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沈躍躍是誰的“紅顔知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雖然同是“團派”出身，沈躍躍的晋升速度却一度要比李克强快了很多。1993年，沈躍躍只是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而李克强則是團中央第一書記，九年後，沈躍躍成了中組部副部長，李克强才當上河南省長。
沈躍躍爲什麽升官如此之快？人們備感納悶。
艾仰樺、陳曉銘合著的《胡錦濤的團隊》（明鏡出版社）中介紹說，有人分析了幾條原因：沈躍躍有相當强的地方共青團背景；她兼具地方與中央組織工作的系統經驗優勢；她身爲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員會的13名女性委員的一員，競爭力自然强勁；而她的年齡優勢更强，有跨越2012年十八大、2017年十九大的年齡空間，這是比目前頭號女性“團派”兼太子黨高官劉延東更佔優勢之處——劉延東比沈躍躍要大11歲多。
應該說，上述各點確實都是事實，但還是無法解釋何以沈躍躍能如此一“躍”再“躍”。
有海外傳言竟然稱沈躍躍青雲直上，是因爲她係胡錦濤的“紅顔知己”。
胡錦濤年輕時據說性格十分活躍，“文革”前在清華大學，是能歌善舞的文藝骨幹；但是多年的社會閱歷尤其是政治生涯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當他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時，在全國人民面前出現的他，穩重內斂，說話四平八穩，甚至偏於拘謹呆板，他與夫人劉永清相處的言談舉止中規中矩。無論怎麽看，這位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也不像個會感情出軌的人。想像力豐富的人居然繪聲繪色地說胡錦濤有“緋聞”，緋聞的對象是比他小15歲的沈躍躍。這實在只能歸於“假語村言”！——這種說法，看來更多地是針對沈躍躍而不是針對胡錦濤。
還有一種說法，稱沈躍躍與胡錦濤一家的私交不錯。不過此說根據不足：沈躍躍進入團浙江省委工作時，胡錦濤已離開團中央到貴州當省委書記，此後兩人的政壇經歷也並無建立私交的機會。不過，有知情人透露，沈躍躍與胡錦濤的夫人劉永清有交往。
目前看，沈躍躍得到胡錦濤的高度信任，重要原因除了她的派系色彩相對較淡，比較容易爲各方接納之外，在於她本人的能力和性格：有寧波人的精明，組織能力强、爲人正派低調、小心謹慎、不喜張揚，這都是在當今中國逐級而上的有利條件。
沈躍躍晋升速度一度要比李克强快得多。
“沈祖倫的女兒”？
有消息人士更進一步追問：沈躍躍政壇資本的“第一桶金”從何而來？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爲什麽能在共青團系統佔據高位？《胡錦濤的團隊》一書中介紹了一種說法：沈躍躍脫穎而出的政壇“第一推動力”，是她有個好爸爸——沈躍躍與劉延東一樣，出身“太子黨”，她的父親是曾經擔任過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的沈祖倫。
查沈祖倫，1931年3月生，浙江寧波人。1948年4月加入中共並參加革命工作，高中文化。1948年任浙江慈鎮縣工委政治交通、白區黨支部組織委員，慈溪縣委宣傳幹事，寧波地委基點鄉工作組副組長、組長，慈溪縣委巡視組組長、秘書處負責人。1950年任寧波地委秘書、秘書科副科長，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機要秘書。
1966年，沈祖倫在“文革”中受到衝擊，1973年被“解放”，安排在浙江省委辦公室工作；1977年以後，歷任紹興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副主任，紹興市委書記，浙江省農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嘉興地委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長。1983年任浙江省副省長，省委常委。1987年9月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1988年2月當選省長。他是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員。
“沈躍躍是沈祖倫的女兒”這種說法是否屬實？該書作者經多方查核，並未最後確定，只是推斷：沈祖倫與沈躍躍的籍貫，都是浙江寧波；沈祖倫1931年3月出生，比1957年1月出生的沈躍躍大26歲，從年齡上看正好是一代人的間隔；再考慮沈祖倫的任職經歷，1983年到1992年，從浙江省副省長到省長，沈躍躍正是在這個階段從寧波團市委書記升任浙江團省委副書記、書記……
然而，隨後不久，有知情人斬釘截鐵地否定說：沈躍躍絕非沈祖倫之女。不過，否定者並未說得更詳細，還是給猜測者留下了想像空間：就算不是父女，是否可能還存在別的關係？
就在輿論對沈躍躍的父親到底是不是沈祖倫百般猜測之際，周亞輝2010年11月撰文《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背景》“確認”：沈躍躍就是沈祖倫的女兒。
周亞輝還披露：沈祖倫對1989年“六四”事件與鄧、江有不同看法，所以被保守派搞下台。
這位周亞輝還介紹：沈祖倫還有一個女兒，叫沈圓圓，現在大約47歲，是人民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畢業，畢業後留校任教。人民大學在1988年爲教師辦的英語强化班裡，我與沈圓圓是同班同學。沈圓圓長得很漂亮，皮膚很好。很文雅。說話慢條斯理。記得第一堂課時，每個學員自我介紹時，當她說出自己的名字時，英語老師笑了。因爲，她的名字發音，很像陳圓圓。而且她又有陳圓圓的美貌。（《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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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上述各點確實都是事實，但還是無法解釋何以沈躍躍能如此一“躍”再“躍”。
有海外傳言竟然稱沈躍躍青雲直上，是因爲她係胡錦濤的“紅顔知己”。
胡錦濤年輕時據說性格十分活躍，“文革”前在清華大學，是能歌善舞的文藝骨幹；但是多年的社會閱歷尤其是政治生涯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當他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時，在全國人民面前出現的他，穩重內斂，說話四平八穩，甚至偏於拘謹呆板，他與夫人劉永清相處的言談舉止中規中矩。無論怎麽看，這位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也不像個會感情出軌的人。想像力豐富的人居然繪聲繪色地說胡錦濤有“緋聞”，緋聞的對象是比他小15歲的沈躍躍。這實在只能歸於“假語村言”！——這種說法，看來更多地是針對沈躍躍而不是針對胡錦濤。
還有一種說法，稱沈躍躍與胡錦濤一家的私交不錯。不過此說根據不足：沈躍躍進入團浙江省委工作時，胡錦濤已離開團中央到貴州當省委書記，此後兩人的政壇經歷也並無建立私交的機會。不過，有知情人透露，沈躍躍與胡錦濤的夫人劉永清有交往。
目前看，沈躍躍得到胡錦濤的高度信任，重要原因除了她的派系色彩相對較淡，比較容易爲各方接納之外，在於她本人的能力和性格：有寧波人的精明，組織能力强、爲人正派低調、小心謹慎、不喜張揚，這都是在當今中國逐級而上的有利條件。
沈躍躍晋升速度一度要比李克强快得多。
“沈祖倫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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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躍躍是沈祖倫的女兒”這種說法是否屬實？該書作者經多方查核，並未最後確定，只是推斷：沈祖倫與沈躍躍的籍貫，都是浙江寧波；沈祖倫1931年3月出生，比1957年1月出生的沈躍躍大26歲，從年齡上看正好是一代人的間隔；再考慮沈祖倫的任職經歷，1983年到1992年，從浙江省副省長到省長，沈躍躍正是在這個階段從寧波團市委書記升任浙江團省委副書記、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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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张季鸾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 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 “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 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 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 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 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一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 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 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6年，他在东渡途中与胡政之结识，在日本又结识了吴鼎昌等。留日五年，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 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 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40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 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 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 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 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 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7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二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仍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相期许。1926年9月 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 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最终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事业。“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 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 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 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 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 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 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 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 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 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 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 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 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 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 “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 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三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30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 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 像他自己所说“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 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 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 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 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 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 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 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 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 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 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 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 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 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 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 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 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 《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 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 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 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 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 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日《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 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四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 “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 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 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 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 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 “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 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 “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 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30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 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 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
傅国涌,《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
曾经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毛远新
毛泽东与毛远新犹如父子，无话不谈。江青待他也不错，如同己出，毛远新对江青更是惟马首是瞻
提起毛远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印象很深。他的身份背景，他同江青等人的关系，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毛远新成为毛泽东和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毛远新传出的话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毛远新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带着神秘色彩的一颗耀眼新星。那么这颗星是怎样升起的呢？让我们从头看起……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生于1941年2月。1938年毛泽民受新疆实力人物盛世才之邀任省财政厅长，后结识朱丹华，并于1940年结婚，一年后生下儿子取名毛远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内弥漫反共气氛，盛世才亦告转向，不久下毒手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逮捕入狱，直到1943年秘密处死。毛远新的苦难童年，是在新疆监狱中度过的。1945年初，张治中主持新疆省政，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并派人护送至延安。朱丹华及毛远新即于1946年7月返回延安，结束了在新疆狱中四年的铁窗生活。
当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弟媳及侄儿时，不由想起了牺牲在新疆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英才已逝，空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毛泽东看着眼前矮小、瘦削、羞怯不安的“小豆豆”毛远新，仿佛看到了弟弟，他的眼睛红了，蹲下身来将孩子搂在怀里，轻声唤道：“叫伯伯。”在场的人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不去提起毛泽民，怕引起毛泽东的悲痛。
孩子似乎感到身边的人无恶意的关爱，乖乖地叫了声“伯伯”，表情自然极了。转着灵活的眼珠，孩子上下“审视”着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伯伯”，靠在母亲身边好奇地问：“妈妈，伯伯下巴上怎么长个东西呀？”童言稚语，引起大人们善意的笑声，仿佛冲淡了屋子里的悲伤，增加了劫后亲人相聚的庆幸和欢乐。
在延安时，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毛远新便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马背上的摇篮里，伴着解放战场的轰隆隆炮声，“摇”过了童年。
后来，朱丹华改嫁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则一直跟在他们身边读书。1951年，赴京开会的朱丹华带着毛远新同行。10岁的孩子十分想念伯伯，向往在伯伯身边读书。会后，朱丹华见主席，并告诉主席，毛远新要回到北京读书。
毛泽东不愿让母子分离，虽然他十分喜爱毛远新：“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瘦小而富于朝气，戴着红领巾的毛远新则坚持着对伯伯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寒暑假我还可以去江西看妈妈。”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此后，每逢星期天，毛远新便与同校念书的李讷妹妹一道回到伯伯身边。一到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
