陈龙却没找到未婚夫杀害妞儿的证据，也没发现其他破案线索。
眼看快半个月了，仍无头绪，陈龙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后，紧锁眉头地说：“看来苏联的那一套，也不行。你就把案子转给军委保卫部吧。”
毛泽东的保卫和警戒，由中央社会部及属下的中央警卫教导大队负责，也由军委保卫部及属下的军委警卫营负责。陈龙和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做了案件移交。
钱益民是我党自己培养起来的保卫员。在瑞金时，他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办的红色保卫员训练班，以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就一直从事保卫工作，当过锄奸科长，并且做过几次验尸破案。
次日上午，钱益民指定侦察科科长韦祖珍先调三名侦察员，组成新的专案侦破小组，其中钱益民为组长，韦祖珍为副组长。随后，侦破小组和中央社会部原侦破组人员、保卫部另外四个科室负责人，汇集一起召开案情分析会。
经过讨论，大家对于案件的奸情性质判断没有异议，而如何破案仍无线索。钱益民做出了几个决定：
（1）先内后外，对中央机关及警卫勤务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查访。
（2）着重弄清楚脖子上的紫痕是如何造成的。
（3）重点调查可能接触妞儿的一切人员。
（4）尽量保密，避免扩大影响，免得被国民党特务利用。
会议结束后，钱益民、韦祖珍叫来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吴云飞，一起来到塬腰停放妞儿尸体的窑洞验尸。
由于气候干燥，尸体完好如初。吴云飞进洞后，对守卫的士兵说：“把放尸的木架抬到洞口。”
钱益民、韦祖珍、吴云飞以及保卫部几位干部围着尸体，仔细进行查看。发现妞儿脸颊有明显的血淤，两只眼珠暴突，张开的口型一直未复原。众人从头、脸到手、脚认真察看了一遍。
“这种死状，而只是颈脖上有一块紫痕，没有其他伤痕。”钱益民说，“可以判断是因为卡住了脖子，窒息缺氧而死的。”
“这样的话，是手掐的，还是绳子勒的，凶器又是什么呢？”吴云飞说。
这句话立即提醒了钱益民。他猛一抬头，眼光正好触到旁边警卫战士的宽皮腰带上，再看看妞儿脖子上的痕迹，恍然大悟，立即拉上吴云飞说：“到我那里去谈吧！”
吴云飞跟着他一起来到军委保卫部。出来之后，他立即对负责中央首长住处的那个警卫连连长说：“你把警卫军委首长的那一个排全换哨，带去延河洗澡。”
已是凉意阵阵的大秋天了，去洗澡，并且还是去延河。连长惊讶地问：“天这么冷，去洗澡？”
“对，快执行！”吴云飞说，“这是命令，马上就去，一个人也不准少。”
当警卫排战士来到河边后，大家在旁边一孔窑洞里脱下军装，只穿着裤衩下水了。三位干部荷枪站在岸上。钱益民和韦祖珍等破案组干部随吴云飞快步进入了放衣服的窑洞内。钱益民说：“快，检验皮带！”
吴云飞的警卫员端来一盆清水，放在地上。钱益民把这个排26人的皮带一一放入清水中浸泡。
半小时后，一根皮带在水中稀释出一缕血丝。
“好了！”钱益民说，“把皮带放回原处吧。”
“这……”大家大惑不解。
钱益民对警卫连长说：“你把这名战士查出来是谁，然后带去见我。”说罢，和吴云飞等人一起走了。
战士们洗完澡上来后，连长根据这根皮带找出这位战士，把他带到了军委保卫部。
钱益民一看，是位常见面的山东小伙子，年纪25岁左右，长期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勤务工作使得他脸庞黝黑，身上穿着的粗布军裤也缀着好几块大补丁。钱益民叹了口气，然后问道：“你认识保姆妞儿吧？”
他马上红了脸，脱口而出：“俺可没弄死她……”
钱益民严肃地说：“你把上衣脱掉！”
这下把其他人弄奇怪了：“这……”
这位战士迟疑着，没有动。
“脱掉吧！”钱益民盯住他，严肃地说。于是，他极不情愿地在众人前面慢慢地脱下了上衣，光着膀子。
钱益民走了过来，围着他看了一遍，然后指着胳膊上一处清晰的伤痕，说道：“你自己看吧，这是什么？”
“这是我训练受的伤……”
“不对！”钱益民生气了，怒喝道：“你还不老实！这是保姆妞儿用手抓伤的！”
这下这位战士知道无法隐瞒了，立即“扑通”一声，双腿跪在地上：“饶了我吧！”
“下跪做什么？站起来说！”吴云飞喝道。
于是，他站了起来，然后面对着钱益民和吴云飞等人招供了杀害妞儿的经过。
原来，那天妞儿确实与未婚夫约了会。妞儿回来时，恰好碰上这位战士下哨回来。本来他们都很熟悉。见了妞儿，他突然起了邪念，交谈几句话，竟然把妞儿骗进了破窑里，要对她进行强奸。妞儿挣扎着不从，还开始叫喊。情急之下，他用自己的皮带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杀害了。
凶杀案就这样被“土包子”出身的钱益民告破了。
事后，钱益民带着吴云飞、韦祖珍等四人，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委托，前去边区政府，再由政府派人陪同，用牛车拉着妞儿的尸体，一起去了妞儿家，把抚恤、安葬诸事一一安排。
毛泽东本人没有回避这件事情。按照他的交代，钱益民等人在该村召开了有妞儿父亲在场的座谈会。在乡亲们面前，钱益民和吴云飞几次鞠躬行大礼，代表毛泽东夫妇对乡亲们表示歉意。妞儿的父亲流着泪说：“哪里都难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怪不得你们！感谢毛主席对妞儿生前死后的关心！”
从妞儿的老家回来后，吴云飞重调换了杨家岭的警卫连。
