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开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陈云、邓力群是推动制定中央“九号文件”最力者。该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与此同时，陈云却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四君子”，邓力群也夸奖了跨单位组合的“农村组”。由于有他们作为榜样，已经停刊的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北京之春》编委陈子明才能组建“就业组”和“国情组”。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Fong-chingandJinGuantao.FromYouthfulManuscriptstoRiverElegy:TheChinesePopularCulturalMovement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1979-1989.HK:ChineseUniversityofHKPress,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了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军涛主持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未完待续）
作者：陈子明，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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