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王魯寧（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的兒子，續）：林彪的飛機爲何會空中著火？到現在我和我父親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說我看到資料、看到書，最可能是兩種：
一種是這飛機被人做了手腳。“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被炸時，安了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彈，只要把油箱炸開，在油箱附近，這個飛機就得著火。當時“克什米爾公主號”因為是在海上，就讓它慢慢自己燒著，或者在哪個島上迫降，或者讓它墜海。有的資料說256號飛機在山海關加油當中做了手腳了，所以在天上就著了；
再一種可能，從現在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有可能是駐蒙蘇軍用什麼武器，比較輕型的地對空武器擊落的，或者是一個霰彈的碎片碰到飛機，正好碰著引擎就著了。
我問我父親哪種可能性最大？——只能說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對於“九一三”事件，我想說兩點：關鍵人物，林立果、周宇馳、于新野，不是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當時和周宇馳在一塊，他很年輕呵，周是黨辦副主任，穿四個兜軍裝，他穿兩個兜軍裝，他們倆騎著摩托車到處去調研。人家只知道他是個司機或者是個小兵，跟著首長，去為首長服務。到哪去安排什麼活動，他不願出頭露面，都是往後閃。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現在講他，都以爲是提著手槍、凶神惡煞的那種人。周宇馳也一樣，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惡煞的模樣。50年代末，周宇馳是劉亞樓的秘書，永遠是笑眯眯的，一笑兩個大酒窩深深的。而且這些人都很能幹，能文能武，開汽車，開飛機，1967年《紅旗》雜誌社論是周宇馳寫的，就發表了。我父親說周宇馳是唐山樂亭人，全村最窮的貧雇農，40年代參軍。
于新野8歲就在上海當共產黨的交通，最後填檔案，何時參加革命工作都沒法寫，最後填了個12歲，最後到了部隊。
劉沛豐，跟著飛機走的那個，我父親說，劉沛豐劉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學生啊，很有本事。給我的印象，他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雙全。他們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除了謀害毛澤東那種提法有些過於殘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較準確的。（《新史記》第4期）
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史景迁：基辛格与中国
很难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同时回顾中国过去完整的历史发展周期从而更好地了解今日之中国。从形式上看，该书独树一帜，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著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
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在我看来，书名若是定为《中国的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China）之类也许更为合适。如果记住这个名字，把它当作一个副标题，就不难明白这本书是围绕六个主题来依次展开的，即中国的早期历史、近代王朝试图改革君主制体系的失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华的自身经历、邓小平领导下的“开放”时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独具匠心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间的扩张冲突同中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相联系了起来。
在亨利·基辛格看来，古代的中国高深莫测，因此现代的中国仍然与它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共鸣。他写道：“一个当代领导人居然会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战略思想来指点国家大事，这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正是毛泽东在讨论政策事务时的一贯作风。而且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期待自己的同僚能够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及政治体制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因此就连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对手以及外国侵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战略大师”（strategic acumen）主导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而且还会招揽众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来巩固自身的核心地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中国学者孔子。他用举例子的方式向一小群虔诚、愿意为之献身的学生宣扬自己的思想。而这些学生则通过与老师的对话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最终为孔子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基辛格更是形容这部经典“类似于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在西方，“均势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而且“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因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
通过对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审视，基辛格推断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的理想战略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而“西方的传统则注重决定性的力量碰撞”。基辛格巧妙地用这个推断，为后文对中西两大哲学、军事传统的二元剖析作了充分铺垫。首先，他概括了中国围棋与西洋象棋之间的差异。西洋象棋所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决定性的战役”，其目标是“大获全胜”，而这些都取决于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部署；可是围棋讲究的是相对利益和长期围困。围棋从一张空白的棋盘开始，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
战略家和军事家对于上述差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围棋的理念在《孙子兵法》这一旷世经典当中也有所体现。《孙子兵法》据传由一位姓孙的军事家所著，年代与孔子相近。基辛格对孙子的思想作了相当的引述，特别是借鉴了他对“声东击西”与“心理战”的精辟论述。（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说，美国近代历史上之所以会在亚洲战场遭遇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忽视了孙子的教诲。”）基辛格在书中还引用了才华横溢的汉学典籍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对一句孙子名言的翻译：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简明扼要地将其推崇的作战策略按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高低进行了排序：首选是全力攻击敌人的战略，其次是攻击敌人的同盟，再者是攻击敌人的军队，最后才是攻击敌人的城邦。孙子曰：“其下攻城。”
那么，这个高深莫测的中国又是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险恶的历史洪流当中分崩离析，最终陷入举步维艰、甚至是绝望无助的境地的呢？基辛格在讨论第二大主题的章节里提供了一些答案。他重点论述了中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接连遭受的重创：从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受命出使中国、要求扩大通商和居留权，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从国内的各种起义和叛乱，到基督教的渗透；从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到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几百年来的优势地位扭曲了天朝对现实的认知。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只会让不可避免的屈辱感显得更加强烈”。
然而，中国的“棋子”并没有完全出局：“中国的政治家尽管拿着一副不好的牌，但却凭借着相当的技巧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这是均势政治的基本规则所无法解释的。在简要地描述了19世纪中国政治家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的求生策略之后，基辛格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中国政府的独立性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世纪后期，利用屡试不爽的以敌制敌策略，中国在对抗西方侵略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胜利。但讽刺的是，已近垂暮之年的政府希望依靠官员精湛的外交技巧来“争取时间，可是对于如何利用赢得的时间又毫无计划”。基辛格认为，当时日渐衰弱的中国已经无力“让强敌为胜利付出其难以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此对日俄等列强采取的绥靖政策也并非毫无意义。
行文至此，作者的叙述稍显模糊，原因是正在寻求新秩序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起义和叛乱事件此起彼伏，军事现代化改革和教育改革齐头并进，野心勃勃的外国列强不断索取割地--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日本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日本在1894-1905年间先后击败了中国舰队和俄国陆军之后，形势对中国变得更加严峻。随后，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的开展、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切似乎让基辛格有些应接不暇。读者或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大变奏曲：“毛泽东领导的长期革命”。作为一名中国观察家和职业外交官，基辛格在这一部分道出了自己相当专业的分析。
在描述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时，基辛格平实地讲述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时刻。他这样写道：“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在1949年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巨人--毛泽东。”当他写到毛泽东的一生是“激烈斗争的一生”时，基辛格改变了毛泽东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却没有改变世人的看法。尽管毛泽东有诸多让人惊叹的品质，但基辛格也承认毛泽东上台后的大多数时候证明“光靠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在1958-1962年间，“数百万人因为毛主席推行平均主义而在大饥荒中丧命”，数千万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人甚至会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至此，靠意识形态治国的尝试也宣告结束。
基辛格称这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最近有学者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没有估计死亡人数，但是却同意今天的论断：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牵头的，“其结果是对人类的大屠杀和对制度的大破坏”。然而，正是中国人为毛泽东的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对（中国人的）顽强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满信心”。“而且事实上，”基辛格写道，“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忍受毛泽东对其社会强力施加的一系列残酷的动乱。”
这种说法对于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平的评价近乎苛责。中国人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动乱”？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对毛泽东自20世纪初以来宣扬的共产主义革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基辛格一再解释：“只有像中国人这样顽强、坚忍的民族，才能在经历了这样大起大落的历史之后仍然展现出团结与活力。”
对毛泽东执政的思考，让基辛格有机会回到他在开篇伊始提出的一些主题。他写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中国的统治者像毛泽东一样集历史性、权威、冷酷和全球视野于一身；面对挑战时雷厉风行，而在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一贯强攻猛打的作风时又能展现灵活的外交手腕。
在日本战败后的四年中国内战期间（1945-1949），毛泽东张扬的辞令的确使其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但却未必比得上斯大林的狡黠。这从两人在朝鲜战争伊始的初次交锋当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斯大林虽然支持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入侵南韩，可是却拒绝提供援助。（“如果你遭到反击，我也不会动一个指头。你得向毛泽东求助。”）“真正的斯大林是：不可一世、目光长远、控制欲强、行事谨慎却冷酷无情。”基辛格这样写道。
基辛格描写朝鲜战争的部分可谓引人入胜。但这一部分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就是位操控大师，而他在和自己作斗争的时候并非总是胜利者。基辛格在回忆自己艰辛的外交生涯时写道：“政策规划的弊端在于，规划中的分析无法预知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朝鲜）是对潜在威胁采取的先发制人策略，其决策依据其实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美国的终极目标是中国。”事实上，“据有关各方迄今所公开的文件显示，没有任何一方认真讨论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使得交战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在详细记叙了朝鲜战争之后，基辛格总结说，从整体看来，斯大林是最大的输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的却“不仅仅是平局......（这场战争）奠定了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并且表明中国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害怕的对手”。
进入全书的第四大部分--“和解之路”，基调和内容都有了重大转变。基辛格一度以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作者走进了故事。他讲述了亲自安排尼克松成功访华并与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这一大胆尝试，并且记载了自己在外交上对“可能性”这一科学的探索。不过，读者若指望作者像讲述朝鲜战争那样详细地讲述越南战争，恐怕要大失所望了--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的许多细节一直保持缄默，基辛格亦是如此。他对越南战争的理解与其早先思考历史的方式是一致的。他写道：
随着美国开始向越南增兵，北京用围棋的思维将形势解读为：美国企图将越南变成又一个基地，连同朝鲜、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越南河内的领导人谙熟《孙子兵法》，并且应用书中的兵法有效地打击了法国和美国。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当中，越南先是反抗企图在二战之后重新夺回殖民地的法国，随后又在1963-1975年间与美国交战。不过早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前，北京与河内都渐渐意识到，下一场对决将在彼此之间展开，为的是争夺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主导权。
尽管尼克松访华的许多细节在当事人出版的回忆录当中已有披露，但是《论中国》的参考书目及注释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来源。这些资源让基辛格回想起了他所率领的先遣队的工作，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的会晤。在讲述这段往事时，作者巧妙地将亲身经历与官方版本融合在了一起。很明显，通过磋商促成的这次访华之旅以及之后（据他自己计算）多达五十次以上的高级别访问，让基辛格乐在其中。
尽管此时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有些受损，但是周恩来以及随后的邓小平、江泽民和其他部长级官员却让传奇故事得以延续。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当中美两国都甘愿冒着遭到对方拒绝的风险、主动向对方示好的时候，中美双方的政策也在逐渐转变。随后，基辛格又回到了第一个主题，不禁感慨自1972年以来“我们所接触到中国的外交风格与其传统的外交更为接近，而不同于我们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谈判时已经习以为常的迂腐程式”。让基辛格欣喜的是，“这种外交很好地迎合了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也保存了“（中华）文明，因为中国周边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就能够占据优势”。他还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是通过“打造一种良好的奖惩制度以及气势磅礴的文化。在这个背景之下，友好睦邻成为了战略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又一大亮点在于，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周恩来。作为近乎完美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周恩来“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以及凭直觉感知对手心理的能力”。基辛格对这两位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了精辟的概括。对于两人的特质，他这样表述：
毛泽东永远是主导者；而周恩来则是八面玲珑。遭到反对时，满腔热血的毛泽东会用力量征服对手；而充满智慧的周恩来则会设法说服对方或智取。毛泽东喜欢冷嘲热讽；而周恩来则是一语中的。毛泽东以思想家自居；而周恩来则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管理者或谈判专家。毛泽东渴望加速历史的进程；而周恩来则乐于“顺水推舟”。
随后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进展得相当顺利。恰如基辛格所写的那样，尼克松此行是“极少数对国际事务产生深远影响的国事访问之一”。此言的确不假。
然而，世事难料：用基辛格的话说，水门事件以及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导致了“在1974年11月的国会选举当中，国会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完全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遭到削弱”，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意味着，美国的首要政策是要削弱苏联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势力。
基辛格告诉我们，“主张对中国开放的（尼克松）总统竟然会下台，这让北京感到不解”，当然你大可以怀疑毛泽东和周恩是否真的如此惊讶。不过，水门事件的危害性和突然性绝对比不上毛泽东钦选的继承人--国防部长兼元帅林彪的倒台。林彪被指控在1971年的一次政变当中暗杀毛泽东未遂，随后和家人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时在蒙古坠机身亡。时隔这么多年，基辛格仍然出言谨慎，称该事件“据报道是一次失败的政变”。
毛泽东自己曾对尼克松打趣说：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股反动势力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上了飞机逃到国外去了……苏联在事后挖出了（林彪的）尸体，但对此事却绝口不提。
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城府都有夸大之嫌（或之实）。毛泽东毫无顾忌地“藐视天地间一切法律”，或者--就像基辛格对毛泽东使用中国俗语的注释所说的那样——“将法律践踏在脚下，无法无天”。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落三起”的中共元老邓小平重新上台，这些都为全书的第五大部分提供了背景。邓小平1979年出访美国，给外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基辛格更是将其比喻为“一出（精彩的）皮影戏”。像基辛格敬佩的那些中国早期的战略家一样，邓小平也可以同时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
（原发网站注：此处略去1024英文字）
在全书余下的部分里，基辛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交往，包括邓小平后期的改革、领导班子的过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权力交接以及胡锦涛一再重申的“和平崛起”等等。在“后邓小平”时代，特别是中英两国就香港的未来达成协议之后，基辛格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再自称代表可供输出的唯一的革命真理。相反，他们所主张的目标从本质上看是防御性的，包括努力让世界不再公然敌视自己的政治制度或领土完整，为发展经济赢得时间，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解决国内问题”。
基辛格认为“与毛泽东的风格相比，这种对外政策更接近俾斯麦（Bismarck）的风格：逐步递增、防御为主、以构建堤坝防御历史洪流为基础”。其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决心“要证明自己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不会动摇”。正如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在与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谈话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无关。”
直接提及俾斯麦的政策，为本书第六章亦即最后一部分埋下了伏笔。这一部分旨在对作者的观点，特别是其对于“均势外交”以及开展有意义外交的可能性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总结。为了实现上下文的顺利过渡，基辛格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典外交事件为例，该事件因其撰写人的名字而被俗称为《克罗备忘录》（Crowe Memorandum）。艾尔·克罗（Eyre Crowe）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欧洲均势外交以及军备竞赛的数据分析员，是由其领导的英国外交部西方事务司内部的万事通，具备从外交部大量的文件当中收集相关信息的数据分析及统计能力，而且对德国有着特殊的了解--他的母亲是德国人，而他在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德国，后来还娶了位德国女子为妻。
著名的《克罗备忘录》长达23页，于1907年元旦当天上呈给了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Earl Grey）。这份文件从严格的现实主义角度审视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发展，特别关注了英国与刚刚统一的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克罗的结论尖锐且令人震惊。不论德国是选择通过武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来扩大影响力，还是选择通过持续向大英帝国及众多英殖民地施加压力来彰显实力，实际上德国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并没有选择：“不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德国最明智的做法都是尽可能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的选择同样有限。考虑到德国进行扩张的迫切性，英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选择：
英国必须做好准备，德国一定会力图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通过扩大势力范围来增强自身实力，同时阻止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最终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
《克罗备忘录》反映出一种残酷的常识，而非深奥复杂的局势。基辛格解释道，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克罗百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和决策者仍然在思考克罗的设想是否适用于现代，20世纪早期的德国与英国是否能替换成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直截了当地说，这或许意味着，既然中美是太平洋地区的两大强国，两强相争难免会有一战，而胜者只有一个。要想避免这一论断成为现实，中美主要还是应该在本世纪发展更丰富的结盟模式，同时双方在资源、矿产、文化遗产方面的贸易合作应该多元化，从而减少给对方带来的威胁感，保证双方能够在避免贪婪和纷争的前提下大范围地获取宝贵资源。
上述解决方法有些可以在该书的开篇部分找到，有些则可以从中国和美国现在自信的政治与商业模式当中看到。但我们需要记住基辛格并未在书中深入探讨的一件重要的小事：《克罗备忘录》并非没有受到质疑。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于同样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高级官员托马斯·亨利·桑德森（Thomas Henry Sanderson）。桑德森审慎地评估和批判了克罗的观点，并于1907年2月21日向时任外交大臣格雷提交了自己的备忘录。不过在看了桑德森的“奏折”之后，格雷惊呼：“没想到他（桑德森）居然为德国辩护。”
桑德森（Sanderson）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德国是一位益友，尽管要求有些苛刻；在谈判桌上，她咄咄逼人、坚韧固执，同时她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对一切她自认为拥有发言权的问题，她十分在意别人是否征询她的意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向来都是她的座右铭。
如果把“德国”二字改为“中国”，以上描述用来形容目前的形势或许并无不妥。桑德森在形容1907年的大英帝国时，其措辞也颇为尖锐，我们只能希望以下这番话并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桑德森写道：
有时候在我看来，外国人要是看了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会觉得大英帝国就像一个触角遍及全球的庞然大物，患了痛风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所以一旦别人稍微靠近，她就会哇哇大叫。
《桑德森备忘录》和《克罗备忘录》都被标记为“机密”文件，但两者不可能都是对的。要么是不得不阻止德国前进的步伐，要么是英国不得不丧失其全球霸主地位。英国一直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于是七年半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英文原文地址：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jun/09/kissinger-and-china/?pagination=false
作者:史景迁，来源: 中道网
蔡孝乾：苏区的男女关系（上）
蔡孝乾（1908年—1982年），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也是唯一随中共红军进行长征的台湾人，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出生于彰化县花坛乡。
蔡孝乾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任公学校代用教员，后前往中国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后蔡孝乾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
1928年蔡孝乾前往中国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乾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但是在1950年被国民政府逮捕一周后叛变，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
之后蔡孝乾出任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一 饶有趣味的一夕谈
我们在“胜利”县工作时间虽很短促，但“胜利”县扩红突击队长金维映却很满意我们给她的支援。事实上这多半还是得力于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优异的活动。她在中共“胜利”县召开的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以“红属”的身分现身说法，把她在瑞金和兴国的“先进经验”，以及有关红军家属切身的问题，用生动活泼的实例和富于热情的话语感动了所有与会的红军家属，当场就有许多红属响应了中共“党”和苏维埃的号召，互相写下了“挑战书”。保证开小差回家的“老公”回到红军中去。“胜利”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获得完满成果，扩红突击计画也超额完成了。后来，金维映还获得了“扩大红军模范”的奖旗。
我们在“胜利”县的任务已经完成，第二天就要转到宁都去了，那天，金维映高高兴兴地杀了一只鸡请我们吃饭，一方面表示“酬劳”，另一方面表示饯行的意思。
在苏区“红白”交界的地区买鸡并不困虽，困难的是杀了鸡，没有盐调味，实在是大杀风景。原来向苏区农民买鸡，只要表示“以盐交换”，这个“交易”立即可成；如果是用苏币，鸡就难买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金维映是拿出了二两盐交给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买到的。在盐的问题上显示了两点：第一，由于国军严密封锁，使苏区农民过著没有盐吃的生活达四年之久；第二，苏区农民普遍地抵制“苏币”，这种现象在“红白”交界地区特别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和金维映痛痛快快谈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话题从扩红突击开始，随即转为大谈特谈红军家属问题，其中最中心的一点，就是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家属要求离婚采取干涉和压制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杨秀珍率真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她激动地说，苏维埃政府干么要过份干涉红军家属离婚自由，结果引起了红军家属普遍的反感，做出许多“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许多的红军家属老公长期在部队中，家里的农活自己干，农忙的时候，不免要雇人做活；耕田队来了，对年轻的红属又要勾引，这样红军家属和“男同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说实在的，“守规矩”的红军家属能有几个呢？
金维映也感叹的说：连我也有点莫名其妙，苏维埃的《离婚条例》明明规定，苏维埃公民离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也可以离婚。为什么非红军家属离婚可以自由、而红属就没有这种自由呢？但红军家属在地下乱搞，年轻的红军家属没有“秘密老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不就是对红军家属过份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吗？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开腔的张荣对着杨秀珍开玩笑的说；“秀珍，妳有几个‘秘密老公’吗？”说得杨秀珍满脸通红，好久不能自适。她只是举起拳头作揍人状，要不是在金维映的面前，恐怕就要打起来了。“好了，好了，妳们在一起办公，天天见面。有无还能瞒过大家吗？” 金维映以老大姐的口气，解围的说。
因为明天我们还要赶路，这一场饶有趣味的漫谈至此结束了。
金维映和杨秀珍的对话，在当时不免引起了我无限的感慨：也许是由于某种神祕感吸引了我，我进入苏区之后，那奇妙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二 性的解放
我又想起了李伯钊、杨尚昆和王观澜的三角关系。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在这里，无所谓“结婚”的形式，也不问是否到乡苏政府登记（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男女结婚或离婚，都应到乡苏或市苏登记）。但共产党是讲求事实的。在苏区，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实的存在。苏维埃的法律——《婚姻条例》就承认是“夫妻关系”，登记不登记是无所谓的。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李、杨、王的三角关系，只是苏区男女关系的一个典型。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区男女关系混乱到了何等程度！
在观念上说，苏区的男女关系，只能解释为“性的解放”的象征。是的：首先是经济上的“解放”，苏区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一个女子出嫁了，她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带到丈夫那边去（苏维埃的《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各自的田地、财产各自处理”），苏区妇女的经济独立了，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丈夫了。随着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便是“性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的妇女确确实实是被“解放”了。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只要男女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就随时可以离婚。结果是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三 另一种方式的典型
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不过，金维映的遭遇，似乎比李伯钊要“惨”些。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此时李维汉（化名罗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的同时，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共江西省委会（设于宁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嗣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她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担任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维映随红军西窜到了陕北，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设立“抗日军政大学”，金维映任核校女生队队长：这一段时间她与李维汉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贞（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同样的运命：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蔡孝乾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任公学校代用教员，后前往中国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后蔡孝乾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
1928年蔡孝乾前往中国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乾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但是在1950年被国民政府逮捕一周后叛变，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
之后蔡孝乾出任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一 饶有趣味的一夕谈
我们在“胜利”县工作时间虽很短促，但“胜利”县扩红突击队长金维映却很满意我们给她的支援。事实上这多半还是得力于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优异的活动。她在中共“胜利”县召开的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以“红属”的身分现身说法，把她在瑞金和兴国的“先进经验”，以及有关红军家属切身的问题，用生动活泼的实例和富于热情的话语感动了所有与会的红军家属，当场就有许多红属响应了中共“党”和苏维埃的号召，互相写下了“挑战书”。保证开小差回家的“老公”回到红军中去。“胜利”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获得完满成果，扩红突击计画也超额完成了。后来，金维映还获得了“扩大红军模范”的奖旗。
我们在“胜利”县的任务已经完成，第二天就要转到宁都去了，那天，金维映高高兴兴地杀了一只鸡请我们吃饭，一方面表示“酬劳”，另一方面表示饯行的意思。
在苏区“红白”交界的地区买鸡并不困虽，困难的是杀了鸡，没有盐调味，实在是大杀风景。原来向苏区农民买鸡，只要表示“以盐交换”，这个“交易”立即可成；如果是用苏币，鸡就难买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金维映是拿出了二两盐交给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买到的。在盐的问题上显示了两点：第一，由于国军严密封锁，使苏区农民过著没有盐吃的生活达四年之久；第二，苏区农民普遍地抵制“苏币”，这种现象在“红白”交界地区特别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和金维映痛痛快快谈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话题从扩红突击开始，随即转为大谈特谈红军家属问题，其中最中心的一点，就是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家属要求离婚采取干涉和压制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杨秀珍率真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她激动地说，苏维埃政府干么要过份干涉红军家属离婚自由，结果引起了红军家属普遍的反感，做出许多“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许多的红军家属老公长期在部队中，家里的农活自己干，农忙的时候，不免要雇人做活；耕田队来了，对年轻的红属又要勾引，这样红军家属和“男同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说实在的，“守规矩”的红军家属能有几个呢？
金维映也感叹的说：连我也有点莫名其妙，苏维埃的《离婚条例》明明规定，苏维埃公民离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也可以离婚。为什么非红军家属离婚可以自由、而红属就没有这种自由呢？但红军家属在地下乱搞，年轻的红军家属没有“秘密老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不就是对红军家属过份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吗？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开腔的张荣对着杨秀珍开玩笑的说；“秀珍，妳有几个‘秘密老公’吗？”说得杨秀珍满脸通红，好久不能自适。她只是举起拳头作揍人状，要不是在金维映的面前，恐怕就要打起来了。“好了，好了，妳们在一起办公，天天见面。有无还能瞒过大家吗？” 金维映以老大姐的口气，解围的说。
因为明天我们还要赶路，这一场饶有趣味的漫谈至此结束了。
金维映和杨秀珍的对话，在当时不免引起了我无限的感慨：也许是由于某种神祕感吸引了我，我进入苏区之后，那奇妙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二 性的解放
我又想起了李伯钊、杨尚昆和王观澜的三角关系。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在这里，无所谓“结婚”的形式，也不问是否到乡苏政府登记（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男女结婚或离婚，都应到乡苏或市苏登记）。但共产党是讲求事实的。在苏区，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实的存在。苏维埃的法律——《婚姻条例》就承认是“夫妻关系”，登记不登记是无所谓的。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李、杨、王的三角关系，只是苏区男女关系的一个典型。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区男女关系混乱到了何等程度！
在观念上说，苏区的男女关系，只能解释为“性的解放”的象征。是的：首先是经济上的“解放”，苏区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一个女子出嫁了，她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带到丈夫那边去（苏维埃的《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各自的田地、财产各自处理”），苏区妇女的经济独立了，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丈夫了。随着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便是“性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的妇女确确实实是被“解放”了。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只要男女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就随时可以离婚。结果是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三 另一种方式的典型