毛远新读完中学后，选择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一所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大专院校，教学设备非常先进，教员的素质亦称上乘，在全国而言，是首屈一指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毛远新在大学期间，读书比较用功，对搞政治运动却不怎么感兴趣。甚至连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当时的《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看得较少。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要求很严，不仅是学业上、生活上经常关心，对毛远新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也很关心。每次见面，毛泽东都要求毛远新把他近日的思想学习心得汇报一下，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教育。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关系十分特殊，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次天气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毛远新上岸后感到有点冷，就脱口而出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当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江青同毛远新的关系非同一般。江青对毛岸青和李敏都十分冷淡，但对毛远新，江青却待他特别好，如同己出，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许是因为毛远新是烈士子弟。毛远新对江青也是惟马首是瞻。江青对毛远新甚至比对她的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就开口叫毛远新出面与江青谈，这一着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向来是有求必应的。1965年，毛远新患病毒性感冒，发高烧住医院治疗。江青特意嘱咐医护人员每天早晚打两次长途电话，向她报告病情发展如何了，甚至还要问毛远新体温多少。
“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扶植下毛远新成了“东北王”。他发现了张铁生这块“石头”，又让“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一直兴了两年有余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曾下连队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作出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亦可回校参加运动。”于是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并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将矛头对准校党委。毛远新同那一代青年人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哈军工师生争先恐后地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张，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的形势比较混乱。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恶浪。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东嘱咐他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毛远新开始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因为有毛泽东的神圣光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逐步成为东北三省、辽宁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随着运动的深入，毛远新渐渐成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代理人，并深受江青等人赏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毛远新把宝押在了江青一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他逐渐掌握了辽宁省的实权，成为“四人帮”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辽宁、东北等地大力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理论。1968年，他成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
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了。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高校恢复招生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上大学，但因考题大多不会做，为发泄不满和乞求机会，他在答卷背面写信，并跑路子拉关系，“运动”上学。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了。
为了乔装、粉饰这块“石头”，毛远新亲自动手，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张铁生信中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通通删掉，把修改过的信加上“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虽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后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1974年，毛远新担任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异常积极。为配合江青等人活动，他利用在辽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进行道路有异的干部都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一手树立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毛远新着手推出“朝农经验”。“朝农经验”系指朝阳农学院坚持开门办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顶着干的“经验”。毛远新的真实用意，是想在全国搞出一个教育样板来，这样，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风，又能借此树立他的个人权威。1974年底，毛远新以朝阳农学院为基础，办起八所“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国务院科教组立即在该院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毛远新还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总结出10条经验，并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北京农大的搬迁问题。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村。这种搬迁有许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200多里的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批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朝阳农学院)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为配合、迎合江青的小靳庄典型经验，毛远新在辽宁创造了“哈尔套经验”，这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1974年12月，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面对当年形势尚好的收成年景，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1974年12月28日，毛远新的一个亲信在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后，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向毛远新作了汇报。12月30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预演。31日，在“为了让首长(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邻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1975年元旦上午8点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决定1月5日还要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扛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红极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戴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的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毛远新越来越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赏识。
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的耳目。在他口袋里有一本装满最高指示的“宝葫芦”，编造情况影响毛泽东的决策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称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四人帮”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们利用毛远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丰泽园内，毛泽东躺着，身旁一个穿军装的便是毛远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已82岁高龄，再也无法视察大江南北，只靠“联络员”。毛远新看看手中的笔记本，很严肃地说：“我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从毛远新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
讲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虚弱的老人，老人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看不出什么表情。毛远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搞？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把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面露愠色，不再说话。毛远新心里一阵闷喜，他知道，他已经打动了毛泽东。
几天后，还在同一房间内，同样的人物，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小平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得对，邓小平偏袒刘冰。”缓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又停了一会儿，毛远新则奋笔疾书记录着最高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对，对。”毛远新边记边附和着。
随后的一个月内，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竭力否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却并非尽是谎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感到邓小平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清明节前的北京，杨柳吐绿、桃花绽红，但首都并没有春天。1月8日总理逝世的哀乐还响在耳畔，人们脸上的泪水还没有擦干，“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便急不可待地向党、人民和周恩来总理发动了进攻。
1月，人民在悲痛；2月，人民已睁开哭肿的双眼；3月，人民已经怒吼；4月，人民要起来开展一场决死的战斗！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3日，天气阴沉，细雨迷漫。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从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在传抄吟诵着悼念总理，斥骂“四人帮”的诗词。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抗议“四人帮”的诗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最高潮，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痛斥妖人。
天安门广场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气急败坏。4月4日清明节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天安门事件。当时毛泽东晚年多病，毛远新是他了解政治动态和领导中央及全国的主要途径，也可说是惟一途径。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向广场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数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其中不少内容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谁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有人帮着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合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的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攻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4月5日，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毛远新与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北京市汇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又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诬蔑群众是“法西斯”。毛泽东看了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评语：“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晨8时5分，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沉着面孔，爬过中南海的围墙，照进游泳池旁边的一所宅院。
毛泽东，中国的巨人，人们爱戴的领袖，此刻躺在床上，动作困难。他用困惑的眼光望着坐在床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联络员毛远新。他正在向伯父汇报4月6日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和6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远新话音刚落，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代：“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
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但似乎还不放心，他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远新高兴地说：“好。”接着又编造情况告状：“上次开会，春桥同志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你看看天安门的情况，人们要推你来当纳吉。”
说话已持续一小时，毛泽东感到累了，但他仍打起精神，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然后，掰着指头归纳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他的话很简短，说到最后挥挥手，表示要“赶出去”！
毛远新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立即应声道：“应该赶出去了！”然后灵机一动，站起来说：“我马上找华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叮嘱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接着又交代：“华国锋任总理。”
这话太突然了，毛远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张春桥为什么换成了华国锋？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议说：“国锋同志的任命和中央决议也一起登报。”毛泽东答：“对。”毛远新表示执行，起身要走：“我马上去通知华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晚，钓鱼台十七号楼里，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发泄着对华国锋主政的不满，江青责怪王洪文对华国锋逢场作戏的礼让三分，毛远新急忙出来打圆场：“那个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对主席的指示还是认真执行的。他个人算得了什么，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当然不能做得过分！”毛远新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开这个装着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华国锋是要乖乖照办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自此，毛远新在走向深渊的路上越滑越远，虽然毛泽东早已叮嘱过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终于，在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和他的主子一样离开了政治舞台。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中共党史出版社
“文革红人”毛远新刑满后的生活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
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
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
道。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 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 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 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泽东与毛远新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 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 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摘自《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作者：马社香 |
