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潮在文革大動亂中究竟表現如何？

《新史記》相江宇、楊韻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香港《蘋果日報》曾發表文章說，倍受關注的中共第五代高官，目前多擔任地方諸侯或部委掌門人，由於他們多出身共青團，不少人還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小將，因此被戲稱為“青紅幫”，其中包括被視為中共第五代領導層熱門人選的原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等人。

文章稱，40年前“文革”揭幕時，中共“青紅幫”大多是20歲上下、血氣方剛的青年。外傳李源潮在“文革”初期是上海紅衛兵的武鬥幹將。其父李幹成在“文革”一結束後即復出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而李源潮因“文革”期間參加的是力保當權派的紅五類組織，所以武鬥問題未被追究。


 
1966年8月23日，上海紅衛兵在南京路上張貼大字報。

知情者對《李源潮傳》一書作者劉方遠強調，李源潮在“文革”期間是個逍遙派，沒有參加任何造反組織。李源潮的同學也指出，有關李“文革”是造反派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說李參加武鬥等傳言更是無中生有。

據李源潮的中學同學說，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隨後上海市副市長李幹成被打倒，同學們才知道李源潮的親生父親就是李幹成，他的親生母親呂繼英是上海市一個建築公司的黨委書記，他的養母在上海煤炭研究所當黨委書記。同班同學指出，“文革”前李源潮就很低調，“文革”爆發後也沒看到他有積極的表現。“文革”初期，他只是隨大流參加了掃四舊等活動，但幾個月後父親李幹成被打倒了，李源潮就離開了學校，從1966年7月或8月開始，李源潮就沒再參加學校的任何活動，只是待在家裏，被動地變成了逍遙派。

逍遙派沒有組織，沒有名號，更沒有頭頭，不積極參與“文革”，以各種形式游離於“文革”，不參與“文革”的各色組織。當造反派與保守派打得不可開交，辯論吐沫四濺，大字報上下翻飛之時，逍遙派們或旁觀、或靜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兩句便不辭而別。逍遙派們之所以逍遙，大凡與個人秉性、家庭教育、家庭或個人情況有關。當造反派與保守派都沈浸於“文革”的狂熱之中，燃耗著青春的激情，逍遙派們卻忙中偷閑，亂中取靜，其中不乏有過人者，於動亂歲月中亦有所獲。

據李源潮的中學同學介紹，李源潮從1966年夏天開始就待在家裏，沒有再在學校出現過，也很少跟同班同學聯繫。據同學分析，本來李源潮的性格就不張揚，加上父親“文革”初期就挨整，他為了保護自己，同時也不想連累同學，就選擇了躲避在家。

那時，上海中學已經停課，學生們都忙著參加造反派。但與上海市其他學校相比，上海中學在“文革”初期鬧得並不凶，只有幾位老師挨過批鬥，學生們的言行也不太過激。據上海中學校友講，雖然上海中學非常有名氣，但“文革”時期卻默默無聞，沒有發生什麼引人關注的事件。

到了1968年，在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後，作為“老三屆”一員，再加上“黑五類”子女的特殊身份，李源潮被發落到江蘇省大豐縣上海農場。據知情者說，當時上海中學的同學去大豐的農場當知青的並不多，同班同學中只有李源潮一人去了這個蘇北農場插隊。（《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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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传：抗日持久战略的运筹决策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经历日清、日俄两战获胜，更强化军国主义，久蓄大举侵华野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拥有远超中国的世界一流装备精良的优势陆军；海军有舰艇200万吨，中国只有5万吨；日本有各型战机2700架，中国空军只有300余架（以上三军兵力统计，若干资料有所不同--毛），日寇扬言三个月亡华。


　　一

　　蒋介石曾留学扶桑，深悉日本侵略野心，早就研判认定，日本基本战略是力争速战速决，迫我和其决战以求歼华军主力，策决我应取相机立予有利态势的持久战战略，并依此作相应备战部署。曾利用七七前几年时机，向德意英法军购战机、火炮、鱼雷快艇、装甲车，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来华整训三军，选派校、尉级军官赴欧美受训。国军重要将领桂永清、王叔铭、俞大维、毛邦初、邱清泉、徐培根、李忍涛、黎玉玺等，都曾赴希特勒掌权的德国、墨索里尼主政的意大利研修深造。抢时间发展了中国空军、海军、防化兵、机械化劲旅和兵工工业，以对日抗战。

　　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李滋罗斯谈话称：“对日本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力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的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的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

　　卢沟桥战起，蒋氏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的演说，于7月19日公开向全世界广播报道，昭示中国国民持久抗战决心。1937年8月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国最高国防会议，决议全面抗战“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蒋介石会上还强调全面抗战，“先退却，后相持，最后反攻，反对孤注一掷”、“应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

　　全民族全面持久抗战总方针决策，极大振奋了广大军民。

　　1937年11月，当南京保卫战正激烈进行时，蒋向高级将领指出：“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铁路以西”。1937年12月13日，中国军队退出首都南京，蒋委员长于12月17日发布《告全国同胞书》明确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以制敌之死命。”蒋介石对游击战相当重视。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蒋于9月4日命令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7日，电令戴笠、杜月笙，限一个月内组编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由于大上海及苏松嘉湖爱国青年踊跃参加，如期组建起有一万零八百余众的别动队，有力地配合正规国军淞沪抗战。苏浙行委别动队后来发展成拥有三万余武装，活跃于京（南京）沪杭敌后的忠义救国军。蒋又于湖南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副班主任曾由蒋本人、白崇禧、陈诚、汤恩伯兼任。应蒋氏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五、薛子正诸人到游干班任教。游干班参谋长汤恩伯、副参谋长叶剑英。


　　二

　　兵学大师蒋百里一向注视日本侵略阴谋，研析日本军部动向，洞烛机先，早早认定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不可避免，提出设防、备战建议呈报最高当局加快整军战备。蒋百里判定，日本利在速胜，中国利在持久，为此，中国千万不要同日本讲和，持久下去，国际局势必有变化。1937年夏，他应邀到江西庐山训练团讲课，此时正值抗战前夜，其名著《国防论》就在庐山出版。百里倡导的抗日国防战略，是以总动员与持久战为核心。强调“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抗战爆发，百里奉蒋介石委派出访欧洲多国，1938年1月26日，在柏林撰成《速决与持久》文寄回国内，《大公报》迅予全文发展。百里文指出“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蒋百里强调“抗日战争根本原则是全民抗战，是持久战！”


　　三

　　抗战全面爆发，桂系部队由李宗仁、夏威、廖磊、李品仙等统率出广西，源源开赴几处抗日前线。出身保定军校，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到统帅部，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襄助蒋介石参赞中枢戎机，常赴战区巡视协助指挥。白将军研析敌我及国际风云，认准日军渴求速战速决，我务坚持持久战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以抗击日本法西斯。在淞沪、南京失陷后的军事会议上，白报告了自己的抗日总战略，简明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十二字。白十二字迅受中枢和各战区高级首长赞同，军委会以白十二字作抗日战争总战略指导方针，通令全国全军遵行。


　　四

　　伟大领袖毛泽东历来关注研究抗击日本侵华。工农红军长征宣示，就是为北上抗日。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就英明地指出：“中日之战是持久的！”七七后，毛主席强调：“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中外皆知，1938年5月26日--6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后经出版传向重庆诸大后方及国外。毛主席提到持久战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详尽地科学地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及运动线、游击战、阵地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毛主席论持久战高屋建瓴，务实求真，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象灯塔般照亮了中国军民胜利的道路。《论持久战》几经修改补充，于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38-518收入。读者诸公多有深入学习研究，无需我多引录赘述。


　　五

　　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国共两军将帅不乏远见卓识者。红军总司令朱德于1937年7月26日就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坚苦的抗战”。1937年8月7日，应蒋介石邀请，中共中央派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对蒋介石提出的全面抗战，以持久对速胜的总战略，朱周叶都持肯定赞成。

　　黄埔系主将陈诚于1938年8月18日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解析称：“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因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且有长期作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的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相持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总反攻时期”，国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之目的。”


　　六

　　我国抗日作战持久战略是克敌制胜之宝，实践证明了其成功，略举例证。1938年6月--10月武汉保卫战，日军四十万众由烟俊六指挥攻击武汉，我军浴血奋战毙伤皇军20万人，我军付出伤亡40万，沦陷国土十三万余平方公里。蒋介石认为，从七七卢沟桥至武汉失守，为抗战第一阶段，实现了“诱敌深入”。以后是转守为攻，转攻为胜，抗战进入了更艰苦的战略相峙阶段。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作以下训示：“……武汉会战前为第一期抗战，主要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至有利地带，待机反攻，此后，为第二期抗战，主要的战略是转守为攻，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坚壁清野，使我区物资不为敌所用……”。我国抗日持久战略、中国军队的战略转型，使侵华派遣军将领和东京大本营感受震撼。日本慑于我军战略转型。并求保障其占领区之安全，乃于1939年9月，组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委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下辖华中方面11军、13军；华南21军；华北第1军、12军（日本一个军的兵员，大体相当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兵团。日军的师团，相当国军的军即整编师或中共野战军的纵队--毛注）以及航空飞行部队。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对华中方面特别重视，采以攻为守战略，委派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重兵，企求歼击湘鄂赣边中国军队主力。然而，长沙会战结果，日军惨败。

　　综上述，令人感觉十分欣喜的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及重要将帅，一致坚持抗日持久战卓越战略。尽管其文词表述有所不同，规划细部也有差异，但其总方针总路线完全一致，充分集合了中华优秀儿女的最高智慧。坚持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和美、美、荷兰……诸国结盟抗击日本法西斯……。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蒋介石、白崇禧、蒋百里持久战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于青史长存。

　　毛德传，共识网

租界七个真相，澄清七个误区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冯学荣，作者博客

王实味反党冤案为何在1991年才平反

　　一幕催人泪下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于1947年1月，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

　　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毛泽东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并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8月，李克农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此时康生已离任）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对处决王实味的错误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李克农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报告中只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装作一无所知，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给康生造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又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们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这期间，他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妻子刘萤已是孕妇，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于是刘萤决定打胎。吃了两副药都不见效，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可以较好地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实味到了延安，不断给妻子写信，一是问打胎情况，二是问何时去延安？刘萤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情况异常。幸亏嫂子张罗，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总算没丢掉性命，但身体虚弱，此时，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长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给她（省立四师也在桃园），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辰溪，此时，刘萤想去延安，结果延安没去成，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经友人来信要她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们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

　　长沙解放后，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问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萤去了东北。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1954年春，刘萤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两年后，又从蛟河一中（县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镇）工作，刘萤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时，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学校党支部、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她们还以为是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怀疑中组部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后责怪自己：“应该相信组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学校应她要求又干了三年义务工作（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户口迁到了长春，住在女儿家里。为了照顾孙子，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1981年，她们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她顿时昏倒，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她已经72岁了，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纯属政治诬陷，这是千古奇冤，可何时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两个“凡是”。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于是她为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十多年来，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反党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以“同志”相称。刘萤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但她的心里始终存有说不出的滋味。

　　《文史天地》  总第103期

李克强：追忆李诚先生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

有人性关怀的政治家：转折时期主政四川的赵紫阳

● 赵紫阳一九七五年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一九八○年调中央工作，是中国大转折时期。赵在四川实事求是、大胆突破的施政风格，已显示他是一位有人性关怀的现代政治家。四川干部与群众至今不忘赵的功绩。


《赵紫阳在四川》一书的编者蔡文彬（右）1993年11月1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赵紫阳时所摄。（本刊资料）


　　由蔡文彬主编，鲍彤、吴国光分别作序和导言的《赵紫阳在四川》于今年四月底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五十四位四川省的中高级干部（他们都是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时的同事或下级）回忆赵的文章，反映了他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这个特殊年代──文革结束、改革开始──的工作、思想、待人接物各方面的情况，也涉及到一些九十年代赵在被软禁情况下与旧部难得的重逢。这是一本反映真实历史，值得一读的好书。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危急关头宁可受难而反对镇压，自有他在思想境界和人格上的过人之处，其实早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主政四川时期，赵就表现出实事求是、人性、宽厚的品质，在治理四川的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由于八九事件的惩罚，官方对于赵在那段时间的功绩，对于四川省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创时期的巨大变化与新气象也尽力遮蔽，蔡文彬先生、四川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是不满意、不甘心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书表现了捍卫历史真相的努力，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从大陆体制内的角度看，本书描述赵紫阳以四川为基地对于改革的开创性贡献，但我们宁愿用民间的语言，把赵视为有人性的、政治理念比较现代的当政者。以下是从本书中撷取的说明赵紫阳为政的感人的片段。
宁冒政治风险也不愿饿死人

