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0年12月8日，毛泽东听说有人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把肃反与“路线斗争”搅合在一起。“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面对反动派十万大军压境的严峻局面，有人却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古柏从前委驻地的宁都黄陂去吉安富田，协助红二十军处理这一问题”⑴。文中所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质是毛泽东。所派之人，还有陈伯钧。古柏、陈伯钧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在此赘述此文字，是澄清被故意搅混的历史，即李韶九所携《总前委指示信》并非毛泽东所写。这一点，从戴向青的文字中即可证实：古柏等所带信件，戴氏直言是毛泽东的亲笔信，其他则以“总前委”模糊指代），分赴富田和东固一带纠正肃反扩大化。
对赣西南AB团的存在状况，毛泽东并不清楚——总前委内部，对AB团兴衰最为了解的是朱德。朱德于1926年末，奉命到南昌担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和公安局长。AB团兴盛之时，南昌公安局曾派武装给予支持。1927年“四二”事变捣毁AB团上层时，军官教育团也派武装参与——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疑惑，一方面有只能接受所有人（包括中央周恩来等人、赣西南党、总前委领导人）对AB团的认知。所谓只能接受，即当时毛泽东正处于被“立三中央”严厉批判排斥、赣西南李文林宗派以及红军总前委内部主要人员不满的情况下，要苦心说服众人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因而在枝节方面不能引发更大的不满。
古柏与12月12日到达富田。下午正与曾山等人商议有关事宜时，遭遇“东固事变”发动者刘敌率部攻打，趁乱逃脱。陈伯钧在红军学校被叛乱的红二十军抓获，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后，被看押的战士私下释放。
2、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面在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态势，一面派陈毅等前往红二十军接洽，试图和平解决。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主要有“六字诗”布告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等。“六字诗”中，并没有“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的字眼，现留的布告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均没有这一句。这一句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回忆”出来并加进去的。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也如其惯常的做法，即严厉谴责“首犯”，把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对待“闹事”问题，毛泽东终生如此。反毛泽东者，则恰好与之相反：首犯一个个放走，受蒙骗的群众则被屠戮。
3、12月20日左右，毛泽东在黄陂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重申“废除一切肉刑”、不准逼供信的原则。“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⑵。
“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共武装革命之初，大多革命者并不成熟，高层领导者也有许多不赞成。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上，陈毅就曾专门指责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6月，毛泽东鉴于苏区思想混乱，干部作风浮华，写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文。
毛泽东重申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一月后即被前来的项英废止。随即又被中央废止（中央早已知道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不但没有丝毫批评，反于1931年4月初向闽西发出用“最严厉的手段”的指示）。三人团到来后，也加以废止。
“黄陂会议”重申政策，停止了军内肃反。地方则派遣陈毅担任领导人，纠正地方肃反。
4、1931年1月5日，富田事变发动者们在陈毅和刘作抚的说服下，决定派丛允中等前来总前委会商解决，但却半路折回。折回，并非道路艰难，而是“反毛组织”一心要整倒毛泽东，根本不打算和解——想与总前委会商解决的话，富田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折回后，即组成以段良弼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路途更艰难的上海告状。
5、1931年1月16日，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发布《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充满矛盾的决议，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少文字是总前委毛泽东、朱德的观点。“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言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d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这些内容显然是毛泽东、朱德的观点。
“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d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即说明富田事变发动者们里存在AB团，只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项英15日来到总前委所在地，虽然途中听说了富田事变，但却没有与任何一方有过接触。来到总前委所在地后，首先要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成立苏区中央局，因而，以项英小学水平的程度，在既没有接触事件人员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只能在路上形成针对毛泽东的一些思维，而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思维。
6、1931年7月，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审判枪毙富田事变发动者，枪毙红二十军参与兵变的副排以上干部，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解救了李文林等。李文林1930年6月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期间，曾与陈独秀接触，并参加了“陈独秀派”，即“托陈取消派”，也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必杀之列。郭化若回忆：“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⑶释放李文林，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7、1931年12月，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30日出任），尤其是出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以法律形式再次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1931年12月以来，由于强调严禁肉刑，不准苦打成招，于是打AB团、肃社会党出现‘停顿现象’”⑷。
随即，被到来的周恩来废除。毛泽东率军远征福建时，苏区中央局于4月22日和6月9日，趁毛泽东远离之际，分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新政策”。应该指出的是，项英当时在上海。邓颖超衔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之命，于5月来到苏区。5月30日，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人，被枪毙。——毛泽东此时远在福建。
此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党政军的领导层。1933年初，上海中央的博古张闻天陈云到来后，肃反达到了疯狂。
8、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1936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赞扬李文林：“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⑸
9、1943年，毛泽东清理了“左倾路线”人物把持的高层权利后，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除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其余在苏区被打成AB团误杀的，一律给予平反。
10、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为除个别罪大恶极、投敌叛变或脱离革命之外的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彻底平反。仅列富田事变发动者及其有关人员：李文林、金万邦、段启凤、龙超清、萧大鹏、谢汉昌、朱昌偕等，均被毛泽东平反，追认为烈士。
刘敌无端煽动兵变，罪不可恕；丛允中假造信件，几乎导致中共革命彻底失败，同样罪不可恕；段良弼到上海后脱离革命，不知所终，自然也不在平反之列，更不配与李文林等一样树为“烈士”“受到同志的纪念”。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客观认知。
中共武装革命初期，在“肉刑”问题上，只有毛泽东具有正确的认知。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形成“废除肉刑”的认知。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以是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者的非人残害。由此，诸多领导人一方面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凶残而产生“以牙还牙”的激愤心理，也就十分自然——毕竟中共只有一个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跟其他“左倾领导人”（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周恩来虽然因为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而自然的顺应共产国际及其支持的王明中央，却没有丝毫王明集团的宗派思维，信仰使然。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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