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9日 星期一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下)


  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被旧案重提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旧案重提”、“旧案新审”(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重提”、“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下午6时45分,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被炸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5人当场殒命,100多人受伤。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60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

  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5人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月11日,经家属确认,死者系农民董世侯,家住辽宁,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过石头。深入当地的调查中,有人证实,其偷过制造炸药的一些物品,在世时也多次表示对现实不满。经上述调查结果认定,董世侯就是西单商场爆炸案的案犯。并就此结案。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提,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年2月27日,周恩来批示说:“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1页)

  周恩来这里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29日连续发话。批评“教条主义”,还点名批了刘伯承。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时,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饭。饭后五花大绑带至一房间宣布判决。荒唐的是,拘押多年,处决时才宣布“正式逮捕”。先是读“逮捕证”,之后是死刑等判决。据现场目击者说,蔡铁根当场抗议:“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回答是:“不准上诉!”蔡感叹:“不可思议!我革命几十年……”临刑前,蔡与被判“死缓”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4页)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应当是在这之前的12月上旬或11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传达贯彻毛泽东指示不力或不及时之嫌了)。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杀人按人口比例实施,也算是中共的独创)。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王友琴引自华龄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初稿8月10日二稿

王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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