《毛泽东的红色卫队》，华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1941年秋一日，替毛泽东和江青照看孩子李讷的保姆妞儿突然不见了。战士们去找，结果，发现她死了，尸体在毛泽东窑洞西北向的塬腰，上衣散乱，裤腰扯散，头发凌乱，除了脖颈上有一处紫红色伤痕外，没有其他任何外伤。
这位保姆来到毛泽东身边不到一年，是专门请来协助江青照顾李讷的。
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第一个女儿（也是两人唯一的孩子）。1940年8月3日，出生在中央医院。毛泽东和两任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先后生下近十个孩子，大多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没有幸存下来，只留下他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此时还在苏联，和贺子珍在一起。他和贺子珍在长征前的孩子小毛下落不明。贺子珍带着身孕去苏联后，生下一个女儿（李敏）。毛泽东身边没有一个孩子。因此，李讷降生后，大家都很高兴。
还没满月，毛泽东就派贺清华把江青母女接回了杨家岭。军委警卫营几个会木匠、篾匠活的战士闻讯毛泽东喜添千金，高兴得连夜没睡觉，赶做了一只木架篾筐摇篮，送过来祝贺。随后，毛泽东办公时一手提笔，一手摇着摇篮，乐在其中。
谁知李讷出生后较为爱哭。江青是头胎，带孩子没经验。贺清华等警卫员时常一起帮着她照看小孩。而这些警卫员本身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大孩子，哪会带小孩？李讷一哭，众人就慌了手脚。结果，几个月下来，江青和他们累得腰酸背疼，还没把孩子带好。
这样“自带”终究不是办法。毛泽东和江青于是听从了一些人的建议，决定给李讷找一个保姆，协助江青来带孩子，也好让警卫班战士全身心去做自己的工作。保卫部门物色了好几个人选，江青挑选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妞儿。
没料到妞儿来到毛泽东和江青身边还不到一年，就被人害死，抛尸野外。江青一听，吓得一把坐在凳子上：“这让我们如何向妞儿的家人交代？”
妞儿被杀案立即惊动了党中央高层。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立即下令该部侦察科长兼第三室主任陈龙限期破案。
陈龙原名刘汉兴，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参谋长，东北雪山老林抗击过日军，且练就一手“百步穿杨”的神枪。1936年，他被党组织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保卫工作，陈潭秋为他改名“陈龙”，希望他成为我党保卫工作的“一条蛟龙”。1938年，他学成后回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教习游击战，次年调到中央社会部，专门负责保卫干部训练班。此时他调到调查部的时间并不长。
陈龙接到康生的命令后，立即带着人马赶到现场。经过勘查，他向康生汇报说：“可以断定妞儿为勒颈致窒息而死，不过是双手掐的，还是绳索勒的致死，尚不确定。被害原因初步可以定为奸情性质。”
因为案子涉及毛泽东一家，康生指示陈龙说：“做到两条，一要严格采取保密措施，二要尽快破案！给主席和妞儿家人一个交代。”
随后，陈龙把侦查方向放在妞儿的未婚夫及周围村庄小伙子与她的交往上。很快就查明：在出事前一天，其未婚夫曾约妞儿到出事地点约会，且在妞儿做保姆期间，两人常有往来，该村青年都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但经过十来天的秘密查访，陈龙却没找到未婚夫杀害妞儿的证据，也没发现其他破案线索。
眼看快半个月了，仍无头绪，陈龙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后，紧锁眉头地说：“看来苏联的那一套，也不行。你就把案子转给军委保卫部吧。”
毛泽东的保卫和警戒，由中央社会部及属下的中央警卫教导大队负责，也由军委保卫部及属下的军委警卫营负责。陈龙和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做了案件移交。
钱益民是我党自己培养起来的保卫员。在瑞金时，他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办的红色保卫员训练班，以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就一直从事保卫工作，当过锄奸科长，并且做过几次验尸破案。
次日上午，钱益民指定侦察科科长韦祖珍先调三名侦察员，组成新的专案侦破小组，其中钱益民为组长，韦祖珍为副组长。随后，侦破小组和中央社会部原侦破组人员、保卫部另外四个科室负责人，汇集一起召开案情分析会。
经过讨论，大家对于案件的奸情性质判断没有异议，而如何破案仍无线索。钱益民做出了几个决定：
（1）先内后外，对中央机关及警卫勤务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查访。
（2）着重弄清楚脖子上的紫痕是如何造成的。
（3）重点调查可能接触妞儿的一切人员。
（4）尽量保密，避免扩大影响，免得被国民党特务利用。
