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社会学与人类学：
7.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二、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三、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Woldemar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祝春夏之交万事顺遂!
子明
2009．5.19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