　　赵紫阳一九七五年调到四川主政，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虽然四川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但因为政策造成的灾难，几千万农民食不果腹，处于饥饿状态。

　　解决饥饿问题的办法是增加粮食收成，粮食产量不高的原因是吃大锅饭式的“学大寨”运动，使得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而自留地上的庄稼明显地好于生产队。在文革中实行的政策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即减少甚至没收自留地。显而易见，返还或增加自留地是增收粮食、解决饥饿问题的有效办法。政治上的风险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像赵紫阳这样曾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受到批判的人。赵紫阳以农民的生命和生活为重，把政治风险放在一边，在他的主导下，经过省委讨论做出决定，把农民的自留地从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扩大到百分之十五，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一九七七年初，四川全省闹春荒，青黄不接，粮食缺口很大，反映缺粮紧急情况的报告如雪片般飞来。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间，由于政策失误，四川农村出现缺粮，而当时主政的李井泉为了讨好毛泽东，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不但不请求调粮救饥，反而夸大和谎报粮食产量，把粮食一批又一批调出四川支援外地，以证明四川“形势大好”。赵紫阳的做法是与李井泉反其道而行之，他得知饥情后十分焦急，多次向中央反映四川缺粮的问题，终于争取到十二亿斤调粮指标。赵紫阳视此事为燃眉之急，要求负责调粮的官员每日向他汇报情况，督促他们每天和支援四川粮食的省份电话联系，落实调粮的数量、时间，安排粮食到川后迅速调拨，每天都要将情况向他汇报，对出现的问题，他及时作出指示加以解决。在他的重视关心下，支援四川的调粮工作进展顺利。
双季稻、种旱粮和包产

　　四川幅员广阔，各地气候条件不同，粮食生产多数地方只能种两季，一些地方可以种三季。文革中极左思想和政策氾滥，上级政府部门强制推行种三季，即早稻、晚稻双季之后再加一季小麦，以为三季一定比两季的产量高，而且把这种机械的命令做法提升到路线和政治立场的高度，一时间农村到处都是“双季稻是幸福稻”、“双季稻是路线稻”、“双季稻是革命稻”的标语。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农民累得手忙脚乱，空耗投入，总收成不增反减。赵紫阳对四川各地的气候条件作了广泛研究，认为应当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反对把“种路线稻”的政治帽子压在农民头上。他采纳农民的说法“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果断作出决定，恢复传统的两熟耕作制度，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双季稻”的强迫命令，四川农村在文革中的另一个教条是“水稻种植面积越大越好”，但四川是干旱严重的省份，一味扩大水稻面积往往形成减产或绝产。赵紫阳经过调研，适时纠正了盲目扩大水稻面积的做法，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不再强求农民非要等雨种水稻不可，鼓励干旱缺水地区的农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灾多种红薯、山芋等耐旱作物，使丘陵、山区的粮食有了大幅度的增产。

　　一九七九年初，在有全省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结束之后，赵紫阳把遭受旱灾严重的五个县的县委书记留下，告诉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的口粮问题，只要对发展生产有用，甚么办法都可以采用。并明确地说可以把山上的土地包给农民。而在省委正式下发的文件中为了回避“包产到户”这四个字，采用了“包到户”或“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的提法。“包产到户”的推行得到农民的极大拥护，也明显取得增收的效果。有人说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中，赵紫阳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

　　赵紫阳使农民吃饱肚子的种种措施，使得在中国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
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冒险指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四川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由于四川省地震局事前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报，赵紫阳在六月中旬就主持省委会议，决定相关地区进入临震状态，四川省革委会成立防震抗震指挥部，布置和领导防震。六月下旬经赵紫阳批准，省委发出《关于切实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的紧急通知》。由于预先采取了较为充分的防备措施，这次大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物质损失都不算严重。

　　八月十九日，赵紫阳率领四川省委慰问团，随同中央慰问团离开成都，紧急奔赴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赵紫阳一行连夜兼程冒雨到达平武县城，之后深入灾区，慰问和指挥抗震救灾。在到达深山峡谷中的水晶堡之后，遇到洪水和泥石流，既无法前进，也断了退路，他们只好冒著余震的危险，就地设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二十三日夜晚赵紫阳等在水晶堡小学一间尚未垮塌的木结构教室里召开会议，他正在讲话时余震突然爆发，大地晃动，砖瓦乱飞，幸好机警的警卫人员将赵紫阳按倒在课桌底下躲过一劫。在大家撤出教室之后，房屋随之倒塌。赵紫阳等便转入帐篷继续指挥救灾。

　　在四川地震期间，有传闻说中央批评赵紫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躲进深山，消极抵制运动，用抗震转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同行的中央慰问团要求灾区人民“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邓小平散布的反动谬论，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抗震救灾工作”，赵紫阳等人的行为被攻击为“以地震压革命”。
为阿坝文革武斗“新叛”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四川阿坝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武斗，而当地支左部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被打击的一派做出过激行动，砍电线杆，拆桥梁，甚至在阿坝县的麦尔玛组织了一百多人的马队冲击部队，部队用机枪扫射，打死了四十五个人，打伤的更多。这件事被定性为“叛乱”，称作 “新叛”，以区别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和西藏有关的“老叛”。

　　文革结束后，时任中共阿坝藏族自治州委第一书记的杨岭多吉带队调查，认为是一件错案应该平反。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当杨岭多吉谈到此事时，赵紫阳很生气，责问当时在民委工作的前任阿坝州委第一书记怎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说（此人认为事件后来定性为“扩大化”已经解决）。赵紫阳听取汇报之后作总结的时候说：“看来这不是叛乱，应该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杨岭多吉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阿坝州没有人同意他的平反意见，认为只能说“扩大化”，不能说“平反”， 因为这是州委、省委、中央军委、国务院同意认定的“叛乱”，已经顶到天的事，搞不好就成了“为叛乱份子说话”。因为没有人敢参与和支持，杨岭多吉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州委的名义提出要平反。

　　赵紫阳去世前对前去看望的杨岭多吉说，他一直记得他报告时说的话：为甚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

　　以上所说的似乎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鲍彤在本书序中所说，赵紫阳的品格是“把人当人”，由此而来的智慧也不过是“把常识当常识”。不过这些平凡的品格和智慧在中国人中间，尤其是在政治家中间，却是难能可贵的。

徐友渔，开放网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下）

　　口诛笔伐

　　还是那个陈德征，高擎“卫道”的旗帜，向胡适发起挑战。陈德征“卫道”有功，除担任党国其他职务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国民日报星期评论》上他写道：

　　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来胡说的。……乱道的，是革命的罪人，是主义的蟊贼；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没处发表，陈德征的反响却登出来了。”一时间，《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争先恐后地刊文批评胡适，讥讽斥骂，人身攻击，《光报》发表的《关于胡适之最近之胡说》，言辞尤为尖刻：

　　胡以不党之学者自居，而社会亦以是称之。故“胡说”一出，遂大得社会之同情，尤其知识阶级，大为称快。国内外之刊物，皆纷纷为之介绍。……况胡于陈炯明背叛孙先生之际，段祺瑞开善后会议之时，似尝与眉来眼去，结成露水姻缘。则今之坠欢重拾，亦属人之常情，是胡之不党云者，恐不过一时掩眼法，而背后之老板，固甚面目狰狞。

　　《民国日报》还发表署名无任的文章《有宪法才能训政吗》，宣扬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硬是要把胡适与帝国主义军阀划到一起，文章说：

　　现在的时期，中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紊乱的中国政治渐次入了轨道，已在国民革命实行训政的时期了。同样的，在一般士大夫阶级封建余孽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高呼着，中国国民党独裁，中国国民党专政。他们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和帝国主义是一样的。

　　最近胡适发表他的文章，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理论，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用说胡先生有他的立场。他的观念，是代表现在中国一班士大夫阶级来反对中国国民党的。

　　在一边倒的批胡大合唱中，间或也传出一些不和谐声。老友张元济适时来信宽慰，以古人“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相劝告，希望胡适暂时沉默，他说：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哪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狗，哪有个不赞成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

　　除了张元济，也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人写文章说，胡适“具有真挚的心灵，渊博的学问，和大无畏的精神，并本着这种心灵、学问和精神，处处站在领导青年的地位，代表我们四万万小民来说话，即如他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所说的话，是何等重要。他所提出的要求可说是我们四万万人心理上所共具有的，不过想说而说不出或说得出而举不出那样有条理有根据的理论罢了。”还有的文章干脆批评国民党，是在“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这些朋友的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使胡适深受感动。

　　胡适对那些讨伐之作并不十分在意，相反倒担心骂人者走火入魔，损了自己做人的原则，他给杨杏佛去信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所谓口诛笔伐，终究是笔墨官司，执政者要对胡适量体裁衣，科以罪名。1929年8月13日，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呈请市执委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12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召开常委会，同意三区党部决议，“转呈中央咨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接着，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的国民党机关和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先后表态，一致要求惩办胡适。10月4日，教育部发来训令说，胡适“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在中国公学校长任内，“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组织文人，集中撰写讨伐胡适的大批判文章，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由光明书局编辑出版，书名为《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同样厄运。各种报刊相互攀比竞赛，对胡适的挞伐、诋毁日益升级，许多明显带有低级趣味的谩骂，如满天星雨，令人眩目，什么“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竖儒”，甚至还有更唬人的罪名，如“反革命”、“叛国者”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胡适自我解嘲，他以鹦鹉以小小的翅膀，入水濡羽而洒之，扑救集陀山大火的故事自喻：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这是胡适的良苦用心，可是，国民党不领此情，仍是不依不饶，非要赶尽杀绝，在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压力下，胡适不得不鸣金收兵，落荒而逃。


　　万山不许一溪奔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排山倒海之势。胡适在大厦将倾之际，检讨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上的错误，认为，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归宿处。”说穿了，他要重蹈20年前的覆辙，再擎自由主义的旗帜，给国民党当“宗师”、“诤友”，推行所谓政治改革，引领国民党走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之路。这时，集聚在他周围的“第三势力”的朋友们，一致拥戴他“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于是，名为《自由中国》的刊物，便在台湾创刊了。他给《自由中国》拟订的主要宗旨是，“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胡适远在美国，只能兼得“发行人”的头衔，《自由中国》的实际主持者为雷震。胡适虽是挂名，也要忙里偷闲，给《自由中国》寄文稿。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批评政府机关和治安军警为谋得破案奖金，而预先设计圈套诱民入罪的骗局。此文捅了马蜂窝，台湾军政当局挑毛拣刺，求全责备，《自由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可是，胡适却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认真，”“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然而，胡适高兴的太早了，迫于如磐般的重压，《自由中国》也怯弱了，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向最高当局赔罪道歉。看了这样软弱的文字后，胡适大失所望，立即给雷震去信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信刚刚刊出，便传来《新月》被查禁的消息（不多日又开放），胡适思前想后，好不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胡适由纽约飞台湾讲学期间，与《自由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公开号召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震写写文章”。

　　1953年1月16日，胡适拜会蒋介石时，直言不讳地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国民党特务头子，笔者注）。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蒋介石为标榜政治民主，对于这些逆耳之言，并不反驳，而是“居然容受了。”

　　次年9月，胡适为给《自由中国》壮壮门面，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文章说：“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1956年10月，蒋介石将逢70大寿，《自由中国》认为建言的时机到了，便出祝寿专号。胡适别出心裁，写的文章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故事一是，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笔者注）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取消接见数十位分院院长和联合学部主任的计划，因为，二战期间，他任盟军统帅时，也只接见3位受他直接指挥的将领。故事二是，艾森豪当总统后，遇到难以决断的文件时，他会在同意和否决的两份批件上签名，然后让副总统尼克松替他挑选。胡适由此引发议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听了这些话，国民党的那班御用文人，个个是捋袖挥拳，横眉怒目。《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官办报刊，联手出击，形成合力挞伐之势。他们说，胡适的文章是在“诬蔑毁谤”，“攻击革命领袖”，以“煽惑军民，分化群众”。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以极为机密的《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这个部还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为胡适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他的三无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