会议结束后，钱益民、韦祖珍叫来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吴云飞，一起来到塬腰停放妞儿尸体的窑洞验尸。
由于气候干燥，尸体完好如初。吴云飞进洞后，对守卫的士兵说：“把放尸的木架抬到洞口。”
钱益民、韦祖珍、吴云飞以及保卫部几位干部围着尸体，仔细进行查看。发现妞儿脸颊有明显的血淤，两只眼珠暴突，张开的口型一直未复原。众人从头、脸到手、脚认真察看了一遍。
“这种死状，而只是颈脖上有一块紫痕，没有其他伤痕。”钱益民说，“可以判断是因为卡住了脖子，窒息缺氧而死的。”
“这样的话，是手掐的，还是绳子勒的，凶器又是什么呢？”吴云飞说。
这句话立即提醒了钱益民。他猛一抬头，眼光正好触到旁边警卫战士的宽皮腰带上，再看看妞儿脖子上的痕迹，恍然大悟，立即拉上吴云飞说：“到我那里去谈吧！”
吴云飞跟着他一起来到军委保卫部。出来之后，他立即对负责中央首长住处的那个警卫连连长说：“你把警卫军委首长的那一个排全换哨，带去延河洗澡。”
已是凉意阵阵的大秋天了，去洗澡，并且还是去延河。连长惊讶地问：“天这么冷，去洗澡？”
“对，快执行！”吴云飞说，“这是命令，马上就去，一个人也不准少。”
当警卫排战士来到河边后，大家在旁边一孔窑洞里脱下军装，只穿着裤衩下水了。三位干部荷枪站在岸上。钱益民和韦祖珍等破案组干部随吴云飞快步进入了放衣服的窑洞内。钱益民说：“快，检验皮带！”
吴云飞的警卫员端来一盆清水，放在地上。钱益民把这个排26人的皮带一一放入清水中浸泡。
半小时后，一根皮带在水中稀释出一缕血丝。
“好了！”钱益民说，“把皮带放回原处吧。”
“这……”大家大惑不解。
钱益民对警卫连长说：“你把这名战士查出来是谁，然后带去见我。”说罢，和吴云飞等人一起走了。
战士们洗完澡上来后，连长根据这根皮带找出这位战士，把他带到了军委保卫部。
钱益民一看，是位常见面的山东小伙子，年纪25岁左右，长期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勤务工作使得他脸庞黝黑，身上穿着的粗布军裤也缀着好几块大补丁。钱益民叹了口气，然后问道：“你认识保姆妞儿吧？”
他马上红了脸，脱口而出：“俺可没弄死她……”
钱益民严肃地说：“你把上衣脱掉！”
这下把其他人弄奇怪了：“这……”
这位战士迟疑着，没有动。
“脱掉吧！”钱益民盯住他，严肃地说。于是，他极不情愿地在众人前面慢慢地脱下了上衣，光着膀子。
钱益民走了过来，围着他看了一遍，然后指着胳膊上一处清晰的伤痕，说道：“你自己看吧，这是什么？”
“这是我训练受的伤……”
“不对！”钱益民生气了，怒喝道：“你还不老实！这是保姆妞儿用手抓伤的！”
这下这位战士知道无法隐瞒了，立即“扑通”一声，双腿跪在地上：“饶了我吧！”
“下跪做什么？站起来说！”吴云飞喝道。
于是，他站了起来，然后面对着钱益民和吴云飞等人招供了杀害妞儿的经过。
原来，那天妞儿确实与未婚夫约了会。妞儿回来时，恰好碰上这位战士下哨回来。本来他们都很熟悉。见了妞儿，他突然起了邪念，交谈几句话，竟然把妞儿骗进了破窑里，要对她进行强奸。妞儿挣扎着不从，还开始叫喊。情急之下，他用自己的皮带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杀害了。
凶杀案就这样被“土包子”出身的钱益民告破了。
事后，钱益民带着吴云飞、韦祖珍等四人，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委托，前去边区政府，再由政府派人陪同，用牛车拉着妞儿的尸体，一起去了妞儿家，把抚恤、安葬诸事一一安排。
毛泽东本人没有回避这件事情。按照他的交代，钱益民等人在该村召开了有妞儿父亲在场的座谈会。在乡亲们面前，钱益民和吴云飞几次鞠躬行大礼，代表毛泽东夫妇对乡亲们表示歉意。妞儿的父亲流着泪说：“哪里都难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怪不得你们！感谢毛主席对妞儿生前死后的关心！”
从妞儿的老家回来后，吴云飞重调换了杨家岭的警卫连。
《毛泽东的红色卫队》，华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周恩來心領神會毛澤東的意圖，把林彪逼上絕路
高文谦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對毛澤東讓林彪充分暴露的意圖，周恩來馬上心領神會，於是打消了原想去北戴河找林彪面談，作最後挽回的打算，轉而又貫徹執行毛的意圖，抓住往北戴河私調專機一事窮追不捨，旁敲側擊。他親自打電話給葉群，佯作不知情，不動聲色地盤問葉群。葉群則做賊心虛，先是支吾其詞，企圖遮掩過去，但很快便露出馬腳，又改口承認確有一架專機，稱如果明天天氣好，林彪打算“要上天轉一轉”。 周見狀，隨即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加以勸阻，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臨了，又臨機虛晃一槍，表示：“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後來的事實証明，正是周恩來這一虛晃一槍的舉動以及隨後下令封鎖256號專機，給了林彪致命的一擊，迫使他最後走上了絕路。不管當時周氏的主觀動機如何，客觀效果卻是打草驚蛇，非但未能如林立衡之請，阻止林彪的出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事態急轉直下。葉群聽說周恩來要來北戴河後，立刻慌了神，認為南飛廣州的行動已經走漏了風聲，整個計劃完全敗露，北京那邊正在追查，一切都已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