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不过，金维映的遭遇，似乎比李伯钊要“惨”些。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此时李维汉（化名罗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的同时，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共江西省委会（设于宁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嗣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她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担任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维映随红军西窜到了陕北，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设立“抗日军政大学”，金维映任核校女生队队长：这一段时间她与李维汉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贞（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同样的运命：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我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強調，卻有一點疏忽
李作鵬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1971年9月12日）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的前三條（第四條與機場無關）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同時，我在此次與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的通話中，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其二，難道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決定放飛也不行嗎？
我要求值班員復述了一遍總理的指示。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後，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後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處疑文字有誤，山海關三叉戟確為256號——編者注）。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點之後的約一小時中，周總理（包括總理辦公室）給我打了兩次電話，我回總理四次電話。同時，我給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員打了三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回了一次電話。
通完電話後，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夠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四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於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
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
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
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
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就是沒有讓接聽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新史記》第3期）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
（1971年9月12日）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的前三條（第四條與機場無關）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同時，我在此次與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的通話中，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其二，難道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決定放飛也不行嗎？
我要求值班員復述了一遍總理的指示。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後，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後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處疑文字有誤，山海關三叉戟確為256號——編者注）。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點之後的約一小時中，周總理（包括總理辦公室）給我打了兩次電話，我回總理四次電話。同時，我給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員打了三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回了一次電話。
通完電話後，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夠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四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於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
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
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
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
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就是沒有讓接聽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新史記》第3期）
杨奎松：高华，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高华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来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主要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想去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嚷嚷，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师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师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师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师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涉及到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年出了太多像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同为大陆出身的人写的批判书之后，今天大概很少还有人会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一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
（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他在“红太阳”一书出版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
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当他一本书被认为有严重问题之后，他在大陆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去做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此，高华在“红太阳”一书后记里是这样讲的。他写道：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删节版发表于《南都周刊》，共识网发表的是全文，经作者授权）
作者:杨奎松，来源: 共识网，原标题为《悼念高华》
文革——毛泽东的无字遗嘱（下）
毛泽东博古通今，熟读二十四史，当然知道不少皇帝的遗嘱接班人并没有遵守甚至推翻，换而言之，天子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在自己百年之后并不一定管用。为了解决这个立不立遗嘱问题，笔者认为他采取了两手，一是姑且立一个接班人林彪，看看到底管不管用。如果再不管用，他的春秋已高，不可能花长时间的考察，何况长时间的考察也不一定“可靠”，如刘少奇，考察了四十年他还不满意，再花四十年考察林彪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就必须另谋出路，准备另一个厉害杀着，以代替遗嘱。他虽然没有留下书面或口头遗嘱，但他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无字遗嘱，他打算利用这个无字遗嘱制伏至少在百年之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笔者觉得这就是他在73岁高龄时，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无字的遗嘱。
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发动的文革，一九七六年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
是一个无字遗嘱的原因是：
他想通过文革预演一场他百年后，在没有遗嘱情况下，或者遗嘱被推翻时，接班人不遵循他的政治理想、抱负以及他设计的政策方针，怎样来一场“革命”，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用他给江青信中的话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在同一封信中，他第二次强调：“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一版，第６９１页）。他企图通过这场演习，教育全党全国人民。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设计的中共组织原则“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并非绝对真理，而是利弊参半。他去世之后，万一和他政治上有岐见的人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利用这个原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的政治理想、抱负、政策和路线全部或部分“修正”过来。中国老百姓一向有“民从官，草随凤”的习俗，极易统治。自从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毛泽东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会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假若他百年之后，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遗嘱是不管用的。
他设想过，如果中国出现了这个问题，可叫外国人来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他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4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964年4月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和他谈话中，也表达了类似意见，他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后来他想来想去，这些方法，都不那么有效。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不那么值得信赖，何况外国人。请客容易送客难，东欧各国就是最好例子。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正式向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能顶住吗？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一年以后，他最终思考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下级造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突如其来问题，使在座衮衮诸公，无不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接着疾言厉色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6年4月，他在杭州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过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也是最危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他在1939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讲过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国史通鉴》，第三卷，第４７８页）。
毛泽东知道“号召地方造反”不一定号召得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余威振于殊俗”（贾谊，《过秦论》），各界人士记忆犹新。前车之鉴，究竟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是“阳谋”抑或是“阴谋”，不得而知，谁敢造反？但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实现自己“演习”的目的，必须“号召地方造反”。接踵而来的是：如果号召起来了，造反者何许人，有何企图？真的就那么拥护自己？尚是一个谜，何况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都可能出现，风险极大，闹得不好会天下大乱，说不定会毁掉中国共产党。他给江青那封著名信中估计到了这危险性，但他乐观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乱了后不能治，怎么办？他说他自己“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语言悲壮凄凉，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他当时所谓的“跌得粉碎”指的是什么，是他估计到文革大乱后可能不能“治”，是他通过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毁掉中国共产党，以致全国兵荒马乱，狼烟四起，山崩地裂，哀鸿遍野。纵令如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心已定，势在必行，无人可阻。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顺流而下15公里，向全球表示自己身体异常健康。1966年8月18日，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穿上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以示决心。他就是要看看他在世时，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能不能查出与他意见相左的同僚。他就是要看看他千秋之后，能不能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在没有他的遗嘱下，扭转乾坤。他不能失败。
毛泽东从来桀骜不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般政治强人通病。为了避免文革中发生“粉碎”的情况，从1962年起，他有意纵容林彪、康生等搞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零年他接见斯诺时说：“过去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此外毛泽东也喜欢并十分欣赏个人崇拜，他一直到去世，从没有禁止任何人高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只不过文革期间达到高峰而已。
他之所以容忍林彪等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笔者认为，一是钳制他同事的口，免得发动文革时，他们抬出“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加以反对。二是造成他的神圣地位，万一文革出现了那种“粉碎”的不幸局面时，他可以以他的绝对威望来收场。三则是可以鼓动起一大批涉世未深、不知天高地厚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以实现预演他百年以后如何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的宏伟场面。林彪手中有军权，有死党，古今往来，“玩兵如玩火”，毛泽东也清楚这个道理。为了抗衡和牵制林彪，他动用了他二十七年来没有怎么动用的一颗棋子，那就是1962年放出了江青，让她干预朝政。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出全党向左转的信号。闭会第三天，即9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异乎寻常地刊登了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照片，人们惊诧地发现，沉寂27年的江青，在那张照片中竟以主席夫人身份出现了，一对凤眼，阴鸷地注视着天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文革前，毛泽东和江青有时不大合得来，有时吵架分居，但是毛泽东和江青始终没有离婚。夫妻拌嘴，家庭纠纷，在当今中国，是凡人琐事，无足为奇，主席也不例外。江青不甘雌伏，有野心，人人皆知。做过多年夫妻，毛泽东深有体会，江青不好对付，有时管她不住。1959年卢山会议期间，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私下评论毛泽东都说，他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第46页，1989年）所谓“不能治左右”，就是管不住江青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其实在提倡妇女解放的今天，中国有几个政坛上的女人甘心受男人的管？又有几个男人能叫政坛上的自己女人变成小绵羊，温温驯驯，俯首贴耳？没有必要苛求毛泽东。
毛泽东看重江青，让她出马，干预朝政，掀起文革巨浪，除了观点雷同，夫唱妇随外，另有他的道理。他给江青的信中两次强调文革是“演习”，“演习”没有演员如何演，如何习？江青是戏子出身，30年代上海滩上大明星，擅长扮演各种角色，能以各种身份出现，以假乱真，模仿得维妙维肖，妙不可言。以语言而论，戏子最为里手，抑扬顿挫，圆转自如，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从感情上而言，一个戏子的特长就是喜怒哀乐，瞬息万变，感情真伪莫辨。这些专长，用来哄骗煽动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是再好不过。在朝廷显贵中，无一有此能耐，只有江青是最佳人选，何况江青是自己妻子，还有野心，想当红都女皇，热中于接见、题词、训话、报告、坐主席台、送材料，一天到晚，乐此不疲。
开头毛泽东放出江青四处活动时，她不过是中宣部一个副处级干部，但可找这个部长谈话，找那个局长训斥。1966年又批准她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当了副组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1969年批准她进入政治局。江青到处训斥、讲话、接见，叫人莫测高深，弄不清楚江青讲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抑或是她自己的意见。这样毛泽东进可攻，退可守，即使主意出错了，砸了锅，有错误时，可让江青担待。众怒难犯时，即便是要牺牲江青也在所不惜。钳制林彪，是否他夫妻俩共同策划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那封信，的确可以说明问题，在对林彪的看法上，双方并无分岐，并且从信中也看不出他夫妻二人感情上有何纠葛。信中口气，毛泽东象似长者，又象是称职的丈夫，语气十分体贴。有关接班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与亲密战友们商量，却只写信给妻子，可见非同寻常。毛泽东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他去世，十年内没有写过什么长文章，最长的一篇就是他给妻子江青那封1729字的信。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有信件没有一封比那封信长。
毛泽东部署好一切后，于1966年5月16日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震惊全球，天翻地覆的无字遗嘱试验就这么开始了。在中国古代，皇帝的一个重大决策推行时，明知谏阻会被杀头，但总有朝臣冒死出来谏阻，如魏徵等，甚至让人抬着棺木在宫门外等候，准备谏阻一死，如海瑞。因谏阻皇上而被杀掉的臣子，乃至被剖腹剜心，如比干等，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和斯大林滥杀无辜不同，毛泽东宣布过，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延安整风以来，他没杀一个党内反对派。可是，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时，满朝文武，冠盖京华，在毫无杀头风险下，贪图禄位，眷恋荣华，竟无一人出来谏阻毛泽东，无一人出来说句公道话，这叫后人写历史时从何着笔？忠臣又何在？直书吧，违禁，有大不敬之嫌。不直书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违史官良心，呜呼悲哉！
毛泽东无字遗嘱的试验终于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很惨。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没有按他的意图进行，他也无法左右错综复杂的文革的进程。开头打算三个月结束运动，然后延至一年、两年……，殊不知打打闹闹，风风雨雨，一革就是十年，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收场。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打的被打倒，整的被整死。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自己急怒攻心，双目失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站立、说话、写字都极端困难。最后，他带着无上的遗憾，一言未发，一字未留，丢下一个烂摊子，悒郁地离开了人间。
文化大革命匆匆过去二十年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毛泽东千算万算，最终还是忘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极其重要又极其普通的真理。同样，他也没有看到，中国老百姓，在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希望过安定的日子，希望摆脱贫困富起来，而且希望尽快富起来，这是全国民心之所向。如果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每天工资八分钱”是“社会主义”；如果过着的生活有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批判，无法无天揪斗，上斗至国家主席，下斗至卖了两只母鸡的农妇，个个提心掉胆，人人朝不虑夕，这才叫做“社会主义”；如果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一人一年七尺布，一个月二两油，连吃一块豆腐都要凭票，过这种生活也叫做“社会主义”。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略微过好一点点，能安安心心种的种田，打的打工，做的做点小生意，教的教书，碗里有点肉、有几块豆腐，有几场戏看，休说小康，老百姓就过过这种最起码的、稍稍象样一点的生活，就是“修正主义”，领导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打倒，就必须整死，那么他设计的无字遗嘱──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自古皆然。
在如今这样一个科学昌明，文化繁荣，商品经济浪潮汹涌的时代，想翻遍中外故纸堆，凭老祖宗信口讲的几句话，随手画的几个框框，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管理方法，来管理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国家，岂非不智？聪睿圣明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
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发动的文革，一九七六年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
是一个无字遗嘱的原因是：
他想通过文革预演一场他百年后，在没有遗嘱情况下，或者遗嘱被推翻时，接班人不遵循他的政治理想、抱负以及他设计的政策方针，怎样来一场“革命”，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用他给江青信中的话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在同一封信中，他第二次强调：“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一版，第６９１页）。他企图通过这场演习，教育全党全国人民。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设计的中共组织原则“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并非绝对真理，而是利弊参半。他去世之后，万一和他政治上有岐见的人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利用这个原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的政治理想、抱负、政策和路线全部或部分“修正”过来。中国老百姓一向有“民从官，草随凤”的习俗，极易统治。自从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毛泽东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会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假若他百年之后，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遗嘱是不管用的。
他设想过，如果中国出现了这个问题，可叫外国人来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他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4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964年4月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和他谈话中，也表达了类似意见，他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后来他想来想去，这些方法，都不那么有效。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不那么值得信赖，何况外国人。请客容易送客难，东欧各国就是最好例子。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正式向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能顶住吗？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一年以后，他最终思考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下级造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突如其来问题，使在座衮衮诸公，无不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接着疾言厉色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6年4月，他在杭州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过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也是最危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他在1939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讲过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国史通鉴》，第三卷，第４７８页）。
毛泽东知道“号召地方造反”不一定号召得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余威振于殊俗”（贾谊，《过秦论》），各界人士记忆犹新。前车之鉴，究竟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是“阳谋”抑或是“阴谋”，不得而知，谁敢造反？但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实现自己“演习”的目的，必须“号召地方造反”。接踵而来的是：如果号召起来了，造反者何许人，有何企图？真的就那么拥护自己？尚是一个谜，何况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都可能出现，风险极大，闹得不好会天下大乱，说不定会毁掉中国共产党。他给江青那封著名信中估计到了这危险性，但他乐观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乱了后不能治，怎么办？他说他自己“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语言悲壮凄凉，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他当时所谓的“跌得粉碎”指的是什么，是他估计到文革大乱后可能不能“治”，是他通过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毁掉中国共产党，以致全国兵荒马乱，狼烟四起，山崩地裂，哀鸿遍野。纵令如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心已定，势在必行，无人可阻。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顺流而下15公里，向全球表示自己身体异常健康。1966年8月18日，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穿上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以示决心。他就是要看看他在世时，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能不能查出与他意见相左的同僚。他就是要看看他千秋之后，能不能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在没有他的遗嘱下，扭转乾坤。他不能失败。
毛泽东从来桀骜不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般政治强人通病。为了避免文革中发生“粉碎”的情况，从1962年起，他有意纵容林彪、康生等搞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零年他接见斯诺时说：“过去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此外毛泽东也喜欢并十分欣赏个人崇拜，他一直到去世，从没有禁止任何人高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只不过文革期间达到高峰而已。
他之所以容忍林彪等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笔者认为，一是钳制他同事的口，免得发动文革时，他们抬出“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加以反对。二是造成他的神圣地位，万一文革出现了那种“粉碎”的不幸局面时，他可以以他的绝对威望来收场。三则是可以鼓动起一大批涉世未深、不知天高地厚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以实现预演他百年以后如何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的宏伟场面。林彪手中有军权，有死党，古今往来，“玩兵如玩火”，毛泽东也清楚这个道理。为了抗衡和牵制林彪，他动用了他二十七年来没有怎么动用的一颗棋子，那就是1962年放出了江青，让她干预朝政。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出全党向左转的信号。闭会第三天，即9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异乎寻常地刊登了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照片，人们惊诧地发现，沉寂27年的江青，在那张照片中竟以主席夫人身份出现了，一对凤眼，阴鸷地注视着天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文革前，毛泽东和江青有时不大合得来，有时吵架分居，但是毛泽东和江青始终没有离婚。夫妻拌嘴，家庭纠纷，在当今中国，是凡人琐事，无足为奇，主席也不例外。江青不甘雌伏，有野心，人人皆知。做过多年夫妻，毛泽东深有体会，江青不好对付，有时管她不住。1959年卢山会议期间，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私下评论毛泽东都说，他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第46页，1989年）所谓“不能治左右”，就是管不住江青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其实在提倡妇女解放的今天，中国有几个政坛上的女人甘心受男人的管？又有几个男人能叫政坛上的自己女人变成小绵羊，温温驯驯，俯首贴耳？没有必要苛求毛泽东。
毛泽东看重江青，让她出马，干预朝政，掀起文革巨浪，除了观点雷同，夫唱妇随外，另有他的道理。他给江青的信中两次强调文革是“演习”，“演习”没有演员如何演，如何习？江青是戏子出身，30年代上海滩上大明星，擅长扮演各种角色，能以各种身份出现，以假乱真，模仿得维妙维肖，妙不可言。以语言而论，戏子最为里手，抑扬顿挫，圆转自如，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从感情上而言，一个戏子的特长就是喜怒哀乐，瞬息万变，感情真伪莫辨。这些专长，用来哄骗煽动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是再好不过。在朝廷显贵中，无一有此能耐，只有江青是最佳人选，何况江青是自己妻子，还有野心，想当红都女皇，热中于接见、题词、训话、报告、坐主席台、送材料，一天到晚，乐此不疲。
开头毛泽东放出江青四处活动时，她不过是中宣部一个副处级干部，但可找这个部长谈话，找那个局长训斥。1966年又批准她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当了副组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1969年批准她进入政治局。江青到处训斥、讲话、接见，叫人莫测高深，弄不清楚江青讲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抑或是她自己的意见。这样毛泽东进可攻，退可守，即使主意出错了，砸了锅，有错误时，可让江青担待。众怒难犯时，即便是要牺牲江青也在所不惜。钳制林彪，是否他夫妻俩共同策划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那封信，的确可以说明问题，在对林彪的看法上，双方并无分岐，并且从信中也看不出他夫妻二人感情上有何纠葛。信中口气，毛泽东象似长者，又象是称职的丈夫，语气十分体贴。有关接班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与亲密战友们商量，却只写信给妻子，可见非同寻常。毛泽东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他去世，十年内没有写过什么长文章，最长的一篇就是他给妻子江青那封1729字的信。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有信件没有一封比那封信长。
毛泽东部署好一切后，于1966年5月16日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震惊全球，天翻地覆的无字遗嘱试验就这么开始了。在中国古代，皇帝的一个重大决策推行时，明知谏阻会被杀头，但总有朝臣冒死出来谏阻，如魏徵等，甚至让人抬着棺木在宫门外等候，准备谏阻一死，如海瑞。因谏阻皇上而被杀掉的臣子，乃至被剖腹剜心，如比干等，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和斯大林滥杀无辜不同，毛泽东宣布过，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延安整风以来，他没杀一个党内反对派。可是，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时，满朝文武，冠盖京华，在毫无杀头风险下，贪图禄位，眷恋荣华，竟无一人出来谏阻毛泽东，无一人出来说句公道话，这叫后人写历史时从何着笔？忠臣又何在？直书吧，违禁，有大不敬之嫌。不直书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违史官良心，呜呼悲哉！
毛泽东无字遗嘱的试验终于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很惨。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没有按他的意图进行，他也无法左右错综复杂的文革的进程。开头打算三个月结束运动，然后延至一年、两年……，殊不知打打闹闹，风风雨雨，一革就是十年，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收场。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打的被打倒，整的被整死。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自己急怒攻心，双目失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站立、说话、写字都极端困难。最后，他带着无上的遗憾，一言未发，一字未留，丢下一个烂摊子，悒郁地离开了人间。
文化大革命匆匆过去二十年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毛泽东千算万算，最终还是忘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极其重要又极其普通的真理。同样，他也没有看到，中国老百姓，在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希望过安定的日子，希望摆脱贫困富起来，而且希望尽快富起来，这是全国民心之所向。如果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每天工资八分钱”是“社会主义”；如果过着的生活有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批判，无法无天揪斗，上斗至国家主席，下斗至卖了两只母鸡的农妇，个个提心掉胆，人人朝不虑夕，这才叫做“社会主义”；如果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一人一年七尺布，一个月二两油，连吃一块豆腐都要凭票，过这种生活也叫做“社会主义”。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略微过好一点点，能安安心心种的种田，打的打工，做的做点小生意，教的教书，碗里有点肉、有几块豆腐，有几场戏看，休说小康，老百姓就过过这种最起码的、稍稍象样一点的生活，就是“修正主义”，领导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打倒，就必须整死，那么他设计的无字遗嘱──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自古皆然。
在如今这样一个科学昌明，文化繁荣，商品经济浪潮汹涌的时代，想翻遍中外故纸堆，凭老祖宗信口讲的几句话，随手画的几个框框，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管理方法，来管理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国家，岂非不智？聪睿圣明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
文革——毛泽东的无字遗嘱（上）
西方各国老百姓生前写遗嘱早已成为一种约定的习俗，平常得很。遗嘱多半涉及遗产分割的问题，因此立遗嘱时，十分慎重，一般需要律师到场协助。洋人生前多数不公布遗嘱内容，去世之后由律师宣布。在外国，为遗产发生的经济纠纷，多如牛毛。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是洋人的家常便饭，毫不稀罕。在柯南?道尔、阿加沙?克里斯蒂的笔下，大侦探福尔摩斯和波洛不知破了多少洋人为遗嘱而发生的血案。
不过普通中国老百姓却没有写遗嘱的习惯。几千年来，老百姓穷惯了，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过着“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的生活，就这么点家当，三五个子女，遗嘱写不写都无所谓。但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皇帝则不一样，都特别重视遗嘱，也就是所谓“身后事”。遗嘱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也有。
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何以与中国凡人不同，要特别重视遗嘱呢？那是因为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改朝换代，叫做“打江山”。中国历朝江山绝大多数是靠“打”而得，没听说哪个皇帝的江山是靠庶民“投票”而得。中国老百姓可怜，古时候称之为“匹夫匹妇”、“子民”、“黔首”、“群氓”，现在的诨名则叫做“劳力”、“打工仔”、“工薪族”。都是下里巴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那些有资格投票选举洋首脑的洋匹夫、洋匹妇、洋劳力相比，天生就矮了一大截。打江山，自然“不是请客吃饭”，历来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刀把子里面出政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旦打下江山，天下便成了自家的私产，从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江山便有了一切，遂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得意与豪迈；丧失江山便丧失一切，遂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婉与凄绝。如何能够保住这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传子传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如何能够有效地防止阴谋家、野心家觊觎自家的万里锦绣江山？当然是历代开国君王所特别重视的头等大事，也是皇子皇孙们头等大事。开国皇帝驾崩前，要立遗嘱，也在所必然。
中国古代的皇帝的遗嘱，叫做遗诏，一般不涉及遗产的分割，绝大多数是指定接班人来继承大统。几千年来，皇位接班人由皇帝指定，地方行政长官由朝廷指派，是中国的一绝，历久不衰。有时立好的太子，不中意，废掉，又立另一个，以后又废又立，废废立立，如同儿戏，这是中国的第二绝。候选接班人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爆发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层出不穷，以致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甚至弑父杀子，伦常丧尽，这是中国的第三绝。
遗诏中也有涉及子孙们如何遵守“祖制”、“家法”的问题。所谓遵守“祖制”就是如何把自己开创基业时的政治思想、政权结构、路线长期传下去，虽然具体政策允许后代根据情况可以适当改变，但“祖制”不能变。接班人的主要作用无非是保存江山，维护基业，忠心贯彻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使“祖制”传之万世。祖宗规定了的，祖宗讲的话，素来是金科玉律，不能有所怀疑。办任何事都得先翻一翻记载祖宗言行的小册子，看看祖宗讲了没有？这叫做“不逾矩”。后人哪怕是改革一点点不合理的，也被斥之曰：离经叛道，从而千夫所指，十恶不赦。所以，清朝男人，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黎民百姓，根据祖制，脑后都拖着一根邋里邋遢、虱子成堆的小辫，几秒钟就可以剪去的小事，但一拖就拖了两百多年，一直拖到清朝灭亡。