　　胡适在给赵元任信中说：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还是鼓吹自由主义，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个在野党。他还表彰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可是，1960年9月，当所谓新党正在筹组时，雷震便被逮捕，接着又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以十年徒刑。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这一消息后，他在接见记者时拍着桌子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歉疚之情，“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雷震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961年7月26日，身陷大狱的雷震逢65岁生日，以什么来慰藉囹圄寂寥的老友呢？“百无聊赖以诗鸣”，他只好抄录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为老友祝寿：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是借古喻今，民主自由的“溪声”虽被“万山”所拦阻，但是，到头来终归要涌至“山脚尽”，从而潺潺涓涓流“出前村”。

　　11月6日，在台湾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他又作了25分钟英文讲演，他说：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人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此论一出，顿时掀起巨澜狂波，港台的一些知名报刊，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和《文星》等，连连发表文章，或褒或贬，或讴歌或批判。批胡者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所发“狂悖的言论”是在“向西方人卖俏”。他们甚至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旧账，也全算到胡适的身上，似乎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了。当然，也有微弱的颂歌声，称道他是，“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席间，当有人提及他的那篇英文讲演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酸疼便发作了，他尽量抑制愤懑的情绪说：“我去年说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他的话越来越多，后来更是颠来倒去、语无伦次地说着“民主”、“自由”等，说着说着，便面色苍白，身体倒地，虽经尽力抢救，却因心脏病猝发而长眠不醒，享年72岁。

　　胡适去世后，后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张家康，《炎黄春秋》  2005年第4期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上）

　　1935年，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悖主”、“叛逆”、“犯上”等封建思想作祟。他辩解说：“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适，希望《努力周报》改变对孙中山的态度，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战争，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地方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李大钊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也开始反思起来，论争的调子有了些微变化，开始说孙陈之争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其实质还是偏袒陈炯明，他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当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时，胡适又不高兴了，立即出面指责：“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筹北伐革命，《民国日报》刊载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同版《响影录》专栏刊出胡适短文《少谈主义》。孙中山看后，心中尤为不快，并就原报亲批下文：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这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经上海赴北京，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期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可是，段祺瑞又在积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善后会议”，胡适当然在邀请之列。胡适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所谓“善后会议”，说穿了则是军阀、政客的分脏会议。但是，胡适又认为这毕竟是“和平会议”，“至少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他“也愿意试他一试”。

　　“国民大会”和“善后会议”本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胡适为“善后会议”凑热闹，自然难免为段祺瑞捧场之嫌。有文章批评胡适，受皖系军阀宠招，“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已经牺牲掉“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在国民的叫骂声中，“善后会议”无果而终，胡适也知趣识相，借机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

　　胡适是个从不服输的角色。他固守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致《京报》记者邵飘萍的信中，他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我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人权约法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期间，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凡经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那么，何谓反革命分子呢？陈德征将之定性为：“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

　　这样的政治界定太骇人听闻了，胡适按捺不住，立即给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写信，批评这个提案：“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还将信稿寄给国闻通讯社，不多日，国闻通讯社函告胡适，信稿转送各报时，被检查者扣留。胡适没想到，当权的新闻检查机构如此蛮横不讲理，他也要摆开架势，与当权者理论是非。于是，他的《人权与约法》便在《新月》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所允诺的保障人权表示失望，因为，凡此侵害人民自由及财产的行为，都被冠以种种政府及党部机关的名义。中华民国政府和党部行事无法可依，人民的权利已被剥夺的所剩无几。

　　胡适列举出这样的事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没称“主席”，便被以“治学不严”而拘禁，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的商人杨某被驻军152旅拘禁，并被严刑拷打，商会代表只能去求情，而不能依照法律去控诉。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此类事件，唯有“法治”可以规范。“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他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如果有侵犯人权者，“无论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人权与约法》发表后，立即引发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他的朋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积极予以舆论支持。罗隆基紧步胡适的后尘，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指出：“中国的行政，目前是在这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一文，文章说：“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王造时也在罗、梁之后，给胡适以舆论声援。

　　他们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舆论造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致信表示敬佩，说《人权与约法》乃“振聋发聩”之作。许多人致书《新月》，积极支持这场讨论，表示：“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胡适太高兴了，兴之所至，文思泉涌，又连连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胡适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只讲“军政”、“训政”，而不相信民众参政的能力。他说，宪法可以与训政并重相容，“宪法之下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中国几十年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法治，“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在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时，他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

　　这些文章写出来后，胡适的一些朋友看了，纷纷咋舌，都劝他还是不要发表，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可是，胡适却吃了豹子胆，非得要向国民党叫板，向孙中山质疑，他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这点自由主义的呼喊，很快得到知识界、思想界的回应，人们致信称赞其有胆有识。有人称颂曰：“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义。”

　　胡适在叫板质疑时，还将国民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数落了一番。他说：“如今中国这几十万官吏，从最高的院长，部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都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来产生，”“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他触犯了众怒，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国民党的大小官吏也就必然鸣鼓而攻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化围剿”。（未完待续）

　　张家康，《炎黄春秋》  2005年第4期

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冤屈至死也没等来一个说法

　　张秀山，1930年参加革命，和刘志丹一起创建西北红军，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在东北局的地位仅次于高岗。在“高饶事件”后，被定为高岗手下的“五虎将”之首，随即降职为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围绕着“高饶事件”和张秀山的沉浮，外间难知其中原委，2011年初，记者采访了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希望能通过家人的诉说，更多地了解张秀山跌宕起伏的人生，揭开“高饶事件”的神秘面纱。


　　阴差阳错的发言，惹了大祸

　　父亲在台上的时候，我还在小学，并且是住校，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学校。只感觉父亲特别忙，在东北局的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他。父亲后来回忆，1953年9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父亲那时是东北局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3天，也就是9月7日晚上，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当时父亲刚刚做完痔疮手术，卧病在床。父亲特意嘱咐郭峰：“现在东北有68项重点工程上马，任务艰巨，咱们主要是要干部。要是检查汇报工作，咱们东北要谨慎，发言不要搞得尖锐，多听听其他地区看法。”

　　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有组织部长郭峰和东北局各省的一些组织部长们前往北京参加，父亲本来不想参加，当时中央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刘少奇还特意发电报，主要是希望父亲来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要求父亲在10月8号之前到北京。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又打电话给父亲，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父亲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讲了5条意见。

　　9月末，父亲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并嘱咐他：“先让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后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父亲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往北京。到北京之后，父亲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当时父亲还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让父亲发言，饶漱石决定亲自通知父亲。

　　那天晚上7点，饶漱石到驻地对父亲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因为父亲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父亲：“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父亲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父亲就问主席，这些意见可否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但直到会前，父亲没有见到刘少奇。

　　10月14日下午开会父亲发言，少奇同志坐在父亲的右边，安子文坐在父亲的左边。父亲发言主要内容是：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三、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抓得不紧。

　　四、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没有关死剥削分子不能入党的门。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敌我界限模糊。

　　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对父亲说：“你会上讲的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是我的错误。以后适当的会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秀山同志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1954年，“高饶事件”出来后，这个发言就成为父亲“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他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到外地休假，竟成了“反党串联”

　　到1952年，父亲已到东北工作7年。这时候，东北的工作逐渐上了正轨，朝鲜战争也已经基本停战，这时的父亲希望得到休假的机会。夏天，父亲借着暑假的机会，带上正在上学的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和在我家住着的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一起回西北老家看看。父亲第一站先到了西北，见到了习仲勋、马明方、王世泰等老战友。还看了刘志丹的父亲，他们说起和刘志丹闹革命的经历，越说越亲热，就在家里吃了羊肉剁荞面。

　　父亲还带着刘力贞和谢绍明，走访了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闹革命的地方，给他们讲当年的战斗经历。

　　离开陕西前时，王恩茂正好要去新疆工作，父亲便和他同行到了新疆。王震陪着父亲在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参观。之后，父亲又去了中南和华东，在上海，柯庆施陪同父亲看了一些单位，父亲说：“还是华东商业发达啊，人民的教育程度也高，这正是东北的薄弱环节！”在广东见到了陶铸同志和许多四野的南下干部。主要也是谈谈老战友的情谊。

　　没想到，这次休假，在“高饶事件”之后，竟成了父亲到各地进行“反党”活动的罪状。


　　高岗自杀未遂，周总理叫张秀山去陪陪他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安志文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来到会场，向周总理报告高岗开抢自杀未遂的情况。听过详细的汇报之后，周总理说：“高岗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得做他的工作。”总理对父亲说：“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里，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稳住他的情绪。”

　　父亲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即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编者注）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父亲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

　　傍晚时分，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到了高岗的住处。高岗看到他们忙说：“请坐，请坐！”结果谁也没有理他，都冷冰冰的。习仲勋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话，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是错上加错。现在你要好好休息，等平静下来之后，再考虑检查反省。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

　　当晚父亲便住在了高岗家。座谈会期间，父亲上午参加会议，下午就到高岗家做他的工作。在谈话中，父亲指出高岗过去许多反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言论，他都不承认，只说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听主席“到此为止，不准扩散”的话，没有考虑“扩散”后果，跟一些人讲了，这是最大错误。高岗说，我对毛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一丝念头。还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高岗还说，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

　　父亲和高岗之间的具体谈话，都跟周总理作了汇报。每次同高岗谈话，赵家梁都在场。后来赵家梁回忆，父亲和高岗都住在二楼，高岗房间在东边，父亲住在西边的客房，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高岗就跑到父亲的房间来，进门也不说话，往那一坐，父亲不说话，高岗也不说话，呆一会儿，也不说什么，起身就走。

　　半年后，高岗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后来，父亲听说，高岗是从报纸上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说，以后见到这些人时，请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是我连累了他们。父亲曾经说，高岗开始一再给主席写汇报材料，主席都没有见他，汇报不上去，几次要见，主席说不要来了，他就是想见主席，可是主席不见他。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在盘锦农场的日子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部署，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这次会议，父亲便开始“挨整”。会议开始，父亲还是大会领导小组的成员，后来就只有检查了。1954年4月24日，父亲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4级降为8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

　　我们家兄弟姐妹8个，当时我和两个哥哥在沈阳育才学校念书，我大哥在实验中学上学。我下面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在幼儿园。父亲这一级别的领导，在沈阳住独门独院的房子，那房子是原英国理事馆。受处分之后，组织上又给安排另一处房子。我们家就从原来比较大的房子搬走，父亲跟母亲交代：“搬走的时候只能拿生活用品、床和吃饭桌子、凳子这些东西，什么沙发、地毯这些东西都不许带。”

　　我记得，在搬家之前，妈妈带着我上街给力贞姐买被子、床单等生活用品。在父亲离开沈阳之前，我父母给力贞姐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那天从外面请来了厨师，做的是西餐，请了很多人在家里吃饭，我们跟着高兴。回想起来，父亲是在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即将下放农村的情况下，喜气洋洋的把刘志丹女儿的婚事给办了，那需要多大的胸怀啊！

　　1954年的冬天，父亲穿上母亲买的棉袄棉裤，一个人先去了农场。第二年开春，母亲看到父亲住着一间泥坯房，在大食堂吃饭，身体不很好。母亲决定带着小弟弟和奶奶先过去，让父亲有一个温暖的家。

　　父亲遭难之后，子女和亲属也受了牵连。从延安就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叔伯姐姐，本来是留苏预备生，被取消了留苏资格，分到农学院去上学。还有一个叔伯哥哥人大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在我父亲出事以后，他被国家计委派去支援西藏，回来以后，就长期不给分配工作。等了快一年才被分配到甘肃省工作。我二哥同班同学，几乎都上了哈军工或其他军事院校，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就不能上军事院校。

　　搬到盘锦农场之后，生活条件跟沈阳自然是没法比了。条件很艰苦，尤其是没有什么蔬菜，冬天就是大葱。但是父亲没有消沉，他一旦投入工作，心情就很好。暑假我们回家，他就带我们到地里看水稻长势；过年了，他带我们到老乡家的碾子上碾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陕北老家热腾腾的油糕。他的豁达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们家里没有悲观情绪。