更令葉群驚恐的是，她隨後接到在北京組織南飛行動的周宇馳的緊急報告，告以周恩來下令扣押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而她給北京打電話又到處找不到黃永勝。其實，黃永勝此時已被周以“協助處理”此事為名，留在身邊，動彈不得。這樣一來，葉群感到大禍臨頭，認為毛澤東已經在北京動手，否則一向行事謹慎的周恩來不會下令扣押林彪的專機，而周又在深更半夜突然提出要來北戴河“看望”林彪，那不過是奉毛之命前來抓人的託辭而已。
一種末日來臨的氣氛籠罩著北戴河林彪住地。
直到9月12日晚，林彪、葉群和剛從北京趕回來的林立果三人關起門來長時間密談時，林彪還不想走出走這條路，不理睬葉群建議到香港去遙控指揮的央求，只是獨自落淚。據當時撞見這一場面的林彪身邊的公務員說，當時林彪流著淚表示：“我至死是個民族主義者。”
然而，就在葉群和周恩來通話後，變起倉猝。以為毛澤東已經下令前來抓人的葉群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擔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於是立刻把當時已經服下安眠藥準備睡覺的林彪叫起來，緊急商量對策。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時也亂了方寸，完全被葉群的驚恐情緒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廣州方面已經被毛澤東挖了牆角，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態度有變，這樣一來打亂了原定南飛廣州的計劃。於是，林彪在倉皇之中臨時變卦，聽從了葉群的主意—三十六計走為上，決定放棄南飛廣州的計劃而改為北投蘇聯。
這裡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林彪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的統帥在生死關頭竟然如此缺乏主見，舉棋不定，完全讓葉群牽著鼻子走？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邁出了出逃這一步，鑄成歷史大錯——是因為他本人在最後關頭還是生存的慾望佔了上風，懼怕落入毛澤東的手裡後會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還是顧念妻子兒女，不忍看到他們和自己一道受牢獄之苦？還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藥發生了作用，影響了理智的判斷？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許這將永遠是一個歷史之謎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林彪來說，投奔蘇聯實在是一個痛苦的決定，行前內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間搖擺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還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頭。據知情人透露，9月12日午夜，林彪在乘車駛往山海關機場的途中，曾經命令隨車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這位警衛秘書。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對此一直諱莫如深。當事人更是三緘其口。不過，據說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遭到專案組的訓斥，隨即被單獨關押起來交代問題。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後，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然而，這位曾跟隨林彪多年、後來吃了不少苦頭的警衛秘書並不想永遠這樣沉默下去，湮沒歷史真相。他在私下裡曾對來人表示：“現在不到時候，到時候我是要講話的。”恐怕要到那時，有關林彪出走的更多真相才會大白於天下。（《新史記》第4期）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對毛澤東讓林彪充分暴露的意圖，周恩來馬上心領神會，於是打消了原想去北戴河找林彪面談，作最後挽回的打算，轉而又貫徹執行毛的意圖，抓住往北戴河私調專機一事窮追不捨，旁敲側擊。他親自打電話給葉群，佯作不知情，不動聲色地盤問葉群。葉群則做賊心虛，先是支吾其詞，企圖遮掩過去，但很快便露出馬腳，又改口承認確有一架專機，稱如果明天天氣好，林彪打算“要上天轉一轉”。 周見狀，隨即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加以勸阻，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臨了，又臨機虛晃一槍，表示：“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後來的事實証明，正是周恩來這一虛晃一槍的舉動以及隨後下令封鎖256號專機，給了林彪致命的一擊，迫使他最後走上了絕路。不管當時周氏的主觀動機如何，客觀效果卻是打草驚蛇，非但未能如林立衡之請，阻止林彪的出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事態急轉直下。葉群聽說周恩來要來北戴河後，立刻慌了神，認為南飛廣州的行動已經走漏了風聲，整個計劃完全敗露，北京那邊正在追查，一切都已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
