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老百姓生前写遗嘱早已成为一种约定的习俗，平常得很。遗嘱多半涉及遗产分割的问题，因此立遗嘱时，十分慎重，一般需要律师到场协助。洋人生前多数不公布遗嘱内容，去世之后由律师宣布。在外国，为遗产发生的经济纠纷，多如牛毛。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是洋人的家常便饭，毫不稀罕。在柯南?道尔、阿加沙?克里斯蒂的笔下，大侦探福尔摩斯和波洛不知破了多少洋人为遗嘱而发生的血案。
不过普通中国老百姓却没有写遗嘱的习惯。几千年来，老百姓穷惯了，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过着“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的生活，就这么点家当，三五个子女，遗嘱写不写都无所谓。但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皇帝则不一样，都特别重视遗嘱，也就是所谓“身后事”。遗嘱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也有。
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何以与中国凡人不同，要特别重视遗嘱呢？那是因为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改朝换代，叫做“打江山”。中国历朝江山绝大多数是靠“打”而得，没听说哪个皇帝的江山是靠庶民“投票”而得。中国老百姓可怜，古时候称之为“匹夫匹妇”、“子民”、“黔首”、“群氓”，现在的诨名则叫做“劳力”、“打工仔”、“工薪族”。都是下里巴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那些有资格投票选举洋首脑的洋匹夫、洋匹妇、洋劳力相比，天生就矮了一大截。打江山，自然“不是请客吃饭”，历来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刀把子里面出政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旦打下江山，天下便成了自家的私产，从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江山便有了一切，遂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得意与豪迈；丧失江山便丧失一切，遂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婉与凄绝。如何能够保住这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传子传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如何能够有效地防止阴谋家、野心家觊觎自家的万里锦绣江山？当然是历代开国君王所特别重视的头等大事，也是皇子皇孙们头等大事。开国皇帝驾崩前，要立遗嘱，也在所必然。
中国古代的皇帝的遗嘱，叫做遗诏，一般不涉及遗产的分割，绝大多数是指定接班人来继承大统。几千年来，皇位接班人由皇帝指定，地方行政长官由朝廷指派，是中国的一绝，历久不衰。有时立好的太子，不中意，废掉，又立另一个，以后又废又立，废废立立，如同儿戏，这是中国的第二绝。候选接班人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爆发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层出不穷，以致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甚至弑父杀子，伦常丧尽，这是中国的第三绝。
遗诏中也有涉及子孙们如何遵守“祖制”、“家法”的问题。所谓遵守“祖制”就是如何把自己开创基业时的政治思想、政权结构、路线长期传下去，虽然具体政策允许后代根据情况可以适当改变，但“祖制”不能变。接班人的主要作用无非是保存江山，维护基业，忠心贯彻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使“祖制”传之万世。祖宗规定了的，祖宗讲的话，素来是金科玉律，不能有所怀疑。办任何事都得先翻一翻记载祖宗言行的小册子，看看祖宗讲了没有？这叫做“不逾矩”。后人哪怕是改革一点点不合理的，也被斥之曰：离经叛道，从而千夫所指，十恶不赦。所以，清朝男人，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黎民百姓，根据祖制，脑后都拖着一根邋里邋遢、虱子成堆的小辫，几秒钟就可以剪去的小事，但一拖就拖了两百多年，一直拖到清朝灭亡。
书写遗嘱一般在领袖们头脑清醒时刻或年富力强时。有时也有在弥留之际口述的，如秦始皇；抑或请人代笔，如伟人孙中山。尽管孙先生闹革命，打江山，为改朝换代，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多年流落海外，长期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大限来临时，也逃脱不了这个传统，还得叫汪精卫代笔，书写遗嘱。孙先生的遗嘱，叫做“总理遗嘱”，不涉及遗产分割，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他寄予国民党的希望。解放前，“总理遗嘱”，中小学学生个个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自然，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一定背得滚瓜烂熟。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以降，众多开国皇帝的遗嘱，被左右宠臣，亲属子女，视为金口玉条而遵守的俯拾皆是，但没有遵守甚至推翻了的却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天子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对自己身后的接班人并不一定绝对管用。例如公元前195年，打下前汉两百一十年江山的汉高祖刘邦病危时，虑及妻子吕雉野心甚大，遂召集列侯群臣，宰杀白马立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临终之际，吕雉问他：“‘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后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前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这些就是刘邦的遗嘱。
刘邦刚咽气，吕后秘不发丧，当即就把刘邦的遗嘱抛到九霄云外，和她亲信审食其紧张秘商，竟想谎称主上病重，把萧何、曹参等功臣召集起来，悉数杀光。后因郦商劝阻，此计未行，四天后才通告天下发丧，害得刘邦死后直挺挺的躺在那里，四天无人过问。刘邦的遗嘱，“非刘氏不得封王”，吕后也当做耳边风，后来不但封了外家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自己还临朝称制，做了八年没带帽子的女皇，直叫两千年后的江青为此羡慕得要死。
也有儿子撕毁老子遗嘱的。例如打下大明两百七十六年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立其长子朱标为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为皇太孙，不料朱标短命，先他去世，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时，颁下遗诏，指定他的孙子朱允继承帝位，说他的孙子“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并殷殷叮嘱“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安吾民。”（《明史》，卷三，本纪）殊不知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根本就没把他老子的遗嘱放在眼里，遗诏在朱棣看来，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三年后，朱元璋尸骨未寒，朱棣借机发难，带兵攻入南京，火焚南京皇宫，他的侄儿建文帝失踪，侄媳妇被烧死。朱棣屠杀一大批政敌后，率性自己南面而王天下。
其实，这样的事例，不仅古代如此，近代也是这样，孙中山的遗嘱，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没有遵守，“必须唤起民众”变成了“必须镇压民众”，“总理遗嘱”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井岗山一直打进北京紫禁城，终于从枪杆子里面打出了政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丰功伟绩，举世公认。他是中国几千年来很少有的一个伟大杰出历史人物。他的历史知识之广博、兵法之纯熟、洞察幽微之能力、临敌制胜经验之丰富、魄力和胆略之雄伟、见微知著之神通、兵不厌诈使用之精妙，不单是在中共历史上无人可与匹敌，就在整个中华民族史上，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算为过。毫无疑问毛泽东自己认为他的政治抱负、理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是正统马列主义，非“修正”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必须代代相传。凡是同事与他的主张和意图相左的任何意见，他认为统统是“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更是如此。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领袖一般都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心和铁一般的手腕。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时，正值文革动乱期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口头遗嘱交代身后事。1976年报上刊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是假的，是开口闭口就是“主义”、“学说”的“四人帮”精心设计的古今第一骗局，蒙骗了天下苍生，审讯“四人帮”时，他们已供认不讳。我们的疑问是：毛泽东是何等精明的一个人物，对自己的后事何以没有片言只字的遗嘱交代？