　　周总理认为东北局高干会没有开好。1955年夏天，周总理叫王震来看看我父亲的情况。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王震老远看见父亲就喊：“秀山！秀山！”见面后，王震把父亲请进车厢。到了沈阳，王震硬要父亲住在自己的房间，于是便在王震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两个人吃住在一起。父亲对王震讲了东北局高干会上的情况，他说：“因为我和高岗一起工作时间长，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可以，把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打进去，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跟高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联系；马洪年轻有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赵德尊和郭峰是从原来的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个部长，是平调嘛。郭峰刚调来不到一年，赵德尊也就是一年，怎么能变成高岗死党、反党成员呢？”

　　王震回到北京，把父亲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反映。不久，毛主席批示中组部，每月给父亲120元生活补助费。

　　后来，我大哥视网膜脱落，在沈阳做手术。父亲不放心，就让母亲带大哥到北京去找习仲勋，习仲勋立刻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眼科大夫，给大哥做了手术。我现在想，那些老战友，心里都知道父亲的冤屈，他们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父亲开口，他们都尽力帮忙。


　　造反派要父亲一起“造反”

　　1959年，父亲已在盘锦农场待了5年，4个弟弟妹妹都在农场，没法上学，父亲觉得不该因为自己影响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们经常在水渠里游泳，农场一位副场长的儿子游泳淹死了，这个事情对父母刺激挺大。最终父亲提出“调回沈阳工作”，省里把父亲安排在沈阳农学院，但不能进入党委，只是管基建。

　　“文革”爆发后，造反派主要是针对院长、书记、教授开刀，所以父亲开始没事。造反派听说父亲是由于反对刘少奇才下来的，所以开始时对他挺客气，好几派的造反派都到家里来做工作，叫父亲参加他们的队伍，父亲说：“要说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造共产党的反。”

　　好景不长，北京成立了高饶问题联络站，派人下来，指示说还有一个“大老虎”张秀山在这儿呢！于是，父亲被抓到农学院不能再回家，我们天天给他送饭。我每次去看父亲，他情绪稳定，送的饭都全部吃光。

　　后来，父亲被造反派从农学院抓到东北工学院了。家里又天天去送饭，父亲和当时东北局的一些领导都关在一块儿，有好多领导都是愁眉苦脸的。我记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饭，她回来告诉我们：“看我爸还行，送的饭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亲毕竟经过一些大风浪。

　　在东北工学院关押期间，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亲戴的一块手表，表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父亲死都不承认。那次打得很厉害，父亲从后背到腰一大块地方，整个是大脓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让父亲住院，那么大面积的淤血怎么办呢？农学院的医生，拿着大针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脓血一点一点抽出来，慢慢吸收。

　　我们院一个副书记、一个组织部长都挨打受不了，自杀了。我们很担心，给在长春的叔叔打电话，让来劝父亲。父亲问：“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你们怕我出什么事儿？我什么风浪都经过，1935年肃反比这打得还厉害，你们放心，我不会走上那条路。”

　　造反派从张秀山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后来张秀山随沈阳农学院四处迁徙，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坚强的，从未想过自杀。他相信党，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1979年，中央给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又做了中顾委员。但遗憾的是，父亲1996年逝世，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对他1954年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说法。但看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晚年感到很欣慰。

　　口述｜张元生 整理｜程诉，《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2月上）

毛泽东果真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

　　导语：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这是流传很广的说法，但事实上这既不符合常识，也违反历史事实，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一党领袖和一国首脑，他有理由保持身体健康，吃肉再正常不过。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不吃肉神话的由来

　　关于毛泽东三年苦难时期不吃肉的记载，最初来源是纪实文学，而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所借用的是当事人的回忆，缺乏必要的史料参照。


　　李银桥回忆称毛泽东1960年7个月没吃肉

　　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记载，最初来源于权延赤的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书中据李银桥的回忆：“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人民网文章称毛泽东7天不吃米7个月不吃肉

　　然而李银桥只是称毛泽东“1960年7个月未吃一口肉”。并没有宣扬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不吃肉”。可随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的流传，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提法逐渐流行开来。2012年5月4日，人民网刊登署名“张子剑”的文章《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该文明确称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不吃肉。


　　警卫员称毛泽东三年不吃肉 传说变成事实

　　曾经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老人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当时，给主席做饭的有两名厨师，姓韩的负责做菜，姓李的负责做饭，每餐就着两盘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2010年第1期的《文史月刊》中，刊登了署名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文章，文中同样也称毛泽东在1959—1960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吃肉。“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肯定吃过肉食品

　　199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下简称《事典》），这引起了人们对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一说的怀疑。


　　《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毛泽东吃西餐

　　199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下简称《事典》），这引起了人们对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一说的怀疑。《事典》由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撰，书内记载了1960年代初毛泽东的西餐菜谱“毛泽东推崇中国菜，终生喜欢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反对西餐，拒绝西餐。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肴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大概从60年代初开始，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


　　掌勺厨师：1960年毛主席夸我做的肘子很好吃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厨师的原上海锦江饭店国家特级厨师东林发回忆“（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4年第4期，苏林发、赵光《我为毛主席掌勺》）


　　毛泽东秘书驳斥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患浮肿病

　　曾长期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在接受张素华（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采访时也表示“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乃至浮肿是无稽之谈”，“比如说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简朴，但决不是苦行僧，现在有人把它写成像苦行僧一样，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还说他在3年困难时期20天不吃一颗粮，长期吃野菜非和菠菜充饥，还得了浮肿病，我看到很多书都这样照抄。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为了弄确实我还专门打电话问当时给毛泽东做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他们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


　　1961年毛泽东宴请蒙哥马利菜谱中有鱼有虾

　　“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就是为：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茸汤、铁板扒桂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小康》杂志2009年第6期，《红墙御厨》）至少从这份菜单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在1961年或许未吃过猪肉，但肯定吃过肉食。


　　领导人吃肉没问题 神话毛泽东无必要

　　毛泽东秘书林克：毛泽东的食谱是很丰富的，不仅有各种蔬菜、辣椒、豆腐、芋头等，还有富春江的鲥鱼、金华火腿、桂鱼、冬笋、蘑菇等，在外地也品尝过广西的果子狸、广东的蛇肉等。


　　毛泽东吃红烧肉讲究 健康随时被监控

　　毛泽东喜爱吃红烧肉，这点不假，但毛泽东吃红烧肉非常节制，一两周吃一次或每个月吃一次，建国后也很少吃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透露：“特别是进城4年后，他实际上记不起吃红烧肉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专职的保健医生，他的健康状况随时都被监控，保健医生王鹤滨每天要检查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有无变化，记录下睡眠的好坏、血压的高低、心肺有无出现异常，限定他的吸烟量，限定安眠药的服量。因此毛泽东不可能出现长时间不吃肉甚至不吃饭的情况。


　　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是神话 毫无必要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的头号人物，有理由保持必要的营养以维持身体健康，否则他将很难处理国家事务，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出现问题，只能给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失，以此而言，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吃肉没有什么问题，吃得好更没有问题。从生活上神化毛泽东，是个人崇拜的表现，在当下中国，更是显得毫无必要。今天，国人需要了解的是一个真实的、作为人的毛泽东，而不是被神化的偶像毛泽东。


　　结语

　　陈毅曾经说过“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同样的，时至今日还在神化毛泽东的人，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动机。

　　蔡信，凤凰网历史  2013-02-27

2013年2月27日《歷史日報》

• 在革命走入歧途後回憶當初：我沒變，是黨變了
• 胡适：“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
• 张鸣：文革如果再现，对谁都是灾难
• 八十年前的德国国会纵火案
•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 原公安部副部长秘书：高岗在东北占有过十余女性
• 杨奎松：1949后恰是中国被西化最彻底的时代
• 李宗仁：二战爆发后朱可夫登门向我请教国际形势
• 朝鲜战争之后金日成想借联合国名义逼志愿军撤离
• 张黎群：胡耀邦最后的二十七个月
•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
• 2013年2月26日《歷史日報》

從走進中共到離開中共：我沒變，是黨變了

回憶我的青春歲月和革命引路人（8）

《新史記》郭羅基

1949年，在無錫的學生運動中，私錫中是走在前列的。解放後成立的無錫市學生聯合會，主席是蘇南社會教育學院的孫希民，副主席是江南大學的江之光，另一個副主席就是代表私錫中的郭羅基。

1949年9月以後，學校和工廠相繼舉行基層團組織公開儀式。私錫中是先進典型，在全市第一個舉行團支部公開儀式。（注6）

我作為學生代表，七月份參加了無錫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十月份又參加了蘇南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我就是在蘇南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結束後，調任青年團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涯，成為黨團幹部。


“我沒有變，是黨變了！”

我從參加星火社到加入地下黨，以及解放後成為學生運動領袖，都是在陳國偉一路引導和扶持下前進的。1949年夏天，陳國偉在蘇南黨校學習結束，調到吳縣搞土改，後來又到蘇州市搞“五反”。我們不僅在工作上是上下級關係，在生活上又是親密的朋友。他每次從吳縣或蘇州回無錫，總要找我聚聚。

1953年，陳國偉調回無錫，任人民銀行儲蓄部主任，兼銀行系統的團總支書記。這時，我是無錫市一級機關團委書記。昔日的上級成了我的下級。上下級關係的戲劇性變化，更顯得國偉的品格高尚。他沒有半點傲慢。我在會議上講話時，他那認真作筆記的模樣，令我內心十分感動。

就在這一年，黨政軍機關抽調一些年輕幹部上大學，叫做“調幹生”。我也要求上大學，沒有被批准。鬧了兩年，終於如願，1955年9月，我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早年曾立志學醫，現在志在探究歷史的奧秘，醫治社會的弊病。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時候，決心當“職業革命家”；在共產黨掌握政權的時候，重新作人生的選擇，結束革命生涯，轉向學術研究。

雖然我少年得志，一帆風順，但在政治生活中常常感到不自在。我的天性愛好自由。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因為痛感不自由，所以才反抗，才鬧革命。在共產黨的天下，依然覺得不自由。官場只論權力大小，不問真理多少。開始還沒有對共產黨如何運用政權進行思考，只覺得我的個性不適於在政壇生存，於是遠離權力中心，退居文壇。我考大學的時候，周圍的朋友們都說我傻，他們不能理解我的舉動。他們說，我已是局長級幹部，上了大學就成普通一兵。我所享受的調幹助學金，雖比其他人為高，也只有原工資的三分之一。我是為了保持自由的心靈，不受壓制，免遭扭曲，衝開物質的枷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誰知文壇和政壇一樣，還是黨天下。無處可退了，只能面對現實，發生衝突，以至被共產黨領導人敕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冒尖人物”“代表人物”。

懷念國偉，不由得想起我的青春歲月。我的青春歲月，在革命的浪潮中浮沈，懷抱理想，奮不顧身。因追求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參加共產黨。誰知後來共產黨給予我的不自由、不民主之苦，更勝於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臨終前說：“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中國和當年的蘇聯一樣。我們為之奮鬥的理想毀滅了，我們所建成的這個國家，又反過來壓迫我們。1989年“六四”開槍，我像反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一樣，反對共產黨的暴力行為，因此而被清除出黨。我當眾宣告：“我沒有變，是黨變了！”我被腐敗的共產黨清除出黨，也可以說，在我身上清除了腐敗的共產黨。對腐敗的共產黨來說，爭自由、爭民主又成為一種罪名，我被放逐海外。16歲的時候，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60歲的時候，又被共產黨政府列入黑名單。被國民黨政府列入的是抓捕的黑名單；被共產黨政府列入的則是流放的黑名單。流放海外20年，至今不得回江東。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此時此地，在流放中回首故國往事；在反對共產黨的時候又去回想早年怎樣參加共產黨；革命已經走入歧途之後再來回憶青春歲月的革命：我的心中是何等悲涼、何等苦澀、又何等無奈！

我們青少年時代，雖然熱烈追求民主，但不知道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並不能實現民主。槍杆子裏面可以出政權，不能出民主。槍杆子可以反對不民主，不能建設民主。以暴力奪取的政權，再以暴力維護政權、運用政權、鞏固政權是很自然的。從現在來說，我寧要和平改良，不要暴力革命。從當時來說，又是不可選擇的。共產黨也是走在被歷史規定的道路上。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對立的，但走的是同樣的歷史道路。暴力革命的道路是從孫中山開始的，以黨領軍，以黨治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繼承了孫中山的遺產。