更令葉群驚恐的是，她隨後接到在北京組織南飛行動的周宇馳的緊急報告，告以周恩來下令扣押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而她給北京打電話又到處找不到黃永勝。其實，黃永勝此時已被周以“協助處理”此事為名，留在身邊，動彈不得。這樣一來，葉群感到大禍臨頭，認為毛澤東已經在北京動手，否則一向行事謹慎的周恩來不會下令扣押林彪的專機，而周又在深更半夜突然提出要來北戴河“看望”林彪，那不過是奉毛之命前來抓人的託辭而已。
一種末日來臨的氣氛籠罩著北戴河林彪住地。
直到9月12日晚，林彪、葉群和剛從北京趕回來的林立果三人關起門來長時間密談時，林彪還不想走出走這條路，不理睬葉群建議到香港去遙控指揮的央求，只是獨自落淚。據當時撞見這一場面的林彪身邊的公務員說，當時林彪流著淚表示：“我至死是個民族主義者。”
然而，就在葉群和周恩來通話後，變起倉猝。以為毛澤東已經下令前來抓人的葉群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擔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於是立刻把當時已經服下安眠藥準備睡覺的林彪叫起來，緊急商量對策。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時也亂了方寸，完全被葉群的驚恐情緒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廣州方面已經被毛澤東挖了牆角，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態度有變，這樣一來打亂了原定南飛廣州的計劃。於是，林彪在倉皇之中臨時變卦，聽從了葉群的主意—三十六計走為上，決定放棄南飛廣州的計劃而改為北投蘇聯。
這裡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林彪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的統帥在生死關頭竟然如此缺乏主見，舉棋不定，完全讓葉群牽著鼻子走？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邁出了出逃這一步，鑄成歷史大錯——是因為他本人在最後關頭還是生存的慾望佔了上風，懼怕落入毛澤東的手裡後會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還是顧念妻子兒女，不忍看到他們和自己一道受牢獄之苦？還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藥發生了作用，影響了理智的判斷？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許這將永遠是一個歷史之謎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林彪來說，投奔蘇聯實在是一個痛苦的決定，行前內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間搖擺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還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頭。據知情人透露，9月12日午夜，林彪在乘車駛往山海關機場的途中，曾經命令隨車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這位警衛秘書。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對此一直諱莫如深。當事人更是三緘其口。不過，據說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遭到專案組的訓斥，隨即被單獨關押起來交代問題。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後，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然而，這位曾跟隨林彪多年、後來吃了不少苦頭的警衛秘書並不想永遠這樣沉默下去，湮沒歷史真相。他在私下裡曾對來人表示：“現在不到時候，到時候我是要講話的。”恐怕要到那時，有關林彪出走的更多真相才會大白於天下。（《新史記》第4期）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徐友渔回复陈子明
子明，你好！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颂暑安
友渔
2009年5月24日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颂暑安
友渔
2009年5月24日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陈子明致徐友渔（下）