一声枪响，扭转民国轨道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即使是刚刚经历过的一件小事，不同的在场者也会有全然不同的细节记忆，因为他们所处的观察角度完全不同。因此，在历史现场无法重现的情况下，任何对历史的陈述，都只能是对真相的模拟。张耀杰的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假设还是求证，他都在严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那就是无限逼近历史悬案的事实真相。让事实本身发言，让真相自动呈现意义，这是他作为文史学者一贯坚持的道义担当。
在历史教科书中，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一直被说成是袁世凯。教材并没有给出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的直接证据；也没有说明当年依法进行的法律宣判，并没有涉及袁世凯；更没有交代清楚宋教仁案的复杂背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8年前后，宋教仁就通过《间岛问题》一书，得到当时的外务部尚书即外交部长袁世凯的赏识，这本书在袁世凯、那桐等人负责的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捍卫了中朝边界属于中国的相当于台湾面积的大片领土。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采取的是总统制，即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随着南北议和获得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达成一部分的政制妥协，袁负责劝清帝退位，孙把总统之位让渡于袁。这时，南方革命党人却在《临时约法》中临时规定议会内阁制。这样一来，总统是虚位的，没有实权，经过议会多数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才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负责人。革命党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把袁世凯从制度设计上予以架空虚置。
共和制度的功能设计，就是打造一个契约平等、公平博弈的政制平台，每个集团都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政制平台上讨价还价、竞争妥协，没有哪一方格外高尚或者高人一等。在这样的政制平台上解决公共政制领域内的矛盾冲突，是代价最小的文明路径。按照张耀杰广泛搜集并且翔实论证的证据链条，袁世凯主使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已经可以基本排除。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全方位参与暗杀活动的关键人物吴乃文，是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谍报科一级科员，吴乃文专门安排王阿法举报的犯罪嫌疑人应夔丞，恰恰是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由此可知，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沪宁火车站一声枪响，既残害了有望出任政府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也扭转了民国的宪政轨道。“二次革命”开创了无视法律破坏规则动辄武力对抗的斗争先河，随后，各路军阀拥兵割据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常态，共和政制完全失去了基本前提，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华民国的政制失败肇始于“二次革命”，而谋杀宋教仁者，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祸国殃民的头号罪人。宋教仁之死之所以让人痛惜，让人至今念念不忘，是因为宋案让中国历史拐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弯道。
在宋教仁谋杀案中，没有哪一方从中得利，人人都是输家。袁世凯名誉受损，之后因失去强力监督而帝制自为，最后在众叛亲离的一片叫骂声中匆匆去世。孙中山再次革命未成，被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令通缉，流亡日本后只能四处求援。最为关键的是，社会规则被从此打破，政制权威全然丧失。那么，如果宋教仁案最后通过法律解决，中国近代史是不是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张耀杰引出的这种追问，可以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对此，我们可能也不必过于乐观。我们固然承认偶然在历史演进中的伟大作用，但是偶然之中存在的必然往往让人惊心动魄。
我相信，追问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不是张耀杰唯一重要的目的诉求，他并不是要写作一部侦探小说式的推理纪实。在层层剖析相关材料，分析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张耀杰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制度和共和精神。建设与进步，总是缓慢的。富强与民主，绝难一蹴而就。一次变乱，就足以把此前累积的成就全部毁坏。这样的大道理人人都懂，但事到临头却人人遏制不住本能欲望的蛮性冲动。研究民国，意义在此。这是新的常识史观，惟有明了此中之义，我们才有机会训练并且养成以人为本、意思自治、自由自主、契约平等、民主公决、宪政限权、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态度，才能完成现代公民的自我健全、自我塑造。有公民，方有公民社会，这是宋教仁案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读史，最可怕的一种习惯，就是看前人如何勾心斗角，从中揣摩阴暗的兵法权谋，进而修炼自己的政治角斗术。而且，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固守“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为历史上众多血腥杀伐大声叫好，然后凭借虚假的历史来安排自己单面片面的仇恨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此书正可成为我们的苦口良药。
张耀杰，南方都市报
在历史教科书中，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一直被说成是袁世凯。教材并没有给出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的直接证据；也没有说明当年依法进行的法律宣判，并没有涉及袁世凯；更没有交代清楚宋教仁案的复杂背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8年前后，宋教仁就通过《间岛问题》一书，得到当时的外务部尚书即外交部长袁世凯的赏识，这本书在袁世凯、那桐等人负责的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捍卫了中朝边界属于中国的相当于台湾面积的大片领土。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采取的是总统制，即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随着南北议和获得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达成一部分的政制妥协，袁负责劝清帝退位，孙把总统之位让渡于袁。这时，南方革命党人却在《临时约法》中临时规定议会内阁制。这样一来，总统是虚位的，没有实权，经过议会多数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才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负责人。革命党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把袁世凯从制度设计上予以架空虚置。
共和制度的功能设计，就是打造一个契约平等、公平博弈的政制平台，每个集团都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政制平台上讨价还价、竞争妥协，没有哪一方格外高尚或者高人一等。在这样的政制平台上解决公共政制领域内的矛盾冲突，是代价最小的文明路径。按照张耀杰广泛搜集并且翔实论证的证据链条，袁世凯主使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已经可以基本排除。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全方位参与暗杀活动的关键人物吴乃文，是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谍报科一级科员，吴乃文专门安排王阿法举报的犯罪嫌疑人应夔丞，恰恰是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由此可知，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沪宁火车站一声枪响，既残害了有望出任政府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也扭转了民国的宪政轨道。“二次革命”开创了无视法律破坏规则动辄武力对抗的斗争先河，随后，各路军阀拥兵割据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常态，共和政制完全失去了基本前提，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华民国的政制失败肇始于“二次革命”，而谋杀宋教仁者，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祸国殃民的头号罪人。宋教仁之死之所以让人痛惜，让人至今念念不忘，是因为宋案让中国历史拐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弯道。
在宋教仁谋杀案中，没有哪一方从中得利，人人都是输家。袁世凯名誉受损，之后因失去强力监督而帝制自为，最后在众叛亲离的一片叫骂声中匆匆去世。孙中山再次革命未成，被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令通缉，流亡日本后只能四处求援。最为关键的是，社会规则被从此打破，政制权威全然丧失。那么，如果宋教仁案最后通过法律解决，中国近代史是不是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张耀杰引出的这种追问，可以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对此，我们可能也不必过于乐观。我们固然承认偶然在历史演进中的伟大作用，但是偶然之中存在的必然往往让人惊心动魄。
我相信，追问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不是张耀杰唯一重要的目的诉求，他并不是要写作一部侦探小说式的推理纪实。在层层剖析相关材料，分析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张耀杰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制度和共和精神。建设与进步，总是缓慢的。富强与民主，绝难一蹴而就。一次变乱，就足以把此前累积的成就全部毁坏。这样的大道理人人都懂，但事到临头却人人遏制不住本能欲望的蛮性冲动。研究民国，意义在此。这是新的常识史观，惟有明了此中之义，我们才有机会训练并且养成以人为本、意思自治、自由自主、契约平等、民主公决、宪政限权、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态度，才能完成现代公民的自我健全、自我塑造。有公民，方有公民社会，这是宋教仁案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读史，最可怕的一种习惯，就是看前人如何勾心斗角，从中揣摩阴暗的兵法权谋，进而修炼自己的政治角斗术。而且，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固守“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为历史上众多血腥杀伐大声叫好，然后凭借虚假的历史来安排自己单面片面的仇恨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此书正可成为我们的苦口良药。
张耀杰，南方都市报
严复对清廷的期待与绝望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
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
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惟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
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
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
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 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 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许多观 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 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总显得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 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 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 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 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惟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 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 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惟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 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 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 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 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 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 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 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 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 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 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 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 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摄政王天真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 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 君宪成为历史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 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 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 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 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 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 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 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遗害全体中 国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 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 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 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 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 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
马勇，作者博客 |
八十年前胡适教导大学毕业生如何防止堕落
核心提示：胡适提出有三种“防身的药方”：“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去研究，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要有一点信心。
 文章开门见山说：“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 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破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所以“在这个国难最紧 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需要指出的是，这时距“九一八事变”还不到一年，因此有“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等字样。 紧接着，文章对应届毕业生的出路进行了分析。胡适说：“你们毕业以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 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应该警惕的是，你们无论走哪一条道，都有可能堕落！ 胡适认为，堕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关于前者，是因为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尽管 会感到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但仍然可以“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至于后者，是大学生最初进 入这个冷酷的社会以后，会发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从而产生悲观和失望。于是，当初那些高尚的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便会很快消失。这样一 来，他们不是在现实面前丢盔弃甲，就是成了恶势力的俘虏。于是，他们就会以为当初那些理想、热诚和勇气，“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他就会 放弃美好理想和人生追求，心甘情愿地做现实社会的顺民。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堕落呢？胡适提出有三种“防身的药方”劝大家试试。 第一个“药方”是“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去研究。为什么要研究一两个问题呢？胡适指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都是因为 要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因此，同学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如果没有一两个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追求学问的热情。相反，“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 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 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可 见，一个人只要有问题意识，他的人生就会丰富多彩，就有价值，就不会堕落。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在深刻中不乏幽默。 第二个“药方”是“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胡适指出，离开学校以后，大家都要找一个“吃饭的职业”。如果这个职业与你的兴趣爱好相距甚远，那么所 谓“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所以，为糊口而从事某种违背个人兴趣的工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 趣与活动。”这样一来，你在业余时间所干的事情就特别重要。胡适还说：一个人的前途往往取决于他对业余时间的利用。如果在业余时间去打麻将，那就可能成为 一个赌徒；如果在业余时间为社会服务，那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如果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那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第三个“药方”是要有一点信心。在这方面，胡适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因此，“在 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谁还奢谈什么自信？但是胡适认为，这也正是我们要培养信心的时候。因为只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得救。此外他还说：佛典 里有一句话叫“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丢掉的意思，因此我们也应该有“功不唐捐”的自信。仔细阅读胡适的著述，经常会看到“功不唐捐”四个字。这与他 “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理念完全一致。 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胡适极富感情地对大家说：“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这其实也是胡适对每一个人的忠告。 |
