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譯 南音
從南京高近450米的綠地洲際酒店樓頂，你可以眺望古城牆、紫金山、玄武湖，以及觀察現代都會的車水馬龍。14世紀時，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擁有近50萬人口，直到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前，這裡是明代帝國的國都。
美國建築師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為南京建的高樓，象徵著這座城市富裕繁華的未來；然而，這座城市的意義不僅如此，它也是歷史辯論的焦點，定義了中國與日本這兩個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主導亞洲傲人崛起的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
南京定義了中日歷史情結
《愛 爾蘭時報》一篇報導指出，從南京這個城市重新思索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恩怨情仇，而這當中最具爭議性的，當然就是1937年12月13日後足足六個星期的 “南京大屠殺”，中國這一方普遍認為約有30萬人遭到屠殺，而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死難者大約定義在15萬人左右。
中共對南京大屠殺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
這段歷史之所以讓中日關係變得更加複雜，除了日本方面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學者仍始終否認過發生過這場屠殺之外，中國對日本的態度似乎也不算一致，難免讓人產生中國藉此議題煽動中日關係之感，目的在於分散人民對國內議題的關注。
歷 史事件的解讀，若從不同立場觀看本就會有不同的思索，比方說，報導提到中共創始人毛澤東對於迫使日本道歉這件事基本上不太感興趣，當日本於1972年派遣 使節至中國道歉時，他的想法是，若無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就不可能會有中共革命——正因為國民黨的蔣介石忙著對抗日本人，才使共產黨有了發展壯大的空間。
不 過就算毛澤東當時抱持這樣的看法，中共解放軍少將羅援則指出，近來中方對這段歷史的矛盾與歧見基本上已經很少，他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究竟是誰，又是什麼 原因才會讓中日關係深陷如此低潮？這仍是個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中日之前存在政治阻礙，其一是釣魚島問題，日方不斷挑釁我們；另一則是參拜靖國神社之 舉，這是歷史的問題，根本問題在於日本想擺脫二戰的束縛成為正常國家”；“他們可以成為正常國家，但他們必須再次思考這場戰爭”。
2014 年3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出訪德國時，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提及南京大屠殺，表示日軍在南京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中國人對此暴行仍“記 憶猶新”，此言一出立刻引發日本抗議；但在另一場演講上，習近平更提及在南京大屠殺時為中國人提供棲身之所的德國商人拉貝（John Rabe），並表示拉貝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大屠殺內情，成為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證據。
將史實嵌進官方口徑叙述
然而，若我們站在另一個高度來思考，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在歷史敘事的掌握上，基本上都有一潛在原則，那就是必須靠著對歷史的詮釋去向人民傳播黨需要的意識型態及基本認知——歷史的記憶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來說，是一個可以運籌帷幄的有效工具。
如 何去形塑人民的認知呢？美國知名漢學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鄧騰克（Kirk Denton）教授，這位當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亞太學報：日本聚焦》（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發表了一篇相當特別的分析文章，就從中國博物館、紀念館的發展史，配合歷史的記憶，來探討中共對於歷史的詮釋及操控，以及如何透過建築來深入 人心、操縱人民的意志。
鄧騰克在這篇文章中，詳盡回溯了中共自建黨以來，在不同時期是如何利用博物館、紀念館這樣的公共建築來形塑人民的意識型態和愛國思維，其中當然也包括位於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其設立的宗旨，就是為了讓人民記住那樣的恐怖和仇恨。
這 座紀念館算是後毛澤東時代的產物，相較於毛澤東時期淡化日軍的暴行和侵害過程、轉而推崇中國共產黨主導之英雄主義敘事的作法，在後毛澤東時期，由於鄧小平 的經濟改革引發了深層的社會變遷，包括新階級的分化等，因此需要以共同的苦難來強調國家的團結，整合不同階層的憤恨，齊力對抗這個外部的“他國”。（《新史記》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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