书写遗嘱一般在领袖们头脑清醒时刻或年富力强时。有时也有在弥留之际口述的，如秦始皇；抑或请人代笔，如伟人孙中山。尽管孙先生闹革命，打江山，为改朝换代，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多年流落海外，长期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大限来临时，也逃脱不了这个传统，还得叫汪精卫代笔，书写遗嘱。孙先生的遗嘱，叫做“总理遗嘱”，不涉及遗产分割，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他寄予国民党的希望。解放前，“总理遗嘱”，中小学学生个个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自然，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一定背得滚瓜烂熟。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以降，众多开国皇帝的遗嘱，被左右宠臣，亲属子女，视为金口玉条而遵守的俯拾皆是，但没有遵守甚至推翻了的却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天子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对自己身后的接班人并不一定绝对管用。例如公元前195年，打下前汉两百一十年江山的汉高祖刘邦病危时，虑及妻子吕雉野心甚大，遂召集列侯群臣，宰杀白马立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临终之际，吕雉问他：“‘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后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前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这些就是刘邦的遗嘱。
刘邦刚咽气，吕后秘不发丧，当即就把刘邦的遗嘱抛到九霄云外，和她亲信审食其紧张秘商，竟想谎称主上病重，把萧何、曹参等功臣召集起来，悉数杀光。后因郦商劝阻，此计未行，四天后才通告天下发丧，害得刘邦死后直挺挺的躺在那里，四天无人过问。刘邦的遗嘱，“非刘氏不得封王”，吕后也当做耳边风，后来不但封了外家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自己还临朝称制，做了八年没带帽子的女皇，直叫两千年后的江青为此羡慕得要死。
也有儿子撕毁老子遗嘱的。例如打下大明两百七十六年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立其长子朱标为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为皇太孙，不料朱标短命，先他去世，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时，颁下遗诏，指定他的孙子朱允继承帝位，说他的孙子“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并殷殷叮嘱“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安吾民。”（《明史》，卷三，本纪）殊不知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根本就没把他老子的遗嘱放在眼里，遗诏在朱棣看来，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三年后，朱元璋尸骨未寒，朱棣借机发难，带兵攻入南京，火焚南京皇宫，他的侄儿建文帝失踪，侄媳妇被烧死。朱棣屠杀一大批政敌后，率性自己南面而王天下。
其实，这样的事例，不仅古代如此，近代也是这样，孙中山的遗嘱，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没有遵守，“必须唤起民众”变成了“必须镇压民众”，“总理遗嘱”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井岗山一直打进北京紫禁城，终于从枪杆子里面打出了政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丰功伟绩，举世公认。他是中国几千年来很少有的一个伟大杰出历史人物。他的历史知识之广博、兵法之纯熟、洞察幽微之能力、临敌制胜经验之丰富、魄力和胆略之雄伟、见微知著之神通、兵不厌诈使用之精妙，不单是在中共历史上无人可与匹敌，就在整个中华民族史上，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算为过。毫无疑问毛泽东自己认为他的政治抱负、理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是正统马列主义，非“修正”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必须代代相传。凡是同事与他的主张和意图相左的任何意见，他认为统统是“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更是如此。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领袖一般都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心和铁一般的手腕。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时，正值文革动乱期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口头遗嘱交代身后事。1976年报上刊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是假的，是开口闭口就是“主义”、“学说”的“四人帮”精心设计的古今第一骗局，蒙骗了天下苍生，审讯“四人帮”时，他们已供认不讳。我们的疑问是：毛泽东是何等精明的一个人物，对自己的后事何以没有片言只字的遗嘱交代？
毛泽东知道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完全知道遗嘱的重要性。1961年9月22日，毛泽东和熊向晖谈话时，评论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可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可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可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马林可夫其人如何，是否马林可夫继位就会按斯大林那一套办法治国，笔者不敢妄说，不过从当时的口气来看，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公开宣布继承人，又立得太晚了，又没有写遗嘱，是一个错误，引以为遗憾。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已经是73岁高龄，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处于这种年纪的老年人，不管身体如何健壮，考虑最多的是后事。他何尝不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早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他与英国蒙哥马里元帅谈话时就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会找我。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笔者注：毛泽东于八十三岁高龄去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一九六四年他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说：“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语言有无可奈何的味道。他毕竟是一个人，不是神，他不能脱离一般老年人的心理，他当时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安排后事问题，也就是谁是最好接班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后人能否继续贯彻，哪些人忠于自己，哪些人不忠的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人老总想后事。”（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按几千年来的常规，按照他在1961年评论斯大林时的思想状态，他在临终前，或者在1961年以后会有遗嘱的。不过毛泽东一向出奇制胜，用兵如神，他做的事往往悖于常理，常人无法揣测。毛泽东虽然没有口头或书面的遗嘱交待身后事，但并非他不关心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倒是他日夜忧思的重大问题。
1962年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1963年5月9日，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作批示中，他忧心如焚地说：“……那就不要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的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3年10月2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28页，1989年）
他晚年经常讲的“修正主义”，其实就是他的同事与他持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上的岐见。本来一个政党领袖们之间对某个问题出现岐见，是正常情况，尤其在国内建设的问题上。建国以来，在中共领袖们之间出现的众多岐见中，并不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正确，相反，他在国内建设问题上，他的意见大多是错误的，他的同事看法与做法倒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晚年精神上似乎有些变异，他决不容许他的同事和他有政治上的岐见。一旦有了歧见，他立即拔高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来处理。
无疑，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是十分焦虑“党和国家前途”，尤其是晚年，虽然没有写过遗嘱，但他指定过接班人。中国古代开国君王极其重视皇位接班人挑选，共产党“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一段话，说挑选接班人“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毛泽东明确宣布的接班人开头是刘少奇。1961年9月22日，他在同熊向晖谈话时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蒙哥马利时，蒙问及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后来刘少奇不中他的意，他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刘在很多场合就不赞同他的意见，尤其是对国内建设方针上，他感觉与刘少奇“背道而驰”。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时，斯诺问及他何时“感觉到要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罗。１９６５年１月，二十三条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第三卷，８３４页）。刘少奇终于在1966年被废掉，三年后含冤去世。
他在1966年指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大肆拍马，语惊四座，谀词媚言如潮水般地涌出，肉麻之至：“……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把马克斯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天才。……19世纪天才是马克斯、恩格斯，20世纪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第3734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不料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总觉得不安”，何以“不安”呢？半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有小部分可能只是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越是靠不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个半月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说：“像他那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所谓打鬼实际上就是林彪等想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争夺继承权。他表示，他不愿批发林彪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的五?一八讲话，但又不得不批，并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从这些话中清楚表明，他之所以“不安”是不完全相信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第二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不废也废了。
1973年，心境极度孤寂落寞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王洪文，鉴于林彪事件，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王洪文平步青云，从一个无名小卒，街头混混，一跃成了中共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还结结巴巴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十大的中共五个副主席排行榜上，赫然名列周恩来之后，排行第二。哪知王洪文不争气，不学无术，只会斗鸡走马，风花雪月，除了拉拉帮派，喊喊万岁，唱唱造反歌，做做哈巴狗外，别无他长，难以服众。1976年，迷惘之中毛泽东只好又指定华国锋当总理，并升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但也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毛泽东只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写道“你办事，我放心”，这不能完全算是指定接班人，在领袖手下办事的人而领袖放心的比比皆是，机要秘书，办公厅主任难道不放心？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
不过普通中国老百姓却没有写遗嘱的习惯。几千年来，老百姓穷惯了，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过着“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的生活，就这么点家当，三五个子女，遗嘱写不写都无所谓。但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皇帝则不一样，都特别重视遗嘱，也就是所谓“身后事”。遗嘱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也有。
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何以与中国凡人不同，要特别重视遗嘱呢？那是因为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改朝换代，叫做“打江山”。中国历朝江山绝大多数是靠“打”而得，没听说哪个皇帝的江山是靠庶民“投票”而得。中国老百姓可怜，古时候称之为“匹夫匹妇”、“子民”、“黔首”、“群氓”，现在的诨名则叫做“劳力”、“打工仔”、“工薪族”。都是下里巴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那些有资格投票选举洋首脑的洋匹夫、洋匹妇、洋劳力相比，天生就矮了一大截。打江山，自然“不是请客吃饭”，历来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刀把子里面出政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旦打下江山，天下便成了自家的私产，从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江山便有了一切，遂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得意与豪迈；丧失江山便丧失一切，遂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婉与凄绝。如何能够保住这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传子传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如何能够有效地防止阴谋家、野心家觊觎自家的万里锦绣江山？当然是历代开国君王所特别重视的头等大事，也是皇子皇孙们头等大事。开国皇帝驾崩前，要立遗嘱，也在所必然。
中国古代的皇帝的遗嘱，叫做遗诏，一般不涉及遗产的分割，绝大多数是指定接班人来继承大统。几千年来，皇位接班人由皇帝指定，地方行政长官由朝廷指派，是中国的一绝，历久不衰。有时立好的太子，不中意，废掉，又立另一个，以后又废又立，废废立立，如同儿戏，这是中国的第二绝。候选接班人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爆发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层出不穷，以致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甚至弑父杀子，伦常丧尽，这是中国的第三绝。
遗诏中也有涉及子孙们如何遵守“祖制”、“家法”的问题。所谓遵守“祖制”就是如何把自己开创基业时的政治思想、政权结构、路线长期传下去，虽然具体政策允许后代根据情况可以适当改变，但“祖制”不能变。接班人的主要作用无非是保存江山，维护基业，忠心贯彻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使“祖制”传之万世。祖宗规定了的，祖宗讲的话，素来是金科玉律，不能有所怀疑。办任何事都得先翻一翻记载祖宗言行的小册子，看看祖宗讲了没有？这叫做“不逾矩”。后人哪怕是改革一点点不合理的，也被斥之曰：离经叛道，从而千夫所指，十恶不赦。所以，清朝男人，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黎民百姓，根据祖制，脑后都拖着一根邋里邋遢、虱子成堆的小辫，几秒钟就可以剪去的小事，但一拖就拖了两百多年，一直拖到清朝灭亡。
书写遗嘱一般在领袖们头脑清醒时刻或年富力强时。有时也有在弥留之际口述的，如秦始皇；抑或请人代笔，如伟人孙中山。尽管孙先生闹革命，打江山，为改朝换代，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多年流落海外，长期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大限来临时，也逃脱不了这个传统，还得叫汪精卫代笔，书写遗嘱。孙先生的遗嘱，叫做“总理遗嘱”，不涉及遗产分割，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他寄予国民党的希望。解放前，“总理遗嘱”，中小学学生个个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自然，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一定背得滚瓜烂熟。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以降，众多开国皇帝的遗嘱，被左右宠臣，亲属子女，视为金口玉条而遵守的俯拾皆是，但没有遵守甚至推翻了的却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天子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对自己身后的接班人并不一定绝对管用。例如公元前195年，打下前汉两百一十年江山的汉高祖刘邦病危时，虑及妻子吕雉野心甚大，遂召集列侯群臣，宰杀白马立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临终之际，吕雉问他：“‘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后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前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这些就是刘邦的遗嘱。
刘邦刚咽气，吕后秘不发丧，当即就把刘邦的遗嘱抛到九霄云外，和她亲信审食其紧张秘商，竟想谎称主上病重，把萧何、曹参等功臣召集起来，悉数杀光。后因郦商劝阻，此计未行，四天后才通告天下发丧，害得刘邦死后直挺挺的躺在那里，四天无人过问。刘邦的遗嘱，“非刘氏不得封王”，吕后也当做耳边风，后来不但封了外家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自己还临朝称制，做了八年没带帽子的女皇，直叫两千年后的江青为此羡慕得要死。
也有儿子撕毁老子遗嘱的。例如打下大明两百七十六年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立其长子朱标为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为皇太孙，不料朱标短命，先他去世，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时，颁下遗诏，指定他的孙子朱允继承帝位，说他的孙子“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并殷殷叮嘱“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安吾民。”（《明史》，卷三，本纪）殊不知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根本就没把他老子的遗嘱放在眼里，遗诏在朱棣看来，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三年后，朱元璋尸骨未寒，朱棣借机发难，带兵攻入南京，火焚南京皇宫，他的侄儿建文帝失踪，侄媳妇被烧死。朱棣屠杀一大批政敌后，率性自己南面而王天下。
其实，这样的事例，不仅古代如此，近代也是这样，孙中山的遗嘱，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没有遵守，“必须唤起民众”变成了“必须镇压民众”，“总理遗嘱”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井岗山一直打进北京紫禁城，终于从枪杆子里面打出了政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丰功伟绩，举世公认。他是中国几千年来很少有的一个伟大杰出历史人物。他的历史知识之广博、兵法之纯熟、洞察幽微之能力、临敌制胜经验之丰富、魄力和胆略之雄伟、见微知著之神通、兵不厌诈使用之精妙，不单是在中共历史上无人可与匹敌，就在整个中华民族史上，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算为过。毫无疑问毛泽东自己认为他的政治抱负、理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是正统马列主义，非“修正”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必须代代相传。凡是同事与他的主张和意图相左的任何意见，他认为统统是“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更是如此。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领袖一般都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心和铁一般的手腕。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时，正值文革动乱期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口头遗嘱交代身后事。1976年报上刊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是假的，是开口闭口就是“主义”、“学说”的“四人帮”精心设计的古今第一骗局，蒙骗了天下苍生，审讯“四人帮”时，他们已供认不讳。我们的疑问是：毛泽东是何等精明的一个人物，对自己的后事何以没有片言只字的遗嘱交代？
毛泽东知道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完全知道遗嘱的重要性。1961年9月22日，毛泽东和熊向晖谈话时，评论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可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可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可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马林可夫其人如何，是否马林可夫继位就会按斯大林那一套办法治国，笔者不敢妄说，不过从当时的口气来看，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公开宣布继承人，又立得太晚了，又没有写遗嘱，是一个错误，引以为遗憾。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已经是73岁高龄，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处于这种年纪的老年人，不管身体如何健壮，考虑最多的是后事。他何尝不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早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他与英国蒙哥马里元帅谈话时就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会找我。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笔者注：毛泽东于八十三岁高龄去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一九六四年他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说：“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语言有无可奈何的味道。他毕竟是一个人，不是神，他不能脱离一般老年人的心理，他当时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安排后事问题，也就是谁是最好接班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后人能否继续贯彻，哪些人忠于自己，哪些人不忠的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人老总想后事。”（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按几千年来的常规，按照他在1961年评论斯大林时的思想状态，他在临终前，或者在1961年以后会有遗嘱的。不过毛泽东一向出奇制胜，用兵如神，他做的事往往悖于常理，常人无法揣测。毛泽东虽然没有口头或书面的遗嘱交待身后事，但并非他不关心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倒是他日夜忧思的重大问题。
1962年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1963年5月9日，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作批示中，他忧心如焚地说：“……那就不要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的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3年10月2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28页，1989年）
他晚年经常讲的“修正主义”，其实就是他的同事与他持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上的岐见。本来一个政党领袖们之间对某个问题出现岐见，是正常情况，尤其在国内建设的问题上。建国以来，在中共领袖们之间出现的众多岐见中，并不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正确，相反，他在国内建设问题上，他的意见大多是错误的，他的同事看法与做法倒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晚年精神上似乎有些变异，他决不容许他的同事和他有政治上的岐见。一旦有了歧见，他立即拔高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来处理。
无疑，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是十分焦虑“党和国家前途”，尤其是晚年，虽然没有写过遗嘱，但他指定过接班人。中国古代开国君王极其重视皇位接班人挑选，共产党“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一段话，说挑选接班人“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毛泽东明确宣布的接班人开头是刘少奇。1961年9月22日，他在同熊向晖谈话时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蒙哥马利时，蒙问及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后来刘少奇不中他的意，他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刘在很多场合就不赞同他的意见，尤其是对国内建设方针上，他感觉与刘少奇“背道而驰”。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时，斯诺问及他何时“感觉到要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罗。１９６５年１月，二十三条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第三卷，８３４页）。刘少奇终于在1966年被废掉，三年后含冤去世。
他在1966年指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大肆拍马，语惊四座，谀词媚言如潮水般地涌出，肉麻之至：“……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把马克斯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天才。……19世纪天才是马克斯、恩格斯，20世纪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第3734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不料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总觉得不安”，何以“不安”呢？半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有小部分可能只是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越是靠不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个半月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说：“像他那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所谓打鬼实际上就是林彪等想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争夺继承权。他表示，他不愿批发林彪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的五?一八讲话，但又不得不批，并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从这些话中清楚表明，他之所以“不安”是不完全相信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第二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不废也废了。
1973年，心境极度孤寂落寞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王洪文，鉴于林彪事件，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王洪文平步青云，从一个无名小卒，街头混混，一跃成了中共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还结结巴巴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十大的中共五个副主席排行榜上，赫然名列周恩来之后，排行第二。哪知王洪文不争气，不学无术，只会斗鸡走马，风花雪月，除了拉拉帮派，喊喊万岁，唱唱造反歌，做做哈巴狗外，别无他长，难以服众。1976年，迷惘之中毛泽东只好又指定华国锋当总理，并升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但也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毛泽东只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写道“你办事，我放心”，这不能完全算是指定接班人，在领袖手下办事的人而领袖放心的比比皆是，机要秘书，办公厅主任难道不放心？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
西风独自凉：劝君莫笑宋襄公
日前，新浪认证用户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发了一条微薄：“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因为）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然相反。”
这条微薄在短时间内被转发3200多次，1600多条的网民评论，多以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和古罗马的凯撒征服高卢为例，证明西方古代打仗也是兵不厌诈。有网友用“宋襄公是这方面的模范”嘲笑陈志武教授的“迂腐”，战争还讲什么诚信？
因为只是一条微薄，陈志武教授的论据谈不上严谨，但其思路应该说相当清晰，他试图说明：市场经济根植于古希腊就已开始萌芽的契约文化，历经基督教、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占据世界主流的一种经济形式。阐释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支柱的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莎士比亚的《威尼 斯商人》堪称描述西方契约文化的经典：为了捍卫威尼斯的契约精神和法律的神圣，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宁愿死也要履行“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约。
陈志武教授有所不知的是，“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恰恰是中国失落了的传统。
“摆开阵势明打”、有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的宋襄公，何以会被国人嘲笑了2000多年，成为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咎由自取的反面典型？弄清楚这个问题，国人为何缺乏诚信和规则意识，以及“市场经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就算找到了头绪。
《春秋》对宋襄公战败的记录非常简略：“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在解读“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赞美遵守战争规则、拒不乘人之危的 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礼仪”，“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左传》、《毂梁传》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则持鄙视、否定的态度， 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战争和道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必须符合“道”，战争中的“道”贵 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宋襄公非但不是讲究仁义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义的无道昏君。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 谅。”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显然，《左传》、《毂梁传》对宋襄公的批评才真正领会到了《春秋》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微言大 义。钱鍾书的《管锥编》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硜硜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则‘德’转为忒矣”。简而言之，宋襄公是个不顾是 非地讲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的肤浅的仁义，忘却了“大义”所在。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诚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和达到目的的 一种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因为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 西方契约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神与人订立的带有强制性的神圣契约。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 义，遭到以结果为重、名为道义实为极端功利主义的猛烈抨击，田忌赛马、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引蛇出洞、《三国演义》、《厚黑学》等阴谋诡计、厚黑权谋被津 津乐道，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沦为笑柄。《淮南子》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老人），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 为辱者。”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情。
吴王夫差赦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千古流传。问题是，勾践背信弃义、玩弄 阴谋诡计，“三千越甲可吞吴”，谁还敢轻易相信和赦免敌人？干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 世不得翻身”，政治斗争成为你死我活、斩草除根的血腥残杀。
“圣人教诲”之下，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价值观逐渐登峰造极，契约成了服 务于大义的绞索、陷阱和权宜之计。有了尽可任意解释的“大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然气壮山河：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 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火烧赤壁，居然传为佳话！
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形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而是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其来有自。没有契约精神贯穿的诚信文化，不仅无以产生市场经济，搞得大多数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骗，要么骗人；骗人也许不会成功，上当绝对处境悲惨。
1863年4月，太平军太仓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李鸿章之弟李鹤章不知是计，进城受降时身负重伤，上千淮军被杀；12月初，太平军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与 淮军大将程学启“换贴订盟，约为兄弟”，后者折箭起誓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洋枪队管带戈登居间作保。郜永宽刺杀慕王谭绍光献城投降，李鸿章摆下鸿门宴杀了郜 永宽等八个降将，苏州城内数万太平军将士亦遭屠杀。明令剿抚兼施、严禁杀降的清廷出尔反尔，褒奖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枪队进攻淮军，将苏 州还给太平军；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彻底背叛了人性，列强很可能断绝对清政府的帮 助。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并在报纸 上发表声明，证明杀降一事与戈登无关。李鸿章的内心一定委屈万分：黄台之瓜不堪三摘，对郜永宽这等先反朝廷、后又杀帅求荣的小人有何信义可言？
仁义礼智信，信之不存，余皆坍塌。“苏州杀降”引发的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 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30年之后的1894年，清朝耗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 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时的李鸿章已是72岁的高龄，还是不大明白输在哪里。落后的文化结合坚船利炮，只是让惨败更为醒目和令人痛心。
日本建筑公司金刚组（成立于578年）和粟津温泉（成立于公元718年），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而不倒，中国的百年老店数得出来几个？毒牛奶、地沟油、强 拆事件频繁发生又在说明什么？儒家经典对诚信的阐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人们又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结果：官与民、民与民，甚至兄弟之间均无信义可言，因 为不守诚信不会立刻受到惩罚，反而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而弱者一旦绝望或强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为当然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 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缺乏诚信的瞎折腾，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来越趋向于战术而非战略原则。对苏联、美国不宣而战、偷袭得手的德国、日本法西斯，尽管在二战初期取得辉煌的胜利、不可一世，最终还是灰飞烟灭。
正义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经过邪恶手段的扭曲、败坏，无论多么伟大的理想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国家也好，君子、贵族也罢，均非外在的荣耀所能 定义，而是决定于对自由、公正、诚信的理解与践行。因此，劝君莫笑宋襄公，所谓大智若愚，奸诈、厚黑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依旧是高 尚、优雅、美好、朴实的人性。
（原载东方早报。此为全文）
作者:西风独自凉，来源: 共识网
这条微薄在短时间内被转发3200多次，1600多条的网民评论，多以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和古罗马的凯撒征服高卢为例，证明西方古代打仗也是兵不厌诈。有网友用“宋襄公是这方面的模范”嘲笑陈志武教授的“迂腐”，战争还讲什么诚信？
因为只是一条微薄，陈志武教授的论据谈不上严谨，但其思路应该说相当清晰，他试图说明：市场经济根植于古希腊就已开始萌芽的契约文化，历经基督教、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占据世界主流的一种经济形式。阐释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支柱的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莎士比亚的《威尼 斯商人》堪称描述西方契约文化的经典：为了捍卫威尼斯的契约精神和法律的神圣，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宁愿死也要履行“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约。
陈志武教授有所不知的是，“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恰恰是中国失落了的传统。
“摆开阵势明打”、有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的宋襄公，何以会被国人嘲笑了2000多年，成为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咎由自取的反面典型？弄清楚这个问题，国人为何缺乏诚信和规则意识，以及“市场经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就算找到了头绪。