智效民，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07-10第AA29版，原题：如何才能避免堕落？胡适谈大学毕业 |
24岁的博古为何由学生党员一跃成为中共总书记？
核心提示：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学革命理论的。从1927年初到当年9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他就因为俄文好，从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1929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1930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俄国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大约三年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天资聪颖，接受力强，领悟快，时间不多，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二十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人人都说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1929年回国后也不过就给了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与米夫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博古赶上的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且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博古赶上的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年3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王、周撤走前与远东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国不久、顾顺章等人不大认得的留苏学生组成一个“临时中央”维持工作。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是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后来有过各部联席会议暂时维持，又曾设立过一个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工作，最后还是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这个说法应属可信。何况王明对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
不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十五岁，刘少奇、康生大他九岁，张闻天大他七岁，黄平大他六岁，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摘自《革命》，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革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打三反”反思
四十年前，即1970年的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970】3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文件的主要内容在一、二、五条“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二、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1970】5号文件和6号文件：《关于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5号文件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伙同暗藏在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财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谋取暴利。《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反对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非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
这三个文件被官方概括为“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文革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打三反”运动即由此得名。
请看这场运动的赫赫“战果”——
从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48万多名。（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周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第330页）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
北京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南京马列小组的组织者查金华，以及为他鸣不平的陈卓然；厦门书写“反动标语”的侨生洪沧海；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白沙县某团女医生官明华；上海静安区“破坏样板戏”的谈元泉；兰州甘肃师范大学反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老教授张师亮；南昌反对个人迷信的青年吴晓飞……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极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49—650页）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据文革研究学者丁抒先生的调查统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数字应该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丁抒《文革死亡人数一家之言》）
官史和官方文件中对陕西的“一打三反”的情况鲜有提及，笔者不揣固陋，补述如下——
1970年2月10日，中共西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3、5、6号中央文件，对“一打三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截至3月底，全市共检举、揭发各种问题15万余件，涉及42000多人。许多单位出现乱揭发、乱揪斗，甚至制造假案，诬陷好人。不少单位把原有的专政对象，不管有无破坏活动，一律拉出来批斗。有的单位揪住一些人小偷小摸、男女关系等问题不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被随便抄家，追查银行存款，采取隔离措施，甚至刑讯逼供。运动开始仅2个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杀（死亡125人）。
第二阶段是开展大批判。各系统、各单位普遍举行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开展大批判、小评论，揭批所谓“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在大批判中，工厂着重批判所谓“贪大求洋、爬行主义、物质刺激和技术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农村重点批判所谓“重副轻农、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干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生产、科研受到影响。城乡批判所谓“管、卡、压”之后，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
第三阶段是定案处理。到1970年底，全市共清查出被认定有政治问题的7451人，其中所谓集团案33起；有经济问题的18875人，计金额659万余元，粮食（含粮票额）70万公斤，布票额9000余米。定案处理时，587人受到刑事处罚。这场运动，虽查处了一些应处理的人和事，但在左倾思想指导和派性干扰下，又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西安市志政治军事卷》，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73页）
原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不满，对1957年至文革期间的一些方针、政策进行议论，1970年3月被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原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仅因为保存部分名人字画及自己创作的写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保存黑画、利用黑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由，按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在西安交通大学，2月16日至21日，学校举办校、系两级干部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学习班。27日，全校召开了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动员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做动员，说这次“三、五、六”运动是“清队”的继续。随后，各单位又纷纷举行群众学习班，运动进入“四大”（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三批”（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作风）。1969年刚刚结束紧张的“清理阶级队伍”，经过短短的时间，恐怖、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又笼罩整个学校。4月初，工、军宣队举办“三、五、六”学习班，全校职员1350多人被按联队编制，集中起来住进几栋楼房，限制教工自由，划定活动范围，不得随便离开，星期日也不能休息，一般不准请假（《西安交通大学文革大事记》，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4月1日，全校集中举办“三、五、六”学习班开学。军宣队负责人做了总动员。在这之前，3月31日，学习班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尽管“清队”已搞了两年多，后果极为严重，但此时的军宣队负责人仍说：“交大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隐藏了一个很深的特务集团”，“潜伏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什么“叛国通敌者有之”、“盗窃机密者有之”、“刺探军情者有之”、“杀人行凶者有之“、”反攻倒算者有之”等等，把交大的敌情和政治情况说得非常严重。在4月8日的连长、指导员会上，军宣队负责人还说：我们手中还缺乏突破口的对象，要求各连加紧准备，选好口子，并说敌人挖出多少，是衡量学习班是否办得好的标志之一。
学习班开学后，领导小组决定，从抓盗窃机密搞起，确定抓三名教师（其中一名是精神病患者）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4月16日，学校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宣布拘留了两名教师。其中一名教师，早在1968年10月的“清队”时，只因他以前曾与一些同事谈论反右、大跃进、知识分子政策、文革等问题，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而加以审查、隔离、抄家。这次运动开始，他又被作为突破口之一，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后于1972年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无辜被关押8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才宣布无罪释放。另一位教师，任教机械系，是因所谓“盗窃机密”被拘留，并在拘留前就被隔离，进行突击审讯，诱逼其承认所谓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6月，碑林分区结论“教育释放”，分局通知接人，但校军宣队负责人却以配合运动为由，一直拖到12月才将他接回学校。
4月16日大会后，全校掀起了一个以反对盗窃机密为中心的揭发、批判高潮。各连队纷纷召开揭发批斗所谓重点人的大会。一些教师被怀疑为所谓“国际间谍”、“现行反革命”，惨遭迫害。在整个“三、五、六”学习班期间，仅短短几个月，又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其中错定现行反革命35人，错定反革命集团多起，6人被迫自杀致死，13人被无辜送司法机关拘捕。许多教工在“三、五、六”运动中，再次受害遭难。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以上所述，只是陕西“一打三反”的冰山一角。
这场发端于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极权政府发动的又一场大规模以言论思想迫害民众的政治运动，在这样一场遍及神州大地的红色恐怖中，多少如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被处以极刑，而更多的失去生命的无辜者，则是因呼错口号，或无意中损坏了毛的画像。直至今天，在各地官修史书上，“一打三反”中的死亡人数仍未公开。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对这一段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取决于来自民间的记录。我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拿起笔来，写下当年的所见所闻，写下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号：“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研究进行到底”。
一打三反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
一背宝剑
将受刑者右手从右肩反向背后，左手往背后反上，然后用铐子将双手铐住，三天三夜不松铐，饭倒在地上用舌舐，舐不净即遭打，连屙屎、屙尿、睡觉都不松铐。受刑者有伍星雄等。
二紧箍咒
先将粗麻绳在受刑者头上反复缠上几圈，后将绳头两端捆住一根木棒，执刑者手握木棒上下旋转，使套在脑袋上的麻绳越转越紧，顿时头昏脑涨，眼睛发黑，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立即昏死。受刑者有曾早生等。
三坐轰炸机
将受刑者双手反捆悬空而吊，在他脖子上挂一个箩筐，再往箩筐中放砖头，而且逐步加多，使之如轰炸机状，并将受刑者推拉幌荡。受刑者有邓裕耀等。
四筷子夹手指
将受刑者的一只手掌插入竹筒，然后往空隙处加插筷子，越插越多，插不进就用铁锤敲打筷子，使之往里硬挤，手指被挤压得骨痛肉麻，全身发颤，汗流如雨。受刑者有皮春媚等。
五吊半边猪
将受刑者的一个大姆指和一个大脚指分别用麻绳捆绑，然后将绳头合拢悬空上吊，边吊边打，时间长了，手脚指往往被吊断，形成终身残废。受刑者有唐汉春等。
六抬杠子
先将受刑者打倒在地，然后用绳索将其双手双脚捆绑好，再用木（竹）棒从捆牢的脚手中穿过，由两人抬起棒子的两端上下摆动或来回走动，然后连人和杠子一并重重的摔在地上，受刑者全身骨头象散了架子一样，久久昏死。受刑者有胡英祥等。
七雷公尖
先让受刑者将手掌伸直，用麻绳将五个手指扎紧，再用槌子敲打木尖，使木尖硬生生地从指缝中挤过去，俗谓十指连肝心，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郑仲翔等。
八四马分尸
将受刑者打倒在地，用四根绳索分别将其双手双脚捆紧，由四个人站在四个不同的方向捏住绳头，使力拖拉，只拉得受刑者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受此刑的有粟匡国等。
九金线吊葫芦
用一根麻绳将受刑者的大姆指扎牢，悬空上吊。由于一个姆指承担不了全身的重量，致使手指吊断或皮肉剥落。受此刑的有胡祥等。
十拖泥船
将受刑者反手捆绑，俯躺在地，然后再用绳子绑住其双臂，由执刑者拉住绳头，来回拖动，象拖泥船一祥在地上磨擦，使之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受此刑者有邓云卿等。
十一坐喷气式飞机
先将受刑者双脚捆在一起，然后将双手向后反绑，再在脖子上套一根索子与反手捆绑的绳索子相连接，随即脸向下背向上悬空上吊，还要在背上加放土砖一至两个，或层层加码，受刑者立即骨折筋断，眼鼓舌伸，当场昏死。受此刑者有周维精等。
十二冲碓
让受刑者跪地，将其双手反绑，并与双脚捆在一起，全身成了弧形，然后将绳索一拉一放，使之前后上下摆动，额头碰地冬冬作响，就象旧时冲碓一祥，执行者哈哈大笑，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杨远栋等。
十三吊头发
将女受刑者的头发扎在绳子之上，然后悬空上吊，使头发因承受不了全身的重量而连头皮一并剥脱，鲜血直流，人被昏死，惨不忍睹。受此刑的有简剪肖等。
十四人上吊人
先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悬空而吊，然斥将其双脚并拢捆紧，脚下留一小圈，圈内横插一木棒，执刑者采在木棒上任一摆动，受刑者无力承受，当场昏死。受此刑者有杨理智等。
十五坐快活凳
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并上牵引至后脖，然后将反绑的双手套入一条竖立的长凳上，随后对竖立的长板凳猛踢一脚，凳子落地平立，受刑者遭此猛烈震动，肝肠寸断。受刑者有刘千云等。
十六陪斩
县大米厂老工人、共产党员谢长发在“一打三反”中被诬为“大老虎”，死不认罪，正好县里枪决反革命犯刘吉生，便趁机将谢五花大绑，与死刑犯同车同跪，枪响后，谢形同死色，神智不清，从此一蹶不振。
十七吊秋千
受刑者反手捆绑至后脖，然后悬空上吊，执行者将他来回推拉，使之象打秋千一样前后幌动不已，上吊者惨不忍睹，行刑者却哈哈大笑。受罪的有李东元等。
十八蛤蟆呷水
受刑者跪地，双手向后反搏，脖子上再挂上一快64斤重的大杂木板，执刑者将其头部一下一下往下按，木板也跟着一下一下往前移，于是出现了蛤蟆喝水的祥子，受刑者的脖子被撑得稀烂。受刑者有蒋子正等。
十九拔河
先将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再在双手臂上各套一根绳索，由执刑者二人站左右两边，分头象拔河一样紧拉不舍，硬将其两只胳膊拉得重叠在一起，结果轻者脱臼，重者骨折。受刑者有蒋顺甫等。
