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回歸人類文明之正途
黃河清兄並非職業史家，他耗十數年撰寫《中國當代史稿》這部巨著， 既是出於對中共謊言的義憤，也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恢復中國當代歷史之真實。由前者來說，這是對中共極權制度的抵抗，從後者而言，則是對歷史責任的自覺 擔當。他說“一般修史，不在本朝。我之違例狂妄，緣中共黨史代國史在先，且積鬱甚深，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吐不快。”又說“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運動 愚民禍國，60年一以貫之。一個執政黨的歷史絕不能代替、等同於國家、民族的歷史。我作為中國人、底層知識人，視難無睹。故不自量力，妄修此60年國史， 聊備一家之言，以存闕失，以正史實，留與‘正史’對照。”（《中國當代史稿·自序》）
中 國的史學著述浩如煙海，而彪列首者乃《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有如此之地位，乃因充盈浩然正氣；有此正氣，太史公才有如此之意志之 勇氣，秉真持正，刀鋸之餘完成此巨著，閱讀《史記》章章頁頁均可感“正”與“義”二字。河清兄著此作乃以太史公為樣，步其志，尊其道，承其氣：“太史公啟 我愚鈍、開我靈竅”；“太史公在彼時彼境，能如此做，前無古人。這是我的燈塔、標桿”；“《史記》開創史傳體例，後世彷此。……我能得其精髓之萬一，為後 人為歷史留一頁印記，於願足矣。”
河清兄此巨著貫穿 三字：“憤”、“義”、“正”。“憤”乃對中共謊言之憤、對其數十年禍國殃民之憤；“義”乃秉天下之道義，以之記述、評斷中國當代歷史；“正”乃匡邪持 正，60年來，中國走的是一條反文明的邪路，此著之旨乃是通過對歷史真實記述，使國人醒悟當代中國路之邪之惡，使人人代代明之，從而回歸人類文明之正途； 再者，“正”亦是公正、客觀，以實為據。
一般來說，史 家是不著當代史的，因為距離太近，難能全面看清，也難能深入闡述，因此學界多關注當代具體事件，或記述或評議，完整地記述一個時代的歷史是後人的事。河清 兄冒史學大不韙，撰修當代史，實乃有因，即他所說：“我之違例狂妄，緣中共黨史代國史在先，且積鬱甚深，骨鯁在喉……”，也就是說，他撰修此著是針對中共 謊言的，無中共當代謊言史即無此作。無需隱諱，一個非史學家撰寫當代史，乃是雙重“違例”，此著之局限之缺陷自不待言。此著的歷史價值，當下尚不好判斷， 須未來歷史來評述。但是此著的當下意義乃是清楚的，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打翻中共的謊言，真實地面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有關這段歷史無論怎樣記述，這兩 點都是前提——或者說這是認識當代中國的前提。由此，我們說此著打碎了中共的謊言，呈現了一個真實完整的當代中國。
旅居西班牙的黃河清和他的《中國當代史稿》。
六、參與創造可怕的歷史
《中 國當代史稿》承《史記》傳統以記述人物為主，全書記述了一千多個人物，囊括各界各階層，領袖、將帥、工農、官吏、市民、知識者、學生、遺老、模範、知青、 科學家、藝人、軍人、烈女、右派、受難者、訪民、特務、宗教信徒、異議者、小販等等。作者說：“歷史是由人和事組成的，而事是由人來做的；故歸根結底，歷 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物，具備人性，無論善惡；故歷史也就是人的善惡的記錄、演繹。”這是作家觀看歷史的角度，事實確是這樣，如果我們呈現了一 個時代各種人物的處境和經歷，那豈不就是完整真實地呈現了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真實歷史？作者對他的這部著作信心百倍，原因正在於此。
如 果說，著重記述人物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傳統，那麼河清兄此著與其區別，乃是他大量記述了普通人，特別是底層草民，他說“我撰修《當代中國史稿》，就是嘗試扭 轉東西方所有這一切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史籍慣性，企圖打碎國史等於帝王將相家譜的框架，妄想建立國史既是被統治者歷史也是統治者歷史的新格局新篇章。”他 引述高爾泰先生的信文說：“所謂歷史動力的民間性，無非茫茫紅塵中無數淼小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標、不自覺地互相妨礙互相促進所產生的合力。比如一個農民 怠工，是因為農奴制使他喪失勞動興趣，無數農民不約而同的怠工，導致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饑荒加劇獨裁者恐慌，使他大發神經，以致他的鷹犬爪牙遭殃，最終導 致有限度有控制的改革開放……這裡面無數不自覺的個人，都參與創造了這一段可怕的歷史。”