《春秋》对宋襄公战败的记录非常简略：“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在解读“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赞美遵守战争规则、拒不乘人之危的 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礼仪”，“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左传》、《毂梁传》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则持鄙视、否定的态度， 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战争和道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必须符合“道”，战争中的“道”贵 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宋襄公非但不是讲究仁义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义的无道昏君。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 谅。”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显然，《左传》、《毂梁传》对宋襄公的批评才真正领会到了《春秋》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微言大 义。钱鍾书的《管锥编》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硜硜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则‘德’转为忒矣”。简而言之，宋襄公是个不顾是 非地讲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的肤浅的仁义，忘却了“大义”所在。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诚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和达到目的的 一种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因为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 西方契约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神与人订立的带有强制性的神圣契约。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 义，遭到以结果为重、名为道义实为极端功利主义的猛烈抨击，田忌赛马、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引蛇出洞、《三国演义》、《厚黑学》等阴谋诡计、厚黑权谋被津 津乐道，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沦为笑柄。《淮南子》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老人），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 为辱者。”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情。
吴王夫差赦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千古流传。问题是，勾践背信弃义、玩弄 阴谋诡计，“三千越甲可吞吴”，谁还敢轻易相信和赦免敌人？干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 世不得翻身”，政治斗争成为你死我活、斩草除根的血腥残杀。
“圣人教诲”之下，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价值观逐渐登峰造极，契约成了服 务于大义的绞索、陷阱和权宜之计。有了尽可任意解释的“大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然气壮山河：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 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火烧赤壁，居然传为佳话！
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形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而是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其来有自。没有契约精神贯穿的诚信文化，不仅无以产生市场经济，搞得大多数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骗，要么骗人；骗人也许不会成功，上当绝对处境悲惨。
1863年4月，太平军太仓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李鸿章之弟李鹤章不知是计，进城受降时身负重伤，上千淮军被杀；12月初，太平军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与 淮军大将程学启“换贴订盟，约为兄弟”，后者折箭起誓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洋枪队管带戈登居间作保。郜永宽刺杀慕王谭绍光献城投降，李鸿章摆下鸿门宴杀了郜 永宽等八个降将，苏州城内数万太平军将士亦遭屠杀。明令剿抚兼施、严禁杀降的清廷出尔反尔，褒奖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枪队进攻淮军，将苏 州还给太平军；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彻底背叛了人性，列强很可能断绝对清政府的帮 助。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并在报纸 上发表声明，证明杀降一事与戈登无关。李鸿章的内心一定委屈万分：黄台之瓜不堪三摘，对郜永宽这等先反朝廷、后又杀帅求荣的小人有何信义可言？
仁义礼智信，信之不存，余皆坍塌。“苏州杀降”引发的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 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30年之后的1894年，清朝耗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 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时的李鸿章已是72岁的高龄，还是不大明白输在哪里。落后的文化结合坚船利炮，只是让惨败更为醒目和令人痛心。
日本建筑公司金刚组（成立于578年）和粟津温泉（成立于公元718年），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而不倒，中国的百年老店数得出来几个？毒牛奶、地沟油、强 拆事件频繁发生又在说明什么？儒家经典对诚信的阐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人们又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结果：官与民、民与民，甚至兄弟之间均无信义可言，因 为不守诚信不会立刻受到惩罚，反而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而弱者一旦绝望或强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为当然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 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缺乏诚信的瞎折腾，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来越趋向于战术而非战略原则。对苏联、美国不宣而战、偷袭得手的德国、日本法西斯，尽管在二战初期取得辉煌的胜利、不可一世，最终还是灰飞烟灭。
正义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经过邪恶手段的扭曲、败坏，无论多么伟大的理想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国家也好，君子、贵族也罢，均非外在的荣耀所能 定义，而是决定于对自由、公正、诚信的理解与践行。因此，劝君莫笑宋襄公，所谓大智若愚，奸诈、厚黑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依旧是高 尚、优雅、美好、朴实的人性。
（原载东方早报。此为全文）
作者:西风独自凉，来源: 共识网
许子东：文革的后果被遗忘，文革的前提在延续
海外对“文革”的态度就像碰到祥林嫂：所有中国人出来都讲“文革”，他们很烦。所以，“文革”在海外是票房毒药，书也卖不好，除非是写毛泽东的什么事情，那个才能卖。“文革”真正的读者应该是国内。
如果非要说“文革”研究是海外市场的需求，我倒要反过来说一句话：很多人认为现在没有好的写“文革”的作品，是因为国内的限制，其实完全不对。这么多人，这些年都跑到海外去了，也没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的时候，前一个毛泽东方阵跟第二个邓小平方阵是自然衔接的，人们看到这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刷！”地一下就过去了，中间的东西被完整地切掉了。所以有朋友就说，中国的遗忘工程很成功。
大概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做一个关于“文革”文学的演讲，演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很严肃的表情，站起来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看了很多关于“文革”的故事，都是走资派、知识分子受迫害，但所有这些受迫害的走资派、知识分子加起来，其实也不到国家人口的10％或者5％，就是假如说那个时候全国是六七亿人的话，他们加起来也只有几千万人，90％的老百姓并没有直接受害。反过来，今天90％的人民是弱势群体，开宝马、做生意、掌握经济权力的还是5％、10％的人，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你看，这就叫遗忘工程。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台下听的人也都用很期望的表情看着我，全场的反应也是整个演讲过程中最认真的一瞬间。
这个问题是错的，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觉得对？这就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遗忘做得非常好。简单说：第一，“文革”中，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5％、10％的人受害，而是100％甚至连发动者，连“四人帮”、毛泽东都受害了——要不是这件事，他们完全可以在历史上活得更好。那些批斗别人的人，当时还有点优越感的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现在的人不看到这一点？因为历史被片面地忽略掉了。讲这些故事的人有责任：他们老讲那些故事，不讲一般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他们把那段东西空白掉了；官方当然也有责任，现在银幕上，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影像就没有了。我们整天在电影、电视里看毛主席，你看过1949年以后的毛主席吗？没有吧！仔细想想，为什么伟大领袖在1949年以后就不在电影里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有没有这个问号？居然没有！这不是全面弱智嘛！
这还不算，年轻人遗忘历史后，却还在沿用“文革”逻辑：把一个社会分成90％是好的，10％是不好的。这个思路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提。今天，网络上大量的人都在沿用这个思维分析今天的中国现实。“文革”的后果被遗忘，“文革”的前提在延续。
作者:许子东，来源: 金融家
如果非要说“文革”研究是海外市场的需求，我倒要反过来说一句话：很多人认为现在没有好的写“文革”的作品，是因为国内的限制，其实完全不对。这么多人，这些年都跑到海外去了，也没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的时候，前一个毛泽东方阵跟第二个邓小平方阵是自然衔接的，人们看到这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刷！”地一下就过去了，中间的东西被完整地切掉了。所以有朋友就说，中国的遗忘工程很成功。
大概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做一个关于“文革”文学的演讲，演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很严肃的表情，站起来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看了很多关于“文革”的故事，都是走资派、知识分子受迫害，但所有这些受迫害的走资派、知识分子加起来，其实也不到国家人口的10％或者5％，就是假如说那个时候全国是六七亿人的话，他们加起来也只有几千万人，90％的老百姓并没有直接受害。反过来，今天90％的人民是弱势群体，开宝马、做生意、掌握经济权力的还是5％、10％的人，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你看，这就叫遗忘工程。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台下听的人也都用很期望的表情看着我，全场的反应也是整个演讲过程中最认真的一瞬间。
这个问题是错的，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觉得对？这就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遗忘做得非常好。简单说：第一，“文革”中，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5％、10％的人受害，而是100％甚至连发动者，连“四人帮”、毛泽东都受害了——要不是这件事，他们完全可以在历史上活得更好。那些批斗别人的人，当时还有点优越感的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现在的人不看到这一点？因为历史被片面地忽略掉了。讲这些故事的人有责任：他们老讲那些故事，不讲一般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他们把那段东西空白掉了；官方当然也有责任，现在银幕上，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影像就没有了。我们整天在电影、电视里看毛主席，你看过1949年以后的毛主席吗？没有吧！仔细想想，为什么伟大领袖在1949年以后就不在电影里了？整整一代年轻人有没有这个问号？居然没有！这不是全面弱智嘛！
这还不算，年轻人遗忘历史后，却还在沿用“文革”逻辑：把一个社会分成90％是好的，10％是不好的。这个思路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提。今天，网络上大量的人都在沿用这个思维分析今天的中国现实。“文革”的后果被遗忘，“文革”的前提在延续。
作者:许子东，来源: 金融家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章乃器在红色恐怖中九死一生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1）
作者：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 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共识网
作者：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 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章乃器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共识网
蘇德戰爭：希特勒瞎指揮和老天爺幫忙
《新史記》蘆笛
儘管在人力與物力上佔了壓倒優勢，若不是希特勒瞎指揮和老天爺幫忙，蘇聯可能也沒有取勝希望。希特勒在戰爭初期心神不定，將戰略目標改來改去。如上所述，德軍分三路入侵蘇聯，北方集團軍的戰略目標是列寧格勒，中路集團軍是奪取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線，而南方集團軍則經略烏克蘭。三個集團軍中以中路兵力最強。但等斯摩棱斯克攻下來後，希特勒看到蘇軍在基輔形成了個突出部，便令中路軍分兵一半，南下合圍基輔。雖然該戰役消滅了約70萬蘇軍，但斯大林卻趁此機會調集了80萬大軍在斯摩棱斯克與莫斯科之間構築防線。德軍完成了基輔戰役後揮師北上，於9月底再度發動對莫斯科的進攻，是為“颱風行動”，七八天內便在布良斯克－維亞濟馬地區消滅了70多萬蘇軍。當朱可夫接手指揮莫斯科防衛時，手下只有9萬人，防守著長達250公里的戰線。
10月中旬，莫斯科開始疏散。15日，政府機關開始撤退。火車站擠滿了政府官員和婦孺。NKVD在城內安置炸彈，就連斯大林的別墅裡都準備炸毀。貝利亞下令向市民免費供應食物，以免它們落在德軍手裡。這些措施，以及德軍的頻繁轟炸，觸發了市民恐慌。人們爭先恐後地逃出城市，匪徒們則留在城內洗劫商店、政府機關以及官員住宅。儘管專列昇火待發，斯大林卻決定不走了。
10月17日，他回到別墅去，命令NKVD撤除爆炸裝置，開始工作。NKVD部隊出動恢復秩序，槍斃搶劫者們，並把所有的人都動員起來去城外挖工事。他們甚至使出“逢十殺一”的慣技，將每十個公寓管理員挑出一個來槍斃。秩序很快就恢復了。11月7日，斯大林決定照樣在紅場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的閱兵式，並發表了演說。部隊受閱後就直接開上戰場去。這一英勇的姿態極大地激勵了全民的士氣。但俄國學者拉津斯基卻在近年說，斯大林那個著名的演說其實是在克里姆林宮內拍攝下來的電影，因為若是真在列寧陵墓上，則他應該吐出團團白氣。即使此說是真的，留在危城仍然需要非凡的勇氣。
斯大林為何會改了主意決定留下來？這大概與朱可夫的擔保有關。在莫斯科戰役中，斯大林曾給他打電話，問：“你有把握我們能守住莫斯科嗎？我心裡懷著痛苦問你這個問題。像一個共產黨員那樣誠實地回答我。”朱可夫告訴他，莫斯科當然能守住，但他需要至少兩個軍，至少200部坦克。斯大林回答說，11月下旬那兩個軍就能準備好，而坦克則沒有。雖然朱可夫記不住準確日期了，但這對話很可能發生在10月中旬那最危急的時刻。實際上，斯大林提供的不止兩個軍。潛伏在東京的王牌間諜佐爾格報告，日本在1942年春季以前不會進攻蘇聯。這次斯大林相信了他的話，把駐防遠東的25萬人、1700輛坦克與1500架飛機調到了西線。
不過，既不是斯大林的勇氣，也不是遠道而來的生力軍救了莫斯科。10月初，俄國進入了秋雨季節，從遠古便留下來的原始道路迅即化為無邊泥潭。德軍建立在車輪甚至馬匹（德軍靠70萬匹馬維持後勤供應）而非履帶上的所謂“摩托化部隊”泥足深陷，動彈不得。自希特勒以下，大家都一籌莫展，只盼冬天快來，把道路凍硬。11月中旬，道路終於凍硬了，德軍又恢復行動，可惜全軍的冬裝還在波蘭。那年的冬天是俄國歷史上最冷的一次，12月初的氣溫就突然降到零下20至50度，官兵穿著夏裝在冰天雪地中掙命，凍傷凍死13.3萬人，不是被凍掉肢體，便是大片皮膚壞死。車輛都無法運轉，卡車要啟動必須先用火爐將引擎烤熱，德國製造的潤滑油料在俄國的嚴寒環境中徹底失效。維修保養車輛和飛機的機械師給凍結在機器上。12月初，先頭部隊吃盡千辛萬苦，總算掙扎到莫斯科城外，望遠鏡中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塔尖，迎接他們的卻是從西伯利亞來的專門受過冬季作戰訓練的部隊以及性能遠超德國坦克的T-34坦克。12月5日，蘇軍在朱可夫指揮下發動反攻，將德軍逐回100至250公里。莫斯科得救了。
不難看出希特勒犯下的錯誤：若是他放過基輔的大規模圍殲戰，按原定計劃讓中路集團軍直搗莫斯科，則莫斯科早給攻下來了。耽誤了兩個多月後，蘇軍雖然仍然抵擋不住，德軍卻多出了秋雨和冬寒那更可怕的敵人。此外，北路集團軍在9月初即攻到列寧格勒郊區，該城彈指可下。攻下該城後北方集團軍即可揮師南下，從側翼威脅莫斯科。然而希特勒卻喪心病狂，決定不進攻而是圍困該城，餓死全城市民，並用炮火轟炸徹底毀滅該城，在9月下旬又決定把北方集團軍一部抽去參加颱風行動，對列寧格勒則長圍久困達900天之久。這決定愚蠢莫名。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是俄國的三兩文明櫥窗，其中以彼得堡最發達。在蘇聯時代仍是這樣，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是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蘇聯軍火生產中心，更是蘇維埃聖地。光是列寧格勒的工業產值就占全國的20-30％。奪取了這兩個城市，勢必給蘇聯的民心士氣、經濟乃至軍火生產帶來難以彌補的打擊。希特勒卻在即將攻下列寧格勒時決定改為長期圍困，把大量德軍拴死在該地。又對進攻莫斯科三心兩意，以致錯過了取勝的良機。
當然，說到底，還是德國的野心與資源太不相稱。Adam Tooze指出，德軍的供給線充其量只能延伸至斯摩棱斯克。若德軍不能在該市以西贏得決定性勝利，戰爭便進入了他說的“完全的死胡同”（total impasse），德國的經濟便只能因持久戰消耗而出血至死。（《新史記》第3期）
儘管在人力與物力上佔了壓倒優勢，若不是希特勒瞎指揮和老天爺幫忙，蘇聯可能也沒有取勝希望。希特勒在戰爭初期心神不定，將戰略目標改來改去。如上所述，德軍分三路入侵蘇聯，北方集團軍的戰略目標是列寧格勒，中路集團軍是奪取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線，而南方集團軍則經略烏克蘭。三個集團軍中以中路兵力最強。但等斯摩棱斯克攻下來後，希特勒看到蘇軍在基輔形成了個突出部，便令中路軍分兵一半，南下合圍基輔。雖然該戰役消滅了約70萬蘇軍，但斯大林卻趁此機會調集了80萬大軍在斯摩棱斯克與莫斯科之間構築防線。德軍完成了基輔戰役後揮師北上，於9月底再度發動對莫斯科的進攻，是為“颱風行動”，七八天內便在布良斯克－維亞濟馬地區消滅了70多萬蘇軍。當朱可夫接手指揮莫斯科防衛時，手下只有9萬人，防守著長達250公里的戰線。
10月中旬，莫斯科開始疏散。15日，政府機關開始撤退。火車站擠滿了政府官員和婦孺。NKVD在城內安置炸彈，就連斯大林的別墅裡都準備炸毀。貝利亞下令向市民免費供應食物，以免它們落在德軍手裡。這些措施，以及德軍的頻繁轟炸，觸發了市民恐慌。人們爭先恐後地逃出城市，匪徒們則留在城內洗劫商店、政府機關以及官員住宅。儘管專列昇火待發，斯大林卻決定不走了。
10月17日，他回到別墅去，命令NKVD撤除爆炸裝置，開始工作。NKVD部隊出動恢復秩序，槍斃搶劫者們，並把所有的人都動員起來去城外挖工事。他們甚至使出“逢十殺一”的慣技，將每十個公寓管理員挑出一個來槍斃。秩序很快就恢復了。11月7日，斯大林決定照樣在紅場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的閱兵式，並發表了演說。部隊受閱後就直接開上戰場去。這一英勇的姿態極大地激勵了全民的士氣。但俄國學者拉津斯基卻在近年說，斯大林那個著名的演說其實是在克里姆林宮內拍攝下來的電影，因為若是真在列寧陵墓上，則他應該吐出團團白氣。即使此說是真的，留在危城仍然需要非凡的勇氣。
斯大林為何會改了主意決定留下來？這大概與朱可夫的擔保有關。在莫斯科戰役中，斯大林曾給他打電話，問：“你有把握我們能守住莫斯科嗎？我心裡懷著痛苦問你這個問題。像一個共產黨員那樣誠實地回答我。”朱可夫告訴他，莫斯科當然能守住，但他需要至少兩個軍，至少200部坦克。斯大林回答說，11月下旬那兩個軍就能準備好，而坦克則沒有。雖然朱可夫記不住準確日期了，但這對話很可能發生在10月中旬那最危急的時刻。實際上，斯大林提供的不止兩個軍。潛伏在東京的王牌間諜佐爾格報告，日本在1942年春季以前不會進攻蘇聯。這次斯大林相信了他的話，把駐防遠東的25萬人、1700輛坦克與1500架飛機調到了西線。
不過，既不是斯大林的勇氣，也不是遠道而來的生力軍救了莫斯科。10月初，俄國進入了秋雨季節，從遠古便留下來的原始道路迅即化為無邊泥潭。德軍建立在車輪甚至馬匹（德軍靠70萬匹馬維持後勤供應）而非履帶上的所謂“摩托化部隊”泥足深陷，動彈不得。自希特勒以下，大家都一籌莫展，只盼冬天快來，把道路凍硬。11月中旬，道路終於凍硬了，德軍又恢復行動，可惜全軍的冬裝還在波蘭。那年的冬天是俄國歷史上最冷的一次，12月初的氣溫就突然降到零下20至50度，官兵穿著夏裝在冰天雪地中掙命，凍傷凍死13.3萬人，不是被凍掉肢體，便是大片皮膚壞死。車輛都無法運轉，卡車要啟動必須先用火爐將引擎烤熱，德國製造的潤滑油料在俄國的嚴寒環境中徹底失效。維修保養車輛和飛機的機械師給凍結在機器上。12月初，先頭部隊吃盡千辛萬苦，總算掙扎到莫斯科城外，望遠鏡中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塔尖，迎接他們的卻是從西伯利亞來的專門受過冬季作戰訓練的部隊以及性能遠超德國坦克的T-34坦克。12月5日，蘇軍在朱可夫指揮下發動反攻，將德軍逐回100至250公里。莫斯科得救了。
希特勒在戰爭中犯下幾個愚蠢的錯誤。
不難看出希特勒犯下的錯誤：若是他放過基輔的大規模圍殲戰，按原定計劃讓中路集團軍直搗莫斯科，則莫斯科早給攻下來了。耽誤了兩個多月後，蘇軍雖然仍然抵擋不住，德軍卻多出了秋雨和冬寒那更可怕的敵人。此外，北路集團軍在9月初即攻到列寧格勒郊區，該城彈指可下。攻下該城後北方集團軍即可揮師南下，從側翼威脅莫斯科。然而希特勒卻喪心病狂，決定不進攻而是圍困該城，餓死全城市民，並用炮火轟炸徹底毀滅該城，在9月下旬又決定把北方集團軍一部抽去參加颱風行動，對列寧格勒則長圍久困達900天之久。這決定愚蠢莫名。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是俄國的三兩文明櫥窗，其中以彼得堡最發達。在蘇聯時代仍是這樣，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是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蘇聯軍火生產中心，更是蘇維埃聖地。光是列寧格勒的工業產值就占全國的20-30％。奪取了這兩個城市，勢必給蘇聯的民心士氣、經濟乃至軍火生產帶來難以彌補的打擊。希特勒卻在即將攻下列寧格勒時決定改為長期圍困，把大量德軍拴死在該地。又對進攻莫斯科三心兩意，以致錯過了取勝的良機。
當然，說到底，還是德國的野心與資源太不相稱。Adam Tooze指出，德軍的供給線充其量只能延伸至斯摩棱斯克。若德軍不能在該市以西贏得決定性勝利，戰爭便進入了他說的“完全的死胡同”（total impasse），德國的經濟便只能因持久戰消耗而出血至死。（《新史記》第3期）
苏联解体，谁之过？
俄罗斯战略文化网
核心提示：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在1989-1991年期间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尤 里・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撰文，提出俄罗斯民族的重大问题：谁之过？和他对此问题的答案：政治精英、外国势力和苏联人民。而他对“怎么办？”的回答是建立 欧亚联盟。
原文：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АСПАЛСЯ. КТО ВИНОВАТ?
抚令追昔，俄罗斯两大电视台相先播放了多集纪录片《苏联崩溃》和《帝国破产》，我深信，后一名称更符合历史真实。
苏 联是什么?从地域上说，这是一个俄罗斯帝国，是在俄罗斯人民精神指引下历经千年之功，打造出的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北极到帕米尔高原的强大国家。这个曾 占据全球1/6陆地面积的帝国，其精神血脉不仅包括数世纪以来积淀的俄罗斯文化，也包含居住在国土上的其他众多民族的文化。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俄罗斯的三色旗冉冉升起。俄罗斯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超过两千五百万同胞（译注：原文如此。以全苏联计失去人口当超过一亿，此处可能指散居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俄罗斯人)。
苏联的解体是否无法避免？倘若相信专业反苏人士斯万尼泽和姆涅奇之流竭力证明的：帝国的分崩离析不可避免，计划经济注定崩溃，民族矛盾的爆发并非蓄意制造，而是笃定会出现。那么好吧。
然 而事实不容更改。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却利用这些事实，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的确，经济改革亟需推行、政治体制改变也势在必行，需要具备 对时代挑战作出及时回应的智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得将社会政治体制打碎、摧毁一个历时数千载才逐步形成并壮大的俄罗斯帝国不可。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 月里，这个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载体叫做苏联……
俄罗斯经济学院副院长、巨著《百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一书的作者瓦西里・西姆切拉在书中列 举了如下事实。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经济的年增长率为4-5%。而在戈氏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GDP的增幅骤降至2.4%。但即便如 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如此低迷的增长率之下生存的。如果维持这一增长速度，20年后的今天，GDP绝对不是现在的1.6万亿美元，而是4.3万亿，工人的平 均月薪也会达到近2000美元。在80年代，我国的生产部门拥有充足的国家投资、技术发达。20年之后，如果按2%的年增长率计算，俄罗斯的人均GDP也 将达到2-2.2万美元，与日本相当，而不是像目前一样，只能幻想赶上葡萄牙。
当年，苏联的经济体系无疑亟需结构性调整，在农业、轻工 业、贸易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而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也有值得改进的余地。只是不应当摧毁经济和政治体制，而是实施现代化改革，引入尚未利用的 资源，如此一来，年经济增长达到8-10%是极有可能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按美国中情局分析人员的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全球GDP的 比重为15-16%，而如今，俄罗斯的份额还不足3%。
随着社会制度一同崩溃的是公民道德水平。不管怎样说，共产主义理想毕竟体现的是人类数千年年来对公正、互助社会的企盼。而跟苏联一起随风而逝的，还有这些社会期待。目前，人们只是任金钱牵着鼻子走。
当然，苏联解体木已成舟，而俄罗斯的两大永恒经典问题“谁之过？”和“怎么办？”随之出现。
谁是帝国崩溃的罪人？有很多主观与客观原因，就像对于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和超级大国苏联如何变得不堪一击，人们有无数答案一样。
首先，苏联解体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为期数年的过程。倘若非得找出罪人，我想主要有如下三大集体性力量。
第 一是苏联的大多数政治和国家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行事愚蠢、轻率，另一部分则是有意充当叛徒，对自身所为的一切利害关系了然于心。面对严峻的考验，政府并 未做好应对的准备。国家的党政领导层并未及时对社会政治体系进行改革。这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正是在改革时期(1985-1991年)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苏共乃至国家的毁灭。
我在此列出我认为最主要的几条。
其一是宪法第6条被废除，苏共因而失去了在社会生活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如此一来，权力和统治便出现真空。而随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0年夏天宣告成立，苏共的唯一性又遭剥夺，沦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合体，而不再是苏联国家凝聚力的源泉。
政 府、苏共中央在经济领域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甚至堪称无法补救的损害。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有关社会主义企业（允许在缺乏足够理由的基 础上提高产品价格）、合作社（导致大量非现金资产现金化，推高了通货膨胀）、地区经济结算（令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只顾地方经济发展而罔顾中央利益）的决 议。
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步也是最严重的一步便是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主权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与苏联法律相比，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法律拥有优先权。而这份文件的出台其实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权力争斗的直接后果。
可以说，有些官员当时从事了直接的破坏活动，否则，在计划经济领域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同时关停所有烟草企业或是洗涤用品生产企业的现象。当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商店中货架空空，而在通往首都的公路上却有数百辆满载肉类、信用油和奶酪的车辆因未获放行而被迫滞留。
在 1991年8月以前，削弱苏共、打乱国家管理步骤、通过物质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挑起民众普通不满的三大行动都已基本完成。这并非是外部势力所为，当然，或 许他们有施加压力。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三四年间一手酿成的，正是上述问题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八・一九事件”更是令苏共遭禁、社会政治体制变天。
如果言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背叛，应当提到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和为他们准备文件的爪牙们——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沙赫赖、科济列夫。
[译注：此处提到的几位人士的简介
雅科夫列夫：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高官兼研究权威，“新思维”、“公开性运动”精神教父。
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外长。
别洛韦日协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于白俄罗斯别洛韦日签订。
叶利钦：俄罗斯联邦总统。
克拉夫丘克：乌克兰总统。
舒什科维奇：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布尔布利斯：俄罗斯国务秘书，主张连根拔掉社会主义，人称灰衣主教。
盖达尔：民主派政治家，时任叶利钦高级助手，后来成为俄罗斯代总理。
沙赫赖：法律专家，首先提出由苏联创始国解散苏联的建议。
科济列夫：历任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局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
而 毫无疑问地，不应孤立地看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党和国家的头号掘墓人。正是他在所有的事件中充当了倡议者和协调人，以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 治制度为目的。正是他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举行的谈判中向美国总统承诺解散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允许沿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联盟，放弃干预摩尔多瓦内 政。他可以阻止别洛韦日协定的签订--白俄罗斯的克格勃曾向他通报了即将进行的会谈。白俄罗斯总理科比奇承认：“当时对行动的正确性存疑：法理上来讲这是 背叛，因为我们违背了宪法。”他更声称：“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我会派遣‘阿尔法’小分队，然后把我们这群人关进拘留所。戈尔巴乔夫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 别洛韦日的阴谋，有意识地为苏联的解体过程画上了句号。”
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二大力量便是外国势力。西方一向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感到恐 惧，但又觊觎其自然资源。这根本谈不上阴谋论，在同俄罗斯帝国与其后的苏联较量的过程中，首先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然后是美国，一昧自私追逐自身国家利 益。这不是豪无根据的指控，而是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众多英美知名国务活动家公开声明的。这样的情形在21世纪没有变化。对于俄罗斯，西方利益在过去体 现为击败这个对手，如今则是不让俄罗斯发展到能够充当对手的地步。为达此目的，西方采用了多种手段。
首先是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发起的军备竞赛。美国人深知苏联经济实力因为冷战而就捉襟见肘，于是趁势炮制了星球大战的神话，力图将苏联拉入新的军备竞赛，彻底拖跨苏联经济。这一伎俩最后得逞。
其 二是美国对产油国施加压力，尤其是沙特，旨在大幅增加全球石油产量，从而压低这一对苏联经济而言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原料价格。苏联一直通过石油收入在境外 购买消费品，弥补本国轻工产能的不足。由于石油产量大增，每桶油价从35-40美元迅速下跌至10-11美元，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相当，导致苏联经济一 蹶不振，资金匮乏令莫斯科无法正常进口消费品，导致商店货架空空、居民不满情绪高涨。
其三是西方大国情报机关齐心协力，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苏联成功组建了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第五纵队”。
在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几乎所有媒体都落入了坚信社会政治体系需要改革者的手中。波波夫、什梅廖夫、利斯钦、谢留宁等“改革斗士”的言论充斥报端。
如此一来，反感苏联终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媒体和第五纵队长期“洗脑”将生活水平恶化归罪于苏维埃政权。
埋葬苏联的第三大力量正是苏联人民自己。大部分苏联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对所发生的一切盲目欢迎，还通过行动加以支持，全然不知道其实质，也没有意识到后果。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多数人则摆出漠不关心的姿态。
当 时的人们疲于为生计奔波，并未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权力争斗的危害。套用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瑙伊的话来说，“人们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屑一 顾，对他们而言，囤积香肠似乎更加重要”，大家欢迎改变，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商场里应有尽有，而国家仍像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关心民众福祉。但他们大错特错。苏 联制度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赋予人们社会乐观主义精神，这正是现今俄罗斯大多数公民所无法拥有的。至于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作家谢尔盖・扎雷津恰如其 分地说：“知识分子应当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什么还来不及做，什么已经做完。”
综上所述，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包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甚至有过背叛行为的苏联精英;以美国为首的、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意图摧毁苏联的外部势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未奋起挽救国家免于分裂的苏联人民。
现 在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如今，我们自然无法回到苏联。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与历史发展轨迹，寄望于此是不正确的。然而，俄罗斯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苟且生 存下去，要保住并开发如此广袤的领土、维持国家的正常发展，仅靠目前的1.4亿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2-2.5亿人。而从人口现状来看，即便形势在 未来出现好转，这一数字在本世纪内也是注定无法企及的。
还有一条出路便是联合一部分昔日的加盟共和国、如今的新兴独立国家的力量。在漫 长隧道的尽头，曙光已在闪现。这便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组成的关税同盟、统一经济区，我相信未来还将有其他国家加入，最终形成欧亚联盟——在 一开始并不包含苏联全部，但囊括其主要疆域的俄罗斯帝国。
原文：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АСПАЛСЯ. КТО ВИНОВАТ? 作者：尤里・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 ）
发表：2011年1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0年前，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爆发了一场深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全球的历史进程，并于顷刻间令两亿多人跌入另一世界。新兴国家的边界线蜿蜒曲折，令昔日帝国的版图变得支离破碎。
发表：2011年1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0年前，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爆发了一场深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全球的历史进程，并于顷刻间令两亿多人跌入另一世界。新兴国家的边界线蜿蜒曲折，令昔日帝国的版图变得支离破碎。
抚令追昔，俄罗斯两大电视台相先播放了多集纪录片《苏联崩溃》和《帝国破产》，我深信，后一名称更符合历史真实。
苏 联是什么?从地域上说，这是一个俄罗斯帝国，是在俄罗斯人民精神指引下历经千年之功，打造出的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北极到帕米尔高原的强大国家。这个曾 占据全球1/6陆地面积的帝国，其精神血脉不仅包括数世纪以来积淀的俄罗斯文化，也包含居住在国土上的其他众多民族的文化。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俄罗斯的三色旗冉冉升起。俄罗斯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超过两千五百万同胞（译注：原文如此。以全苏联计失去人口当超过一亿，此处可能指散居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俄罗斯人)。
苏联的解体是否无法避免？倘若相信专业反苏人士斯万尼泽和姆涅奇之流竭力证明的：帝国的分崩离析不可避免，计划经济注定崩溃，民族矛盾的爆发并非蓄意制造，而是笃定会出现。那么好吧。
然 而事实不容更改。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却利用这些事实，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的确，经济改革亟需推行、政治体制改变也势在必行，需要具备 对时代挑战作出及时回应的智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得将社会政治体制打碎、摧毁一个历时数千载才逐步形成并壮大的俄罗斯帝国不可。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 月里，这个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载体叫做苏联……
俄罗斯经济学院副院长、巨著《百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一书的作者瓦西里・西姆切拉在书中列 举了如下事实。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经济的年增长率为4-5%。而在戈氏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GDP的增幅骤降至2.4%。但即便如 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如此低迷的增长率之下生存的。如果维持这一增长速度，20年后的今天，GDP绝对不是现在的1.6万亿美元，而是4.3万亿，工人的平 均月薪也会达到近2000美元。在80年代，我国的生产部门拥有充足的国家投资、技术发达。20年之后，如果按2%的年增长率计算，俄罗斯的人均GDP也 将达到2-2.2万美元，与日本相当，而不是像目前一样，只能幻想赶上葡萄牙。
当年，苏联的经济体系无疑亟需结构性调整，在农业、轻工 业、贸易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而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也有值得改进的余地。只是不应当摧毁经济和政治体制，而是实施现代化改革，引入尚未利用的 资源，如此一来，年经济增长达到8-10%是极有可能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按美国中情局分析人员的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全球GDP的 比重为15-16%，而如今，俄罗斯的份额还不足3%。
随着社会制度一同崩溃的是公民道德水平。不管怎样说，共产主义理想毕竟体现的是人类数千年年来对公正、互助社会的企盼。而跟苏联一起随风而逝的，还有这些社会期待。目前，人们只是任金钱牵着鼻子走。
当然，苏联解体木已成舟，而俄罗斯的两大永恒经典问题“谁之过？”和“怎么办？”随之出现。
谁是帝国崩溃的罪人？有很多主观与客观原因，就像对于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和超级大国苏联如何变得不堪一击，人们有无数答案一样。
首先，苏联解体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为期数年的过程。倘若非得找出罪人，我想主要有如下三大集体性力量。
第 一是苏联的大多数政治和国家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行事愚蠢、轻率，另一部分则是有意充当叛徒，对自身所为的一切利害关系了然于心。面对严峻的考验，政府并 未做好应对的准备。国家的党政领导层并未及时对社会政治体系进行改革。这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正是在改革时期(1985-1991年)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苏共乃至国家的毁灭。
我在此列出我认为最主要的几条。
其一是宪法第6条被废除，苏共因而失去了在社会生活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如此一来，权力和统治便出现真空。而随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0年夏天宣告成立，苏共的唯一性又遭剥夺，沦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合体，而不再是苏联国家凝聚力的源泉。