二十过软桥
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推倒在地，呈俯卧状，让执刑者数人在其身上背上采来采去，象过软桥一样。受刑者肋骨脊骨被采断，并且屎尿直流。蒋顺甫等遭此刑法。
二十一人造拱桥
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行刑者从后用膝盖力顶其腰，双手抓其双肩，使力后扮，另一执刑者将其头用力往后脚跟上按，成拱桥状。马文卿等受此酷刑。
二十二挂灯笼
将受刑者双手捆绑，悬空上吊，再在其脚上吊土砖，状如灯笼，受此刑者有陈介之等。
二十三踢足球
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至后脖跪地，执刑者以其为中心围成一圈，然后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对受刑者象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踢得他死去活来。受刑者有王涛等。
二十四岩鹰呷食
受刑者跪地，双手臂平衡伸开与肩平，用一根两米长的木棒横放后肩，再用绳索将双手臂捆绑在木棒上，然后在他的前胸和肚腹上大施拳脚，使其头不住的往下点，就象岩鹰吃食一样。受刑者有邓先福等。
二十五犀牛望月
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执刑者一手捏其鼻孔，一手端其下颌，用力后扮，使其成仰头望天之势，而且头越按越下，鼻孔不能出气，脖颈和腰子被扭得嘎嘎响。受刑者有王克俊等。
二十六反手吊土砖
将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又从脖子上套一根绳子与绑手的绳索相连接紧拉，把双手拉至脖颈，然后再在绳索上吊土砖，一直加到五个，计重150斤，人被吊得屙血而死。受刑者有邓云桥等。
二十七栽跟斗
受刑者被反手捆绑至后颈跪地，执刑者从背后用脚猛踢，使其象栽跟斗一样栽了过去，又用脚踢，让他再倒过来，如此反复不断，受刑者被栽得头破血流。受刑者有邓成铭等。
二十八推磨
将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跪地，再将一根木棒从背手之间往下插抵地，执刑者一人扶住木棒不动作轴心，其余的行刑者硬推着他转园圈象推磨一祥，如此反复推磨，受刑者手、腿、背被磨得血肉模糊。受刑者有蒋顺甫等。
二十九跪刑
1、跪刺猬皮：该皮有针如钢，强迫受刑者光膝跪上，还要在双肩上加压，使其越刺越深，刺入骨髓；
2、跪凳：让受刑者跪在木凳上，然后猛然将木凳踢倒将其重重的摔倒在地；
3、跪柘木刺棒；
4、跪碎瓷瓦片和玻璃碴子；
5、跪碎砖头；
受此数种跪刑的有邓初艮、刘根柱等不计其数。
三十火烧眉毛
受刑者反手被绑，跪在板凳上，执刑者用打火机打火，烧他的眉毛、胡须，脸、鼻、下巴被烧焦烧烂。受此刑的有朱得喜等。
三十一打排球
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打手在他的周围形成园圈，然后将受刑者象打排球一样推来推去。受刑者有曾重元等。
三十二人造天花
将受刑者的衣服强行脱光，然后，打手们用手或别的刑具在他身上乱打、乱扎、乱抓，使其全身又青又紫，象天花一样遍体淤伤。受刑者有谢武邵等。
三十三压面
受刑者面地俯卧，手脚被捆绑，再将一根六寸围的木棒横放在他的背上，执刑者分别在木棒两端用力（也有坐人的），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只压得他骨碎筋断，屎尿直流。受刑者有杨远栋等。
三十四碰壁
抓住受刑者的头发，将其头部在墙壁上乱撞乱碰，只碰得他头破血流，形成严重脑震荡。受刑者有王球等。
三十五扮手指
让受刑者手掌向上，手背紧贴桌面边沿，行刑者一手将其手掌按住不放，另一手向下猛扮其手指，使之皮绽骨折，甚至变成残废。受刑者有朱笃品等。
三十六打刑
一、拳打、脚踢、抽耳光；
二、用铁丝、皮鞭、三角皮带猛抽；
三、用布鞋底、皮鞋、铁钉鞋掌嘴；
四、用木棒、竹鞭、扁坦等物在全身乱打。挨以上毒打者不计其数。
三十七挂灵活牌
一、挂木板牌子加青砖。首先在受刑者脖子上用细铁丝吊一块六十三斤重的杂木板子。板子上再吊四个青砖。另两人在其左右两旁将木板来回拉锯一样推动，铁丝即刻扎进皮肉。出现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痕。受刑的有朱得喜等。
二、将几十斤重的杂木板子用麻绳挂在受刑者耳根上。受刑者耳根如刀割。
三、将受刑者脖子上挂一个箩筐。箩筐中间放煤灶心十多个。而箩筐正面又用纸糊成纸牌状。上面写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表面上看去活象一张纸牌。受刑的有陈远魁等。
三十八划地为牢
首先在地上划一小圆圈，要受刑者站在其中，看守者则轮流换班在旁监视。若受刑者脚手伸出圈外，即遭毒打。脚手浮肿直到昏死。受刑者有康杏喜等。
三十九空中罚站
先在桌面上放一条凳子，然后要受刑者用一只脚站在凳上。另一只脚悬空。单腿长久站立，持续时间越长越好，受刑者多次摔倒在地｜，痛苦难堪。受刑的有胡松江等。
四十舐痰
受刑者在遭受种种酷刑后屈打成招，尔后又矢口否认，于是刑罚再次加码，让受刑者舔吃自己吐地的浓痰。白仓公社食品站职工莫万秋就受到把浓痰舔尽的酷刑，前后折磨了七个多月，被逼疯自尽。
白磊（本文写于2010年）
毛泽东为何“三大”进中央局：因得共产国际代表欣赏
核心提示：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杨奎松，摘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性博士”张竞生何以躲过文革之祸
张竞生不仅是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忏悔录》的第一位中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
“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
——张竞生翻译的《忏悔录》第三版序文
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张竞生无疑是三人中受到攻讦和误解最多的。然而，在文革中，曾让张竞生“名声大噪”的《性史》，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他在台上被批斗时，台下的张氏宗亲就集体叫：“不是这样的。”
1912年，24岁的张竞生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为官费生，被选派到法国留学。赴法前，他由原名改名张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此一改名也预示了他此后人生的诸多坎坷。
张竞生1888年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大榕铺村。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
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就读时，因为带头剪辫子和闹学潮被开除，后来在革命党人推荐下，前往新加坡见孙中山先生。此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并接触当时的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汪谋刺摄政王被捕后，张竞生曾参与营救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写信给孙中山，推荐张竞生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一代“文妖”
张竞生1919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上书建议实行避孕，结果被子女成群的陈炯明斥为“神经病”。
时过80多年，张竞生的次子张超谈起这件事仍唏嘘不已。“现在想起来，陈炯明说他是‘神经病’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陈这个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武夫，他还是有文化的，他的诗词还是很好的，但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代表。这件事很形象地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我父亲要宣扬西方的一些理念，人又生活在东方，这是一个现实困境。”
张竞生在1921年10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直到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他才离开北大。在此期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宣扬由科学与哲学组成的“美的人生观”和他的美学思想。
张竞生的“榜样”是法国的浪漫派，他在书中提出，要成立“游历队”，认为全国成年男女每年都去游历是种权利和义务。张超说：“父亲不是标新立异，他是从哲学的角度，觉得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即便他的理念不能实现他也要提倡，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他的美学理念，追求‘艺术的人生’。”
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事也发生在此时期。1926年初，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个人“性史”。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出版。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
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称该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天津市警察局和全国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重压之下，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势恶化已难扭转，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性史》四处泛滥。张超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香港还买到过一本《性史（第18集）》，“这么多的盗版，最后就把书的本来面貌搞得面目全非。”
张竞生因《性史》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他与公开主张在教室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认可他的人，极为稀少。鲁迅先生虽然很佩服张竞生的“伟论”，却也认为：“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看后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然而持此种看法的人，在彼时中国寥寥无几。
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后，张竞生离开北大南下上海，先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与潮商合作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发行“美的从书”、“性育丛谈”等，因受当局查抄迫害，仅半年就被迫停刊关门。张竞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此间发生的事：“曾有七八次，都由检察长起诉美的书店所出的性学是‘淫书’”。后来书店关门，张竞生到杭州避暑，又被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幸得友人相助后保释出狱。
寂然余生
1929年张竞生再赴法国。他译出卢梭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人。
再往后，张竞生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饶平家乡。从法国回来后，张竞生在饶平主持修公路、办苗圃、建学校，投入乡村建设并在广州任省参议以及经济委员等闲职。这期间他深入农村做经济调查，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张竞生出任饶平县生产会主任委员。随后土改开始了。张超说：“当时广东有个保护政策，就是把曾经支持过地下党的人士调到广州安置起来，1951年初，父亲奉调到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如果他还待在饶平的话，肯定会被枪毙的——1952年，因为成分是地主，我叔叔就在土改中被枪毙了。母亲当时常给我们讲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土改中的很多事让她非常沉痛，她在1952年春天自杀了。”调到广州的张竞生也并非完全离开了危险。张超说：“1952年时，饶平县有一份材料举报到广东省方面，说我父亲在饶平修公路时打死过人。这份材料经过时任粤东行署主任的林美南，这个人曾经在我父亲修公路时被聘为技师。林美南看到举报材料就压下了，说他很清楚，没有这回事。不然我父亲肯定要被枪毙了，听说公安局的布告都准备好了。”
1953年起，张竞生开始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这期间撰有《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爱的旋涡》等自传性随笔文集，并在香港、新加坡出版。“写这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农会要我家交出2000石谷子，父亲需要多赚些稿费”，张超说。
张超回忆说，张竞生对政治的东西不感兴趣，省文史馆可以请假，他就避在家里，不参加讨论，也没有参加鸣放。到1984年落实政策时，张超才得知当时父亲是“内定中右”。
1960年，张竞生从广州申请回饶平居住，志在兴办华侨农场而未果。在饶平，他先是被安排住在县城的华侨旅社，后来旅社改造，就自己租房子住。
文革开始了，“父亲作为‘牛鬼蛇神’蹲了三个月的牛棚，还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文人’，被批斗、游街”，张超说。“父亲在游街时，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跟着。当时在饶平县浮山镇的批斗已经打死了7个人，父亲以前在乡间做过修公路、办农校等很多实事，批斗他时有许多张氏宗亲参加，台上一开始批斗，台下的张氏宗亲就集体叫：‘不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出现‘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两个解放军战士在旁边，防止我父亲被打死。”
曾让张竞生“名声大噪”的《性史》，在文革中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人家找他的毛病，大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修公路时‘打死过人’”，张超说，对于张竞生的著作，乡间其实了解的并不多。至于张竞生被打成“反动文人”，张超说，当时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被批斗时大多都是“反动文人”。“要说他‘反动’，他倒是的确很‘反动’的，比如他尊崇的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人家就是没挑到他这个毛病”，张超说。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进行战备疏散，张竞生被遣送到厂埔村。这是饶平樟溪镇的一个偏僻山村，“当时有几个姓张的村要他去，但是人家不让他去，担心他会得到照顾。在村里他一个人住公社安排的一间小屋内。那里有一个也是姓张的女子，是嫁到厂埔的，和我父亲同辈分，天天给他送饭。1970年6月18日，她送饭时敲门没人开，还以为人在里面睡着了，推开门发现，父亲已经突患脑溢血去世了”，张超说。
张竞生在下放到偏僻山村后，“当时我和弟弟不能自由活动去看望他。他去世后，当地人告诉我，每天早上他就朝着太阳的方向散步，‘迎太阳’，然后到山溪洗澡，在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就向西散步，因为傍晚的太阳在西方，‘送太阳’”，张超说。
张竞生去世时身边没有家人，就葬在厂埔村外的一个小山头上。1980年，张超和家人和把父亲移葬到故乡大榕铺村，1984年落实政策后，才立墓碑。
一生被曲解的人
从饶平县位于海滨的县城黄冈镇北行约半小时，就到了张竞生的故乡大榕铺村。村口立有一碑，上刻“张竞生博士故乡”几个字。碑旁，是1933年张竞生主持修建的从三饶镇（时饶平县城）直通大海的钱饶公路。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这条公路已十分破旧，但仍不时有车辆路过。当地村民说，现在从饶平浮滨镇一带去海边的钱东镇，走这条路仍是捷径。
入村前，大榕铺村党支部书记张小寒先带记者参观了张竞生墓。墓地位于进村公路的旁边，沿着长满杂草的石阶走上十多米，就到了墓地边上，墓碑前放着一束已经枯萎的野花。张小寒说，几天前广州一位教授曾带其研究生来此，此花即为他们所献。
村外一片面积约10亩的地方曾是20世纪三十年代张竞生归乡后居住的旧寨园。2005年，广东省有关方面拨款在这里重修了张竞生故居，但无专人管理，居室内空无一物，室外长满了荒草。故居旁有一间陈列室，放置着关于张竞生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其生前衣物，平时亦无专人看管。有人来参观，张小寒就把陈列室门锁打开。张小寒说，平时来此参观的人“并不算少”，平均每两天就有人来参观，主要是一些潮州同乡和知识分子。
大榕铺村孩子们读书的地方——维新小学由张竞生在1936年主持创建，校门处刻着张竞生写下的校训：“凡事认真做，苦心做快做”。张小寒指着校园旁的几棵橄榄树说，那就是张竞生当年种下的。在距离大榕铺村不远的饶平五中，即张竞生创建的农校旧址，校园内有一棵青翠的相思柳，是当年张竞生亲手栽种。
在大榕铺村一带，“张博士”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每一个村民都能讲出和张竞生有关的故事。在饶平五中旁拉客的摩的司机张平有说：“张博士啊，他有7个国家送的一把手枪，受7个国家保护，他还有7个国家送的一根拐杖”。在大榕铺村旁的浮山镇开店的一名妇女说起这根拐杖：“张博士修路时，一个妇女背着孩子过来，问：‘哪个是张博士？修路不能占我们家的地’，张博士就让她把孩子放下，然后举拐杖就打……”
张小寒说，这些说法在当地很有代表性，村民记住的，都是张竞生在家乡做的实事，比如修公路、办学校、修苗圃，对于张竞生的学术方面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人物”。在村里张竞生的出生地——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张小寒说，按照村里流传的说法，张竞生出生时，这房子是通屋发亮；在张竞生出生前，有人在此屋后山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念书，张竞生出生后，念书的小孩就不见了。
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张竞生文集》，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张竞生作品。张竞生的饶平同乡、现在广东省社科院任职的江中孝在该文集序言中说，张竞生是“盖棺已久而论未定”，当时《张竞生文集》的另一篇序文将张竞生称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时至今日，江中孝认为，现在说张竞生是“失踪者”已不太合适，现在对于张竞生的“炒作”已经多了起来，但是对其理解尚存在偏差和功用性的“拔高”。“不能太从实用性的角度解读张竞生，重要的是张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不一定非要实行，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对美的追求”，江中孝说。他宣扬“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期望极美好的人生和社会；他出《性史》，启发国人“美的性欲”；他倡议城市的乡村化，乡村的城市化，但是从核心角度来说，张竞生应该是一位社会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名有着鲜明个性和蓬勃生命力的人。真性情的他，一生都执着地要将他的以美育为核心的乌托邦实践于人性蒙昧千年的中国社会。
但是，张竞生“热烈的愿望注定只能落下萧索悲凉的结局”。目前准备出版《张竞生评传》的广东作家张培忠说，张竞生绝不仅仅是出了《性史》的张竞生，他有着系统性的美学观和社会思想，首先应该将他看作一位哲学家，其次，他还是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张超先生作为张竞生的后人，也一再表示应该将张竞生看作一名哲学家。在张超看来，不能以过于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张竞生和他提出的东西。
江中孝说，今天我们再来看张竞生，比“我们需要张竞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具有容纳张竞生的基础。他是做学问的，“不妨他极端些”，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要容得下一些看来“怪异”的想法和做法。
何书彬，《看历史》
2012年10月29日 星期一
記述特別法庭審判的書籍，都是現代版“曾參殺人”
《新史記》于鵬飛 杜鵑
（五）斷章取義，罪加一等
例如將反對“文革”的林彪和擁護“文革”的江青兩個在黨內對立、倒台時間相距五年的集團作為“共犯”，統統冠之“反革命”，說他們在“謀取個人利益是同夥，分贓不均時又有矛盾”（《名義審判》，P.178），混淆是非，攪亂視聽，篡改歷史真相。
