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毛泽东的无字遗嘱（下）

毛泽东博古通今，熟读二十四史，当然知道不少皇帝的遗嘱接班人并没有遵守甚至推翻，换而言之，天子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在自己百年之后并不一定管用。为了解决这个立不立遗嘱问题，笔者认为他采取了两手，一是姑且立一个接班人林彪，看看到底管不管用。如果再不管用，他的春秋已高，不可能花长时间的考察，何况长时间的考察也不一定“可靠”，如刘少奇，考察了四十年他还不满意，再花四十年考察林彪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就必须另谋出路，准备另一个厉害杀着，以代替遗嘱。他虽然没有留下书面或口头遗嘱，但他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无字遗嘱，他打算利用这个无字遗嘱制伏至少在百年之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笔者觉得这就是他在73岁高龄时，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无字的遗嘱。

　　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发动的文革，一九七六年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

　　是一个无字遗嘱的原因是：

　　他想通过文革预演一场他百年后，在没有遗嘱情况下，或者遗嘱被推翻时，接班人不遵循他的政治理想、抱负以及他设计的政策方针，怎样来一场“革命”，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用他给江青信中的话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在同一封信中，他第二次强调：“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一版，第６９１页）。他企图通过这场演习，教育全党全国人民。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设计的中共组织原则“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并非绝对真理，而是利弊参半。他去世之后，万一和他政治上有岐见的人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利用这个原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的政治理想、抱负、政策和路线全部或部分“修正”过来。中国老百姓一向有“民从官，草随凤”的习俗，极易统治。自从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毛泽东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会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假若他百年之后，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遗嘱是不管用的。

　　他设想过，如果中国出现了这个问题，可叫外国人来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他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4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964年4月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和他谈话中，也表达了类似意见，他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后来他想来想去，这些方法，都不那么有效。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不那么值得信赖，何况外国人。请客容易送客难，东欧各国就是最好例子。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正式向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能顶住吗？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一年以后，他最终思考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下级造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突如其来问题，使在座衮衮诸公，无不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接着疾言厉色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6年4月，他在杭州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过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也是最危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他在1939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讲过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国史通鉴》，第三卷，第４７８页）。

　　毛泽东知道“号召地方造反”不一定号召得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余威振于殊俗”（贾谊，《过秦论》），各界人士记忆犹新。前车之鉴，究竟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是“阳谋”抑或是“阴谋”，不得而知，谁敢造反？但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实现自己“演习”的目的，必须“号召地方造反”。接踵而来的是：如果号召起来了，造反者何许人，有何企图？真的就那么拥护自己？尚是一个谜，何况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都可能出现，风险极大，闹得不好会天下大乱，说不定会毁掉中国共产党。他给江青那封著名信中估计到了这危险性，但他乐观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乱了后不能治，怎么办？他说他自己“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语言悲壮凄凉，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他当时所谓的“跌得粉碎”指的是什么，是他估计到文革大乱后可能不能“治”，是他通过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毁掉中国共产党，以致全国兵荒马乱，狼烟四起，山崩地裂，哀鸿遍野。纵令如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心已定，势在必行，无人可阻。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顺流而下15公里，向全球表示自己身体异常健康。1966年8月18日，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穿上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以示决心。他就是要看看他在世时，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能不能查出与他意见相左的同僚。他就是要看看他千秋之后，能不能通过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在没有他的遗嘱下，扭转乾坤。他不能失败。

　　毛泽东从来桀骜不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般政治强人通病。为了避免文革中发生“粉碎”的情况，从1962年起，他有意纵容林彪、康生等搞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零年他接见斯诺时说：“过去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此外毛泽东也喜欢并十分欣赏个人崇拜，他一直到去世，从没有禁止任何人高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只不过文革期间达到高峰而已。

　　他之所以容忍林彪等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笔者认为，一是钳制他同事的口，免得发动文革时，他们抬出“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加以反对。二是造成他的神圣地位，万一文革出现了那种“粉碎”的不幸局面时，他可以以他的绝对威望来收场。三则是可以鼓动起一大批涉世未深、不知天高地厚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以实现预演他百年以后如何恢复他的理想和抱负的宏伟场面。林彪手中有军权，有死党，古今往来，“玩兵如玩火”，毛泽东也清楚这个道理。为了抗衡和牵制林彪，他动用了他二十七年来没有怎么动用的一颗棋子，那就是1962年放出了江青，让她干预朝政。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出全党向左转的信号。闭会第三天，即9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异乎寻常地刊登了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照片，人们惊诧地发现，沉寂27年的江青，在那张照片中竟以主席夫人身份出现了，一对凤眼，阴鸷地注视着天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文革前，毛泽东和江青有时不大合得来，有时吵架分居，但是毛泽东和江青始终没有离婚。夫妻拌嘴，家庭纠纷，在当今中国，是凡人琐事，无足为奇，主席也不例外。江青不甘雌伏，有野心，人人皆知。做过多年夫妻，毛泽东深有体会，江青不好对付，有时管她不住。1959年卢山会议期间，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私下评论毛泽东都说，他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第46页，1989年）所谓“不能治左右”，就是管不住江青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其实在提倡妇女解放的今天，中国有几个政坛上的女人甘心受男人的管？又有几个男人能叫政坛上的自己女人变成小绵羊，温温驯驯，俯首贴耳？没有必要苛求毛泽东。