政 府、苏共中央在经济领域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甚至堪称无法补救的损害。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有关社会主义企业（允许在缺乏足够理由的基 础上提高产品价格）、合作社（导致大量非现金资产现金化，推高了通货膨胀）、地区经济结算（令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只顾地方经济发展而罔顾中央利益）的决 议。
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步也是最严重的一步便是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主权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与苏联法律相比，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法律拥有优先权。而这份文件的出台其实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权力争斗的直接后果。
可以说，有些官员当时从事了直接的破坏活动，否则，在计划经济领域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同时关停所有烟草企业或是洗涤用品生产企业的现象。当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商店中货架空空，而在通往首都的公路上却有数百辆满载肉类、信用油和奶酪的车辆因未获放行而被迫滞留。
在 1991年8月以前，削弱苏共、打乱国家管理步骤、通过物质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挑起民众普通不满的三大行动都已基本完成。这并非是外部势力所为，当然，或 许他们有施加压力。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三四年间一手酿成的，正是上述问题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八・一九事件”更是令苏共遭禁、社会政治体制变天。
如果言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背叛，应当提到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和为他们准备文件的爪牙们——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沙赫赖、科济列夫。
[译注：此处提到的几位人士的简介
雅科夫列夫：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高官兼研究权威，“新思维”、“公开性运动”精神教父。
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外长。
别洛韦日协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于白俄罗斯别洛韦日签订。
叶利钦：俄罗斯联邦总统。
克拉夫丘克：乌克兰总统。
舒什科维奇：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布尔布利斯：俄罗斯国务秘书，主张连根拔掉社会主义，人称灰衣主教。
盖达尔：民主派政治家，时任叶利钦高级助手，后来成为俄罗斯代总理。
沙赫赖：法律专家，首先提出由苏联创始国解散苏联的建议。
科济列夫：历任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局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
而 毫无疑问地，不应孤立地看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党和国家的头号掘墓人。正是他在所有的事件中充当了倡议者和协调人，以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 治制度为目的。正是他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举行的谈判中向美国总统承诺解散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允许沿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联盟，放弃干预摩尔多瓦内 政。他可以阻止别洛韦日协定的签订--白俄罗斯的克格勃曾向他通报了即将进行的会谈。白俄罗斯总理科比奇承认：“当时对行动的正确性存疑：法理上来讲这是 背叛，因为我们违背了宪法。”他更声称：“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我会派遣‘阿尔法’小分队，然后把我们这群人关进拘留所。戈尔巴乔夫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 别洛韦日的阴谋，有意识地为苏联的解体过程画上了句号。”
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二大力量便是外国势力。西方一向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感到恐 惧，但又觊觎其自然资源。这根本谈不上阴谋论，在同俄罗斯帝国与其后的苏联较量的过程中，首先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然后是美国，一昧自私追逐自身国家利 益。这不是豪无根据的指控，而是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众多英美知名国务活动家公开声明的。这样的情形在21世纪没有变化。对于俄罗斯，西方利益在过去体 现为击败这个对手，如今则是不让俄罗斯发展到能够充当对手的地步。为达此目的，西方采用了多种手段。
首先是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发起的军备竞赛。美国人深知苏联经济实力因为冷战而就捉襟见肘，于是趁势炮制了星球大战的神话，力图将苏联拉入新的军备竞赛，彻底拖跨苏联经济。这一伎俩最后得逞。
其 二是美国对产油国施加压力，尤其是沙特，旨在大幅增加全球石油产量，从而压低这一对苏联经济而言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原料价格。苏联一直通过石油收入在境外 购买消费品，弥补本国轻工产能的不足。由于石油产量大增，每桶油价从35-40美元迅速下跌至10-11美元，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相当，导致苏联经济一 蹶不振，资金匮乏令莫斯科无法正常进口消费品，导致商店货架空空、居民不满情绪高涨。
其三是西方大国情报机关齐心协力，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苏联成功组建了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第五纵队”。
在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几乎所有媒体都落入了坚信社会政治体系需要改革者的手中。波波夫、什梅廖夫、利斯钦、谢留宁等“改革斗士”的言论充斥报端。
如此一来，反感苏联终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媒体和第五纵队长期“洗脑”将生活水平恶化归罪于苏维埃政权。
埋葬苏联的第三大力量正是苏联人民自己。大部分苏联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对所发生的一切盲目欢迎，还通过行动加以支持，全然不知道其实质，也没有意识到后果。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多数人则摆出漠不关心的姿态。
当 时的人们疲于为生计奔波，并未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权力争斗的危害。套用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瑙伊的话来说，“人们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屑一 顾，对他们而言，囤积香肠似乎更加重要”，大家欢迎改变，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商场里应有尽有，而国家仍像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关心民众福祉。但他们大错特错。苏 联制度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赋予人们社会乐观主义精神，这正是现今俄罗斯大多数公民所无法拥有的。至于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作家谢尔盖・扎雷津恰如其 分地说：“知识分子应当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什么还来不及做，什么已经做完。”
综上所述，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包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甚至有过背叛行为的苏联精英;以美国为首的、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意图摧毁苏联的外部势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未奋起挽救国家免于分裂的苏联人民。
现 在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如今，我们自然无法回到苏联。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与历史发展轨迹，寄望于此是不正确的。然而，俄罗斯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苟且生 存下去，要保住并开发如此广袤的领土、维持国家的正常发展，仅靠目前的1.4亿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2-2.5亿人。而从人口现状来看，即便形势在 未来出现好转，这一数字在本世纪内也是注定无法企及的。
还有一条出路便是联合一部分昔日的加盟共和国、如今的新兴独立国家的力量。在漫 长隧道的尽头，曙光已在闪现。这便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组成的关税同盟、统一经济区，我相信未来还将有其他国家加入，最终形成欧亚联盟——在 一开始并不包含苏联全部，但囊括其主要疆域的俄罗斯帝国。
从日方史料考证115师平型关之战歼敌多少（下）
平型关战斗中，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这支桥本所在的辎重部队，根据日军的纪录推论，应该包括以下单位。
第一部分是大行李。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有人认为这是对于辎重队的统称。询问现存的日军老兵，大行李是一个独立单位，相当于兵站(旅团才有正式兵战，联队只有大行李)，编制约百人。这次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大行李部队要到前方建立兵站，才携带了大量物资，以至于八路军缴获的军大衣都够整个一一五师每人一件。由于日军进展顺利，而9月底正是换季季节，估计三浦旅团此时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拿下平型关，而是冬季作战的物资储备问题了。如果不是出于建立兵站的需要，携带这么多的大衣显然难以理解。第二，小行李即普通辎重队，携带日军第二十一联队作战需要的日常补给，如弹药、粮秣等，共计辎重兵七十余，担任掩护的轻重机枪兵15人。运输兵没有经过全面的战斗训练，因此自卫能力较弱。两路共计有辎重车77辆，上面第十一联队战史也提到日军进入包围圈的包括“大、小行李”队。不过，由于大小行李编制并非固定，如果这路日军中大小行李的辎重兵人数少于此处的计算，也不奇怪。第三，为了加强自卫能力，派遣护送的高桥骑兵小队(高桥义夫第三骑兵小队)，编制60人。第四，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及随员。这里，根据照片上汽车的类型，我认为其随员不应超过五人，否则车中无法坐下。实际上，照片上可以看到汽车共有四人，加上司机，桥本及其随员很可能正好是五个人。按照这个计算，这支部队的日军总兵力为二百余人。
有日文资料称这路日军不过是“马五十匹，大车七十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这里面毛病可就大了。马五十、车七十，不知道这个车如何拉法，难道用皇军来拉？有的车“皇军”拉，有的车畜牲拉？估计是皇军会法术，一指，车就走了。再说了，只有15个辎重兵，这70辆大车怎么赶法？看来鬼子会木牛流马。你说那护卫的也可以赶车。问题是护卫的是高桥义夫骑兵小队。骑兵啊，难道鬼子用战马拉车？那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这叫护卫吗？
其实，如果看那张在太行山中的日军辎重队的照片，可以看到在太行山山地地区，每车实际至少需要四人一马推拉才能正常前进。这就是中国军队青睐于在山地和日军进行战斗的地方——使它的机动性下降，并且造成后勤的瓶颈。结合这路日军共计七十余辆大车(日方记录实际共77辆)的情况，如果加上负责警卫的高桥义夫小队60名骑兵，总人数应接近四百人。之所以与预计二百余名日军有出入，是因为日军当时普遍使用朝鲜人作为后勤支援人员，参加运输，他们不属于日军的军队编制(日军后勤人员也有台湾人，但前期不编入战斗部队。在日军中，日本人高于朝鲜人，朝鲜人又高于台湾人。当时还少见在当地拉的情况)。而战斗中，显然这些朝鲜人由于穿日军后勤人员服装，无法分辨，也被八路军消灭，并记入了战果，因为此战中并无朝鲜民夫被俘的报告。说起来，八路军把这些朝鲜“夫役”记入战果并非错误，由于“日韩合并”和多年殖民教育，二战中日军的朝鲜帮凶颇为不少。而且在对华战争中，他们经常在战斗紧张时拿枪投入战斗并对中国军队顽抗到底，后来还有大量朝鲜人补充进日军成为日军正规官兵。在伪军发展起来之前，这种日军中的朝鲜人常常被中国军民称为“二鬼子”，并以其凶残和纪律败坏而著称。实际上，如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中计算的日军死亡人数，就包括大批担任设营的朝鲜后勤人员，而日军计算损失时，一向是不计算朝鲜人的。
新庄所部日军，其总人数则是一个谜。他的本部，包括两个汽车中队，其中的中西汽车中队，共有人员176人，另一个中队不详。这另一个中队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确定，但应该高于中西汽车中队。因为在网上查找，日军一个中队，最少的人数194，最多的350。中西汽车中队只有176人，在1937年的日军中，是非常罕见的。日军一个大队的标准人数为1091，包含三个中队和大队直属部队，一个中队的兵力在二百多人才是正常的。
有日本网页介绍此战新庄部队损失为“第六兵站汽车队共出动卡车八十辆，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
这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75辆卡车被击毁，连死带伤八路的子弹手榴弹一共碰着了77个鬼子。
除了指挥官新庄，平均一车一个鬼子，只有一个误差，还不都是打死的，连擦破皮的也算。
那击毁卡车不是给你打成火焰山就是给你扔俩手榴弹炸开花，多壮观啊。可是，八路也是超人，就能掌握好一辆车上只能死或者伤一个鬼子！不能多，也不能少，打了正司机就决不能伤副司机，误差不过3％！
忽然一想，剩下的鬼子呢?两个中队怎么也有400人吧，减去死伤的77，还有三百多，可车辆给毁了75/80，连鬼子头都给毙掉了，这皇军干什么吃的？是不是枪一响就跟兔子似的？
其实，这个数字的产生，是有背景的。新庄这一路日军，除了自己的两个中队，还记载携带有如下人员——一个护卫小队和机关人员，到前线的慰问团若干成员(有资料称三浦敏事旅团长和他的卫队也在其中，但也有资料称当日三浦在内长城前线，故存疑)，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和看护人员。伤兵这部分可能是日军损失最大的。因为如果是轻伤日军前线的野战医院都可处理，日军在平型关前线的鹄子沟就有野战医院，后送的肯定是重伤失去战斗力的人员。战斗打响后日军汽车兵可以突围逃跑，这部分伤员，就很难脱逃了。日军新庄自动车队代理队长中西正式报告中自述这支部队损失七十余人，这个数字常被引用。而日军增援部队进入战场后，自称“新庄中佐以下二百人战死”。其区别，就是中西的正式报告只提汽车队本身的损失，却全然没有搭乘日军的损失情况。
那么，当时车上有多少日军伤员呢?在国民党军的顽强抗击下，平型关前线日军的损失不小。实际上，战斗到28日，前线的尾家大队报告全大队1091人编制中还剩三百余人。日军记载，由于25日“平型关大捷”，国民党军受到胜利鼓舞，26日至28日发动了富有勇气的反攻。而日军由于没了新庄这付“快腿”，增援部队直到28日才到达战场，这一阶段日军损失惨重。如此，假设此大队日军的伤亡有一半是26日到28日发生的，按照当时作战正常伤亡比例一比三计算，到新庄汽车队出发的25日，则有约一百七十人阵亡，四百三十人负伤。其中轻重伤各占一半的情况下，就有伤员两百余人需要后送。而平型关下25日前日军共有三个主力大队(其他部队因为本来编制残缺暂不计算)，就算另两个大队的伤亡只有尾家大队的一半，则合起来，也有四百余名伤员需要后送。如此，看护兵也要至少一百名。所以，新庄所部日军，算上伤兵应该在千人左右。
至于汽车一共80辆，这很可能是中西汽车中队的汽车数量(每车正副司机一共160人，加上一个修理班，与该中队176人的纪录基本符合)，而不是日军全部汽车的数量。原因是这支汽车队是日军派出运送三个大队部队到平型关前线的，且预定返回接运一个联队的援军。三个大队携带全套装备的日军，共计三千余人，如果仅仅80辆汽车，每车要装携带全副武装以及被服，携行近距离支援武器(迫击炮、掷弹筒等)的40名士兵，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翻一番，每车20人，还比较合理。而中西的报告，实际也没有提被拦在包围圈外的日军车辆。
25日上午，两路日军同时进入八路军伏击圈。11点，东路日军在雨后湿滑的小道上行动不便，大车行动艰难。这时，八路军猛烈的袭击开始了。
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回顾一下，那就是大家都将平型关之战称为八路军与日军的第一战。从日军的记载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在平型关大捷之前三天，八路军就已经和日军打了一仗，不分胜负。这一战斗，也在八路军老战士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只是，双方对待这一战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我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平型关伏击战双方不同的命运。别忘了，八路军这一边的指挥官，可是后来称为“黑土地之狐”的林彪。按照第十一联队战史的记载，桥本顺正这一路日军，并非坐以待毙。
在八路军部队的第一次打击中，桥本并没有当场毙命。他的座车恰好被山崖挡住，八路军的手榴弹和子弹都无法击中这辆汽车(否则以这一路日军仅有一辆汽车的情况，他的座车一定是八路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战斗打响后，桥本跳出汽车，立即在附近的一处台地建立了指挥位置，组织幸存日军进行抵抗。
这里面有两点耐人寻味。第一，日军为何未派尖兵搜索前进；第二，桥本所部中，除了日军以外，是否确如推测的那样有一批朝鲜夫役随同，他们是否没有武器。
日军未派尖兵，一方面是他们前一阶段作战顺利，确实骄横。还有一个原因，却是因为，八路军设伏的关沟，是在实实在在的敌后。日军称，八路军一一五师是从三角山(中国名称，不明，与1930高地为日军所称的平型关前两大制高点)四十二联队平岩大队的侧翼阵地上穿越过来，进入伏击阵地的。而桥本所部认为如果有敌军渗透过来，必然会和四十二联队发生战斗。既然前线一切平静，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派出尖兵喽。
其实，山西的山地丘陵地形极为复杂，所谓“控制”，对于日军这样的客军来说，只能是相对而言，而本地的军队完全可以从敌军的缝隙中实现穿插。应该说，一一五师的战术动作果断坚决，人员战斗经验丰富是能够悄无声息进入敌后设立埋伏的重要原因。同时，24日夜间的大雨，更使日军无法行动，平岩大队能够发现八路军的行踪，反而是奇迹了。换句话说，日军这种粗糙的战斗作风，也可以说是前一阶段国民党军节节固守，绝不向敌后出击“惯”出来的。
说起国民党军的单纯固守，祖父认识的一个旧晋绥军军官说，单讲国民党党军士气不振也是不对的。当时晋绥军和中央军抗战的士气都比较高。尤其是晋绥军，属于保家守土之战，战斗力强弱不说，作战还是勇敢的。其青睐于固守，有武器方面的原因。当时晋军防守阵地有一件奇门兵刃，就是太原兵工厂造的“滚山雷”。这种大号的防守兵器重达几十斤，外观酷似水雷，像手榴弹一样扔是不可能的。使用方法是居高临下，拉了导火索后用脚踹下阵地，滚落到敌军中爆炸。由于这种兵器爆炸起来大有淮海战役“没良心炮”的风格，山地作战中曾经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有把整整一卡车日军士兵连人带车炸进深沟的恐怖战果。这是晋军防守的主要兵器。但是，这种兵器也有致命的弱点——敌军不靠近阵地无法使用，敌军位置比自己的阵地高也无法使用，且无法携带行军。晋军将领多为旧军官，对武器的迷信比较重，所以对离开阵地，不带这个东西去和日军交战，认为很难取胜。这是晋军在平型关大捷前很少主动出击的一个奇特理由。
而桥本所部随行人员的情况，我再次仔细研究《太行山中的大行李队》那张照片，也就是桥本所部的绝影，发现推拉第一辆大车的辎重兵服装不统一。其中在后方推车的士兵肩挎步枪，头戴三块瓦的皮帽，与日军的服装显然不同。仔细看来，我觉得，它和当时在山西与我军交战的一支伪军的服装颇为相似，那就是蒙古分裂势力德王所属的伪蒙军。
难道跟随桥本进入伏击圈的还有伪蒙军?无论朝鲜夫役还是伪蒙军，从运输队情况看人数都不会少，为何会和日军一同全军覆没而没有人投降?是听不懂劝降还是八路军火力太猛?或是受到日军的胁迫?
这恐怕只能是一个谜了。
桥本顺正指挥日军的抵抗颇为顽强，据称他曾准确判断一个中国军队的指挥所，并指挥轻机枪进行攻击——“可能是八路军指挥官被打死，一度攻势得以减缓。”然而，他的兵力毕竟有限。装备也不充足，更要命的是由于八路军伏击阵地选择得好，日军处于“很难看到敌人只能挨打”的境地。当八路军第二次发动猛攻的时候，这支日军终于未能逃脱“全灭”的命运。有消息说当时日军辎重中，枪支与弹药是分装的，以至于一些没有枪的辎重队员找到了枪没有子弹，找到了子弹没有枪，抵抗能力大减。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日方资料的证实。一一五师冲下山来，和日军发生了白刃战，日军全被杀死，连手表和钢笔都被八路军缴走作了战利品。部分当时未死的日军拼命抵抗，遭到八路军的杀戮，有的被和车辆一起烧成黑炭。(当然，这时候又少不了皇军责备八路军“野蛮”的话题)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这支日军已经“全灭”，如何还能够提供如此详细的战斗经过呢?
其实，这一路日军还有几个幸存者。三天以后日军二十一联队的官兵赶来救援，在死尸堆里发现了两名奄奄一息的日军重伤员，随后又在附近山坳中发现隐藏于此处的三名日军伤员。这就是此战这路日军的全部幸存者了。但是，没有一个日军能够说出桥本顺正中佐的死亡经过，他们对桥本最后的记忆就是他指挥轻机枪射击的时刻。
如前面对这一路敌军人数的分析，桥本所部被消灭的当在三百五十人左右。应包括日军桥本顺正中佐以下随员数人，大小行李辎重兵一百多人，高桥义夫骑兵小队六十人，以及约同等数量的朝鲜夫役或伪蒙军，损失马匹一百多匹。77辆大车和一辆汽车全被摧毁，物资被缴获。
另一路日军新庄汽车队的情况，要凌乱得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是，战斗打响以后，日军的首车即被摧毁，日军人员纷纷下车。由于没有统一指挥(新庄中佐在第一次攻击中即毙命)，这段时间的日军作战情况没人能够掌握。其实，此时这一路日军进入伏击圈的已有七十多辆汽车，单纵队的长度约一点五公里，另一方面桥本部队的日军七十余辆大车也绵延一公里左右，两军之间的间隔不过两公里多一点。如果新庄所部日军向前冲，与桥本所部合而为一，则战斗无疑会复杂得多。不过，可能是因为失去指挥，这路日军并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一路日军的损失，日本记者益川《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的记载：“在八路军伏击圈的西端，遭到预设的伏击，指挥官新庄中佐以下约二百人战死，车辆焚毁。”由于日军未能全部进入伏击圈，所以一部分日军撤出了战斗，向后退却，随后立即投入反击，试图打开缺口，救出被围的战友(按照某些说法，是战斗开始后立即突围成功的三浦少将亲自指挥反扑)。经过“奋战”，终于一度打开了包围圈，掩护部分日军未死人员撤离，这就是日军两个汽车中队的中队长都能够生还的原因。但是，由于日军得以打开包围圈的时间极短(此后足有三天日军没敢，也没兵力进入关沟伏击区)，估计在被击毁汽车上的日军伤兵很少有人能够生存。
从八路军方面的描述看，这路日军未能突围的部队由于是摩托化部队的精兵，武器也比较好，曾经依托汽车进行顽强的抵抗，甚至向八路军发动反冲锋。日军伤兵也并非任人宰割。26日，国民党军反击鹄子沟日军野战医院的时候，日军伤兵就曾顽强抵抗。但是由于一一五师兵力超过日军数倍，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以至于三天后进入此地的日军只见被摧毁的汽车和车上车下层叠的尸体。
根据这一战情况分析，新庄汽车队方面日方自己承认战死者约二百人。当时战争死亡率与战伤率为1∶3，考虑到日军遭到突袭，而且部分人员最终被包围全歼灭，死亡人数应该比较高，这个比率可能改为1∶2更趋合理。因此，即便这战死的二百人日军包括了解围部队的阵亡人员，这一路日军的伤亡也将达到六百人以上。
如此计算，仅这两路日军的伤亡，就已经达到了九百人以上。
同期，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第四十二联队等部队曾全力突击，试图挽救两支日军。但是由于遭到八路军各部队的顽强阻击，未能前进，反而不得不作出后退姿态。日军直到三天后才进入关沟伏击区，他们除了收尸已经没有作用。按照当时日军援救战友的作战士气和未能成功的结果，日军在这三路援助中每路遭到数十人的伤亡应该不会离谱。这样说法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日军第二十一联队战史记载当天在镇边城损失20名士兵。其时间正在桥本和新庄两部覆没之间，推测当为试图突入解围时遭到的伤亡。
因此，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千人应该不是一个很离谱的数字。
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日军伤亡数字的推测，实际上与我当年写这篇文章时的情况出入不大，并不能算太新的资料。然而，另有一些，则是值得写出的。
那就是平型关大捷的影响。
我们曾经说，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在于它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事实上此战之前，在抗战中我国军队也不是全无胜绩，但打成让日军“全灭”的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
其意义在哪里呢?
从战术上说，这一战的确达到了一一五师战前所讲切断平型关后方日军补给路的目的。平型关日军三浦旅团四个大队从25日到28日，与后方的联络中断。由于补给不足和缺乏援军攻势停顿，这三天中未能向前进一步。日军原计划从灵丘方面支援一个联队的日军增援平型关，由于交通中断，不得不改用已迂回到大营方向阎锡山军后方，已经攻占浑源的二十一联队主力两个大队又两个中队变更方向，赶到平型关下支援三浦旅团本阵。阎军无意中逃过一劫。而即便得到了增援，由于补给不济，三浦旅团在平型关下也仅仅是维持而已，攻击效果不佳。此后的三天，日军一直在平型关下徘徊，毫无进展。
造成平型关线失守的原因是日军关东军支队从西侧更远的茹越口突破了阎锡山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国军梁鉴堂旅长战死，平型关守军退路被切断，10月1日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当时在关前苦斗的三浦旅团官兵发现阎军如“雪崩”般突然撤退，纷纷高呼万岁。可见林彪这一刀插入日军软肋造成的伤害，使气势汹汹的三浦旅团成了病猫。
从战略上，则是给了中国军民，特别是国民党军极大的鼓励。这并不是口头的说法，实际上参看第十一联队战史，就可以看出，战役进行到25日，国民党军虽然防守顽强，却几乎没有主动出击。日军取得的最后一个大战果是在一一五师打响同时，攻占了平型关前极为重要的1930高地。
然而，此后，受到八路军大捷鼓舞的国民党军纷纷主动出击，从25日到28日，一线日军到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其中战斗包括：
25日上午11时，国民党军反攻1930高地，以迫击炮轰击并试图迂回日军后方。日军的部队是炮兵和车兵，近战能力不足，只好且战且退。双方间隔300米的距离进行对射，日军退到二线阵地勉强挡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
26日晨，国民党军突袭鹄子沟日军野战医院，日军卫生兵和伤员进行顽强抵抗后，医院终于被攻占。第一机关枪中队中队长宣野等伤员被俘或被杀。
28日，国民党军对日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发动总攻。日军被包围在一个马蹄形的防御阵地中，伤亡惨重，全军从满编的1091人剧减到三百余人，弹药用尽，援军无望。日军大队长尾家剑嘱咐护兵烧毁队旗并准备自杀，幸为援军所救。
这都是此前日军记录中未见的灵活主动战术。
此后的忻口战役中，迂回敌后也成为国民党军的重要战术之一。
可见，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之战，的确让当时士气受创的国民党军也为之眼睛一亮——和日本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打啊！称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绝对是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
作者：萨苏，选自：《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从日方史料考证115师平型关之战歼敌多少（上）
平型关之战到底毙伤多少日军，中国有一万、三千和一千三种说法。从当时日军投入战斗的属后勤部队看，一万和三千都不大可能。据日本资料考证，一千比较可靠。所谓日军仅损失60人的报道并不确实。
曾经写过一篇对于日军在平型关大战中损失的文章，写完以后多承熟悉军事的朋友加以指点，或指正，或考证，多有收获。于是萌生了对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损失进行进一步考证的兴趣。其结果，在日本，陆续发现一些相关资料，个人认为颇有补充的价值，于是将原作加以修订，重新做成此文，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补充吧。
此战日军与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同时交战。不过，有的图中标明和国民党军交战中日军阵亡最高的军官仅为中尉(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也是颇为激烈的，第十一联队战史中记载第一大队长尾家剑就差一点因为全军覆没而引罪自杀)。所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即图中在蔡家峪和平型关之间描述的战斗中，击毙日军两个中佐的伏击战战果显然对国共两军都是很重要的。
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关于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图
可能因为此战中被歼灭的并非第十一联队所属部队，图中有一些错误。第一，“平型关大捷”战斗日期图中标错，第二，新庄所部被称为“全军覆没(全灭)”，而第二十旅团坚称该部队有不少的突围人员，不能称为“全灭”。这也符合我对此战战果考察的结果。此外，图中标注的“朱德指挥的第二十三军两个师9月30日向五台方面逃走”，也很有趣。因为，朱德虽然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实际无权指挥国民党军部队，而平型关前线中国军队中也没有二十三军这个番号。据对比双方序列推测，这可能是三十三军孙楚的部队，是两个旅，不知道为何被日军误会为两个师了。
当初写平型关之战，是因为在海外看到一份报道，提到平型关战役日军的损失，认为日军的损失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汽车中队和一个负责大行李的运输和护卫的辎重小队，共计有日本兵60人”。因此，认为把平型关看作大捷纯属夸大。这样的所谓资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在日本所见有关的资料，日军伤亡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而且，把平型关伏击战称为大捷，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当时日军的新闻管制还不够完善。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的新闻报道管理还不十分严格，如《朝日新闻》报道的南苑之战(即佟麟阁、赵登禹殉国之战)，曾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九军顽强的防御，并对守军的坚强深表钦佩。不过，这种报道随着战况的“泥沼化”，日军管制的力度日益加强，这种还算客观的报道就越来越难以看到了。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根据其华北特派员的报道登出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新闻，加以实地照片，并冠以“我军运输部队在平型关关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从两侧高地的伏击全军覆没(全灭)”。虽然没有具体报道人员装备损失情况，但依然成为战时日军报道在中国作战失利的极少珍贵新闻之一。从国际影响来说，无论此战歼敌数量多少，称为“平型关大捷”，都是很有道理的。
平型关之战，到底毙伤了多少日军，中国方面有一万(蒋介石贺电)、三千(长期使用的数字)和一千(近期国内著作如《三晋同仇》等使用数字)之分。从当时日军投入战斗的属于后勤部队来看，一万和三千都不大可能，属于战时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战果宣传。据此，我认为中方比较可靠的数据是一千。这个数字对比日军的参战部队，个人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所谓日军仅仅损失60人的报道，是不确实的。
然而，分析日军损失，使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日军为了维护士气，对战时损失和战果的不实报道，使日军的实际损失与其公报不符。比如，日军报道在中原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洛阳之战，我曾找到龙门山激战、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之战等多次恶战的回忆文章，中日方面都承认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防作战，而日军最后报道的伤亡情况呢？不过损失55人而已……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曾经一次就宣称击沉美国四艘航空母舰。实际上战后调查，击沉的，仅仅是一艘登陆艇而已。
所以，对于平型关之战的真实情况，我采取了根据史料进行推测，而不是直接采用日军公布伤亡数字的报道(第二十一联队战史中直接报道此战阵亡15人，连日本大概都不会有人信)。
在日本的有关资料《终战记念日特集》中，日方资料写道：“八路军在五公里的峡谷里将日军团团包围，不断攻击，经过不到一天的恶战，日军全军覆没。”如果五公里的战场上只有60个日本兵，那就要差不多100米一个了，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也明白，这个仗怎么能打呢？“第五师团四十二联队救援的官兵证实，可以看到约百辆被烧黑的汽车和辎重车。”如果是这样，就算一辆车一个人，日军也不可能只有60人，何况，驾驶车辆的和押运的还应该是不同的部队呢。
战斗中日军突围的人员似乎不少，日军突围人员形容“红军”(就是八路军)作战与国民党军不同，他们子弹不多，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打出三枪就冲锋。因此与日军很快进入白刃战，八路军使用的白刃战武器除了刺刀，还有“青龙刀”等冷兵器。
日文刊物中对此战结果还有一种说法：“这次攻击中，毙伤日军1000人以上部队，很多军用物资被缴获，中国抗战以来的大胜利，称为‘平型关大捷’。”不过，这个说法有些值得质疑。最初我查到此文时，认为是日方自己的数字统计。不久，有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方引用中方史料翻译过来的数字。虽然可以认为这表示日方接受这种看法，但是并非日军的内部统计，其权威性当可质疑。
好在还能够找到更详细可靠的资料。目前关于平型关之战，日文资料中萨注意到三本很有价值的材料，《第二十一联队战史》，原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川的《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前者日本各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后者在《丸》杂志上曾经连载，其第三部分，对平型关之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另一本则是在查找其他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有着比遭到打击的日军部队对此战更详细的记录。因为第十一联队的尾家大队，正是22日最后乘坐新庄淳卡车的人员，该联队亦奉命救援平型关遇伏日军。可能因为损失的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记录更没有顾忌一些。日军勾勒出的平型关之战，终于显露出了比较清晰的形象。令人惊讶的是，它提到的战场状况，居然有很多是中国史料中所根本没有提到的。平型关之战可能和我们传统的看法不同，在八路军的伏击圈中，它有两个战场，日军是从两个不同方向钻进八路军的伏击圈！
从中文史料看，日军在平型关之战中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口袋之战，也就是日军钻进中国军队布置的口袋阵，然后被全部歼灭。但是日本方面的记载，这个口袋却是有两个进口的。
平型关之战，实际发生的地点并不在平型关，而在平型关以东的关沟峡谷。
益川的文章中对这一战一开头就交待“平型关是北支山岳地带山西北部的阀门”，“曲折的隘路两侧是十米——三十米高的陡崖”，“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午前，雨中，两件大惨事在这里发生了”。
一次战斗，为什么会发生“两件大惨事”呢？原来，进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千余”部队伏击圈的日军，分属两个部队！这两个敌军部队，一个是从平型关返回灵邱的“新庄自动车队”，搭载其他日军部队一部，属于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两个中队组成，搭载部队人数不详，从西向东进入八路军伏击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新庄淳中佐。日军资料中没有记录它的总人数，但是从后面记录的伤亡来看，这支部队比对向而来的大行李部队要多得多。有朋友考证日军旅团长三浦少将和从前线归来的慰问团也在其中，这一点我所见到的日方资料没有记载，存疑。进入伏击圈的另一支部队是携带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从灵邱向平型关前线支援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指挥官浜田大佐)辎重部队，第五师团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与他们同行。
这两支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都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日军在平型关战死的最高军官是中佐，而且一下就打死了两个，第二十旅团的新庄淳中佐和第二十一联队的桥本顺正中佐。中佐，就是中校，在日军中指挥一个大队的军官军衔只是少佐(少校)，比如十一联队的三个大队长，就都是少佐。中佐属于中高级军官，一下打死两个，如果日军投入部队只有60人，那应该就不是辎重部队，而是贵宾部队了。
这两个人的身份也很有意思。
首先，桥本顺正的“参谋”身份，在中国人眼里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次要幕僚，所以并不觉得打死一个日军“参谋”有多高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中日两军“参谋”职务不同造成的错误理解。中国军队中，参谋是连级军官，中尉而已，责任也是补缺拾遗，跑腿辅助，所以，有“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说法。而日军中，“参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在指挥主官不在的时候，常常要负责指挥整个部队的作战行动，在军中的地位极高。比如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在关东军中的职务，也不过是“参谋”而已。实际上，日军师团的参谋长，也不过是大佐军衔，只比“参谋”高一级而已。另一个“参谋”的例子是高月保，他在被军统特工击毙于北平的时候，职务就是华北方面军的“参谋”。而这个“参谋”，不但是日军大本营号称“拉脱维亚的樱”的苏联问题权威，是日军制订对华细菌战方略的关键人物，还是贵族院的议员，担任天皇特使“宣慰华北”。日军中的“参谋”可能小看？这种职务，通常是日军培养高级指挥官时给予有前途的军官的过渡。事实上，日军中具有战略思想的高级将领，多半在发迹前最后一个职务就是“参谋”。在战斗中，派一个“参谋”去指挥一个联队长，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因为他属于那种带尚方剑的人物。而这个桥本正顺的履历更显示，如果不是被打死在平型关，此人很可能是一颗日军中的明日之星。桥本是日本陆大毕业生，从1933年到1936年长期担任“朝鲜军北方特务机关本部”(地点在珲春)副机关长，军衔少佐，其顶头上司，就是关东军中著名的老牌殖民专家和野心家——河野悦次郎大佐。这个特务机关，是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织，他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桥本在这个任上“功勋卓著”，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其调入第五师团担任师团参谋，也因此他的军衔为情报中佐。在遭到伏击时，桥本的表现，也证明他的军事素养相当出色。
这种因为两军军制引发的理解错误，并不仅仅限于“参谋”。在缅甸战役中，被孙立人逼得剖腹自杀的日军将领水上源藏，其职务是“五十六师团步兵团长”——一个团长，在中国军队看来实在不是什么高级军官，怎么会是少将？实际上，日军中的“步兵团长”，指挥的部队至少一个旅团。
也正因为日军将桥本顺正视为有前途的军官，所以此战之后，对桥本的死多有惋惜之词。桥本最后的风头，比同时战死的新庄淳中佐高多了。
其实，新庄淳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至少，在被包围以后，新庄所部的抵抗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八路军的损失，推算起来大半是这支日军造成的——这不奇怪，桥本手下多为辎重兵，训练不足，新庄的部下则堪称精锐，数量也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
新庄淳的军衔比他的职务似乎要高。新庄淳的职务是新庄自动车队指挥官。这个自动车队(即第六兵站汽车队)包括两个机械化中队。按照建制来说，是一个简编的大队级单位，按说，其指挥官应该是少佐级别。然而，新庄却是中佐，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新庄部队并不是普通的后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不计补给和士气(前者部队本身不能决定，后者涉及因素太多不好计算)是三个因素相乘构成的，即火力、机动能力和防御。日军在侵华作战中一度横行，是因为对中国军队而言，它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有极强的优势。其中，机动能力角度，日军在七七事变时，已经是一支半机械化部队。所以，在中国军队普遍采用的线性防御阵地上，日军经常可以利用机械化的优势，快速移动到中国军队薄弱的一翼实现作战的胜利，防御时亦然。而中国军队仅仅靠步兵机动，在平原地区是很难发挥人数优势的，往往是总兵力占优，具体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这种机械化还使日军的重武器能够快速跟上一线部队，从火力上压倒对方。
不过，日本也不是富有的国家，像第五师团这样的部队，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只能称为半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含义，就是部队本身还是传统的步兵，但机动作战时，由专门的汽车部队进行运输，实现快速行进的目的。“新庄自动车队”，就是为平型关日军提供这种机动能力的部队。事实上，在平型关作战的日军主力三个大队(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第二十一联队平岩大队和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正是新庄部队从灵邱，于22日送到平型关前线的。实际上，新庄部队在现代军事角度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摩托化部队。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正是这一兵种处于幼年时期的时代。因此，日军将其归于辎重兵也无不可。但真正的辎重运输，日军还是舍不得使用这样宝贵的部队，日军向前线运送弹药、被服之类，还是采用大车运输的方式。巧得很，平型关之战，一一五师包围的，恰恰是日军一个汽车队，加上一个大车队。尽管兵种地位未定，但日军深知摩托化机动这种战术的价值和汽车部队的宝贵，所以“自动车部队”在日军中的地位高于普通步兵部队，有兵种优势。这才会任命新庄淳这样的中佐指挥此部队。
如果回头来看，林彪这一战，第一打掉了日军的辎重队，也就是说端掉了平型关日军的饭锅，第二打掉了日军的摩托化部队，也就是说打断了平型关日军的腿，这一击，实实在在地打在了日军的软肋上。那么，这两支部队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部队。我在最初研究平型关之战的时候，认为这支日军辎重部队包括担任警卫的高桥义夫骑兵小队共计250到260人。其中，因为日方文献记载桥本中佐乘坐一辆运兵“巴士”随同前往，我这样推测他的随员。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他率一辆运兵汽车(特别点名是运兵车)担任指挥，他不但是这支队伍的指挥，还有到前线执行联络的使命。从点名他带的是运兵车看，估计车里有他的卫士、司机、副官等，总共约十人。
然而无意间发现的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支日军的兵力，要重新计算。
这张图本身并无特别，但书中对于此照片的一段说明引起了我的注意——“昭和十二年九月，粟饭原部队大行李从灵丘出发，满目沧桑的北支大行山脉(应为太行——译者注)，艰难的行军，同期小仓中尉也在其中，于是留影纪念，不料却成永别。”
最初吸引我注意的，不过是“大行李”这几个字，因为平型关之战中，关于日军“大行李”是怎样一个作战单位，始终有所争议。等我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说明，心中忽然一动。灵丘？桥本顺正所部不正是从灵丘出发的吗?!我以最快的速度查找日军在灵丘的作战情况，发现，日军占领灵丘的日期是9月21日，攻占灵丘的部队，则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一、第三大队。战斗中，第一机关枪中队中队长福岛勋负伤，伤亡数十人。所以，日军不可能在9月21日之前从灵丘出动任何部队。而按照日军的纪录，所谓“粟饭原部队”，正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别称!