又如將黨內路線鬥爭和“刑事犯罪”二者混為一談，將黨內“打倒”升級成了法律“打倒”，上綱上線，改變事物原有的性質。
（六）司法獨立是假，中央審判是真
司法獨立是司法審判得以公正準確地進行的體制保證和重要的司法原則。在審判中，黨的組織的指導意見唯上，公檢法的一切行為都經黨組織的過問、指導、批准，絕非獨立辦案。例如“在特別法庭時，對於重大的案件上面有江華院長、彭真同志，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可以匯報”（《名義判決》，P.198）；處理“四人幫”上海餘黨時“中共上海市委順應民心，並報請中央批准，決定對這夥作惡多端的餘黨進行公審”（同上，P.207）；因馬天水患有精神疾病，“後來我們按照法律規定，給市委如實打了報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訴書》中揭露其罪行，暫緩對其進行起訴”（同上，P2.15），等等。
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代表國家的權威，《名義判決》的書名也是“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作者更是因為“我們辦的是國案”而自豪（P.228），可惜名義就是名義，沒有實質——在中國，黨中央把持一切，無論誰已司空見慣。
例如1979年時筆者就耳聞中央要審黃、吳、李、邱的傳聞以及他們各自的刑期，後來果然真如此，並非是“罪刑法定”。
例如當時律師隊伍剛剛恢復，很多公檢法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也很欠缺，關於給自己辯護的人選，王維國首先提出讓親戚為自己辯護，答曰：牽涉到軍事機密，非軍人不行。王又提出讓兒子王大章辯護，並且解釋他當兵剛剛復員；回答還是“不行”，必須是軍人或指定的律師。律師杭華就出現在王維國眼前。王很懷疑杭華是被安排來並和法庭串通好了的，他後來跟兒子說：這個律師是真的還是假的？還不如我懂法律，最少也是個二百五。
杭華和王維國一見面就搞砸了，他一上來就質問王維國：你怎麼搞的，還像給皇帝選美一樣幫林立果找那麼多女孩子？你是八人小組的領導，你可以管他們的嘛！王維國聽了很反感：你說的這件事不在起訴書的範圍之內，你到底是向著誰說話？！第二件事——他告訴王維國：對你的審判是一審終審，不能上訴。王維國心存疑問，查清了自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判決後是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的。所以第二次杭華再講到這個問題時，王指出了他的謬誤，後來杭華為此道了歉。
杭華在法庭上的表現更令王維國不滿。他辯護的第一點是：王維國不知道《“571”工程紀要》，所以不能算“主犯”。
王維國認為這條等於沒說，甚至不該說，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主犯十名，都在（北京的）特別法庭審理，（沒將我放在那裏，說明）我本來就不是主犯”。
第二點，三國四方會議召開時《“571”工程紀要》尚未出台，所以王維國不能算參與了政變。
第三點，“八人小組”是林立果直接領導的，王維國沒有參與；“八人小組”的“罪行”比王維國重。
杭華的辯護意見一經闡述，就馬上遭到公訴人的駁斥，他便不再吭聲。然後法庭照例問他：還有別的意見嗎？杭就說：沒有了。於是這個問題就算結束了，根本沒有“辯”。
由於整體辦案的水平很低，準備不足，庭審王維國時甚至發生了公訴人自相矛盾的情況——上次被他們肯定了的事情，到了下次又被他們否定了。王維國向他們指出：“上次你們是那麼說的，這回怎麼又這樣說了？總政怎麼派你們兩個人來當公訴人？看來你們那個總政主任也是個糊塗蛋！”王維國心想既然要被判刑，反正是豁出去了，圖了一時痛快，誰知總政主任當時就在隔壁看實況，這些挖苦話肯定都被他聽見了——性格有時真能決定命運。
參加1970年廬山會議的上海市代表合影。前排四人左起：王秀珍、徐景賢、王維國、張春橋。（作者提供）
另外，擔任審判領導職務的人也多在“文革”期間受過迫害，這意味著國家最高級別的審判是一場外行的秀，意味著法律規定的迴避制度形同虛設。
例如對“四人幫”餘黨的審理工作就是根據特別法庭的經驗，自“1980年12月22日開始，從市公安局、檢察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抽調了140多名幹部，組成了聯合辦公室”，“當時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的聯合辦公室”先後在興國賓館、衡山飯店、大滬飯店辦公（《名義判決》，P.209），便於對案情互相討論，互相商量，完全置《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檢法辦案時應當互相分工、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原則於不顧。
例子不勝枚舉，俯拾皆是，就像《名義判決》作者所承認的“社會主義法制是建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P.202）。執政黨缺乏科學的治國理念與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運動情結，整個二十世紀，我們有太多的社會問題是試圖通過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的，先是有頻繁的政治運動，在依法治國的年代又有了運動執法。當年特別法庭的浩大場面，無疑就是一次運動執法的典範，正如當時外電評論特別法庭審判為“政治京戲”一樣，法庭沿用的是共產黨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在中央蘇區倡導過的——“專政機關為核心，以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為基礎”的“人民訴訟”的審判形式。
之後，參加了審判工作的圖們、高德明，與軍旅作家肖思科以及參與過審判的人一起，以推波助瀾的手法寫了不少反映“913”事件、反映特別法庭審判的文章和書籍，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成了現代版的“曾參殺人”。
林彪從什麼時候起算是“反革命”？什麼是“反黨集團”？這些疑問從來沒有一個黨紀規定和法律界定加以明確，中央文件沒有劃出這條界線，專案組沒有答案，特別法庭也沒有結論。王維國被審時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他參與了“兩謀”，但在無限延伸，懷疑一切，變本加厲、上綱上線等極左手法下，令他第一次領教了什麼叫百口莫辯。
例如法庭怒斥王維國與陳勵耘的“團結問題為什麼不通過組織上解決”？
例如拋開“找對象”的真相去解釋《入組須知》。從判決書“為武裝政變直接服務”的定論來看，就形成了——找人小組為林立果服務——林立果想搞政變——找人小組即是為林立果政變服務——王維國是小組成員的行政上級——王維國即是領導小組參與了政變——這樣一個荒唐的邏輯。
例如《名義判決》的作者先是把王維國擔任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之事，說成是“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王維國等人帶領一夥人對上海市的公檢法機關實行了軍管”；後面又引用江騰蛟的口供，把王維國和兩謀捆綁在一起，“有什麼證據能說明王維國是林彪的死黨呢？據我參加特別法庭審判十名主犯之一的江騰蛟所交待，這個王維國就是他們與林立果一同商量，政變在上海動手殺害毛澤東主席的具體執行人，其中安排了三套方案。一套就是讓王維國帶上手槍，趁毛主席接見的時候動手”（《名義判決》P.178）。到底是林、江設想讓王去行刺，還是王銜命而去但未遂？均未交代清楚，就像用一個“屎盆子”扣了無數回。（《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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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斷章取義，罪加一等
例如將反對“文革”的林彪和擁護“文革”的江青兩個在黨內對立、倒台時間相距五年的集團作為“共犯”，統統冠之“反革命”，說他們在“謀取個人利益是同夥，分贓不均時又有矛盾”（《名義審判》，P.178），混淆是非，攪亂視聽，篡改歷史真相。
又如將黨內路線鬥爭和“刑事犯罪”二者混為一談，將黨內“打倒”升級成了法律“打倒”，上綱上線，改變事物原有的性質。
（六）司法獨立是假，中央審判是真
司法獨立是司法審判得以公正準確地進行的體制保證和重要的司法原則。在審判中，黨的組織的指導意見唯上，公檢法的一切行為都經黨組織的過問、指導、批准，絕非獨立辦案。例如“在特別法庭時，對於重大的案件上面有江華院長、彭真同志，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可以匯報”（《名義判決》，P.198）；處理“四人幫”上海餘黨時“中共上海市委順應民心，並報請中央批准，決定對這夥作惡多端的餘黨進行公審”（同上，P.207）；因馬天水患有精神疾病，“後來我們按照法律規定，給市委如實打了報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訴書》中揭露其罪行，暫緩對其進行起訴”（同上，P2.15），等等。
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代表國家的權威，《名義判決》的書名也是“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作者更是因為“我們辦的是國案”而自豪（P.228），可惜名義就是名義，沒有實質——在中國，黨中央把持一切，無論誰已司空見慣。
例如1979年時筆者就耳聞中央要審黃、吳、李、邱的傳聞以及他們各自的刑期，後來果然真如此，並非是“罪刑法定”。
例如當時律師隊伍剛剛恢復，很多公檢法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也很欠缺，關於給自己辯護的人選，王維國首先提出讓親戚為自己辯護，答曰：牽涉到軍事機密，非軍人不行。王又提出讓兒子王大章辯護，並且解釋他當兵剛剛復員；回答還是“不行”，必須是軍人或指定的律師。律師杭華就出現在王維國眼前。王很懷疑杭華是被安排來並和法庭串通好了的，他後來跟兒子說：這個律師是真的還是假的？還不如我懂法律，最少也是個二百五。
杭華和王維國一見面就搞砸了，他一上來就質問王維國：你怎麼搞的，還像給皇帝選美一樣幫林立果找那麼多女孩子？你是八人小組的領導，你可以管他們的嘛！王維國聽了很反感：你說的這件事不在起訴書的範圍之內，你到底是向著誰說話？！第二件事——他告訴王維國：對你的審判是一審終審，不能上訴。王維國心存疑問，查清了自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判決後是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的。所以第二次杭華再講到這個問題時，王指出了他的謬誤，後來杭華為此道了歉。
杭華在法庭上的表現更令王維國不滿。他辯護的第一點是：王維國不知道《“571”工程紀要》，所以不能算“主犯”。
王維國認為這條等於沒說，甚至不該說，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主犯十名，都在（北京的）特別法庭審理，（沒將我放在那裏，說明）我本來就不是主犯”。
第二點，三國四方會議召開時《“571”工程紀要》尚未出台，所以王維國不能算參與了政變。
第三點，“八人小組”是林立果直接領導的，王維國沒有參與；“八人小組”的“罪行”比王維國重。
杭華的辯護意見一經闡述，就馬上遭到公訴人的駁斥，他便不再吭聲。然後法庭照例問他：還有別的意見嗎？杭就說：沒有了。於是這個問題就算結束了，根本沒有“辯”。
由於整體辦案的水平很低，準備不足，庭審王維國時甚至發生了公訴人自相矛盾的情況——上次被他們肯定了的事情，到了下次又被他們否定了。王維國向他們指出：“上次你們是那麼說的，這回怎麼又這樣說了？總政怎麼派你們兩個人來當公訴人？看來你們那個總政主任也是個糊塗蛋！”王維國心想既然要被判刑，反正是豁出去了，圖了一時痛快，誰知總政主任當時就在隔壁看實況，這些挖苦話肯定都被他聽見了——性格有時真能決定命運。
參加1970年廬山會議的上海市代表合影。前排四人左起：王秀珍、徐景賢、王維國、張春橋。（作者提供）
另外，擔任審判領導職務的人也多在“文革”期間受過迫害，這意味著國家最高級別的審判是一場外行的秀，意味著法律規定的迴避制度形同虛設。
例如對“四人幫”餘黨的審理工作就是根據特別法庭的經驗，自“1980年12月22日開始，從市公安局、檢察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抽調了140多名幹部，組成了聯合辦公室”，“當時公安、檢察院、法院三家的聯合辦公室”先後在興國賓館、衡山飯店、大滬飯店辦公（《名義判決》，P.209），便於對案情互相討論，互相商量，完全置《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檢法辦案時應當互相分工、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原則於不顧。
例子不勝枚舉，俯拾皆是，就像《名義判決》作者所承認的“社會主義法制是建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P.202）。執政黨缺乏科學的治國理念與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運動情結，整個二十世紀，我們有太多的社會問題是試圖通過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的，先是有頻繁的政治運動，在依法治國的年代又有了運動執法。當年特別法庭的浩大場面，無疑就是一次運動執法的典範，正如當時外電評論特別法庭審判為“政治京戲”一樣，法庭沿用的是共產黨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在中央蘇區倡導過的——“專政機關為核心，以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為基礎”的“人民訴訟”的審判形式。
之後，參加了審判工作的圖們、高德明，與軍旅作家肖思科以及參與過審判的人一起，以推波助瀾的手法寫了不少反映“913”事件、反映特別法庭審判的文章和書籍，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成了現代版的“曾參殺人”。
林彪從什麼時候起算是“反革命”？什麼是“反黨集團”？這些疑問從來沒有一個黨紀規定和法律界定加以明確，中央文件沒有劃出這條界線，專案組沒有答案，特別法庭也沒有結論。王維國被審時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他參與了“兩謀”，但在無限延伸，懷疑一切，變本加厲、上綱上線等極左手法下，令他第一次領教了什麼叫百口莫辯。
例如法庭怒斥王維國與陳勵耘的“團結問題為什麼不通過組織上解決”？
例如拋開“找對象”的真相去解釋《入組須知》。從判決書“為武裝政變直接服務”的定論來看，就形成了——找人小組為林立果服務——林立果想搞政變——找人小組即是為林立果政變服務——王維國是小組成員的行政上級——王維國即是領導小組參與了政變——這樣一個荒唐的邏輯。
例如《名義判決》的作者先是把王維國擔任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之事，說成是“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王維國等人帶領一夥人對上海市的公檢法機關實行了軍管”；後面又引用江騰蛟的口供，把王維國和兩謀捆綁在一起，“有什麼證據能說明王維國是林彪的死黨呢？據我參加特別法庭審判十名主犯之一的江騰蛟所交待，這個王維國就是他們與林立果一同商量，政變在上海動手殺害毛澤東主席的具體執行人，其中安排了三套方案。一套就是讓王維國帶上手槍，趁毛主席接見的時候動手”（《名義判決》P.178）。到底是林、江設想讓王去行刺，還是王銜命而去但未遂？均未交代清楚，就像用一個“屎盆子”扣了無數回。（《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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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女特务”眼中的戴笠：他给我的印象很正派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蒋介石和戴笠（资料图）
王庆莲在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当过女译电员。内战前离开军统的她，建国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被镇压的对象。晚年她生活幸福，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有着自己的述说。
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
我不到1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6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都叫他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戴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副对联，真是舍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也有好的。军统局也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18000人，在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等方面，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的。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犯错误就关渣滓洞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中美合作所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还是去过。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把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到里面。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
毛人凤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的秘书室很小。我先去打听毛先生在不在，然后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人凤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我参加老乡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的离开也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毅英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于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姜毅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要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9年保密局（军统局后改名为保密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我被划为“反革命”，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口述 王庆莲，整理 邓娟 韩玉乐，《文史博览》
卢旺达大屠杀原因：一场争夺资源的血战
在世界地图上，卢旺达约2.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小到无法容下这个国家的名字。但说起卢旺达，人们却大都对它有所耳闻———原因在于1994年那场100天内造成近百万人死亡的大屠杀。
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的大屠杀纪念馆，是这座城市中访问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自2004年4月开放以来，这里已经接待了众多外国国家领导人，以及不计其数的外国游客。位于山腰间的纪念馆本身也是一座墓地，这里埋葬着超过25万名大屠杀遇难者。记者在离开卢旺达前一天，来访的加蓬总统邦戈也到此访问。在卢旺达，到处都可见大屠杀纪念地，当年发生屠杀的教堂有的还原样保存着以警醒世人，甚至走进一家医院或者政府办公楼，都能看到院内立着深灰色的纪念碑，上面雕着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
基加利市最有名的建筑还有千山饭店——电影《卢旺达饭店》故事的真实发生地。大屠杀已经过去18年，电影主角的原型——那名曾挽救1000多名难民生命的经理已经移居比利时，5层楼高的千山饭店如今也淹没在附近的高楼中，但它的名声却无法被埋没。多数外国游客都会到这里居住，在宾馆内行走，常见到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有饭店标志的地方合影留念。
对于当年那场大屠杀，卢旺达人并不忌讳。不过，许多卢旺达人认为，引发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民族冲突那么简单。其实这两个卢旺达主要民族的人们区别并不大。虽然从外表能够区分出来，但两者在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没什么区别。许多当地人说，导致大屠杀的主要原因还是过多的人口对匮乏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每个到卢旺达访问的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个国家的人口之多。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卢旺达却有1100多万人口，这使它成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环球时报》记者从首都出发采访了卢旺达4个省，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公路两旁都可见步行的人群。记者跟当地朋友一起去农村采访，不一会儿就会从左邻右舍家围过来几十个孩子，许多人背着弟弟或者妹妹，那场面让人觉得非常亲切。尽管卢旺达人寿命并不高，但其自然增长率至今仍在2.5%以上，是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便问一下，一个家庭有4个孩子的都很少，一般都会在6个甚至8个左右，10个以上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曾试图推行“计划生育”，要求每个家庭只生3个孩子，但这样的政策似乎无法执行下去，因为连他的各位部长们都无法做到。
