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2、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4、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此间，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已经获悉中央特科“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
5、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6、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
7、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评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视员的亲自督促下，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在刘士奇、曾山等的领导下，加紧了政治宣传攻势，提出不少政治口号，但却不以打AB团为任务和手段，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敌特破坏现象后，针对性的肃反打AB团。这一客观的肃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视员和赣西南李文林宗派发觉，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9S'lJIZ&
8、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茶悠县境，来到莲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钱山地区，此地虽小，地主很多，改组派AB团活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发现AB团，并打AB团。
9、1930年6月，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结合彭德怀屠杀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赣边特委，富田事变发生后，响应支持事变的地方党。隶属于赣西南特委），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关于这个《肃反决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何人主持，没有相关资料，只有谭启龙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里与胡耀邦一起回忆过这个事项。因此，《肃反决议》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一起主持做出，还是李立三、项英主持所做（周恩来8月中旬回国，瞿秋白稍后也在8月回国），无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项英等的旨意，主持召开“二全会议”，全面针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指责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期间“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等错误，赶走了刘士奇，而且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党籍。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酝酿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推动“立三路线”和反富农、打AB团的肃反。之后，又纠结宗派势力，暗中成立“反毛组织”。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于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废除了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号召使用“肉刑”，并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规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来。“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⑵
14、1930年10月，毛泽东率军由福建湖南转回赣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毛泽东、朱德、周以栗等总前委领导人和中央特派员，与赣西南地方党会谈，听取地方党的工作通报。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毛泽东名义向中央汇报，即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向中央的汇报信《给中央的信》：“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毛泽东迫于被批判的形势，更由于赣西南李文林、总前委朱德等对AB团的了解，不得不在汇报信中陈述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团肃反的有关内容。但是，毛泽东采取了以往惯常对待中央胡乱指示的“拖”的办法，表示“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后，把“球”踢给了中央：“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因此，毛泽东向中央信件汇报后，不但没有丝毫表示（连政治口号都没有），而且，还帮助李文林等组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即不但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还要居高临下的行使对红军的“指导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为了纠正总前委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来总前委所在地实行“指导”，由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在有关AB团肃反的问题上，规定“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共中央和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没有被写进决议，但毛泽东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样没有能写进决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督促总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还由于红三军团彭德怀等人不接受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毛泽东正苦于做说服工作。同时，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长久难以贯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期间，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同时，召集基层农民，调查土地政策的问题。“罗坊会议”与毛泽东召集当地农民战士调研土地政策的会议同时进行，“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还在继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转头去兴国县调查土地分配问题。
对AB团肃反，毛泽东再次采取“拖”的办法：“罗坊会议”虽然不得不写进AB团的有关内容，但毛泽东并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17、1931年11月，彭德怀率先联合赣西南地方党对红三军团的逃兵，当作AB团来打。“顷接红三军团政治部公函内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行动的具体转变，鸭比团分子混进到红军中捣乱，……其因嫌疑潜逃或尚未在发觉前开小差的，往往有计划的私窃各部队图章打放行条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动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开小差，……致使漏网。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放任下去，将使反动分子得以幸免。……本部为着挽救这一危机起见，以后关于本军批准请假的官兵夫，制定护照发给各部队。在每师须师长、政治委员加盖私章，全军性的或直属部队的，须由军长、政治委员或主任加盖私章。”不然的话，“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装团体可以扣留查办” ⑷。
18、1931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行战前动员，即“快速整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讨论如何快速整军时，发现了AB团，随即成立各级的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把快速整军转化为“肃反整军”。总前委毛泽东等在高级将领的要求下，批准肃反打AB团。总前委毛泽东等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为期七天的“快速整军”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违背总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杀人的权力下放到连队。而且，明确表示打AB团主要是对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时为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本只有抓人的权力，却领导杀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萧克为师长的师，早已开始打AB团。“快速整军”开始后，本来规定为期七天，萧克却“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打了十几天，杀了近百人。
由于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废除，更由于毛泽东被中央严厉批判、下令调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被周恩来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党号召使用“肉刑”，黄克诚、萧克这样的文化素养很高、历来有着独立思维、明确知道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决议的高级将领，一反常态的在所部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极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杀。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