按照日军纪录，25日清晨，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从灵丘出发，携带粮秣、弹药、被服等前往平型关方向，并在这一天上午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歼灭。此后，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除已在平型关前线的第三大队）则全力向平型关下集结，补充三浦旅团的一线兵力。28日到达前线，开始对内长城一线的继续进攻。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很难想象日军可以在9月底前的三五天时间里重建一支“大行李队”，并从容自灵丘再次出发。
而且，照片上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令人瞩目。那就是在日军的大车辎重队中，居然有一辆汽车！这也恰好和桥本顺正中佐乘汽车与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同行前往平型关相符。
所以，这张照片上的日军辎重队，我判断，极为可能就是日军这支被八路军包围歼灭于关沟的桥本部队！
作者：萨苏，选自：《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曾经写过一篇对于日军在平型关大战中损失的文章，写完以后多承熟悉军事的朋友加以指点，或指正，或考证，多有收获。于是萌生了对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损失进行进一步考证的兴趣。其结果，在日本，陆续发现一些相关资料，个人认为颇有补充的价值，于是将原作加以修订，重新做成此文，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补充吧。
此战日军与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同时交战。不过，有的图中标明和国民党军交战中日军阵亡最高的军官仅为中尉(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也是颇为激烈的，第十一联队战史中记载第一大队长尾家剑就差一点因为全军覆没而引罪自杀)。所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即图中在蔡家峪和平型关之间描述的战斗中，击毙日军两个中佐的伏击战战果显然对国共两军都是很重要的。
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关于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图
可能因为此战中被歼灭的并非第十一联队所属部队，图中有一些错误。第一，“平型关大捷”战斗日期图中标错，第二，新庄所部被称为“全军覆没(全灭)”，而第二十旅团坚称该部队有不少的突围人员，不能称为“全灭”。这也符合我对此战战果考察的结果。此外，图中标注的“朱德指挥的第二十三军两个师9月30日向五台方面逃走”，也很有趣。因为，朱德虽然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实际无权指挥国民党军部队，而平型关前线中国军队中也没有二十三军这个番号。据对比双方序列推测，这可能是三十三军孙楚的部队，是两个旅，不知道为何被日军误会为两个师了。
当初写平型关之战，是因为在海外看到一份报道，提到平型关战役日军的损失，认为日军的损失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汽车中队和一个负责大行李的运输和护卫的辎重小队，共计有日本兵60人”。因此，认为把平型关看作大捷纯属夸大。这样的所谓资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在日本所见有关的资料，日军伤亡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而且，把平型关伏击战称为大捷，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当时日军的新闻管制还不够完善。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的新闻报道管理还不十分严格，如《朝日新闻》报道的南苑之战(即佟麟阁、赵登禹殉国之战)，曾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九军顽强的防御，并对守军的坚强深表钦佩。不过，这种报道随着战况的“泥沼化”，日军管制的力度日益加强，这种还算客观的报道就越来越难以看到了。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根据其华北特派员的报道登出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新闻，加以实地照片，并冠以“我军运输部队在平型关关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从两侧高地的伏击全军覆没(全灭)”。虽然没有具体报道人员装备损失情况，但依然成为战时日军报道在中国作战失利的极少珍贵新闻之一。从国际影响来说，无论此战歼敌数量多少，称为“平型关大捷”，都是很有道理的。
平型关之战，到底毙伤了多少日军，中国方面有一万(蒋介石贺电)、三千(长期使用的数字)和一千(近期国内著作如《三晋同仇》等使用数字)之分。从当时日军投入战斗的属于后勤部队来看，一万和三千都不大可能，属于战时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战果宣传。据此，我认为中方比较可靠的数据是一千。这个数字对比日军的参战部队，个人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所谓日军仅仅损失60人的报道，是不确实的。
然而，分析日军损失，使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日军为了维护士气，对战时损失和战果的不实报道，使日军的实际损失与其公报不符。比如，日军报道在中原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洛阳之战，我曾找到龙门山激战、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之战等多次恶战的回忆文章，中日方面都承认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防作战，而日军最后报道的伤亡情况呢？不过损失55人而已……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曾经一次就宣称击沉美国四艘航空母舰。实际上战后调查，击沉的，仅仅是一艘登陆艇而已。
所以，对于平型关之战的真实情况，我采取了根据史料进行推测，而不是直接采用日军公布伤亡数字的报道(第二十一联队战史中直接报道此战阵亡15人，连日本大概都不会有人信)。
在日本的有关资料《终战记念日特集》中，日方资料写道：“八路军在五公里的峡谷里将日军团团包围，不断攻击，经过不到一天的恶战，日军全军覆没。”如果五公里的战场上只有60个日本兵，那就要差不多100米一个了，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也明白，这个仗怎么能打呢？“第五师团四十二联队救援的官兵证实，可以看到约百辆被烧黑的汽车和辎重车。”如果是这样，就算一辆车一个人，日军也不可能只有60人，何况，驾驶车辆的和押运的还应该是不同的部队呢。
战斗中日军突围的人员似乎不少，日军突围人员形容“红军”(就是八路军)作战与国民党军不同，他们子弹不多，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打出三枪就冲锋。因此与日军很快进入白刃战，八路军使用的白刃战武器除了刺刀，还有“青龙刀”等冷兵器。
日文刊物中对此战结果还有一种说法：“这次攻击中，毙伤日军1000人以上部队，很多军用物资被缴获，中国抗战以来的大胜利，称为‘平型关大捷’。”不过，这个说法有些值得质疑。最初我查到此文时，认为是日方自己的数字统计。不久，有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方引用中方史料翻译过来的数字。虽然可以认为这表示日方接受这种看法，但是并非日军的内部统计，其权威性当可质疑。
好在还能够找到更详细可靠的资料。目前关于平型关之战，日文资料中萨注意到三本很有价值的材料，《第二十一联队战史》，原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川的《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前者日本各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后者在《丸》杂志上曾经连载，其第三部分，对平型关之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另一本则是在查找其他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有着比遭到打击的日军部队对此战更详细的记录。因为第十一联队的尾家大队，正是22日最后乘坐新庄淳卡车的人员，该联队亦奉命救援平型关遇伏日军。可能因为损失的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记录更没有顾忌一些。日军勾勒出的平型关之战，终于显露出了比较清晰的形象。令人惊讶的是，它提到的战场状况，居然有很多是中国史料中所根本没有提到的。平型关之战可能和我们传统的看法不同，在八路军的伏击圈中，它有两个战场，日军是从两个不同方向钻进八路军的伏击圈！
从中文史料看，日军在平型关之战中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口袋之战，也就是日军钻进中国军队布置的口袋阵，然后被全部歼灭。但是日本方面的记载，这个口袋却是有两个进口的。
平型关之战，实际发生的地点并不在平型关，而在平型关以东的关沟峡谷。
益川的文章中对这一战一开头就交待“平型关是北支山岳地带山西北部的阀门”，“曲折的隘路两侧是十米——三十米高的陡崖”，“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午前，雨中，两件大惨事在这里发生了”。
一次战斗，为什么会发生“两件大惨事”呢？原来，进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千余”部队伏击圈的日军，分属两个部队！这两个敌军部队，一个是从平型关返回灵邱的“新庄自动车队”，搭载其他日军部队一部，属于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两个中队组成，搭载部队人数不详，从西向东进入八路军伏击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新庄淳中佐。日军资料中没有记录它的总人数，但是从后面记录的伤亡来看，这支部队比对向而来的大行李部队要多得多。有朋友考证日军旅团长三浦少将和从前线归来的慰问团也在其中，这一点我所见到的日方资料没有记载，存疑。进入伏击圈的另一支部队是携带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从灵邱向平型关前线支援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指挥官浜田大佐)辎重部队，第五师团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与他们同行。
这两支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都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日军在平型关战死的最高军官是中佐，而且一下就打死了两个，第二十旅团的新庄淳中佐和第二十一联队的桥本顺正中佐。中佐，就是中校，在日军中指挥一个大队的军官军衔只是少佐(少校)，比如十一联队的三个大队长，就都是少佐。中佐属于中高级军官，一下打死两个，如果日军投入部队只有60人，那应该就不是辎重部队，而是贵宾部队了。
这两个人的身份也很有意思。
首先，桥本顺正的“参谋”身份，在中国人眼里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次要幕僚，所以并不觉得打死一个日军“参谋”有多高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中日两军“参谋”职务不同造成的错误理解。中国军队中，参谋是连级军官，中尉而已，责任也是补缺拾遗，跑腿辅助，所以，有“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说法。而日军中，“参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在指挥主官不在的时候，常常要负责指挥整个部队的作战行动，在军中的地位极高。比如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在关东军中的职务，也不过是“参谋”而已。实际上，日军师团的参谋长，也不过是大佐军衔，只比“参谋”高一级而已。另一个“参谋”的例子是高月保，他在被军统特工击毙于北平的时候，职务就是华北方面军的“参谋”。而这个“参谋”，不但是日军大本营号称“拉脱维亚的樱”的苏联问题权威，是日军制订对华细菌战方略的关键人物，还是贵族院的议员，担任天皇特使“宣慰华北”。日军中的“参谋”可能小看？这种职务，通常是日军培养高级指挥官时给予有前途的军官的过渡。事实上，日军中具有战略思想的高级将领，多半在发迹前最后一个职务就是“参谋”。在战斗中，派一个“参谋”去指挥一个联队长，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因为他属于那种带尚方剑的人物。而这个桥本正顺的履历更显示，如果不是被打死在平型关，此人很可能是一颗日军中的明日之星。桥本是日本陆大毕业生，从1933年到1936年长期担任“朝鲜军北方特务机关本部”(地点在珲春)副机关长，军衔少佐，其顶头上司，就是关东军中著名的老牌殖民专家和野心家——河野悦次郎大佐。这个特务机关，是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织，他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桥本在这个任上“功勋卓著”，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其调入第五师团担任师团参谋，也因此他的军衔为情报中佐。在遭到伏击时，桥本的表现，也证明他的军事素养相当出色。
这种因为两军军制引发的理解错误，并不仅仅限于“参谋”。在缅甸战役中，被孙立人逼得剖腹自杀的日军将领水上源藏，其职务是“五十六师团步兵团长”——一个团长，在中国军队看来实在不是什么高级军官，怎么会是少将？实际上，日军中的“步兵团长”，指挥的部队至少一个旅团。
也正因为日军将桥本顺正视为有前途的军官，所以此战之后，对桥本的死多有惋惜之词。桥本最后的风头，比同时战死的新庄淳中佐高多了。
其实，新庄淳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至少，在被包围以后，新庄所部的抵抗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八路军的损失，推算起来大半是这支日军造成的——这不奇怪，桥本手下多为辎重兵，训练不足，新庄的部下则堪称精锐，数量也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
新庄淳的军衔比他的职务似乎要高。新庄淳的职务是新庄自动车队指挥官。这个自动车队(即第六兵站汽车队)包括两个机械化中队。按照建制来说，是一个简编的大队级单位，按说，其指挥官应该是少佐级别。然而，新庄却是中佐，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新庄部队并不是普通的后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不计补给和士气(前者部队本身不能决定，后者涉及因素太多不好计算)是三个因素相乘构成的，即火力、机动能力和防御。日军在侵华作战中一度横行，是因为对中国军队而言，它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有极强的优势。其中，机动能力角度，日军在七七事变时，已经是一支半机械化部队。所以，在中国军队普遍采用的线性防御阵地上，日军经常可以利用机械化的优势，快速移动到中国军队薄弱的一翼实现作战的胜利，防御时亦然。而中国军队仅仅靠步兵机动，在平原地区是很难发挥人数优势的，往往是总兵力占优，具体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这种机械化还使日军的重武器能够快速跟上一线部队，从火力上压倒对方。
不过，日本也不是富有的国家，像第五师团这样的部队，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只能称为半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含义，就是部队本身还是传统的步兵，但机动作战时，由专门的汽车部队进行运输，实现快速行进的目的。“新庄自动车队”，就是为平型关日军提供这种机动能力的部队。事实上，在平型关作战的日军主力三个大队(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第二十一联队平岩大队和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正是新庄部队从灵邱，于22日送到平型关前线的。实际上，新庄部队在现代军事角度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摩托化部队。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正是这一兵种处于幼年时期的时代。因此，日军将其归于辎重兵也无不可。但真正的辎重运输，日军还是舍不得使用这样宝贵的部队，日军向前线运送弹药、被服之类，还是采用大车运输的方式。巧得很，平型关之战，一一五师包围的，恰恰是日军一个汽车队，加上一个大车队。尽管兵种地位未定，但日军深知摩托化机动这种战术的价值和汽车部队的宝贵，所以“自动车部队”在日军中的地位高于普通步兵部队，有兵种优势。这才会任命新庄淳这样的中佐指挥此部队。
如果回头来看，林彪这一战，第一打掉了日军的辎重队，也就是说端掉了平型关日军的饭锅，第二打掉了日军的摩托化部队，也就是说打断了平型关日军的腿，这一击，实实在在地打在了日军的软肋上。那么，这两支部队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部队。我在最初研究平型关之战的时候，认为这支日军辎重部队包括担任警卫的高桥义夫骑兵小队共计250到260人。其中，因为日方文献记载桥本中佐乘坐一辆运兵“巴士”随同前往，我这样推测他的随员。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他率一辆运兵汽车(特别点名是运兵车)担任指挥，他不但是这支队伍的指挥，还有到前线执行联络的使命。从点名他带的是运兵车看，估计车里有他的卫士、司机、副官等，总共约十人。
然而无意间发现的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支日军的兵力，要重新计算。
这张图本身并无特别，但书中对于此照片的一段说明引起了我的注意——“昭和十二年九月，粟饭原部队大行李从灵丘出发，满目沧桑的北支大行山脉(应为太行——译者注)，艰难的行军，同期小仓中尉也在其中，于是留影纪念，不料却成永别。”
最初吸引我注意的，不过是“大行李”这几个字，因为平型关之战中，关于日军“大行李”是怎样一个作战单位，始终有所争议。等我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说明，心中忽然一动。灵丘？桥本顺正所部不正是从灵丘出发的吗?!我以最快的速度查找日军在灵丘的作战情况，发现，日军占领灵丘的日期是9月21日，攻占灵丘的部队，则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一、第三大队。战斗中，第一机关枪中队中队长福岛勋负伤，伤亡数十人。所以，日军不可能在9月21日之前从灵丘出动任何部队。而按照日军的纪录，所谓“粟饭原部队”，正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别称!
按照日军纪录，25日清晨，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从灵丘出发，携带粮秣、弹药、被服等前往平型关方向，并在这一天上午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歼灭。此后，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除已在平型关前线的第三大队）则全力向平型关下集结，补充三浦旅团的一线兵力。28日到达前线，开始对内长城一线的继续进攻。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很难想象日军可以在9月底前的三五天时间里重建一支“大行李队”，并从容自灵丘再次出发。
而且，照片上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令人瞩目。那就是在日军的大车辎重队中，居然有一辆汽车！这也恰好和桥本顺正中佐乘汽车与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同行前往平型关相符。
所以，这张照片上的日军辎重队，我判断，极为可能就是日军这支被八路军包围歼灭于关沟的桥本部队！
作者：萨苏，选自：《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李作鵬：“九一三”前夜周總理來電，我復述兩遍
李作鵬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飯後，孩子們興致很高地提議去頤和園玩玩。劉繼祥秘書也說，今天沒有接到中央和軍委辦事組開會的通知。
自8月以來，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島，之後就是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青島、長沙和武漢。在北京，也是一個會議連著另一個會議，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也很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勸我：“既然沒有會，就和孩子們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當時頤和園閉門謝客，沒有對外開放。經過秘書與有關部門聯繫，頤和園做了專門安排。走進園內，非常安靜，近處鳥語花香，遠處青山綠水。我與老伴隨孩子們在園中散步、照相。頤和園還專門安排了講解員，陪同我們一路講解園中歷史。秋高氣爽的天氣，我的心情很不錯，多年都沒有這樣輕鬆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後，劉秘書報告，仍沒有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我要劉秘書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在外地，而未來的及處理的海軍文件，抓緊送來。在當時，我們不僅要參加中央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還要顧及“自留地”。
晚飯後，孩子們又拉我在客廳裏看幻燈片。沒看多久，我就回辦公室繼續處理文件。大約10點半過後，全部文件都處理完了。
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裏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
此時，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台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
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錶：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瞭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平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你是誰？”
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主任。”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什麼時間落地的？”
回答：“20時15分。”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台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理仍用十分平靜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錄，並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夠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後，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紀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四條指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了“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那就這樣吧。”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
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軍情無小事，不能正確地接收、傳達上級的指示，是要貽誤大事的，因此現場核對上級的指示命令，是高級指揮人員必備的素質。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於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新史記》第3期）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飯後，孩子們興致很高地提議去頤和園玩玩。劉繼祥秘書也說，今天沒有接到中央和軍委辦事組開會的通知。
自8月以來，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島，之後就是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青島、長沙和武漢。在北京，也是一個會議連著另一個會議，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也很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勸我：“既然沒有會，就和孩子們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當時頤和園閉門謝客，沒有對外開放。經過秘書與有關部門聯繫，頤和園做了專門安排。走進園內，非常安靜，近處鳥語花香，遠處青山綠水。我與老伴隨孩子們在園中散步、照相。頤和園還專門安排了講解員，陪同我們一路講解園中歷史。秋高氣爽的天氣，我的心情很不錯，多年都沒有這樣輕鬆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後，劉秘書報告，仍沒有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我要劉秘書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在外地，而未來的及處理的海軍文件，抓緊送來。在當時，我們不僅要參加中央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還要顧及“自留地”。
晚飯後，孩子們又拉我在客廳裏看幻燈片。沒看多久，我就回辦公室繼續處理文件。大約10點半過後，全部文件都處理完了。
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裏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
此時，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台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
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錶：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瞭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平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你是誰？”
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主任。”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什麼時間落地的？”
回答：“20時15分。”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台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理仍用十分平靜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錄，並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夠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後，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紀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四條指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了“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那就這樣吧。”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
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軍情無小事，不能正確地接收、傳達上級的指示，是要貽誤大事的，因此現場核對上級的指示命令，是高級指揮人員必備的素質。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於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新史記》第3期）
人民日报谈苏联解体20年：主动把握历史未来
1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4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5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
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7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8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9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10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4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5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
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7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8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9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10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黨史二卷》美化鄧小平，貶低華國鋒和胡耀邦
《新史記》柳江
《二卷》“歷史轉折”一章，將歷史的主導者華國鋒提前讓位給了鄧小平。
經歷過這場歷史轉折的人們，誰不知道推動和領導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是胡耀邦，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華國鋒和葉劍英，《二卷》卻寫成是鄧小平和陳雲，已經遭到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抗議。
《二卷》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一節，首段，醞釀——黨校‘三次路線大討論”；次段，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思想交鋒；竟然連胡耀邦的名字都沒有。直到第三段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展開，胡耀邦的名字才排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之後出現。而支持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党的主席華國鋒的名字一直看不見。歪曲歷史還有更甚的嗎？
為了把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的功勞說成是鄧小平的，三十年來，中共宣傳機構一直製造著一個誤區，就是把1977年開始的這件重大的撥亂反正的工作，推遲到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1977年8月12日，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党的主席華國鋒的政治報告的主旨，還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樣非常不利於解決文革中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
胡耀邦回到黨校之後立即組成寫作班子，開始起草《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文章前後經過17次修改。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整整一個版，將近一萬字。讀者的來信和電報一個月來了一萬多封。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更加熱鬧，受迫害的老幹部，把大門圍了一層又一層。這些人手上都拿著10月7日的《人民日報》。當時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也指著《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對他的下屬說：“通篇都是右派言論。”這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步。一個星期之後，第二篇文章的清樣又放在胡耀邦的辦公桌上，那晚停電，胡耀邦點起兩支蠟燭，與楊逢春一起將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11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把文章發表出來，題目是《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署名“本報評論員”。同時，還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
胡績偉擔任社長兼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又把批評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的大字報彙編成冊，用報社黨委的名義上呈中央。幾天之後,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代替郭玉峰擔任中組部部長，同時兼黨校校長。12月15日，胡耀邦走進了中組部灰色的大樓.