与人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资源却非常少。2008年时，该国人均耕地1.8亩，虽然看数据还可以，但因为卢旺达是“千山之国”，所有的耕地都散布在山坡上，一些耕地的坡度至少在60度以上，耕种难度可想而知。唯一的大湖基伍湖含有大量沼气，连鱼都没法长大。由于资源匮乏，这个国家成为了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卢旺达用电普及率不足20%。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这座建在山丘上的城市虽然自建立起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但它的范围也不过是延伸到了十几个山头而已。
裴广江，《环球时报》
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的大屠杀纪念馆，是这座城市中访问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自2004年4月开放以来，这里已经接待了众多外国国家领导人，以及不计其数的外国游客。位于山腰间的纪念馆本身也是一座墓地，这里埋葬着超过25万名大屠杀遇难者。记者在离开卢旺达前一天，来访的加蓬总统邦戈也到此访问。在卢旺达，到处都可见大屠杀纪念地，当年发生屠杀的教堂有的还原样保存着以警醒世人，甚至走进一家医院或者政府办公楼，都能看到院内立着深灰色的纪念碑，上面雕着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
基加利市最有名的建筑还有千山饭店——电影《卢旺达饭店》故事的真实发生地。大屠杀已经过去18年，电影主角的原型——那名曾挽救1000多名难民生命的经理已经移居比利时，5层楼高的千山饭店如今也淹没在附近的高楼中，但它的名声却无法被埋没。多数外国游客都会到这里居住，在宾馆内行走，常见到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有饭店标志的地方合影留念。
对于当年那场大屠杀，卢旺达人并不忌讳。不过，许多卢旺达人认为，引发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民族冲突那么简单。其实这两个卢旺达主要民族的人们区别并不大。虽然从外表能够区分出来，但两者在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没什么区别。许多当地人说，导致大屠杀的主要原因还是过多的人口对匮乏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每个到卢旺达访问的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个国家的人口之多。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卢旺达却有1100多万人口，这使它成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环球时报》记者从首都出发采访了卢旺达4个省，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公路两旁都可见步行的人群。记者跟当地朋友一起去农村采访，不一会儿就会从左邻右舍家围过来几十个孩子，许多人背着弟弟或者妹妹，那场面让人觉得非常亲切。尽管卢旺达人寿命并不高，但其自然增长率至今仍在2.5%以上，是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便问一下，一个家庭有4个孩子的都很少，一般都会在6个甚至8个左右，10个以上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曾试图推行“计划生育”，要求每个家庭只生3个孩子，但这样的政策似乎无法执行下去，因为连他的各位部长们都无法做到。
与人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资源却非常少。2008年时，该国人均耕地1.8亩，虽然看数据还可以，但因为卢旺达是“千山之国”，所有的耕地都散布在山坡上，一些耕地的坡度至少在60度以上，耕种难度可想而知。唯一的大湖基伍湖含有大量沼气，连鱼都没法长大。由于资源匮乏，这个国家成为了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卢旺达用电普及率不足20%。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这座建在山丘上的城市虽然自建立起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但它的范围也不过是延伸到了十几个山头而已。
裴广江，《环球时报》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下）
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被旧案重提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旧案重提”、“旧案新审”（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重提”、“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下午6时45分，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被炸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5人当场殒命，100多人受伤。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60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
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5人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月11日，经家属确认，死者系农民董世侯，家住辽宁，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过石头。深入当地的调查中，有人证实，其偷过制造炸药的一些物品，在世时也多次表示对现实不满。经上述调查结果认定，董世侯就是西单商场爆炸案的案犯。并就此结案。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提，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年2月27日，周恩来批示说：“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1页）
周恩来这里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29日连续发话。批评“教条主义”，还点名批了刘伯承。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时，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饭。饭后五花大绑带至一房间宣布判决。荒唐的是，拘押多年，处决时才宣布“正式逮捕”。先是读“逮捕证”，之后是死刑等判决。据现场目击者说，蔡铁根当场抗议：“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回答是：“不准上诉！”蔡感叹：“不可思议！我革命几十年……”临刑前，蔡与被判“死缓”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4页）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应当是在这之前的12月上旬或11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传达贯彻毛泽东指示不力或不及时之嫌了）。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杀人按人口比例实施，也算是中共的独创）。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王友琴引自华龄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初稿8月10日二稿
王锐，作者博客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上）
笔者在拙作《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有一个小节《“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其中提及，就这场“一打三反”运动而言（遇罗克等就殉难于“一打三反”），笔者在毛泽东文革讲话及文稿中寻不到半点依据，就此推断“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
《遇》文主要是谈遇罗克遇难经过及相关情形，未能对“一打三反”运动，尤其是与周恩来的关系作更多研讨。之后，笔者经友人建议，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其结果显示，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周恩来为“战备”发动“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其后，相关文件材料及报刊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会政工组1970年3月24日编发的《政工简报》第11期在“合肥市‘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月来情况综述”中就说：“这次运动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一打三反’的精神，突出一个‘打’字，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简报”中另一篇安徽丝绸厂的经验文章标题更为直接：《突出一个“打”字，狠抓一个“准”字》（摘抄自该《政工简报》原件）。
因之，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如下。
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同时，笔者查证，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本文写成后，笔者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吴法宪传达1970年5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没有提及。其详待考。）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解读
笔者手中没有这份文件的原始文本，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笔者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关于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关于具体内容。《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笔者以为，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周恩来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他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并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仅以《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就可以知晓他对此运动的重视和关注之切。
3月5日对国防科委九院某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2页）
3月31日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化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同上第359页）
4月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同上第364页）
6月18日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七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同上第374页）
1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会上，批评公安部四年没开会，专案组亦有神秘化倾向，提出：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同上第413页）
从这一系列指示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尽管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相当繁忙，日理万机，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体行动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头等大事在抓，在过问，细致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的运动都有具体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要求相关领导在运动中要“防保守，排极左”。
北京市为各省市“打击反革命”作样板示范
中共搞政治运动以至经济活动，向来喜欢搞“样板”、作示范，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文艺上的“样板戏”等。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发动之初，就为各省、市、自治区树立起一个“样板”，这就是北京市。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
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笔者在写《遇》文时，曾疑其时间，以为这批人是在3月5日与遇罗克一批被处决，其实真正是这个日期，与遇罗克不是同一批）。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约一个月（拟定名单到印发《通知》起码得有几天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经在着手“打击反革命”，并拟定了第一批处决名单。
笔者在研究这段史料时，发现其间有个很值得史家重视的“时间差”。也就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前，北京市有关机构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尚未审阅并作批示，周恩来主导或授意下已经在具体实施（这么大的决策不可能是谢富治或是比他级别更低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能够作主的）。这明显就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这也是10年文革中笔者仅见的，中共重大政治运动出现了毛泽东本人尚未批示，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经实际上在着手实施的情况。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区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书。其他区县情况不详）。遇罗克被处决的3月5日这天，北京市区（县）在同时行动开“公判大会”（起码西城区如此），是在落实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关于“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以达到“人心大快，敌人震慑”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动得比较早也跟得很坚决的是许世友坐镇的江苏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说：
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2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让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点独立意识的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20岁的南京8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另有10余人。同案的安姓同学判刑15年。（以上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张2月25日被捕，从逮捕到处决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49岁的女教师毛应星，其兄毛应斗曾就职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扬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又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后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学。赴美前，曾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没想到这些照片和邮票竟成了文革中将妹妹送上断头台的“罪证”之一。
毛应星1969年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其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甘肃省革委会4月3日讨论该案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表态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指其兄毛应斗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12年）。6天后的4月9日，当局派人于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处决前，上午9时，有关人员与之在监室中有这样一段颇意味深长的对话：“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话要说？”毛答：“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可悲可叹的是，毛应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于死命的这个运动恰恰是来自中央！这正是文革中许多人难以逃脱的“误区”之一，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况下，地方上搞出来的。而不管毛泽东代表的中央，还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中央，始终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总之，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未完待續）
王锐，作者博客
何方：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写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不一一列举。张闻天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总之，博古任过总书记从来没人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