毛泽东知道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完全知道遗嘱的重要性。1961年9月22日，毛泽东和熊向晖谈话时，评论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可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可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可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马林可夫其人如何，是否马林可夫继位就会按斯大林那一套办法治国，笔者不敢妄说，不过从当时的口气来看，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公开宣布继承人，又立得太晚了，又没有写遗嘱，是一个错误，引以为遗憾。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已经是73岁高龄，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处于这种年纪的老年人，不管身体如何健壮，考虑最多的是后事。他何尝不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早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他与英国蒙哥马里元帅谈话时就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会找我。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笔者注：毛泽东于八十三岁高龄去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一九六四年他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说：“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语言有无可奈何的味道。他毕竟是一个人，不是神，他不能脱离一般老年人的心理，他当时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安排后事问题，也就是谁是最好接班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后人能否继续贯彻，哪些人忠于自己，哪些人不忠的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人老总想后事。”（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一卷，71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按几千年来的常规，按照他在1961年评论斯大林时的思想状态，他在临终前，或者在1961年以后会有遗嘱的。不过毛泽东一向出奇制胜，用兵如神，他做的事往往悖于常理，常人无法揣测。毛泽东虽然没有口头或书面的遗嘱交待身后事，但并非他不关心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万里江山。在前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倒是他日夜忧思的重大问题。
1962年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1963年5月9日，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作批示中，他忧心如焚地说：“……那就不要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的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63年10月2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28页，1989年）
他晚年经常讲的“修正主义”，其实就是他的同事与他持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上的岐见。本来一个政党领袖们之间对某个问题出现岐见，是正常情况，尤其在国内建设的问题上。建国以来，在中共领袖们之间出现的众多岐见中，并不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正确，相反，他在国内建设问题上，他的意见大多是错误的，他的同事看法与做法倒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晚年精神上似乎有些变异，他决不容许他的同事和他有政治上的岐见。一旦有了歧见，他立即拔高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来处理。
无疑，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是十分焦虑“党和国家前途”，尤其是晚年，虽然没有写过遗嘱，但他指定过接班人。中国古代开国君王极其重视皇位接班人挑选，共产党“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一段话，说挑选接班人“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毛泽东明确宣布的接班人开头是刘少奇。1961年9月22日，他在同熊向晖谈话时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第827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蒙哥马利时，蒙问及接班人是谁？毛泽东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熊向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２０１页）。后来刘少奇不中他的意，他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刘在很多场合就不赞同他的意见，尤其是对国内建设方针上，他感觉与刘少奇“背道而驰”。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时，斯诺问及他何时“感觉到要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罗。１９６５年１月，二十三条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第三卷，８３４页）。刘少奇终于在1966年被废掉，三年后含冤去世。
他在1966年指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大肆拍马，语惊四座，谀词媚言如潮水般地涌出，肉麻之至：“……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把马克斯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天才。……19世纪天才是马克斯、恩格斯，20世纪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第3734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不料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总觉得不安”，何以“不安”呢？半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有小部分可能只是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越是靠不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一个半月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说：“像他那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所谓打鬼实际上就是林彪等想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争夺继承权。他表示，他不愿批发林彪狂热鼓吹个人崇拜的五?一八讲话，但又不得不批，并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从这些话中清楚表明，他之所以“不安”是不完全相信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第二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不废也废了。
1973年，心境极度孤寂落寞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王洪文，鉴于林彪事件，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王洪文平步青云，从一个无名小卒，街头混混，一跃成了中共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还结结巴巴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十大的中共五个副主席排行榜上，赫然名列周恩来之后，排行第二。哪知王洪文不争气，不学无术，只会斗鸡走马，风花雪月，除了拉拉帮派，喊喊万岁，唱唱造反歌，做做哈巴狗外，别无他长，难以服众。1976年，迷惘之中毛泽东只好又指定华国锋当总理，并升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但也没有明确宣布为接班人，毛泽东只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写道“你办事，我放心”，这不能完全算是指定接班人，在领袖手下办事的人而领袖放心的比比皆是，机要秘书，办公厅主任难道不放心？
作者：王二狗，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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