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 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章乃器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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