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先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
（1971年9月12日）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的前三條（第四條與機場無關）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同時，我在此次與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的通話中，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其二，難道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決定放飛也不行嗎？
我要求值班員復述了一遍總理的指示。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後，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後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處疑文字有誤，山海關三叉戟確為256號——編者注）。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點之後的約一小時中，周總理（包括總理辦公室）給我打了兩次電話，我回總理四次電話。同時，我給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員打了三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回了一次電話。
通完電話後，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夠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四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於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
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
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
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
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就是沒有讓接聽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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