1978年5月，胡耀邦親手創辦的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全國大討論。此時，胡耀邦在中組部已經解決了堆積如山的擠壓案件。國內一篇通訊曾報導，安子文在自己女兒面前，把自己和胡耀邦作過一番比較：“我當了20多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副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記者們也不客氣地評論：“胡耀邦在部長任內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10年副部長和10年部長加在一起做的事情還要多。”
胡績偉早就撰文揭露了製造宣傳誤區的伎倆。《二卷》依然繼續製造，這不是篡改歷史，又是什麼？
劉少奇臨死只留下九個字：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二卷》公然宣稱黨史姓黨！無視人民見證歷史的力量，只能是一部專司奴僕之職的偽劣之作。無論如何為中共大暴君毛澤東文過飾非，在人民的苦難和累累白骨面前，罪惡都要被一一清算。（《新史記》第3期）
国共各自出于什么考虑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
1972年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周恩来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中国战时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方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专家拆卸设备。美国政府颁发临时指令，取消“先期拆迁”计划。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了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中国政府放弃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作者：王先勇，来源: 人民网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中国战时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方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专家拆卸设备。美国政府颁发临时指令，取消“先期拆迁”计划。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了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中国政府放弃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作者：王先勇，来源: 人民网
国共内战与放弃对日索赔
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戏剧，这种荒唐，不光是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林则徐在奏折中说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不光是拥有号称亚洲第一水师的泱泱大国却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海军，清朝老佛爷利用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去对付全副现代装备的列强联军。这种荒唐戏剧的结果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每次中国与列强的武力冲突的结果，都是中国认输且签约，支付给外敌以割地赔款的巨大代价。
最荒唐的是，在对外战争中，中国搭上了二战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便车，终于以巨大而惨烈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军民伤亡人数３５００万，综合损失总计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然而，曾经在甲午海战失败后向日本赔偿了二亿两白银且割让了台湾的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但让出兵东北的苏联掠走了大量本该属于中国的日本留在满洲国的战利品，而且海峡两岸的政权又先后放弃了战败国日本应付的赔偿！
这一荒唐结果，表面原因是美苏两大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特别是美国在战后扶植日本来遏制中国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揭开中共伪造的历史，看到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之后，深层原因便自然浮现出来：二战后国共之间的惨烈内战和由此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才是中国放弃巨额赔偿的原因。正如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驱直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一样。所以，无论是苏联对东北的掠夺，还是美日同盟的形成，都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小集团利益而出卖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结果。
一、苏联为什么敢于掠夺东北
苏联敢于在东北公开掠夺日本留下的“战利品”，源于国共分裂的形势下、蒋介石意欲阻止斯大林支持中共。早在苏联出兵东北的1945年8月14日，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纸上支持。在协议中，蒋介石以承认苏联在满洲、在外蒙的多项权益，斯大林承诺支持国民政府，包括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而不向任何其他国内政治力量移交接收权力。这里的“任何国内敌手”和“任何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显然是指“中共”。
于是，政治流氓斯大林便得寸进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居然公开宣称：苏军之所以有权力掠夺走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所有最现代设备，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是苏军的进攻迫使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投降，所以，原来为日军服务的东北各省的日办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
对于苏联的这一无耻要求，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加以拒绝，因为苏联的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收的做法。但书面的照会是一回事，现实政治的较力是另一回事。在现实抉择中，蒋介石害怕激怒苏联，使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是无限期地在东北驻军，二是为中共在东北提供方便的。所以，蒋介石政府只做出口头抗议，而没有任何阻止苏军掠夺的实际行动。
蒋介石在条约中的巨大让步，在苏军掠夺东北问题上的忍让，换来的非但不是斯大林的信守承诺，反而是完全背叛如下承诺：1，为了掠夺更多的“战利品”，也为了给林彪率领的共军提供方便，苏军并没按照条约规定三个月的时间表撤离东北，而是在差不多一年后、即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2，在移交东北接收权的问题上，苏军不但把一些大中城镇让给了共军，还为蒋介石向东北调动部队设置重重障碍。如，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3，苏联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没有这些日式的先进武器，林彪能否打赢辽沈战役，就要打个大问号。
二、美日为什么结盟遏制中共政权
可以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为阻止中国内战而在外交上政治上竭尽了全力，但美国的一切努力皆因国共两党、特别是蒋介石和毛泽的权力自私而失效，惨烈的内战终于全面爆发。由此美国才完全放弃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开始支持作为合法政府的蒋介石政权。但内战的结果却出乎美国的预料，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军节节败退，而由苏联支持的共军却屡战屡胜。当毛泽东对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对日政策遂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所以，占领日本初期的严厉政策立刻变得缓和，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由此导致中美之间的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三、国、共双方为什么都放弃对日索赔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中国分裂，使日本有了两面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王牌。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２００亿美元，分配给苏联１００亿，英美８０亿，其他国家２０亿。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乃天经地义，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540亿美元。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赔偿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40％，但各国仅同意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国民党高官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对日本赔偿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是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共政权，力主由台湾国民党政权参加和会，但在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政权最终被排除在签约国之外。对于此一结果，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由于美国无法说服苏联和中国的强烈反对，旧金山会议陷于可能搁浅的危机。美国为了早日实现扶日反共的目的，主张中国与日本单独谈判战争赔偿问题。至于将由中国的哪个政权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蒋介石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这样，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才得以于9月4日-8日举行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极为不公的条约：中日战争持续了将近十五年，但条约把中国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的时间也就等于美日战争的时间，一笔抹去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单独抗日的十年！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和约也对日本宽大有加，只是笼统规定了“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而没有提及赔偿的具体数额。和约还对赔偿要求作了限制，赔偿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这些条约等于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所以遭到了亚洲、欧洲诸国的反对，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拒绝签字。所以，11月26日，日本国会批准了这个和约。
但日本还是对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
付出代价最大的中国则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因为，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日本拥有选择哪个政权为谈判对手的主动权，日本选择哪个政权就是在外交上承认哪个政权，这对日本在赔偿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显然是极为有利的。无怪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日本政府一边推延正式表态，一面又不断放出可能与北京缔结和约的言论。也就是用北京来要挟台北。
兵败大陆而退居台岛的蒋介石政权，急于获得更多国家的外交承认，争取与日本缔结和约就是争取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于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51年10月25日，台北驻日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探询日本的缔约倾向。冈崎拿出为难的态度说：“我国若现在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必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10月30日，吉田首相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时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吉田还在私下会见台北代表董显光时说：“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显然，日本政要的一系列亲北京言论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决不能容忍日本承认北京而抛弃台北。所以，他一面要求美国对日施加压，一面承诺对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并卷入韩战的美国，决不允许再失去台湾，所以，美国采取既扶植日本也不抛弃台湾的政策，大力支持台湾与日本签约。1951年11月5日，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在关键时刻，美国特使杜勒斯于12月10日前往日本，态度强硬地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必须与台北签约。杜勒斯甚至直言：日本必须与台湾缔约，“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所以，吉田于12月24日正式表态：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１月30日，日本首席全权代表河田烈前往台北，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谈判中，双方战争赔偿问题上的争论极为激烈。尽管台北已经作出巨大让步，只要求日本对提供劳务补偿而放弃其他赔偿，但即便如此，日本却坚决反对，只同意台湾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而不同意提供劳务补偿。实质上，日本的目标就是以对台北的外交承认来换取蒋介石政权放弃赔偿。所以，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到３月20日，国会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又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４月28日生效。
蒋介石政权为了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于３月25日宣布放弃全部赔偿：“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但日本得寸进尺，居然要求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的条款。台北经过权衡，在４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最终，“台日和约”在４月28日15时才正式签署，七个小时后，“旧金山和约”生效。
从1952年2月30日到至4月28日，台日谈判历时67天，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和非正式会谈18次，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承认台北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台北政权放弃全部赔偿。台日条约第一条乙项规定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台日和约”引起了北京政权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周恩来代表北京政权发表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周恩来还指责蒋介石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承认“台日条约”。
然而，时隔二十年后的1972年，北京政权的大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书房，“中美上海公报”之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在对日谈判中，毛泽东重复了二十年前蒋介石作过的一切：用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对北京政权的外交承认。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关于赔偿问题，日方认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的问题。之后，周恩来与田中会谈，争的不是赔偿问题，而是谁有权代表中国放弃赔偿。周说：“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既然中共明确承诺放弃赔偿要求，日方当然作个顺水人情，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
日方同意：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废除日台条约。
中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他俩可以为争夺中国的最高权力而打得你死我活，也能够为了保住一己政权而让日本从中渔利。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台日和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两个条约中关于放弃对日索赔的表述，连用词都差不多。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现在，由于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和独裁民族主义的泛滥，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恶化，中共政权对朝鲜、伊朗、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支持，必然引起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警惕，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也就变成必然。
作者:佚名，来源: 凯迪社区
最荒唐的是，在对外战争中，中国搭上了二战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便车，终于以巨大而惨烈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军民伤亡人数３５００万，综合损失总计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然而，曾经在甲午海战失败后向日本赔偿了二亿两白银且割让了台湾的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但让出兵东北的苏联掠走了大量本该属于中国的日本留在满洲国的战利品，而且海峡两岸的政权又先后放弃了战败国日本应付的赔偿！
这一荒唐结果，表面原因是美苏两大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特别是美国在战后扶植日本来遏制中国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揭开中共伪造的历史，看到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之后，深层原因便自然浮现出来：二战后国共之间的惨烈内战和由此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才是中国放弃巨额赔偿的原因。正如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驱直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一样。所以，无论是苏联对东北的掠夺，还是美日同盟的形成，都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小集团利益而出卖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结果。
一、苏联为什么敢于掠夺东北
苏联敢于在东北公开掠夺日本留下的“战利品”，源于国共分裂的形势下、蒋介石意欲阻止斯大林支持中共。早在苏联出兵东北的1945年8月14日，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纸上支持。在协议中，蒋介石以承认苏联在满洲、在外蒙的多项权益，斯大林承诺支持国民政府，包括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而不向任何其他国内政治力量移交接收权力。这里的“任何国内敌手”和“任何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显然是指“中共”。
于是，政治流氓斯大林便得寸进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居然公开宣称：苏军之所以有权力掠夺走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所有最现代设备，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是苏军的进攻迫使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投降，所以，原来为日军服务的东北各省的日办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
对于苏联的这一无耻要求，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加以拒绝，因为苏联的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收的做法。但书面的照会是一回事，现实政治的较力是另一回事。在现实抉择中，蒋介石害怕激怒苏联，使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是无限期地在东北驻军，二是为中共在东北提供方便的。所以，蒋介石政府只做出口头抗议，而没有任何阻止苏军掠夺的实际行动。
蒋介石在条约中的巨大让步，在苏军掠夺东北问题上的忍让，换来的非但不是斯大林的信守承诺，反而是完全背叛如下承诺：1，为了掠夺更多的“战利品”，也为了给林彪率领的共军提供方便，苏军并没按照条约规定三个月的时间表撤离东北，而是在差不多一年后、即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2，在移交东北接收权的问题上，苏军不但把一些大中城镇让给了共军，还为蒋介石向东北调动部队设置重重障碍。如，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3，苏联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没有这些日式的先进武器，林彪能否打赢辽沈战役，就要打个大问号。
二、美日为什么结盟遏制中共政权
可以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为阻止中国内战而在外交上政治上竭尽了全力，但美国的一切努力皆因国共两党、特别是蒋介石和毛泽的权力自私而失效，惨烈的内战终于全面爆发。由此美国才完全放弃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开始支持作为合法政府的蒋介石政权。但内战的结果却出乎美国的预料，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军节节败退，而由苏联支持的共军却屡战屡胜。当毛泽东对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对日政策遂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所以，占领日本初期的严厉政策立刻变得缓和，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由此导致中美之间的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三、国、共双方为什么都放弃对日索赔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中国分裂，使日本有了两面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王牌。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２００亿美元，分配给苏联１００亿，英美８０亿，其他国家２０亿。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乃天经地义，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540亿美元。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赔偿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40％，但各国仅同意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国民党高官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对日本赔偿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是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共政权，力主由台湾国民党政权参加和会，但在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政权最终被排除在签约国之外。对于此一结果，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由于美国无法说服苏联和中国的强烈反对，旧金山会议陷于可能搁浅的危机。美国为了早日实现扶日反共的目的，主张中国与日本单独谈判战争赔偿问题。至于将由中国的哪个政权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蒋介石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这样，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才得以于9月4日-8日举行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极为不公的条约：中日战争持续了将近十五年，但条约把中国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的时间也就等于美日战争的时间，一笔抹去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单独抗日的十年！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和约也对日本宽大有加，只是笼统规定了“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而没有提及赔偿的具体数额。和约还对赔偿要求作了限制，赔偿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这些条约等于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所以遭到了亚洲、欧洲诸国的反对，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拒绝签字。所以，11月26日，日本国会批准了这个和约。
但日本还是对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
付出代价最大的中国则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因为，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日本拥有选择哪个政权为谈判对手的主动权，日本选择哪个政权就是在外交上承认哪个政权，这对日本在赔偿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显然是极为有利的。无怪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日本政府一边推延正式表态，一面又不断放出可能与北京缔结和约的言论。也就是用北京来要挟台北。
兵败大陆而退居台岛的蒋介石政权，急于获得更多国家的外交承认，争取与日本缔结和约就是争取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于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51年10月25日，台北驻日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探询日本的缔约倾向。冈崎拿出为难的态度说：“我国若现在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必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10月30日，吉田首相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时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吉田还在私下会见台北代表董显光时说：“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显然，日本政要的一系列亲北京言论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决不能容忍日本承认北京而抛弃台北。所以，他一面要求美国对日施加压，一面承诺对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并卷入韩战的美国，决不允许再失去台湾，所以，美国采取既扶植日本也不抛弃台湾的政策，大力支持台湾与日本签约。1951年11月5日，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在关键时刻，美国特使杜勒斯于12月10日前往日本，态度强硬地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必须与台北签约。杜勒斯甚至直言：日本必须与台湾缔约，“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所以，吉田于12月24日正式表态：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１月30日，日本首席全权代表河田烈前往台北，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谈判中，双方战争赔偿问题上的争论极为激烈。尽管台北已经作出巨大让步，只要求日本对提供劳务补偿而放弃其他赔偿，但即便如此，日本却坚决反对，只同意台湾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而不同意提供劳务补偿。实质上，日本的目标就是以对台北的外交承认来换取蒋介石政权放弃赔偿。所以，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到３月20日，国会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又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４月28日生效。
蒋介石政权为了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于３月25日宣布放弃全部赔偿：“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但日本得寸进尺，居然要求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的条款。台北经过权衡，在４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最终，“台日和约”在４月28日15时才正式签署，七个小时后，“旧金山和约”生效。
从1952年2月30日到至4月28日，台日谈判历时67天，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和非正式会谈18次，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承认台北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台北政权放弃全部赔偿。台日条约第一条乙项规定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台日和约”引起了北京政权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周恩来代表北京政权发表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周恩来还指责蒋介石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承认“台日条约”。
然而，时隔二十年后的1972年，北京政权的大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书房，“中美上海公报”之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在对日谈判中，毛泽东重复了二十年前蒋介石作过的一切：用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对北京政权的外交承认。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关于赔偿问题，日方认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的问题。之后，周恩来与田中会谈，争的不是赔偿问题，而是谁有权代表中国放弃赔偿。周说：“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既然中共明确承诺放弃赔偿要求，日方当然作个顺水人情，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
日方同意：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废除日台条约。
中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他俩可以为争夺中国的最高权力而打得你死我活，也能够为了保住一己政权而让日本从中渔利。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台日和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两个条约中关于放弃对日索赔的表述，连用词都差不多。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现在，由于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和独裁民族主义的泛滥，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恶化，中共政权对朝鲜、伊朗、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支持，必然引起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警惕，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也就变成必然。
作者:佚名，来源: 凯迪社区
民主的故事——英国的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是英国民众为反对英王詹姆斯二世的专横，于1688年发动的一次政变。政变成功迫使詹姆斯二世退位，王位由其长女玛丽公主及丈夫威廉，在同意英国议会制定的《权利法案》的条件下继任，从而正式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一次非暴力的成功变革，故被称为光荣革命。被英国哲学家罗素称为“一切革命中最温和最成功的革命”。
英国13世纪开始就已经是个有着君主立宪架构的国家，但英王凭借着“君权神授”的观念，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基本不将议会放在眼里。对于英王的专横，议会也一直在抗争。1640年英国发生革命就是议会试图摆脱英王专制的尝试，革命导致君主制的废除以及英王查理一世的被推上断头台。后来王朝复辟，继位的查理二世，表面已经不再明目张胆地挑战英国议会，但暗地里还是做着恢复王权威严的准备。查理二世于1685年病故后，由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詹姆斯二世继位时，查理二世留给他的王权相当稳固，使得政界人士也向他表示祝贺，并对他表示效忠。即位初期他也表现得相当节制，丝毫没有不尊重议会实行专制独裁的意向，没有想用天主教取代国教的企图，没有禁止新教的表示。相反，他还拒绝了顾问们某些极端的建议，如强迫安妮公主信奉天主教；立他的养子贝尔维奇公爵为正式继承人；寻求法国帮助在英国强推天主教等。
然而，詹姆斯这种表面上的顺从、平静、忠诚只是一种假象，假象下隐藏着的是他的愤恨、野心、宗教的偏执。他即位后虽然一再声明将遵守英国国教的原则，宣称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维护英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等。然而，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就去做了天主教的弥撒。这说明他的宣言不过是为了稳定局势的一种权宜之计。后来的情况表明，詹姆斯二世做事反而不如他哥哥那么隐讳，在自认为站稳脚跟后，就开始违背誓言向议会发起挑战：
1685他全然不顾英国民众普遍反感天主教的民意，违背议会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法案”，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随后又任命更多的天主教徒进入政府、教会、大学担任重要职务。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后发布两个“宽容宣言”，以信教自由名誉为天主教在英国的推行开绿灯，并命令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在各教区的宣读。
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更以防范社会动乱，维持社会稳定的理由，将只有6000人的军队扩充到3万多人，并将一半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人民可能发生的骚乱；目的是想通过军队的支持恢复王权的威严。按传统，英国民众包括乡绅、贵族对军队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向把军队看成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议员们也以史为鉴，认为自从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之后，军队成了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议会经常受到军队的威胁，所以詹姆斯二世此举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任命追随自己的人代替不支持自己的内阁成员，如解除枢密会议的主席哈里法克斯的职位，让追随自己的桑德兰伯爵接替其位职；让以残暴闻名的杰弗里斯担任掌玺大臣。
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已经引起英国民众极大的不安。此时，在法国发生了让英国人大为震动的天主教迫害胡格诺教徒的事件。逃到英国的胡格诺教徒讲述自己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愤恨，从而更坚定了他们反对推行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决心。
皈依了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对国内公众的反对，不仅不为所动，还因此时发生的“高登控告赫尔斯案件”坚定了他推行天主教的决心。
1686年6月，天主教徒赫尔斯的仆人高登向高等法庭控告赫尔斯违反“宣誓条例”担任了军队的军官。高等法庭审理此案时，在12个法官中，除1名法官反对外，其余11人认为国王有权“赦免”天主教徒个人，可以不遵守“宣誓条例”担任公职。这个案例，使詹姆斯二世认为他可以用赦免权来推行天主教。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职能是防止英国国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布道。
此后，詹姆斯二世又花了不少人力和财力争取英国民众皈依天主教，或大力宣传、或个别谈话，但收效甚微。直到1688年，在治安法官中，天主教徒只占1/4左右。内阁成员中也只有桑德兰1人皈依天主教。
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又发布指令，要求布道者只能按教义问答手册中所规定的内容传教，不能加入反对天主教的内容。伦敦副主教夏普拒不执行该指令，詹姆斯二世即命令伦敦主教停止夏普的布道权，遭主教拒绝。詹姆斯二世又解除了主教的职务；主教曾在枢密会议任职，后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枢密会议，现在又被解除了职务；然而主教坚决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加剧了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教会的冲突。
在接连碰壁之后，詹姆斯二世试图争取得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与自己对抗的英国国教。1686年，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新教徒的法令，但收效不大。接着他又派使臣去荷兰会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寻求支持他取消“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鉴于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已失尽民心，两人拒绝了他的要求。
詹姆斯二世虽遭挫折，不肯改弦更张，反而迁怒于内阁成员，连续将英国国教大臣克拉兰敦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免职，并企图任命天主教徒担任牛津马格达仑学院的院长。这更加剧了与上层人士的矛盾，当罗马教皇计划派遣使节访问英国时，詹姆斯二世命萨默塞特公爵主持欢迎仪式，就遭到拒绝。，
为了推行天主教，1687年4月4日，他强行颁布了“赦免宣言”，废除了反对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条例”。他希望能得到非国教徒的响应和议会的支持。但英国民众多认为这是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伎俩。哈里法克斯在致非国教徒的公开信中说：“非国教徒们，他现在拥抱我们，不过是为了将来更随意地压榨我们。天主教徒们，你们相信他允诺的自由吗，按原则他不可能给任何人以自由。”詹姆斯二世未能如愿，遂于1687年7月解散了议会，并延期新议会的选举，因为詹姆斯二世预感追随他的人不可能在选举中成为多数。
为了控制新议会的选举，詹姆斯二世让桑德兰、杰弗里斯等人在各选区建立组织，挑选自己的候选人；并将那些能够影响选举，不顺从自己的地方官和市镇机构的人员大量撤职，改任一些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担任这些职务，以确保自己的候选进入议会。这行为更激怒了各地的贵族和城市中各阶层的民众。
詹姆斯二世不尊重民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严重后果。1688年初，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实际已经成为孤家寡人。
1688年4月27日，詹姆斯二世再次颁布“赦免宣言”，并命令在此后的两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宣读。他一相情愿地指望这个“宣言”能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以孤立英国国教徒。“宣言”发表后，遭遇英国国教徒的一致抵制，并指责国王的行为为非法，有90%的教士拒绝服从。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联合6个主教在拟订的一份“请愿书”中指出：“国王的‘赦免宣言’是建立在国王豁免权基础上的，但这种豁免权已经被议会多次宣布为非法。”
国王下令将7名主教以煽动罪交法庭审判。詹姆斯二世的不明智，甚至连他自己的亲信桑德兰和杰弗里斯都认为不妥。结果法庭在6月30日宣布7个主教无罪，詹姆斯威信扫地，统治基础受到重创而摇摇欲坠。
自从1640年的革命以后，英国民众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和主教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帮凶。如今7位主教因反对詹姆斯二世，反而变成了英雄，群众对主教的态度转变了。当他们被国王下令送往伦敦塔囚禁时，沿途群众对他们欢呼致意。6月29日被带到法庭受审时，民众密切关注着审判结果。当法庭不顾国王的旨意宣布7名主教“无罪”时，群众以欢呼迎接他们。甚至军队的士兵，也对此欢声雷动。
此时，突然传出王后在6月10日生一男孩的消息。本来人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即在詹姆斯二世死后，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继位，可以逐步消除国内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如今国王有了儿子，将来必将由其继承王位，而王子显然只会是一个天主教徒。民众的希望破灭了，内心的不满情绪一点即燃。
詹姆斯二世的意外得子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怀疑，王后多年不育突然生子，可能是天主教徒做了手脚。有人甚至肯定男孩是偷运到王宫内的。一时间，王子的身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出于反对詹姆斯二世原因也多会认可王子非亲生之说。
虽然民众的不满情绪强烈，但对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还是不想发生过激的变动，如1640年革命时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毫无退让之意，让人们没有了选择余地。6月30日，被释放的7个主教聚集到施鲁斯伯里伯爵的家中，商量致函给国王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威廉亲王，邀请他率军到英国来扭转这局面。信中说：“我们深信英国的状况将越来越坏，而我们又无力扭转这局面，因而我们恳切希望能尽快找到一种补救办法，我们也将全力配合做出我们的贡献。”7人还商量好将来各人应将承担的具体任务。
奥兰治的威廉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英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并派人到英国去探听虚实。1687年春，他派遣了冯·狄雅克维尔特到伦敦。表面上是作为特使来英国祝贺詹姆斯二世得子之喜，并试图劝说詹姆斯二世采取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却是在试探大臣们的态度。结果发现，不论是辉格派或托利派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满。于是他暗示大臣们，如果需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
威廉对英国事务的关心，本来是担心英法两国的联合，可能会危害到他的利益，因此也不愿意看到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所以经常向英国秘密派人刺探情报，并制造反天主教和反对法国的舆论和活动。1688年6月，威廉又派使臣出访伦敦，通过各种渠道感到詹姆斯二世大势已去，他作为玛丽公主的丈夫有了入主英国的机会。因此当6月30日7名英国主教向他发出邀请时，他立刻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入侵英国。1688年11月1日，他亲率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
当时英国有军队4万多人，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如果正面开战，威廉胜算的机会不大。然而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让步，也不命令军队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威廉进入英国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免正面冲突带来的伤亡。他的这策略被看作是17—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威廉登陆英国后，所到之处皆受到欢迎，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这时的英国除了少数温和派主张要慎重行事外，社会的各种派别各个阶层，都没有人公开表示拥护詹姆斯二世的了。甚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公主，也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
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只能弃位出逃了。逃走之前，他绝望地说：“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军队是我亲手创建，并给予大量恩宠，如果他们都背叛了我，我怎样指望那些未受我恩惠的人支持我呢？”。之后他先把妻儿送往法国，自己于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宫。想乘船逃往爱尔兰，在海边被渔夫发现，然后被押送伦敦。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会有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斯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的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但必须服从“权利宣言”：即人民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队；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要求，继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宣言于1689年12月经议会表决成为正式法律。
经过这次变革之后，不肯就范的高傲的英国君主终于第一次被议会制服并关进了铁笼，君主立宪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成熟并走上正轨。后来的英王乔治一世、二世虽然都曾尝试过摆脱议会的监督也控制，均未能逃出光荣革命时议会为他们打造的铁笼，到1789年乔治三世正式放弃了与议会争权的企图。从那时起，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才一路无事走到了今天。
作者:张凭，来源: 共识网
英国13世纪开始就已经是个有着君主立宪架构的国家，但英王凭借着“君权神授”的观念，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基本不将议会放在眼里。对于英王的专横，议会也一直在抗争。1640年英国发生革命就是议会试图摆脱英王专制的尝试，革命导致君主制的废除以及英王查理一世的被推上断头台。后来王朝复辟，继位的查理二世，表面已经不再明目张胆地挑战英国议会，但暗地里还是做着恢复王权威严的准备。查理二世于1685年病故后，由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詹姆斯二世继位时，查理二世留给他的王权相当稳固，使得政界人士也向他表示祝贺，并对他表示效忠。即位初期他也表现得相当节制，丝毫没有不尊重议会实行专制独裁的意向，没有想用天主教取代国教的企图，没有禁止新教的表示。相反，他还拒绝了顾问们某些极端的建议，如强迫安妮公主信奉天主教；立他的养子贝尔维奇公爵为正式继承人；寻求法国帮助在英国强推天主教等。
然而，詹姆斯这种表面上的顺从、平静、忠诚只是一种假象，假象下隐藏着的是他的愤恨、野心、宗教的偏执。他即位后虽然一再声明将遵守英国国教的原则，宣称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维护英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等。然而，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就去做了天主教的弥撒。这说明他的宣言不过是为了稳定局势的一种权宜之计。后来的情况表明，詹姆斯二世做事反而不如他哥哥那么隐讳，在自认为站稳脚跟后，就开始违背誓言向议会发起挑战：
1685他全然不顾英国民众普遍反感天主教的民意，违背议会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法案”，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随后又任命更多的天主教徒进入政府、教会、大学担任重要职务。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后发布两个“宽容宣言”，以信教自由名誉为天主教在英国的推行开绿灯，并命令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在各教区的宣读。
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更以防范社会动乱，维持社会稳定的理由，将只有6000人的军队扩充到3万多人，并将一半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人民可能发生的骚乱；目的是想通过军队的支持恢复王权的威严。按传统，英国民众包括乡绅、贵族对军队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向把军队看成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议员们也以史为鉴，认为自从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之后，军队成了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议会经常受到军队的威胁，所以詹姆斯二世此举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任命追随自己的人代替不支持自己的内阁成员，如解除枢密会议的主席哈里法克斯的职位，让追随自己的桑德兰伯爵接替其位职；让以残暴闻名的杰弗里斯担任掌玺大臣。
詹姆斯二世的行为已经引起英国民众极大的不安。此时，在法国发生了让英国人大为震动的天主教迫害胡格诺教徒的事件。逃到英国的胡格诺教徒讲述自己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的情况，激起了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愤恨，从而更坚定了他们反对推行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决心。
皈依了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对国内公众的反对，不仅不为所动，还因此时发生的“高登控告赫尔斯案件”坚定了他推行天主教的决心。
1686年6月，天主教徒赫尔斯的仆人高登向高等法庭控告赫尔斯违反“宣誓条例”担任了军队的军官。高等法庭审理此案时，在12个法官中，除1名法官反对外，其余11人认为国王有权“赦免”天主教徒个人，可以不遵守“宣誓条例”担任公职。这个案例，使詹姆斯二世认为他可以用赦免权来推行天主教。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职能是防止英国国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布道。
此后，詹姆斯二世又花了不少人力和财力争取英国民众皈依天主教，或大力宣传、或个别谈话，但收效甚微。直到1688年，在治安法官中，天主教徒只占1/4左右。内阁成员中也只有桑德兰1人皈依天主教。
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又发布指令，要求布道者只能按教义问答手册中所规定的内容传教，不能加入反对天主教的内容。伦敦副主教夏普拒不执行该指令，詹姆斯二世即命令伦敦主教停止夏普的布道权，遭主教拒绝。詹姆斯二世又解除了主教的职务；主教曾在枢密会议任职，后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枢密会议，现在又被解除了职务；然而主教坚决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加剧了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教会的冲突。
在接连碰壁之后，詹姆斯二世试图争取得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与自己对抗的英国国教。1686年，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新教徒的法令，但收效不大。接着他又派使臣去荷兰会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寻求支持他取消“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鉴于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已失尽民心，两人拒绝了他的要求。
詹姆斯二世虽遭挫折，不肯改弦更张，反而迁怒于内阁成员，连续将英国国教大臣克拉兰敦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免职，并企图任命天主教徒担任牛津马格达仑学院的院长。这更加剧了与上层人士的矛盾，当罗马教皇计划派遣使节访问英国时，詹姆斯二世命萨默塞特公爵主持欢迎仪式，就遭到拒绝。，
为了推行天主教，1687年4月4日，他强行颁布了“赦免宣言”，废除了反对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条例”。他希望能得到非国教徒的响应和议会的支持。但英国民众多认为这是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伎俩。哈里法克斯在致非国教徒的公开信中说：“非国教徒们，他现在拥抱我们，不过是为了将来更随意地压榨我们。天主教徒们，你们相信他允诺的自由吗，按原则他不可能给任何人以自由。”詹姆斯二世未能如愿，遂于1687年7月解散了议会，并延期新议会的选举，因为詹姆斯二世预感追随他的人不可能在选举中成为多数。
为了控制新议会的选举，詹姆斯二世让桑德兰、杰弗里斯等人在各选区建立组织，挑选自己的候选人；并将那些能够影响选举，不顺从自己的地方官和市镇机构的人员大量撤职，改任一些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担任这些职务，以确保自己的候选进入议会。这行为更激怒了各地的贵族和城市中各阶层的民众。
詹姆斯二世不尊重民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严重后果。1688年初，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实际已经成为孤家寡人。
1688年4月27日，詹姆斯二世再次颁布“赦免宣言”，并命令在此后的两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宣读。他一相情愿地指望这个“宣言”能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以孤立英国国教徒。“宣言”发表后，遭遇英国国教徒的一致抵制，并指责国王的行为为非法，有90%的教士拒绝服从。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联合6个主教在拟订的一份“请愿书”中指出：“国王的‘赦免宣言’是建立在国王豁免权基础上的，但这种豁免权已经被议会多次宣布为非法。”
国王下令将7名主教以煽动罪交法庭审判。詹姆斯二世的不明智，甚至连他自己的亲信桑德兰和杰弗里斯都认为不妥。结果法庭在6月30日宣布7个主教无罪，詹姆斯威信扫地，统治基础受到重创而摇摇欲坠。
自从1640年的革命以后，英国民众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和主教抱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帮凶。如今7位主教因反对詹姆斯二世，反而变成了英雄，群众对主教的态度转变了。当他们被国王下令送往伦敦塔囚禁时，沿途群众对他们欢呼致意。6月29日被带到法庭受审时，民众密切关注着审判结果。当法庭不顾国王的旨意宣布7名主教“无罪”时，群众以欢呼迎接他们。甚至军队的士兵，也对此欢声雷动。
此时，突然传出王后在6月10日生一男孩的消息。本来人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即在詹姆斯二世死后，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继位，可以逐步消除国内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如今国王有了儿子，将来必将由其继承王位，而王子显然只会是一个天主教徒。民众的希望破灭了，内心的不满情绪一点即燃。