（续前）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社会学与人类学：
7.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二、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三、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Woldemar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祝春夏之交万事顺遂!
子明
2009．5.19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社会学与人类学：
7.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二、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三、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Woldemar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祝春夏之交万事顺遂!
子明
2009．5.19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陈子明致徐友渔（上）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开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陈云、邓力群是推动制定中央“九号文件”最力者。该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与此同时，陈云却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四君子”，邓力群也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农村组”。由于有他们作为榜样，已经停刊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北京之春》编委陈子明才能组建“就业组”和“国情组”。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Fong-chingandJinGuantao.FromYouthfulManuscriptstoRiverElegy:TheChinesePopularCulturalMovement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1979-1989.HK:ChineseUniversityofHKPress,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了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军涛主持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未完待续）
作者：陈子明，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开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陈云、邓力群是推动制定中央“九号文件”最力者。该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与此同时，陈云却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四君子”，邓力群也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农村组”。由于有他们作为榜样，已经停刊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北京之春》编委陈子明才能组建“就业组”和“国情组”。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Fong-chingandJinGuantao.FromYouthfulManuscriptstoRiverElegy:TheChinesePopularCulturalMovement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1979-1989.HK:ChineseUniversityofHKPress,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了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军涛主持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未完待续）
作者：陈子明，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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