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個人的行為是可以選擇的。國民黨專制腐敗，導致社會黑暗，民不聊生；共產黨發動革命，反對國民黨，是正義的。投身革命，加入共產黨，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即使已經知道共產黨同樣會腐敗的謎底，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也不可能作別樣的選擇。投入國民黨的懷抱？那是站在歷史的錯誤方面。不問政治，超然中立？就成為歷史的旁觀者。而且，當時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們，最後也不得不分化：少數跟著國民黨去了台灣，多數轉向共產黨陣營。因此，根本問題是必須反思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道路，從暴力革命的道路轉軌，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

我的第一次選擇並沒有錯，更重要的是第二次選擇。為了反對國民黨的腐敗，選擇共產黨；當共產黨也變得腐敗的時候，我同樣也反對共產黨的腐敗，選擇憲政民主。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權之後，又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權，我保持了為人的一致性和理念的完整性。
但願我們的後代能夠走向光明的中國，避免我們這一代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
2012年3月
於美國奧馬哈

注釋：

6，陸大福（拂為）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無錫解放後，私錫中成立了一個當時不公開的新青團（共青團）支部。支部書記郭羅基，我任組織委員。”（《羊腰灣弦歌》第4頁，私立無錫中學49/50屆高中同學會編印，2005年1月）發展團員、成立新青團支部，都是陸大福“北上”以後的事。暑假中，所有的團員參加了在省錫師舉辦的團訓班。陸大福不是團員，也沒有參加團訓班，更不可能是“組織委員”。私錫中團支部的第一任組織委員是王國增。（《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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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

朱正编《胡适文集》序言

　　1

　　胡适1922年7月10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2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1912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他的事业的。“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历史正要发生大转折的时刻。他和蔡元培、陈独秀，以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就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所主张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方面，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年之后在小学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已经没有了文言文的地位。他介绍易卜生主义的用意，曾在回答读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一篇中的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其实在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1915年9月15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有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煌煌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方面，他更做出了很多成绩。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1943年5月25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3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1922年6月16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1922年2月7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1922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1929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孙中山先生。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廿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的事。这些文章在《新月》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胡适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娸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1930年2月胡适将这些文章加上梁实秋的一篇和罗隆基的三篇，辑印为《人权论集》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为《人权论集》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个典故：“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把自己做这些文章比做鹦鹉救山火一样，不过是尽一点自己的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这话说得十分动人。

　　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许多方面都是前后一贯，少有变化的。只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前后有很大的变化。1926年7月，他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他当时在《晨报》发表的给友人张慰慈的信《一个态度》中，说了他对苏联的观感，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可见这时胡适对苏俄这“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是持赞许态度的。可是他1948年1月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二十多年过去，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1926年他对苏联“政治新试验”的赞许，是说出了个道理来的，当时至少能够得到左倾人士的赞同；1948年他说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当时的左倾人士就会说他反动了。在这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政治新试验”以失败告终之后，当年他说的这些也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他留下了好几种哲学史的著作。从体例说，这个选本不能收整本的书。而且就价值而论，这些也并不是胡适本人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品。


　　4

　　现在我们是给胡适编选集。其实他自己曾经编选过一本《胡适文选》，选了二十二篇文章，都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最希望读者阅读的文章。这是1930年选的，这以后他还写了很多重要文章。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2月29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0月23日条）里记下：“先生看了孙德中选的先生文选的目录，说：‘像《丧礼的改革》、《贞操问题》，这些几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现在连影子也都没有了，很少人实行的。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方面。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有的文章失了时效的问题。经过几十年时间，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当初胡适必须呼吁的丧礼的改革和妇女的贞操问题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一类文章就不再有必要选录给今天的读者看了。

　　这一部选集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为工作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改正了工作底本的一些错误。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当是收文更全的，可惜不曾见过，这里仅从台湾出版的一种选本中编入几篇晚年的文章，现在的这一本不问而知是有欠缺的。至于作全面补充修正的机会，我想，还是留待将来罢。

　　2012年10月15日朱正于长沙

　　（《胡适文集》，2013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朱正，《随笔》2013年第1期

张鸣：文革如果再现，对谁都是灾难

　　误读，在所难免，但有的误读是有意为之，贻害不浅。对文革的解读，就出现了这种危险的倾向。

　　文革，在很多年轻人眼里，是一场整当权派的狂欢。把这些人当作走资派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想怎样就怎样，感觉是多么爽啊。吊诡的是，不仅年轻人这样想，连一些经过文革的人，一提到文革，脑袋里也会浮现这样的画面。所以，在权力腐败严重、官民矛盾尖锐的今天，一些人渴望再来一次文革的想法，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我们说的文革十年，其中揪走资派的狂欢，仅仅几个月功夫。然后就是军管，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接下来，最初冲杀凶猛的造反派，也先后被镇压了。只有被中央文革看上的那一派，才得势。文革中整人、打死人最多的，不在全民炮轰走资派那一段。最初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打杀黑五类，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5·16”分子，整死的人不仅比斗走资派时多，而且遭殃的，大都是平民百姓，数以百万计。

　　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般只持续几个月，顶一阵也能熬过去，但文革的政治高压持续了十年，从中央到地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很紧。阶级敌人不断地被迫扩张队伍，从原来的地富反坏右，到后来的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乱扣到这些人头上。此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会道门的人，即便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文革中，都有了麻烦。即使是根正苗红，一点毛病没有的人，只要领导看你不顺眼，一样可以被整。任何人只要被人认为冒犯了领袖，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连几岁的孩子，也难以幸免。文革后期，所谓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新的打击重点，一些贫下中农因为多养了几头猪、几只鸡、种了一点烤烟，也被揪斗批判。

　　最初否定文革之际，也进行过清查，允许民间控诉文革的罪恶，还出现过“伤痕文学”热。但这种对文革的批判，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革的危害局限在斗争走资派上，被批斗的当权派及其家人的控诉，声音最大；一种是人人都控诉文革的罪恶，哭诉自己的遭遇，但很少有人反思，没有人忏悔。

　　其实在运动中，很多人即使不是凶手，也做过帮凶，对整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多少都有责任。只是后来因为别的原因也挨过整，就成了受害者。整个中国，在文革十年，整了上亿的人，整死几百万人，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罪魁祸首结果却只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那么几个人。

　　即使这样的反思，也在不久之后戛然而止。文革，仅仅成为教科书上几行字的说明。除此之外，无论学术探讨、历史叙事，还是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一概不能提。好像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浩劫似的。相反，肯定文革的声音，却一点点响亮起来。文革和文革十年，被莫名其妙地分开，后者被肯定，而且被拔高。文革期间的带有强烈文革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从样板戏到歌曲、电影，都被堂而皇之地奉为“红色经典”。一些新左派的学者，从西方搬来洋理论，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肯定文革，把它说成大民主、难能可贵的民主实践。

　　对文革的误读，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它把文革解读成了大民主的狂欢，底层被压迫民众的节日，由此导致网上网下年轻人对文革的追捧。连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只要现在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受这些年文革追忆和畸形解读的影响，也会产生记忆的幻觉，把自己的记忆定格在批斗当权派的瞬间，幻想再来一次文革，好剥了当官的皮。

　　不用说，对于某些人而言，把文革仅仅说成是斗争走资派的大动荡，很合其口味，也为他们挣得了足够的同情分。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叙事和定性，在30年后，却成了社会动荡的隐患。思想观念再陈旧的当权者，也不希望底层民众重演当年的夺权斗争。毕竟，那是一场噩梦。

　　这样的人为灾难，如果不加以反思，或者有所反思也是扭曲的误读，其结果只能是把灾难延续下去。文革的再现，对谁都没有好处，却不乏野心家乐见其成，甚至从中煽动。悲剧重演的土壤还在，这种土壤的铲除，只能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实现。藏头露尾，半吞半吐，肯定是不行的。

　　张鸣，中国青年报 2013-02-26，原标题为《坚决铲除悲剧重演的土壤》

八十年前的德国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突然失火。付之一炬的不仅仅是国会，还有魏玛共和国时期蹒跚学步的民主。纳粹党借由此桩纵火案，为其最终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1933年2月27日晚间，许多柏林人都在往国会大厦方向涌去。他们听说，这座1884年竣工的巨大建筑失火了。很快，警察封锁了现场，大量消防队员冲向火场试图控制局势。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整座建筑都陷入了火海。

涌向现场的，不仅仅是消防队员与围观群众，纳粹党高层人物同样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国会大厦。据说，一名纳粹党员急匆匆地试图给新上任的帝国总理希特勒打电 话，报告国会失火的消息。接电话的是另一名纳粹高官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他回答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随即，戈培尔通知了希特勒，两人一道赶去现场。
 

希特勒的担忧

希特勒到了现场后，显得忧心忡忡。他倒不是为议会操心，对于民主他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希特勒忧心的是共产党，他坚信一定是与他誓不两立的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戈培尔后来说，共产党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来夺权。

 

 

国会纵火案后的纳粹党宣传海报

1933年2月底，纳粹党执政才刚刚1个月，立足未稳。当时，纳粹党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但仅占有32%的议席；第二大党是共产党，占17%的议席。希特 勒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共产党对他的威胁；而国会失火让他为自己的担心找到了理由。警察很快就在燃烧的建筑内找到了主要嫌疑人：24岁的荷兰人范·德·卢贝 (Marinus van der Lubbe)。

调查人员在审讯中发现，这名刚来柏林不久的年轻人与共产党有关联；他还承认是他单独纵火烧了国会，理由则是"抗议纳粹党掌权"。

据说，希特勒接到"范·德·卢贝单独纵火"的报告后，大发雷霆。他依然坚信，这决不是孤立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共产党的阴谋。他在演讲中说："如果这场纵火案如我所确信的那样，是共产党的计谋的话，那我们必须用铁拳砸碎这些害人虫！ "

 

24岁的荷兰人范·德·卢贝

 

 

当时掌控普鲁士警察机构的戈林(Hermann Göring)则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命令手下的警官，使用枪械时无需顾虑。
 
以保卫国家与人民的名义

国会大厦纵火案，给纳粹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民众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军政机关里的保守官僚也开始担心起共产党会抢班夺权。希特勒留意到了这一点，于 是警察在戈林的指挥下，在火灾当晚就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议员。纳粹党的冲锋队更是将数以千计的人抓捕到私设监狱严刑拷打，不少人还因此丧了命。据估计，直 到当年4月，德国共有约2.5万人被捕。

政府则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计划。他们急忙制订出一项法令，以对抗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当时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火灾次日就签署了"保卫人民与国家之总统 令"，取消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通信私密权也同样遭到取消。位于柏林的政府将可以直接插手各州事务，以"确保稳定与秩序"。

 

冲锋队私刑滥捕

这项总统令，被民间称为《国会纵火法令》。它成为了纳粹党的尚方宝剑，用来打击一切政敌。自此，政府看任何人不顺眼，就可以在缺乏证据、不经法庭程序的情况下予以拘捕，反对派的报纸也一并遭禁。
 
希特勒仿佛人民大救星

许多民众此时已经相信，共产党之前真的谋划过抢班夺权。许多报纸也持这种观点。巴伐利亚的一间报社写道："所以，我们拥护这项紧急法令。"民主和自由就此 销声匿迹，希特勒则陡然成为了德国人民的大救星，救万千黎民于共产主义险境之中。兴登堡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即是纳粹独裁的法理基础；一直到1945年纳 粹倒台，德国的法治与民主都一直被该法案扼杀。


至于这把火究竟是谁放的，八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定论。到底是荷兰人范·德·卢贝，还是共产党人？或者这根本就是纳粹党人自己放的火？不断有传言称，纳粹 党自编自导了这出闹剧，就是存心要嫁祸共产党人。不过，当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国会纵火案确实系范·德·卢贝一人所为，嗅觉敏锐的希特勒则抓住了这一 千载难逢的良机。据说，在火灾现场，希特勒面对烈焰中的国会大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起不再有怜悯；阻碍我们的人，都将被打倒。"至少在这句话 上，希特勒言行一致；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党用最恐怖的方式，践行了这句话。