詹姆斯二世的意外得子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怀疑，王后多年不育突然生子，可能是天主教徒做了手脚。有人甚至肯定男孩是偷运到王宫内的。一时间，王子的身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出于反对詹姆斯二世原因也多会认可王子非亲生之说。
虽然民众的不满情绪强烈，但对大多数英国民众而言，还是不想发生过激的变动，如1640年革命时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毫无退让之意，让人们没有了选择余地。6月30日，被释放的7个主教聚集到施鲁斯伯里伯爵的家中，商量致函给国王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威廉亲王，邀请他率军到英国来扭转这局面。信中说：“我们深信英国的状况将越来越坏，而我们又无力扭转这局面，因而我们恳切希望能尽快找到一种补救办法，我们也将全力配合做出我们的贡献。”7人还商量好将来各人应将承担的具体任务。
奥兰治的威廉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英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并派人到英国去探听虚实。1687年春，他派遣了冯·狄雅克维尔特到伦敦。表面上是作为特使来英国祝贺詹姆斯二世得子之喜，并试图劝说詹姆斯二世采取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却是在试探大臣们的态度。结果发现，不论是辉格派或托利派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满。于是他暗示大臣们，如果需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
威廉对英国事务的关心，本来是担心英法两国的联合，可能会危害到他的利益，因此也不愿意看到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所以经常向英国秘密派人刺探情报，并制造反天主教和反对法国的舆论和活动。1688年6月，威廉又派使臣出访伦敦，通过各种渠道感到詹姆斯二世大势已去，他作为玛丽公主的丈夫有了入主英国的机会。因此当6月30日7名英国主教向他发出邀请时，他立刻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入侵英国。1688年11月1日，他亲率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
当时英国有军队4万多人，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如果正面开战，威廉胜算的机会不大。然而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让步，也不命令军队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威廉进入英国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免正面冲突带来的伤亡。他的这策略被看作是17—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威廉登陆英国后，所到之处皆受到欢迎，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这时的英国除了少数温和派主张要慎重行事外，社会的各种派别各个阶层，都没有人公开表示拥护詹姆斯二世的了。甚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公主，也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
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只能弃位出逃了。逃走之前，他绝望地说：“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军队是我亲手创建，并给予大量恩宠，如果他们都背叛了我，我怎样指望那些未受我恩惠的人支持我呢？”。之后他先把妻儿送往法国，自己于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宫。想乘船逃往爱尔兰，在海边被渔夫发现，然后被押送伦敦。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会有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斯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的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但必须服从“权利宣言”：即人民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队；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要求，继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宣言于1689年12月经议会表决成为正式法律。
经过这次变革之后，不肯就范的高傲的英国君主终于第一次被议会制服并关进了铁笼，君主立宪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成熟并走上正轨。后来的英王乔治一世、二世虽然都曾尝试过摆脱议会的监督也控制，均未能逃出光荣革命时议会为他们打造的铁笼，到1789年乔治三世正式放弃了与议会争权的企图。从那时起，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才一路无事走到了今天。
作者:张凭，来源: 共识网
李先念与江泽民的九次通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李先念传》编写组、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所属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的《李先念年谱》，于2011年6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先念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真实、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李先念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观点、品德风范和丰功伟绩。在书中我们发现：从1989年7月至1992年3月间，李先念曾先后9次与江泽民通信，或谈治党之要务，或谈治国之经验，或就具体事情谈看法，这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与支持。
1989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沈阳市有色金属压延厂化验室的女工反映的情况：现在总感到工厂中领导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大不如改革以前了，特别是搞了厂长负责制、租赁承包以后，干群关系更加紧张，工人、普通干部的地位就比过去矮一截子……。李先念看了这个材料后，认为反映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便于7月17日第一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同企业的领导者一样，都是企业的主人。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论如何改革，只能加强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相反。企业法实行的效果究竟如何?应该认真总结。我以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或租赁承包以后，如何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如何加强企业民主建设，加强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既能保障厂长的生产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又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对厂长和承包人的有效监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不少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消极怠工现象，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一些不公道的事情不满。当前不仅要抓党政机关的廉洁，恐怕也要抓一抓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洁问题和民主作风问题。”
如何面对西方某些反动势力挑起的反华浪潮，进一步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继续搞好经济建设，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1989年9月5日，李先念第二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西方大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我们。我建议根据这份报告，认真地好好想想我们的问题。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引起全党切实注意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机关特别是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经济工作切实搞好。政治稳定了，经济繁荣了，群众就会更加拥护我们，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管是帝国主义的‘二次进攻’，还是多少次进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研究，李先念于1989年10月23日，第三次致信江泽民、李鹏，系统地提出《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说：“对当前经济的困难程度，与其估计不足，宁可估计得严重一点；要下狠心压缩基建、压缩消费；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财政不能打赤字，银行不能超经济发行；外债问题值得重视；注意公私比重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组织人员进行专题调研。1990年，教育文化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李先念对此高度重视。7月，在政协上送此《建议》时，他第四次致信江泽民、李鹏。
信中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知识分子、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还不少，目前存在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问题，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想各种办法逐步加以落实。要经过调查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加以解决。鉴于当前财政困难，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从最迫切的问题着手。现在要起步走，使问题逐步缓解，而不要越积越多，越来越难办。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建议认真做调查研究。我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爱国，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对国家发展以及现在遇到的问题十分着急，很想为国出力；二是很勤奋、有能力。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有水平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界开阔了，对外交流增加了，引进了不少先进科学技术，成绩很大。但是，由于认识上不清醒，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部门、有的同志把希望寄托在引进上，没有很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放松了依靠本国科技力量建设现代化的领导和规划，只想用钱来购买国外技术和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重复引进，而且有许多是低水平重复；另一方面造成国内科研资金不足，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科研力量分散，大量人才闲置，有的纷纷出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尽可能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同时一定要有国内科研和生产作为坚实的基础，并且把组织国内科技力量研制、攻关与引进相结合。全靠购买是靠不住的，特别是高技术、军工技术，人家一定要卡，而且把它作为诱压我们的政治工具。说句挖苦的话，如果只知道引进，不注重消化吸收和研制攻关，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现代化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因此，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要闲置着，更不要搞散了。……除了其他有关政策和思想教育之外，当前最要紧的是给他们派任务，让他们担担子；同时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条件方面的实际困难。在这方面多花点钱是值得的。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990年12月，李先念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后，于21日第五次致信江泽民。信中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仔细听读了一遍，总的说是赞成的，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算不错了。有几点想法，供你参考。
（一）《建议》的基本指导方针中提到，要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这是多年不提了的，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担心的是不容易做到。从目前情况和明年的计划安排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规模仍然不小，赤字也压不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在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出大问题。
（二）在财政体制改革中提到，把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分开。经常性预算坚持不打赤字，这是完全正确的；建设性预算可以举借内外债，这就一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办法，坚决防止失控。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提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等等，这些原则是很好的。但是，目前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很有“活力”，而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包括工业和商业)却困难重重。这种“私挤公”、“小挤大”的现象如不改变，而任其发展，公有制为主导就是一句空话。《建议》中原则都有了，关键是要有具体措施，并且能够坚持实行。
（四）《建议》中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针都很好。我的意见：一是对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要给人给钱、组织攻关；二是要有一套把科技成果和经济建设相互结合的有效办法，但是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几件事都要抓住不放，有切实的办法一件一件解决。
（五）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经济工作难度确实很大，采取谨慎的态度，逐步地解决问题，这是对的。但是，在工作方法上应该尽量克服一般化和面面俱到的做法，要抓住一些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一个地深入研究，彻底把情况搞透，真正把各方面的好意见集中起来，订出具体措施，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问题真正解决为止。
(六)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国际局势也动荡不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还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事变。……我们要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在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具体地、充分地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等重大原则和方针，力争做到有备无患。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也是清楚的。有些事只好慢慢来。但是，适当集中、治理整顿、调整产业结构、理顺经济关系、完善和深化改革措施的决心，一定不能动摇，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多年不管经济工作了，情况了解得不多，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只供你参考。
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联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引发苏共党内的不满。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引诱下，苏共威望一落千丈，号召力大不如前，加之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民族问题日益激化，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分裂势力大幅增长。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定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苏联面临瓦解，给中共敲了警钟。在这一背景下，4月27日，李先念第六次致信江泽民、李鹏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信中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长期的，也是十分现实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战线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不管国内外反动势力如何造谣惑众，纷纷扬扬，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不能退让。”
同年6月12日，李先念第七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内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乱，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加紧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重新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我看，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只要我们的各级组织立场鲜明、方针正确、举措得当，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图谋也一定不会得逞。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第八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心内容还是吸取苏联教训，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信中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就宣传报道问题说几句话。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定于3月18日开幕。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于3月6日第九次致信江泽民、李鹏，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江泽民的通信。信中说：“我因生病住院，不能主持这次大会，特向中央报告，并建议委托王任重同志主持。如蒙批准，我再向全国政协党组报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93年，江泽民为纪念李先念逝世一周年题词：“伟大的人民公仆。”2002年6月，江泽民在接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先念》摄制组采访时说：李先念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重大功勋。尤其是他长期参与领导经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党性，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顾全大局；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廉洁勤政，俭朴务实。在任何困苦条件下，他都坚持斗争，忘我工作。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张肇俊，来源: 《党史纵览》
《李先念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真实、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李先念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观点、品德风范和丰功伟绩。在书中我们发现：从1989年7月至1992年3月间，李先念曾先后9次与江泽民通信，或谈治党之要务，或谈治国之经验，或就具体事情谈看法，这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与支持。
1989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沈阳市有色金属压延厂化验室的女工反映的情况：现在总感到工厂中领导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大不如改革以前了，特别是搞了厂长负责制、租赁承包以后，干群关系更加紧张，工人、普通干部的地位就比过去矮一截子……。李先念看了这个材料后，认为反映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便于7月17日第一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同企业的领导者一样，都是企业的主人。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论如何改革，只能加强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相反。企业法实行的效果究竟如何?应该认真总结。我以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或租赁承包以后，如何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如何加强企业民主建设，加强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既能保障厂长的生产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又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对厂长和承包人的有效监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不少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消极怠工现象，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一些不公道的事情不满。当前不仅要抓党政机关的廉洁，恐怕也要抓一抓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洁问题和民主作风问题。”
如何面对西方某些反动势力挑起的反华浪潮，进一步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继续搞好经济建设，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1989年9月5日，李先念第二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西方大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我们。我建议根据这份报告，认真地好好想想我们的问题。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引起全党切实注意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机关特别是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经济工作切实搞好。政治稳定了，经济繁荣了，群众就会更加拥护我们，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管是帝国主义的‘二次进攻’，还是多少次进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研究，李先念于1989年10月23日，第三次致信江泽民、李鹏，系统地提出《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说：“对当前经济的困难程度，与其估计不足，宁可估计得严重一点；要下狠心压缩基建、压缩消费；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财政不能打赤字，银行不能超经济发行；外债问题值得重视；注意公私比重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组织人员进行专题调研。1990年，教育文化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李先念对此高度重视。7月，在政协上送此《建议》时，他第四次致信江泽民、李鹏。
信中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知识分子、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还不少，目前存在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问题，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想各种办法逐步加以落实。要经过调查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加以解决。鉴于当前财政困难，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从最迫切的问题着手。现在要起步走，使问题逐步缓解，而不要越积越多，越来越难办。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建议认真做调查研究。我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爱国，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对国家发展以及现在遇到的问题十分着急，很想为国出力；二是很勤奋、有能力。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有水平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界开阔了，对外交流增加了，引进了不少先进科学技术，成绩很大。但是，由于认识上不清醒，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部门、有的同志把希望寄托在引进上，没有很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放松了依靠本国科技力量建设现代化的领导和规划，只想用钱来购买国外技术和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重复引进，而且有许多是低水平重复；另一方面造成国内科研资金不足，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科研力量分散，大量人才闲置，有的纷纷出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尽可能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同时一定要有国内科研和生产作为坚实的基础，并且把组织国内科技力量研制、攻关与引进相结合。全靠购买是靠不住的，特别是高技术、军工技术，人家一定要卡，而且把它作为诱压我们的政治工具。说句挖苦的话，如果只知道引进，不注重消化吸收和研制攻关，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现代化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因此，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要闲置着，更不要搞散了。……除了其他有关政策和思想教育之外，当前最要紧的是给他们派任务，让他们担担子；同时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条件方面的实际困难。在这方面多花点钱是值得的。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990年12月，李先念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后，于21日第五次致信江泽民。信中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仔细听读了一遍，总的说是赞成的，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算不错了。有几点想法，供你参考。
（一）《建议》的基本指导方针中提到，要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这是多年不提了的，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担心的是不容易做到。从目前情况和明年的计划安排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规模仍然不小，赤字也压不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在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出大问题。
（二）在财政体制改革中提到，把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分开。经常性预算坚持不打赤字，这是完全正确的；建设性预算可以举借内外债，这就一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办法，坚决防止失控。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提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等等，这些原则是很好的。但是，目前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很有“活力”，而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包括工业和商业)却困难重重。这种“私挤公”、“小挤大”的现象如不改变，而任其发展，公有制为主导就是一句空话。《建议》中原则都有了，关键是要有具体措施，并且能够坚持实行。
（四）《建议》中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针都很好。我的意见：一是对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要给人给钱、组织攻关；二是要有一套把科技成果和经济建设相互结合的有效办法，但是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几件事都要抓住不放，有切实的办法一件一件解决。
（五）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经济工作难度确实很大，采取谨慎的态度，逐步地解决问题，这是对的。但是，在工作方法上应该尽量克服一般化和面面俱到的做法，要抓住一些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一个地深入研究，彻底把情况搞透，真正把各方面的好意见集中起来，订出具体措施，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问题真正解决为止。
(六)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国际局势也动荡不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还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事变。……我们要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在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具体地、充分地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等重大原则和方针，力争做到有备无患。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也是清楚的。有些事只好慢慢来。但是，适当集中、治理整顿、调整产业结构、理顺经济关系、完善和深化改革措施的决心，一定不能动摇，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多年不管经济工作了，情况了解得不多，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只供你参考。
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联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引发苏共党内的不满。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引诱下，苏共威望一落千丈，号召力大不如前，加之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民族问题日益激化，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分裂势力大幅增长。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定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苏联面临瓦解，给中共敲了警钟。在这一背景下，4月27日，李先念第六次致信江泽民、李鹏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信中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长期的，也是十分现实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战线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不管国内外反动势力如何造谣惑众，纷纷扬扬，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不能退让。”
同年6月12日，李先念第七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内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乱，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加紧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重新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我看，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只要我们的各级组织立场鲜明、方针正确、举措得当，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图谋也一定不会得逞。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第八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心内容还是吸取苏联教训，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信中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就宣传报道问题说几句话。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定于3月18日开幕。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于3月6日第九次致信江泽民、李鹏，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江泽民的通信。信中说：“我因生病住院，不能主持这次大会，特向中央报告，并建议委托王任重同志主持。如蒙批准，我再向全国政协党组报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93年，江泽民为纪念李先念逝世一周年题词：“伟大的人民公仆。”2002年6月，江泽民在接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先念》摄制组采访时说：李先念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重大功勋。尤其是他长期参与领导经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党性，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顾全大局；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廉洁勤政，俭朴务实。在任何困苦条件下，他都坚持斗争，忘我工作。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张肇俊，来源: 《党史纵览》
高华之死为什么成了公共事件？
本来我与高华先生并无任何私人交往的，也没有借着他的故去打秋风的意思。但我对他的学问、人品是高度景仰的，因此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在网上留言悼念高华先生的时候，我以尊敬的心情追随之。搜狐网的编辑特意电询我有无意思写点悼念先生的文章，我虽然对这位先生所知不多，但一方面蒙编辑先生关注之殷，一方面我也想表达我对逝者的敬意，因此才有了如下的文字......
一个历史学家死后备极哀荣，与生前的寂寥落寞形成鲜明反差，几乎引起了一场公共领域的大震动，学界、非学界人士纷纷以悼念这位先生为幸事，多家网站开设专题，各种纪念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这恐怕是只有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才会发生的现象。因为这个人太与众不同，太有风骨，并言人所不敢言，如暗夜中一道闪光，照彻寰宇，打动了知识界的心。
这位独具魅力的人就是南京大学原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他的著作并非像那些享受官家赐食、乐哉悠哉、勇于制造文字垃圾的“学者”那样等身，然而他的党史、民国史研究篇篇独树一帜，被公认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三剑客”之一。
而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与此同时，他在大陆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公开出版，直到2010年。这一年，他的文集《革命年代》终于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并超越了史学界。此前，由于知识界的广泛声援，他的现实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在此背景下，他的著作也有了公开发表的机会。
想来他虽然学养极深，却长期默默无闻，以至于我对他一无所知。所幸得之于朋友们的介绍，我才知道了他的新著《革命年代》，并竭力搜求，大快朵颐。
回到题目，为什么一个史学家会得到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知识界共悼他的死，而且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他的生平资料和著作？
首先要归因于他太伟大，太稀有，在他所研究的领域。物以稀为贵，人以品自高。他的著作及为人品格可谓学界翘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光看题目，就足以撼人心魄，并能窥见其中的滔滔雄论了。正像多数人知道的，在我们这个国度，没有人可以逃离体制，以及它必然带来的羁绊。而高华先生身在体制内，却勇于求真求实，打破党史研究的禁区，还原执政党及党首的历史真相，非一般的魄力、识见所能尽言。
其次要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万马齐喑，人心思变。人们对任何脱离藩篱，追求真我，启人智慧者由衷地敬服。“变”是时代的常态，“变”是永恒的存在。凡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者，总是遭人唾弃的。而相反的是，高华先生敢于从束缚人、钳制人的体制中走出来，遵从内心良知的召唤，以史实为依据，撰述文章，辨求真理，表现了学人的高风亮节和大无畏气概，与那些苟且偷生、拾人牙慧乃至谄媚阿谀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是他的著作开时代风气之先，引导人心，具有历史和启蒙的双重价值，对于当今时代，对于在困顿中前行的中国，对于万千嗷嗷待哺的民众而言，意义更是非凡！
谨此悼念高华先生。
丁咚，网易博客
一个历史学家死后备极哀荣，与生前的寂寥落寞形成鲜明反差，几乎引起了一场公共领域的大震动，学界、非学界人士纷纷以悼念这位先生为幸事，多家网站开设专题，各种纪念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这恐怕是只有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才会发生的现象。因为这个人太与众不同，太有风骨，并言人所不敢言，如暗夜中一道闪光，照彻寰宇，打动了知识界的心。
这位独具魅力的人就是南京大学原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他的著作并非像那些享受官家赐食、乐哉悠哉、勇于制造文字垃圾的“学者”那样等身，然而他的党史、民国史研究篇篇独树一帜，被公认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三剑客”之一。
而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与此同时，他在大陆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公开出版，直到2010年。这一年，他的文集《革命年代》终于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并超越了史学界。此前，由于知识界的广泛声援，他的现实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在此背景下，他的著作也有了公开发表的机会。
想来他虽然学养极深，却长期默默无闻，以至于我对他一无所知。所幸得之于朋友们的介绍，我才知道了他的新著《革命年代》，并竭力搜求，大快朵颐。
回到题目，为什么一个史学家会得到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知识界共悼他的死，而且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他的生平资料和著作？
首先要归因于他太伟大，太稀有，在他所研究的领域。物以稀为贵，人以品自高。他的著作及为人品格可谓学界翘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光看题目，就足以撼人心魄，并能窥见其中的滔滔雄论了。正像多数人知道的，在我们这个国度，没有人可以逃离体制，以及它必然带来的羁绊。而高华先生身在体制内，却勇于求真求实，打破党史研究的禁区，还原执政党及党首的历史真相，非一般的魄力、识见所能尽言。
其次要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万马齐喑，人心思变。人们对任何脱离藩篱，追求真我，启人智慧者由衷地敬服。“变”是时代的常态，“变”是永恒的存在。凡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者，总是遭人唾弃的。而相反的是，高华先生敢于从束缚人、钳制人的体制中走出来，遵从内心良知的召唤，以史实为依据，撰述文章，辨求真理，表现了学人的高风亮节和大无畏气概，与那些苟且偷生、拾人牙慧乃至谄媚阿谀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是他的著作开时代风气之先，引导人心，具有历史和启蒙的双重价值，对于当今时代，对于在困顿中前行的中国，对于万千嗷嗷待哺的民众而言，意义更是非凡！
谨此悼念高华先生。
丁咚，网易博客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读后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同时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很显然，研究延安整风就是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就是对中共政治运动的探源，就是对中共运作机制的深层解析。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进一步说，不了解中共的性质，自然就不能把握中共和中国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无从对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保持清醒的头脑。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全书共分十五章，作者为了追寻整风的源头，用了五章来梳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这一追寻十分必要，因为舍此就不可以明晰整风运动何以会发生，毛泽东何以能够利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自己所同志置于死地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同时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国初期的战争状态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奇缺，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的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此书正是在占有和辩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虽不能说高华穷尽了现有的公开出版的材料，但至少是迄今为止占有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所以该书提要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该书“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高华此书首先是一部坚实的实证史学著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辩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着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自己在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基本还其本来面目，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 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梳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较好地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同王明高谈阔论、不知深浅的政治行为相比，发人深思。王明食洋不化，他对共产主义教条大概是信的，毛泽东是枭雄，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王明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高华此书是一部罕见的历史巨著，笔者无法全面评述，仅就读完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在此谈谈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泊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提出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然而，毛泽东思想并非中国近代几代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集大成者，也非中国儒家传统的近代开新者。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本人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四十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十分充分的展现。该书注意到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打击和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和，并指出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延安的如王实味指出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有中国专制主义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这种等级制同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量残存的农民意识自然一拍即合，也成为毛泽东在运用权谋排挤“留苏派”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知识、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分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的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但那仅仅是为了从王明、张闻天等人那里夺回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即使是如此，他读的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延安整风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泊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P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的这一结论，是在对延安整风历史细节充分研究之后提出的，如对王实味个案的详尽分析。王实味由于在整风初期鸣放期间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批判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制而被残酷斗争终被枪决，他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
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的。他不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批评等级制，而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的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只要这种精神还在闪光，专制就不能得逞，个体就没有泯灭，领袖就不可能至上。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动用整个党的机器的力量对一个年青的“小人物”王实味口诛笔伐，甚至肉体剿灭就是理之当然了。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知识分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延安整风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教化运动在中国的落户，应该具有中国的某些特色，高华在本书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分析。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也许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整风它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洗礼仪式。这一仪式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正如基督教的最后拯救只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事，“知识原罪”的赎买也不可能在人世完成。人世间充满了各种罪恶的诱惑，不断的思想改造，不停的“灵魂革命”于是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常态。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P424）
没有基督教的教义训导，教徒们并不知道他们生而有罪，“原罪”一旦深入人心，忏悔就必不可少。在这里，基督教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教化不同的是，基督徒将自身的拯救托付给了虚无缥缈的上帝，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对象则是同他们一样的世俗肉身的革命领袖。这一区别预示着共产主义信仰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在这一危机总爆发之前，“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
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那里，忏悔是个体通过神父的中介面对上帝，个体向上帝敞开自己有罪的灵魂，以企求宽恕。这种宗教仪式到了斯大林那里发展到公共忏悔，大清洗时的几大著名公开审判就是这种公共忏悔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没有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但斯大林则出生于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东正教家庭。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
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分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伴随着这一革命“新人”的出现，个人的灵魂受到空前煎熬，“新人”感到人性扭曲。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什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难道他们尝到了被整的甜头？或者他们从此积累了某种革命的资本？对于这一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本人当众承认错误，责骂自己，对党表明心迹也使自己捆绑在这架扭曲灵魂的战车之上，万难脱逃。
四、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延安当时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毛泽东的出现与红太阳的升起是这一社会能够持久并产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将中共锻造成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个人意志，消灭个体尊严的过程。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的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中共制度完善之时，正是毛泽东个人登上权力顶峰，将制度踩在脚下之日。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合理性的制度，应该防止个人独裁。然而，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却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主义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
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之下，个人独裁压倒制度建置有其必然性，功利主义原则至上是其根本原因之一。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权力本是为人服务的，功利主义则使权力成为目的。权力本是手段，但功利使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互换，使得权力成为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的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这种理性原则，目的原则使得最终失去原则，这种不计价值的目的理性，导致价值理性的颠倒和伦理原则的丧失。以这种理性之名，可以实施强制，可以建造专制。
如果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起始时，其时的先驱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理想热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由理想变成制度的过程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压倒人道主义原则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美好乌托邦经由功利主义这座桥梁走向了极权专制。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涛、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为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民主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体，它也只有在服务于个体时才是合理的，人，作为个体的人，永远是权力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只有设立权力制衡和政党轮换的民主框架才是可能的。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不能完成这一使命，作为制度的共产主义也无法克服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求助于更高的制度和立法框架。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待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致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自己的权势的加强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的逻辑上的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已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相信读者应该获得如此的结论。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加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抛弃它。
此文首刊于《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有少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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