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下）

　　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被旧案重提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旧案重提”、“旧案新审”（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重提”、“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下午6时45分，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被炸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5人当场殒命，100多人受伤。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60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

　　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5人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月11日，经家属确认，死者系农民董世侯，家住辽宁，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过石头。深入当地的调查中，有人证实，其偷过制造炸药的一些物品，在世时也多次表示对现实不满。经上述调查结果认定，董世侯就是西单商场爆炸案的案犯。并就此结案。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提，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年2月27日，周恩来批示说：“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1页）

　　周恩来这里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29日连续发话。批评“教条主义”，还点名批了刘伯承。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时，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饭。饭后五花大绑带至一房间宣布判决。荒唐的是，拘押多年，处决时才宣布“正式逮捕”。先是读“逮捕证”，之后是死刑等判决。据现场目击者说，蔡铁根当场抗议：“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回答是：“不准上诉！”蔡感叹：“不可思议！我革命几十年……”临刑前，蔡与被判“死缓”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4页）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应当是在这之前的12月上旬或11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传达贯彻毛泽东指示不力或不及时之嫌了）。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杀人按人口比例实施，也算是中共的独创）。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王友琴引自华龄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初稿8月10日二稿

王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