作者：Marc von Lüpke，编译：文山，德国之声中文网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1961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粟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解决渡荒的代食品问题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试图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一点描述，借此希望我们每个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投机倒把”的教授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人所共见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为此，国家一再压低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 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便可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粮、饼国家抬高物价，国家不对，心中不痛快。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把人民生活压得这样低，这样时局，几时才能好转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减少吃的。每天上街东找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希望一、二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回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饿就借别人的外汇证去买来煮。但这个门也不行了。所以我现在对以后生活没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时何月才好？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地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地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地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这肚子空空如也的时节，也仍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过了两个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师思想动态的材料摆到了党委领导的桌子上。材料中说，中文系的67个教师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属于第一类的，即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政治立场坚定，能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有16人，占教师人数的23.88％。属于第二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及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当前形势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干劲不足，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有37人，占教师人数的44.27％。属于第三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党的方针政策有抵触不满情绪，表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15人，占教师人数的29.85％。


　　材料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类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杨某，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喊不出口举不起手”，认为当前城乡萧条得很，漆黑一团，感到前途渺茫。自从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场，不惜高价买回各种鱼菜食品，吃后大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买几斤鱼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冯某，对市场物资供应不满，对食堂意见最大，动辄发火骂人。材料也承认，冯教授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待人态度很柔和，而现在却变了。至于变的原因，材料中没有说，但将冯列入对“三面红旗”有抵触的这类人中似乎已说明了问题。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没有，连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饱肚子，脾气能好吗？

　　据材料反映，这位冯教授，不但态度变了，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产生了强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还常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冯教授自己还卖过三只鸡。之所以卖鸡，据教授自己说是因为粮食少，卖了鸡换回些粮食，但材料提供者断定，他是想高价卖鸡后买回兔子和鲜鱼，感到这样比较划算。

　　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的，并不止冯教授一人。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一点食物，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知识分子们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顾脸皮，去掉斯文，为的是如何使空空荡荡的腹中，稍微多填充进一点东西。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饭。

　　菜：（一）烧罐头（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二）盐鱼（每人2两）；（三）芋头丸子（每人4两）（四）苞菜；（五）萝卜（每人8两）；（六）兔肉；（七）味、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中的元旦会餐计划，其用意本想在于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二、代食品与浮肿病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适逢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样，这所学校不但学生吃喝在食堂，连教师也在食堂吃饭了。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真还有“巧媳妇”降临了。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试验过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法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2—2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如果不是供应不足，堂堂清华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经验”呢？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月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建议中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点像炒面。科学家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这所高校，虽地处中等城市，但学校不远处即是山区，山上长着一种当地称为野红薯，或叫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当中，为了裹腹，师生纷纷上山挖回野红薯。应该说，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之初，该校党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问题。当师生将野红薯挖回之后，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学系对野红薯进行化验，同时要求师生不要随便食用。化验的结果，发现野红薯含有一种有毒的皂素，院党委随即让学校生活委员会和科研科连续发了两道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食用。可是此时，饥不择食的师生们已有人食用野红薯了。因为野红薯的中毒反应比较慢，一般要在一个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应，以至吃了野红薯的师生有1600余人。

　　元旦刚过，传来邻近的矿冶学院几个学生吃了野红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该校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学校食用过野红薯的人也开始不断出现中毒反应。学校党委赶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挥部，停课进行检查，中毒严重的100多人被送到医院治疗，将中毒相对轻一点的，集中学校观察。据调查，全校或多或少吃过野红薯的师生中有中毒症状的有近500人。这一中毒事件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营养的严重不足，致使许多人不瘦即肿。由于食物摄入量过低，饥饿难受，只得喝水充饥，以致浮肿病普遍发生。据一份资料统计，该校师生连同家属共4056人，病号数（主要是浮肿病）714人，占全校人数的17.6％；其中教工病号数257人，占教工人数的23.44％。但据经历了这次大饥荒的亲历者回忆，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此数。此外，全校还有众多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患有妇科病，仅历史系就有80％的女生患月经病。

　　浮肿病的发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极度缺乏。该校的一期《内部情况》在谈到如何防治这种病时，无意中承认了这一点。文章说：营养性水肿病是由于身体所吸收的养分不能维持其生活、劳动消耗所造成的，一个正常人如果每天吃入食物中的养分（包括蛋白质、热量、维生素）仅占其需要量的50％以下，在一个月内即可发生水肿，如果不足30％时，也可以在几天内发生。一向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贫困的状态之中，“三年暂时困难”之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灵丹妙药小球藻

　　在众多的师生大受浮肿病之苦之际，一种既是药品，又是美味佳馔的东西便格外被看好。这就是小球藻。

　　1960年月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推广小球藻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保证至少不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是减少乱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重视，将胡的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他们研究推广。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区用小球藻给人治肿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肿，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症状减轻的占百分之17％，无效的只占5％，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看不见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粮食厅还进行了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少吃一两大米，十天之后，参加试验的八个人，有五个人的体重分别增加了两公两到两公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到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节约了粮食，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

　　自从师生吃野红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这所学校也就对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积极。化学系在给党委的一份汇报中说，党支部认真贯彻党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养、加工工作，拨出有机化学实验预备室及实验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养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号每天吃一次，全系师生每周吃一次。”“做好病号饭：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汤或小球藻汤，每人每天加油半钱，主粮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营养的杂粮，对全体师生，每天煮姜汤，每席发上一碗，多吃玉米、高粱粥等。”由此看来，连小球藻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学校的小球藻生产终于初具规模，共生产出了小球藻浓缩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产的瓶、罐达622个。3月中旬以来，学校的小球藻开始大面积生产，投入生产的水池达24个，面积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吨，还有十几个池子正在改、扩建。届时，每人每天能保证吃上小球藻浓缩液4两，原液3斤。

　　这所学校的情况，也许在全国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并不是最严重的。

　　据一份题为《部分地区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材料介绍，武汉大学在1961年上学期开学以后第一次检查时，发现全校有浮肿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数的6.4％，到第二次检查时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数的7％。武汉医学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3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医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该校患肝炎的人数，讲师中占90％，助教则为100％。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罗平汉，炎黄春秋杂志 2005年第4期

原公安部副部长秘书：高岗在东北占有过十余女性

核心提示：高岗的生活十分糜烂，专案组查明他仅在东北时就利用权势借跳舞机会，占有了十多个女青年的清白。而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查他有无与白俄女青年勾搭，搞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


看到2002年2月8日《报刊文摘》刊登的《高岗之死》（摘自《广州日报》，作者张聿温）一文后，作为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临时分管高（岗）饶（漱石）专案的徐子荣同志的秘书，我感到有必要对高饶专案及高岗畏罪自杀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加以补充。

1953年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期间，高、饶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揭露。由于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和参与中央处理高、饶问题很忙，所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长徐子荣和陈龙负责。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禁毒、肃反运动和深挖潜伏特务、反空降、反偷渡、剿匪、镇压反革命斗争的紧张时期，为了尽快查清高、饶的问题，公安部奉命成立了专案组，由徐子荣同志分管。徐子荣副部长选调了一些政治可靠、工作能力强的局、处、科长，负责具体工作，主要是查高岗有无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曾听徐子荣副部长说，高岗背着毛主席提出中央人事安排，并私下活动。

高岗的生活十分糜烂，专案组查明他仅在东北时就利用权势借跳舞机会，占有了十多个女青年的清白。而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查他有无与白俄女青年勾搭，搞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由此，我想到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有文章揭露高岗和林彪在毛主席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途径东北时，提出要以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斯大林送礼，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可见当时要公安部专案组查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来由。

当时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了一位处长来公安部，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负责审查与高、饶政治问题有牵连的人和事。这些属于党内问题，之所以要在另一处办公，就是要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公安部办公则是为了严格保密。我曾听说有多位高级干部被牵连到高、饶案中，自然关注他们的命运。但以后多年的迹象表明，他们均安然无恙。

揭露高、饶问题后，中央对高岗的生活待遇没有任何改变，他和家人仍住在东交民巷老8号（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旧址），警卫和服务人员齐全，每周末照例举办舞会。高岗平时除反省检查外，过着悠闲玩乐的生活。

饶漱石的情况却不同了，他被送到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有一天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去景山北街一个邻街独院小洋楼（饶原来的住处）察看时，已是人去楼空了。据公安局的同志报告，此洋楼己被搜查过。饶的夫人陆璀被株连，经审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释放，以后经组织批准同饶离婚。

经公安部报请周总理批准，饶漱石在狱中的生活与后来在押的潘汉年等少数几位受到特殊优待。我曾随徐子荣副部长到狱中检查时看到，他的监房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写字桌和座椅，可看书报。据监狱负责人姚伦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饶的生活费每月100元，由专门厨师烹调。早点有牛奶、鸡蛋，每餐有鱼有肉，荤素搭配，饭后有水果。定期体检。饶看上去身体矮胖，还算健康。后来他被释放，安置在秦城监狱外面一个平房住下，他在国内没有亲属，有关方面找了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再后来，因他年迈多病住院治疗无效，病逝在医院。

高、饶专案是当时的“大案”，绝对保密，专案组所查到的每一进展情况，徐子荣副部长都要及时报告罗瑞卿部长，同时书面签名后呈报周总理，要我直送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或总理的政法秘书王弘同志手中。

有一次，总理写给徐子荣同志一封关于高问题的亲笔指示信，则由李琦同志来公安部亲手交给徐。

高岗第一次用手枪自杀未遂后，中央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关注，总理要公安部介入，加强对他的监护工作。徐子荣同志选派警卫局办公室主任赵光华到高的住处，全面负责此项工作。

1954年8月17日晨，我接到赵光华主任的电话，说“高岗死了”，己送北京医院。我当即跑到徐子荣副部长住处报告，徐子荣副部长立即乘车前往高的住处。公安部离“老8号”很近，仅用几分钟便到了那里。赵光华在主楼门口接徐子荣副部长走进大厅，并请高的夫人李力群下楼来到大厅。他们向徐子荣副部长汇报说，高每晚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护士每晚在他睡前按规定剂量送药，并看着他服用，要他张口，护士察看无误方才离去。近日来未发现他的情绪有何异常。李力群说，是夜她一觉醒来，发现高岗已经断气。

据赵光华介绍，高岗死后，在他的床褥下面发现了安眠药片，表明他每次都是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并没有吞下，等护士离开后拿出来藏在床褥下面，这样逐渐积存起来的。由此可见，高岗决意要死，办法很多，别人是看不住他的。

在赵光华等人的陪同下，徐子荣副部长到楼上高岗的卧室看了自杀现场。

当天，赵光华同志送来了北京医院关于高岗尸体解剖的报告，死因结论为服用安眠药过量而亡。“报告”是卫生部傅连璋部长用毛笔亲笔写的。徐子荣副部长要我将“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徐子荣同志负责处理高岗的后事。为此，让赵光华同高的家属商量，将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高老虎叫来，如实告诉他高岗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事实。由公家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据说埋葬在万安公墓。

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针对小说《刘志丹》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关于高岗的问题又起，气氛骤然紧张。北戴河会议转回北京继续召开。会后得知，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被免除职务，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位副总理是一位老革命家，文质彬彬，深受人们敬重。“文革”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为保证高岗遗孀李力群及家人的安全，公安部协同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为李力群及家人找了一个四合院，胡同隐蔽处安排其他有关同志住下，以观察外来人员。安排李一家住下后，徐子荣副部长陪同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去看过。安部长对住房及周围环境、门卫和用汽车接送孩子上学等安全措施均表示满意。徐子荣副部长当场叮嘱李力群：“有事随时同我的秘书联系，”在返回途中，徐子荣副部长告诉我，高岗曾经坐火车去杭州活动过林彪。职业的敏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中央对李一家的安全特别关注的用意，这是根据当时形势变化采取以防万一的措施。

1968年夏的一天下午，安子文专案组派人到公安学院找我调查高岗的事时说：李力群说对她一家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监视”。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部长回京住在前门饭店，我陪徐子荣夫人孟松涛看望安部长时，将李力群误为“监视”一说做了报告，安部长说，“这不好，那（‘监视’）不是事实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有关部委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作政治报告，讲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10页）一文中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还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邢俊生，公安部网站，原题：《我给徐子荣当秘书》，本文系节选

杨奎松：1949后恰是中国被西化最彻底的时代

　　核心提示：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印象中，杨奎松从事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敏感领域”。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很快纠正说：“今天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专属官方学者。历史系的普通学者和同学，也有很多乐于选择来研究了。”