《當 代中國史稿》有一冊專記述“運動”——作者說是“以‘運動’代‘世家’”，如土改、鎮反、思想改造、合作化、大躍進、反右、文革、上山下鄉、嚴打、計劃生 育、圈地、維權、八九民運等等，中國的當代史實際上就是由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串聯起來的。如果說在此著作中，人物是點，那麼“運動”則是面，點與面的互補 結合，較完整地呈現了中國當代歷史的全貌。
應該說，以上就是本書的特點，其有歷史淵源，也有作者自己的創新。這是作家撰寫歷史的獨到眼光和方式。
七、沿襲《史記》局限較大
本 書的編排體制基本上是沿襲《史記》。作為讀者，我以為這種編排有較大的局限性。當今世界與2000年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中國遠遠不同於司馬遷 的時代，無論是制度還是人的處境、人與人的關係，或是人的眼界和思維方式。比如《史記》中“本紀”是記述帝王的，《當代中國史稿》的“本紀”記述了宋慶 齡、李先念，但是何以沒有胡耀邦、趙紫陽呢？難以自圓。關鍵所在乃是，現代獨裁者與傳統帝王是不同的概念，用“本紀”去套顯得削足適履。
古代史相對簡單，記足人與事即可，而現代國家甚複雜，特別是中國，如果不闡述清楚其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運作與世界之關係，那麼就很難對當代中國予以深層、高屋建瓴的呈現。於此，河清兄顯出他作為作家治史的欠缺。
其 三，古代信息匱乏，而當代則是信息過剩，特別是網絡出現之後，當今治史特別需要將此因素考慮進去。比如，司馬遷時代有關秦始皇的記述很少，因此司馬遷在 《史記》中記述秦始皇的每一筆都很重要，即使今人對秦始皇的瞭解也還是基於《秦始皇本紀》。而今各種毛澤東傳記、研究專著有百種之多，《毛澤東本紀》記述 得再全，也比不得一部專著；因此作為現代斷代史更重要的不是如何記述毛，而是如何闡釋他。這是現代史和古代史的重要區別。由於這個盲點，河清兄的《毛澤東 本紀》顯得單弱，令人讀後甚不滿足。
現代史學側重闡述“理”，但其另一面也更注重歷史細節的追究，這就是河清兄在《自序》中提到的“微觀歷史”，“從沙見世界”；但是重要的是要發現新的細節，而不是轉述；再者，“從沙見世界”也是強調尋求歷史內秩序。
這是我對河清兄《當代中國史稿》的三點異議。
八、鐵血之書
河 清兄的《當代中國史稿》讓我想到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二著都是作家治史，而是時間上又正好銜接，後者記述的是1911至1949，前者記述的是 1949至今。我稱辛先生的《誰是新中國》是鐵血之書，其也是憤於中共之謊言，轉身治史，誓還中華民國之真貌。如果我們將二書連續起來，即清楚何為新中 國，何為鬼魅之中國，我們也會看清中國該向何處去。
當 然，作為史學二書均有欠缺，但它們均是中國（大陸）當代史學（作為完整地現當代史）的開山之作，即打碎中共謊言，恢復歷史真貌，匡邪持正，重新賦中國史學 以真、以義、以正，指引中國民族回歸文明之正途。它們對歷史的貢獻不在學問，乃在霧霾間開拓史學之正途。中國民族之前途之未來，不僅在結束中共之政權、之 制度，也在清洗其滿篇皆謊的符號體系，非此沒有文明之中國。
為 此著，河清兄嘔心瀝血、皓首窮生，況且他是在流亡中撰寫此書，生計之難、病疾之痛、孤獨之鬱、資料之乏是國內學者難以想像的。“限於一人之力，囿於南歐一 隅，制於書籍匱乏，困於財力窘迫，愧於才華淺薄，嘆於謊言惑世，勉強勉力，艱難成書。正心誠意，認真負責，首重史實，客觀、公正，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 出處。……未是裨官，本乃孑民，草成野史，下里巴言，為歷史留一頁別樣存照。假以時日，充實完善，有生之年，念茲在茲。”他又說“我的苦心孤詣希望在歷史 的長河中沉澱下來，成為沙礫中閃光的金子。我知道，這有點狂，但是，披荊斬棘，路是人走出來的。我願試走，無論頭破血流，總要有人開步。……成史乃我所 期，成功不輕妄言，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之勞，則萬不敢辭。”拳拳之心，瀝血之言，感天動地。
數 年前，河清兄患癌症，手術後又經是十數次化療，其間常常是說話亦無氣力，然而他仍是著不停輟，他不在乎生死，卻要竭生命完成此著。在有生之年，他終於完成 此書，並見其出版，乃天大慰籍。河清兄是血性之人，執著、剛烈，此部巨著也是其一生之寫照。在此書後記中，他最後說：我盡力了。2013年4月-9月 於伊薩卡（《新史記》16期，原標題為：篳路藍縷 匡邪持正——賀黃河清《中國當代史稿》出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