在大体弄清向忠发末年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及其称谓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方面文献资料极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举数件。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远的不说，只说平反后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让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说法有如李锐所述，“毛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两次提到总书记的话：“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怀念张闻天同志》）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黄克诚：“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不但党内，就是知情的党外人士甚至外国人，也都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过也应承认，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苏区和红军中，朱德、毛泽东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连罗瑞卿在中央苏区任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时还不知道王明。可见，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博古、张闻天出任过总书记一事能够被长期埋没和不被承认，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张闻天本人，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一再提到总书记。在《反省笔记》中除上引谈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遵义会议，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后边又讲到，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比较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扬，还由于他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长征以来的全部日记。据胡乔木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见，张闻天在这时和这基础上写出的《反省笔记》，总比四十多年后别人的一些《回忆》可靠一些。
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情况最了解、现仍健在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虽年近96岁，但仍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遵义会议后她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和张闻天结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又特别好。可以说，直到1937年11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为了了解张闻天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情况，从去年起我已拜访了她数十次。对于博古特别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讲了许多生动细节以资证明，这里难以复述。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还是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82年以后，由于陈云提出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此后写的回忆录中才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称为总书记”。但在多次谈话中，她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她还几次谈到，1937年11月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和苏方都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领他会见季米特洛夫时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秘密告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实行集体领导，洛甫不再是总书记，但还是书记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会议等。果然，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
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除本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外，杨尚昆晚年谈得更具体可信。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说是由于毛泽东谦虚，让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据当时情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也与毛的性格不合。他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一位党的总书记（就算负总责吧），不是政治局会议推举（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而由常委分工决定（实际上只是两个常委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要使党史跟着政治走，为当前现实服务。因此形势变了，党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
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称号，此后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他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不过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只是有的说不合法），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
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59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张闻天得到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这之前，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中就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在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时期，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得到了恢复，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对此加以论证。
何方，共识网
吴晗被斗之因：与毛泽东吃狗肉时驳江青得罪了她
核心提示：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的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抓叛徒；文革后清查三种人、造反派。当年批斗别人是反革 命的人，自己却成了反革命……虽然都是自杀，有的是“以死抗争”，有的却是“畏罪自杀”。吴晗（1909-1969.10.11）浙江义乌县人。北京市副 市长。历史学家。195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文革中遭批判，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据称， 死前头发被拔光。女儿吴小彦，受父亲影响，1973年神经错乱。1975年秋“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图片来源：资料 图）
江青和吴晗本来没有接触。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的 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后来，在《海瑞罢官》彩排时，江青看了几次，很不以为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 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她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几位部长没有理她。 1964年下半年江青亲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她就于1965年春，得到毛泽东允许，到上海找老搭档张春桥组织人写，决 定由姚文元执笔。这时周恩来也听到江青一伙准备批《海瑞罢官》的消息。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 在书桌前坐下，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 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一天散会后，周恩来请吴晗同乘车，对他诚挚地说：“吴老晗（这是周总理对吴晗的亲昵称呼），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忙说：“没有，没 有，绝对没有。”周恩来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立即写了报告，谈《海瑞罢官》写作的前前后后和用意。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以后就没有 事了。
姚文元用了几个月时间把批《海瑞罢官》的初稿炮制出来，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一伙暗藏这篇文稿来往于京沪路上，在七八个月里几易其稿。江青还特别交待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这文章“不叫周恩来看。”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 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 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 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 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 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 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 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 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 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 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 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 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 周恩来亲自定稿的。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 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 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 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 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 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 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 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 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 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 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 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 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 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 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 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 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 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 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 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 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 而且逐步升级。
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团结出版社
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抓叛徒；文革后清查三种人、造反派。当年批斗别人是反革 命的人，自己却成了反革命……虽然都是自杀，有的是“以死抗争”，有的却是“畏罪自杀”。吴晗（1909-1969.10.11）浙江义乌县人。北京市副 市长。历史学家。195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文革中遭批判，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据称， 死前头发被拔光。女儿吴小彦，受父亲影响，1973年神经错乱。1975年秋“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图片来源：资料 图）
江青和吴晗本来没有接触。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的 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后来，在《海瑞罢官》彩排时，江青看了几次，很不以为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 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她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几位部长没有理她。 1964年下半年江青亲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她就于1965年春，得到毛泽东允许，到上海找老搭档张春桥组织人写，决 定由姚文元执笔。这时周恩来也听到江青一伙准备批《海瑞罢官》的消息。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 在书桌前坐下，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 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一天散会后，周恩来请吴晗同乘车，对他诚挚地说：“吴老晗（这是周总理对吴晗的亲昵称呼），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忙说：“没有，没 有，绝对没有。”周恩来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立即写了报告，谈《海瑞罢官》写作的前前后后和用意。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以后就没有 事了。
姚文元用了几个月时间把批《海瑞罢官》的初稿炮制出来，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一伙暗藏这篇文稿来往于京沪路上，在七八个月里几易其稿。江青还特别交待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这文章“不叫周恩来看。”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 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 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 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 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 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 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 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 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 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 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 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 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 周恩来亲自定稿的。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 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 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 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 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 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 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 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 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 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 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 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 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 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 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 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 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 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 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 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 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 而且逐步升级。
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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