　　的确，除了专业的学术刊物，今天杨奎松还可以面向大众读者，很坦然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著述甚多，最新的一本，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部主要从国民党史料的角度考察两党关系的力作。甫一问世，就引起了众多关注。

　　杨奎松是个“学院派”，似乎从不参与国内“新左”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但是去年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就一个颇为耸动的话题——“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分配”谈了自己的思考，结论是：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相貌。坐在那里，立刻给周围带来一股沉静的气质。但他告诉我们：“我生性好玩好动，叛逆性强，喜欢直来直去，因此总是容易闯祸和得罪人。我的‘内敛’，可能只是面部肌肉的构造给外人造成的一种假相。”

　　他生长在国家机关的大院里。在新中国长大的他们这一代人，注定了总要和大历史撞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他经历了，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和父亲一起去了计委“五七”干校。“因为妈妈生怕爸爸不在北京，我会学坏。”他今天都还记得，好多个月里，“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直到今天都特别能走长路”。

　　1976年，“天安门事件”，因为几首“黑诗”，他进了监狱。那时他已回北京当了工人，和很多激动的人一样，写诗，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他那首“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被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场作为最反动的诗词之一念了出来。后来被编了号（078）影印出来，在全国范围照笔迹查找。“半夜1点左右，几个警察把我从家里的床上弄起来，押上吉普车，按在后排座位下面，先送到‘炮局’，审讯一周后送回工厂，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公开批斗，再送进半步桥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被关押的日子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太痛苦的印象，他说他常常乘狱卒不在附近时，在囚禁他的单间里练习打羽毛球的步伐和动作来活动身体，住小间时和邻窗不知名的狱友互相朗诵诗词解闷。一位后来被枪毙的犯人曾断言他肯定会判无期或枪毙，他说：“我也想过，如果杀100个，我这‘078’肯定跑不了，甚至想象过被枪毙的情形。”

　　他发现自己实在过于冷静。“自始至终，我既没有激愤过，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他这样总结这件事：“我发现我对被判有期、判死刑并无所谓。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凡事只看眼前，做事从不后悔。知足长乐，创造并享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是让我将来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头两个政治经济学方向都没能被录取，第三志愿填的是历史，结果被补招的中共党史专业录取了。“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写的是‘法学’学士。”

　　从人民大学毕业，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成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1982年的时候，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党校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特别适合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

　　整个80年代，是这个未来学者的养成期。“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当时还没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上万张。那时也还没有科研经费一说，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跑遍了。那时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对外开放，我断断续续跑了几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准备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从1991年开始，我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荒唐的“必要之恶”

　　人物周刊：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奎松：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人物周刊：90年代初，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就是在那时候，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您对那次的党史热有何评价？

　　杨奎松：严格说来，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即使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些不幸和曲折，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因为除此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奎松：这是什么思路？！凡主张革命者，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其革命者，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肃清甚至消灭的对象。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但是，为了国家，或为了人民，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问题在于，第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已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就不会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


　　中国人高度务实，不会撞了南墙不回头

　　人物周刊：历史上，中共很多次及时调整战略，实现自我更新。您觉得中共的转型能力来自何处？对于眼下这次，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您是怎么看的？

　　杨奎松：你说的很多“及时”，其实里面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特定的机遇。比如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哪怕是5年，还有可能吗？很多机遇一旦失去，即使你有了调整的条件，也未必能够成功。当然，中共的这些改弦更张，也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或某种机遇在起作用，这里面也有中共自身的转型能力在起作用。这种能力是什么呢？依我看，就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性。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前苏联也是共产党当政，为什么转型就转不过来？因为俄国人就其民族性而言，远没有中国人那样务实。中共为什么每到政策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及时转型？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极强的务实特性，不会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当然，务实归务实，具体到不同的领导人，也还是会有务实程度的不同。毛泽东太过理想，再加上人到晚年更加固执，要他像邓小平那样务实，转变那样彻底，难。

　　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从1990年代就开始提了，也一直在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本质区别在于，革命党是为革命而存在的，它始终相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因而始终相信必须为巩固政权而战；而执政党则是为管理和服务社会与国家而存在的，它只有追求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才能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要真正完成这样一种转变，远非那么简单。


　　1949年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人物周刊：有些人觉得1949年后，我们的许多传统发生了断层。今天在做的很多文化工作，其实是补课性质的。您觉得，在您身上，最大的传统来自哪里？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研究等方面。

　　杨奎松：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只是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新中国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必须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建国前后那些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写信的称谓和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称谓，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换成了最简化的苏联格式：“亲爱的××同志”，“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之类。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待人接物，到婚丧嫁娶，乃至于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人物周刊：您觉得，在您身上，最大的传统来自哪里？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研究等方面。

　　杨奎松：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补得回来。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只是跟着要模仿和不得不照做而已。管仲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和抛弃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

　　我惟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一条一条地教我和妹妹吃饭的规矩：每个人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菜碗里的菜不能乱翻，更不能专挑里面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从面上夹，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不能张着嘴吧唧吧唧弄出声来……

　　至少，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的孩子相比，我们可能在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上稍多一些禁忌吧。比如，今天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的开会上课或演出场合的手机铃声，我一直就非常小心，生怕弄出声音来，会注意把它调到振动或关掉，一般情况也不好意思在这种场合中接听电话。具体到做学问这一点上来，我想这种禁忌之心也多少会使自己对自己有所约束吧，比如不太急功近利，不大敢掠人之美，不愿作违心之论，更不敢弄虚作假。

　　人物周刊：老话说鉴往知今，今天的社会变化如此剧烈，您觉得这句话还有它原有的价值吗？历史学家除了重现过去本身，对于今天的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杨奎松：说如今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依旧在那里起作用。

　　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国民党统治晚期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了。事实上呢，不是又发生了吗？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是很严重的。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不了解“三反”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一味地相信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里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谁能保证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一场这样的运动呢？

　　今天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之中前进。置身于此，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分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

　　杨奎松，吴虹飞/采，南方人物周刊 2008年15期，原标题是《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

李宗仁：二战爆发后朱可夫登门向我请教国际形势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因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兴的便是我又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上校。他听说我到了重庆，特地专柬请我吃饭。一见面，史迪威便跷起大拇指向我说：“李将军，给你说对了，欧战真的打起来了！哈哈！”

　　我说：“上校，事不只此啊！万一不幸，英法联军为德国所败，以我预测，它的侵略箭头大有指向苏联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说：“将军，你又要作新推测了。德、苏已签了十年互不侵犯协议，你知道吗？况且英法联军有马其诺防线为屏障，德军要突破此一坚固无比的要塞地带，谈何容易，所以欧战一定成为持久消耗战之局。谁胜谁负，将军言之未免过早。”

　　我说：“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上，不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吗？难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样诚实，真的在十年之内不侵犯苏联吗？照我看来，希特勒的话不算话！至于马其诺防线，虽然坚固，也须有战斗意志坚强的部队防守，与激昂的民气作后盾，才可予希特勒以严重的打击。英法当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对付侵略者，自无从提高军心与民气。今日仓促应战，试一分析双方运用政略和战略的优劣，英法初期军事的挫败恐难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于欧洲，自无力保护其在东亚的殖民地，所以近来日本特别强调‘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其欲称霸太平洋，已甚明显。说不定将有不利于贵国的行动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辩，只说这种变化太大了，只有上帝才晓得。乃相与大笑。

　　过了两天，苏联大使也请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和一中国译员。苏大使约我晤面的动机，可能是由于塔斯社远东副社长罗可夫曾在徐州战地听我分析未来国际形势，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亲自听听我的言论。

　　苏大使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有东方人面孔。朱可夫则身材魁梧，面孔巨大而眼睛细小，不愧为北极熊的典型。两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见而知为深思沉毅的人物。与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泼、谈笑风生恰成一对照。稍事寒暄，苏大使即开始问我，对欧战今后发展的观察如何。我乃用极客观的态度作分析，略谓：英法因与波兰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此次被迫对德宣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战略上已居下风。闻英法军民战斗意志并不旺盛，唯马其诺防线是赖，须知在战争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联军不幸失败，巴黎沦陷，法国屈服，则希特勒动员了数百万劲旅，一旦失去攻击的目标便很可能乘战胜的余威，东向进攻苏联，实现其《我的奋斗》一书上的预言，故苏联应早为之计。说至此，朱可夫忽然离座，在客厅中踯躅思索，似颇有同感。

　　我继续说，届时日本的动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进派与北进派之分，此后南进乎，抑北进乎？颇可寻味。日本虽负有德、日、意三国轴心同盟的义务，似应向西伯利亚进军，夹击苏联。可是它的侵略大陆政策已陷在中国泥沼之中，自不愿再向西伯利亚酷寒荒漠地区进军，以免一误再误，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只要一举手之劳，此资源丰富的地区即为其所有。此举抑且不负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国家力量的期望。从这点看，一俟时机成熟，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为形势所必然。世界大战范围愈益扩大，亦为必然的结果。只要受轴心侵略的国家能同心协力，奋斗到底，必获最后的胜利。谈话至此，遂告一结束。他们并未多加评论，乃尽欢而散。

　　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李宗仁回忆录》

朝鲜战争之后金日成想借联合国名义逼志愿军撤离

　　60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大小战役、高层决策的情况，人们几乎已是耳熟能详。但有关志愿军从朝鲜全面撤出回国的前因后果，却还鲜为人知。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在朝鲜驻扎了5年之久，期间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58年选择从朝鲜全面撤军？期间中朝之间又发生了什么纠葛呢？


　　01　志愿军撤离朝鲜的真实经过

　　1、朝战期间志愿军与金日成的关系就很紧张

　　抗美援朝期间，虽然中朝双方面对共同的敌人，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双方没有矛盾。相反，为了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双方不断产生摩擦，造成了志愿军和金日成方面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双方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1）军队归谁指挥的问题。据柴成文介绍，在金日成看来，中国出动军队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帮助朝鲜抵挡一下，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而且由于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要朝方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中方，他们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而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看来，要想打赢这场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朝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很成问题：朝方“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同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过，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因此在彭德怀看来，为了“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双方就此发生争执，而由于斯大林支持中国，这就迫使金日成做出了妥协，将中朝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方。

　　（2）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当志愿军胜利地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后，彭德怀考虑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并且认为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因此要求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这让朝鲜非常不满，金日成认为即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也支持金日成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斯大林得知中朝的争论后，来电支持“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金日成再次被迫妥协，认为朝鲜人的观点是带有冒险性的，中方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

　　（3）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第五次战役后，中方已经感到吃力，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但“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金日成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又觉得中方过分宽容和让步，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因此，苏联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而到了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双方又陷入矛盾之中，据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表示：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同时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说，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而毛泽东则着眼于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朝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中朝关系很是紧张，双方产生了不少猜忌和摩擦。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在平壤对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


　　2、朝战结束后毛泽东让志愿军帮朝鲜战后重建，想以此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

　　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美援朝，最终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却换来了跟朝方关系的恶化，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因此，为了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决定在朝鲜战后重建方面给其大力援助，以赢得金日成的好感。比如1953年先宣布整个朝战期间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人民币新币）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后又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战后重建的费用。

　　为了改善志愿军与朝方的关系，中方命令志愿军全面参与朝鲜的战后重建。比如修建房屋：“金城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在20多天时间内，帮助当地人民修建了1400多间房屋。志愿军的一支部队在7天内帮助昌道郡水泰里人民修建了300多幢房屋，还将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当地缺粮的人民。驻在淮阳郡的志愿军部队经过55天紧张劳动，帮助当地人民盖起了一座能容纳1200多人的大礼堂，比战前淮阳郡原有的礼堂还大。到1957年底，志愿军各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共修建民房27394间、学校283所、公共建筑432座及其他小型工厂和砖瓦厂等。”比如支援灾荒帮助耕作：“1954年志愿军指战员节省粮食350万公斤，衣物、用品10万多件捐献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当年灾荒。1955年，志愿军指战员又自动募捐集资购买500部当时中国生产的双轮双桦犁，捐献给朝鲜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底，共帮助田间劳动5.3余万亩，送粪320万担，植树550余万棵。”再如帮助修路：“停战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铁道兵部队共10个师，经过3个月的紧张劳动，共修复、改善和新建桥梁282座，延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19处，延长6000多米，车站34处，延长1.5万多米，给水设施37处，隧道21座，完成土石方21.9万多立方米。”为了保证志愿军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志愿军还专门规定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全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的时间应达到7个劳动日。