　　毛泽东看重江青，让她出马，干预朝政，掀起文革巨浪，除了观点雷同，夫唱妇随外，另有他的道理。他给江青的信中两次强调文革是“演习”，“演习”没有演员如何演，如何习？江青是戏子出身，30年代上海滩上大明星，擅长扮演各种角色，能以各种身份出现，以假乱真，模仿得维妙维肖，妙不可言。以语言而论，戏子最为里手，抑扬顿挫，圆转自如，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从感情上而言，一个戏子的特长就是喜怒哀乐，瞬息万变，感情真伪莫辨。这些专长，用来哄骗煽动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是再好不过。在朝廷显贵中，无一有此能耐，只有江青是最佳人选，何况江青是自己妻子，还有野心，想当红都女皇，热中于接见、题词、训话、报告、坐主席台、送材料，一天到晚，乐此不疲。

　　开头毛泽东放出江青四处活动时，她不过是中宣部一个副处级干部，但可找这个部长谈话，找那个局长训斥。1966年又批准她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当了副组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1969年批准她进入政治局。江青到处训斥、讲话、接见，叫人莫测高深，弄不清楚江青讲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抑或是她自己的意见。这样毛泽东进可攻，退可守，即使主意出错了，砸了锅，有错误时，可让江青担待。众怒难犯时，即便是要牺牲江青也在所不惜。钳制林彪，是否他夫妻俩共同策划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那封信，的确可以说明问题，在对林彪的看法上，双方并无分岐，并且从信中也看不出他夫妻二人感情上有何纠葛。信中口气，毛泽东象似长者，又象是称职的丈夫，语气十分体贴。有关接班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与亲密战友们商量，却只写信给妻子，可见非同寻常。毛泽东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他去世，十年内没有写过什么长文章，最长的一篇就是他给妻子江青那封1729字的信。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有信件没有一封比那封信长。

　　毛泽东部署好一切后，于1966年5月16日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震惊全球，天翻地覆的无字遗嘱试验就这么开始了。在中国古代，皇帝的一个重大决策推行时，明知谏阻会被杀头，但总有朝臣冒死出来谏阻，如魏徵等，甚至让人抬着棺木在宫门外等候，准备谏阻一死，如海瑞。因谏阻皇上而被杀掉的臣子，乃至被剖腹剜心，如比干等，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和斯大林滥杀无辜不同，毛泽东宣布过，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延安整风以来，他没杀一个党内反对派。可是，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时，满朝文武，冠盖京华，在毫无杀头风险下，贪图禄位，眷恋荣华，竟无一人出来谏阻毛泽东，无一人出来说句公道话，这叫后人写历史时从何着笔？忠臣又何在？直书吧，违禁，有大不敬之嫌。不直书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违史官良心，呜呼悲哉！

　　毛泽东无字遗嘱的试验终于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很惨。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没有按他的意图进行，他也无法左右错综复杂的文革的进程。开头打算三个月结束运动，然后延至一年、两年……，殊不知打打闹闹，风风雨雨，一革就是十年，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收场。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打的被打倒，整的被整死。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自己急怒攻心，双目失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站立、说话、写字都极端困难。最后，他带着无上的遗憾，一言未发，一字未留，丢下一个烂摊子，悒郁地离开了人间。

　　文化大革命匆匆过去二十年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毛泽东千算万算，最终还是忘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极其重要又极其普通的真理。同样，他也没有看到，中国老百姓，在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希望过安定的日子，希望摆脱贫困富起来，而且希望尽快富起来，这是全国民心之所向。如果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每天工资八分钱”是“社会主义”；如果过着的生活有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批判，无法无天揪斗，上斗至国家主席，下斗至卖了两只母鸡的农妇，个个提心掉胆，人人朝不虑夕，这才叫做“社会主义”；如果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一人一年七尺布，一个月二两油，连吃一块豆腐都要凭票，过这种生活也叫做“社会主义”。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略微过好一点点，能安安心心种的种田，打的打工，做的做点小生意，教的教书，碗里有点肉、有几块豆腐，有几场戏看，休说小康，老百姓就过过这种最起码的、稍稍象样一点的生活，就是“修正主义”，领导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打倒，就必须整死，那么他设计的无字遗嘱──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自古皆然。

　　在如今这样一个科学昌明，文化繁荣，商品经济浪潮汹涌的时代，想翻遍中外故纸堆，凭老祖宗信口讲的几句话，随手画的几个框框，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管理方法，来管理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国家，岂非不智？聪睿圣明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