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明，你好！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颂暑安
友渔
2009年5月24日
（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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