　　尽管如此费尽心机，但毛泽东修复中朝关系的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有三个关键性矛盾导致朝方对中方以及志愿军的芥蒂越来越深。


　　3、矛盾一：一些志愿军士兵的言行让朝鲜领导人心生反感

      停战以后，一些志愿军官兵的确存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对待朝鲜老百姓不尊重甚至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比如据王平将军回忆：“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所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尽管“朝鲜同志”多次都表现的很“大度”，但其内心必然对志愿军颇多微词。

　　另外，从苏联外交部在1966年8月9日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领导人对志愿军的确心存不满：“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不仅如此，中国志愿军战后继续在朝鲜驻军也被解释成“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可见，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志愿军驻军在朝鲜人眼中已经逐渐变了味道，他们开始表达对志愿军的不满，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甚至对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表示出了些许敌意。

　　4、矛盾二：金日成为稳固地位打压劳动党亲华派干部，并开始要求志愿军撤军

　　同时，朝鲜的战后重建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金日成认为“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2）造成了普遍的粮食恐慌。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朝鲜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1955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

　　由于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日甚，金正日清洗党内反对派的力度也就越来越大。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打压对其有异议的党内高层干部，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比如56年批金的延安派包括几个政治军事委员（如贸易相、平壤市书记、驻苏大使等）因想躲避打压就逃到了中国，金日成就管中国要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这里。”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而是迫使金日成承认了错误，但也加深了金日成对毛泽东和志愿军的不满，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5、矛盾三：金日成想借“联合国”之名赶走志愿军，被中方拒绝

　　由于金日成不满毛泽东干涉朝鲜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军，因此他便开始想尽办法以摆脱毛泽东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当时，他想的办法是借助“联合国”的名义钳制甚至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中国回电朝方，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当时苏中关系还处于蜜月期，因此苏联政府也支持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此后，金日成对志愿军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制衡中国的力量，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副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6、毛泽东想获得国际工运领导权，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支持，主动从朝鲜撤军

　　正当中朝关系逐步恶化时，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毛泽东威望的增加，他开始想要谋求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与金日成的关系一边赢得其支持，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提及金日成日思夜想却求之不得的志愿军撤军问题。1967年11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并指出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金日成听后是大喜过望，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之后金日成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了朝鲜。

　　为了表示诚意，中方在撤军过程中规定，把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各伙食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节余的煤炭、马草等，全部赠送给接防的朝鲜部队。据说“许多部队为了多留细粮给人民军，宁可自己多吃粗粮；为了多剩柴火给人民军，宁可自己用冷水洗脸。接防部队到达时，烧好火墙和暖炕，煮好饭，烧好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军战友。人民军接防部队来到志愿军驻地，各部队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人民军住，把细粮送给人民军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其价值折合人民币1.57亿元。不仅如此，志愿军还利用撤军的这七个月时间，帮朝鲜人播种插秧970多万坪，锄草1190多万坪，收割37万坪，平整土地185万坪，植树460万株，送粪积肥5568万余斤，运送物资2302万斤，修堤坝329条（长8.3万米），修水渠533条（长27.1万米），修桥156座，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166处，打井47眼，修路13.5万多米。当然，朝鲜的欢送仪式也是非常重大，仅平壤就有30万人送行。

　　金日成虽然急于将志愿军驱逐出去，但是他对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及对美韩的威慑能力还是很明了的，正因为如此，每当他有统一朝鲜的念头时，总不忘向“中国同志”表达接受援助的渴望，比如60年代金日成就萌生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他向原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我们已经派人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经验，南越打得很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较量一次也不坏，如果把这个担子交给下一代，未必比我们打得好。我们有经验的人把这个重担承担下来，同你们一道打一次好不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干一番。”中国驻朝大使郝德青任期届满向金日成辞行时，金日成也表示说：“朝鲜早晚要打一场，这是不可避免的。……将来打仗还要请你们军队来呢！”


　　结语

　　无论是援朝还是撤军，背后都隐藏着中、朝两国为自身谋求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博弈的身影。还原真实的中、朝关系史，对准确理解今天的中、朝关系至关重要。

　　娄红乐，腾讯历史频道

张黎群：胡耀邦最后的二十七个月

　　胡耀邦同志1930年15岁时即投身革命，当了小红军。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钧重担。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4月15日溘然长逝。

　　当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公仆，最后以身殉职。自1987年初辞职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家，到他告别人世，共计27个月。

　　1987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长街他家看望。一进门，他就热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太好，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心情也难以掩饰；但是他仍然沉着镇定，两眼炯炯有神。坐下后相互道问了近况，我想竭力回避他辞职的事，可是他却主动谈开了：“生活会上，不少同志对我有很多批评帮助，当时我也来不及细细体会和思考。搬回家后，我把这些年搞的文件、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找了出来，正在逐篇地细看，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这些年的功过是非是明摆着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说：“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让历史来检验吧，不能凭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经专心致志地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和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他的结论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谈锋颇健，出语幽默，富于智慧。谈着谈着，我吟了陆游诗中的两句：“人生失意须为乐，甲第朱门祗自困。”他苦涩地笑了，边笑边说：“‘须为乐’，不‘自困’，我都做到了。这叫‘革命人生须为乐’”。

　　他对我说，离职后的日子，过得是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充实。

　　他将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晚上10点半睡觉。每天还坚持走一万步路，每餐饭后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还都要在户外走一走。他走路时挺胸直腰，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坚持学习，看文件。有时练书法，写诗填词；有时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名著。他学习时不许人干扰，一直潜心研究马恩著作，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书就是会客，偶尔也打打桥牌，这也是活动脑筋的一着。

　　耀邦同志素来爱好诗词。现在赋闲在家，他有机会来吟诵唐诗宋词，并且把练字与读诗词结合起来，抄写了很多首。他尤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吟诵之余，他也情不自禁地写诗填词。

　　我读过耀邦同志写的三首诗，创作于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担8个月之后写的。诗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书赠文怀沙教授的一首古风：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文怀沙教授在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后，从陆游集中采撷五言两句，写成对联一副以赠耀邦。联曰：“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

　　文教授读了耀邦同志的诗说：“耀邦同志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是苦苦追求、坚定信念、伟大预见以及寄希望于中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谓骚作的传统，实为一条贯穿至今的民本主义的线。耀邦同志所苦寻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设四化中这种与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耀邦同志9月中旬离烟台，回来途中经济南，很想与中央苏区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一聚，不料谭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怅然若失，提笔命诗一首：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ＡＢ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怀疑胡耀邦和谭启龙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红军都是AB团分子，险遭厄运。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战友重新舒怀的，但是命运竟然让他们失之交臂，从此再也未能晤见。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大家信任、尊敬、热爱他。虽然他不当权了，可是他的门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节刚过，邢方群同志手提一只扒鸡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会见情景：“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了，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哩！……我随后问他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决心从此解甲归田，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平民百姓，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搁在一边了，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紧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定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珍惜这几个蜜柑。”

　　1981年4月他因为颈椎病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他休息一个月，结果他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山东进行调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之时，“公行胡滞留”之际，已是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了。但当邢方群问他健康如何时，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实际是，他体力下降了。一次我带一方李白纪念馆制作的“学士砚”相赠，他喜形于色，双手接过，却呈现不胜负荷状。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胡耀邦辞职后，戴着病号帽子，度过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从305医院出来，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离京作点调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派出四名干部同行。

　　1988年5月，耀邦同志来到河北省易县，他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听县委书记和县长关于易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经济建设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和扶贫等情况的详细介绍。耀邦同志边听、边问、边记，十分细致认真。

　　紧接着，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时间走访了八个地方：紫荆关古长城，紫荆关三级电站，安格庄水库，西陵区马兰台村，龙泉庄村，太平峪村，后部林场，易县图书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专心听，开口讲，针对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发表意见。当紫荆关乡长叶中魁贤谈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养羊，近两年开始解决林羊矛盾，羊只有所发展时，耀邦当即明确指出：“千万不能养林轻羊、保林宰羊。”他紧接着说：“前些年出现造林宰羊的问题，责任不在乡，也不在区、县。”他继而谆谆开导说：“现在羊的价值很高，我穿的这件毛衣，毛线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想办法在山上多种一些草、灌木等适合羊吃的东西，解决羊的温饱问题。如果每年绿化有所发展，羊只再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还过问了高易铁路能否与涞源铁路接上轨的问题。他站在十八盘公路旁眺望紫荆电站，提出把小水电站建设好的要求；最后，他还到苏格庄水库作了一番视察。

　　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区马兰台村的村北山顶上，考察了这个村的造林绿化情况，并向村干部询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前群众有哪些意见。村支书崔永泉如实讲了群众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水电费涨价、化肥柴油等供不应求的意见较大。耀邦同志说：“你说的不错，讲的是实话。你要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使财源像你的名字一样长流不断。”耀邦同志来到后部林场观看了他前几年亲自采集来赠给易县的白皮松树籽的育苗情况，林业局长靳洪年汇报了育苗过程和准备移栽到狼牙山、荆轲山和西陵等几个旅游地区的打算，耀邦听了很高兴。随后，耀邦来到县图书馆。他与馆长王家燕谈话时说：“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办好文化事业很重要，群众阅览图书可以象征性地收点费，这样读者看书就认真了。也可以让读者为图书馆搞义务活动，服务是相互的嘛。”

　　在易县九天，耀邦同志一贯从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老作风，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从易县到涿州，下榻于东方宾馆302室，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内吃饭，不到你们餐厅去，不用那么多人陪着。我爱吃白薯、面条，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有个电工到302室去换保险丝，耀邦对他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递给电工一支烟，准备再给他点打火机，电工一边道谢，一边忙着退出。电工碰上服务员就说：“这个老头真是一个好样的共产党员，尽说家常话。”

　　耀邦同志此次来到涿州是有渊源的，早在80年代初，河北省有些领导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贯彻得不起劲，上面怎么也推不动。思想僵化是拦路虎，有些人误认为新华社“动态清样”和“内参”不断反映的安徽、四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胡耀邦于1984年召集22个县的县委书记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两件事令他大为兴奋：一是，大名县农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显著改善；二是，涿州市乡镇企业东方实业公司搞股份制，织出的地毯远销国外。他这次来涿州，就是想实地看一看东方实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东方实业公司总经理霍宗义，而今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物了，但他也是千万个起于陇亩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讲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创业的经过：他1953年入党后到乡政府工作，1957年任乡团委书记，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借了6000元办起一个社办企业——砖瓦厂，他担任厂长，逐步扩大，慢慢发展。1980年转为地毯厂。而后，企业红火起来了，四面开花，包括四川、云南在内，全国有20个加工厂，织毯工人5万名，涿州市现有53万人，近几年富起来了，在地毯厂基础上组建的东方实业公司已发展到有下属单位62个，包括设立在外国的，还有几个基地。

　　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汇报，高兴极了，他亲眼看到了张镇企业如此繁荣昌盛，表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成效不小。接着他在霍宗义的陪同下，参观了东方实业公司几个基地。路上碰见涞源县委书记马权，耀邦同志对马权说：“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里工作搞好，使涞源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保护过我们。还不断地问：“涞源县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还穷？”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义陪同下，耀邦同志参观了包子铺村。他先看了小学校，再到村图书馆看了介绍这个村子发展情况的图表，然后到幼儿园，看见孩子们正在唱歌、跳舞。访问的头一家农户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发上询问崔桂芝：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现在生活怎样？崔桂芝一一回答说，这几年生活好多了，置办了彩电、冰箱、沙发，她还请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织毯。耀邦摸摸正在织着的地毯问崔桂芝：“这村里还有比你家更好的吗？”答：“有”。耀邦再问：“有不富裕的吗？”答：“有十多户，不会过日子。”大家笑了。

　　接着访问了郭玉芳家，这家比崔桂芝家还豪华。耀邦说：“看来那一户没说假话。”耀邦问郭玉芳：“你们怎么安排生活？”答：“农闲织毯，搞副业；农忙就种田。”耀邦说：“好”！耀邦问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钱。答：“一万元左右，”耀邦笑着说：“农民怕露富，不止一万元吧？比我强嘛。”

　　霍宗义要求耀邦同志写几字给他留作纪念。耀邦同志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

　　5月24日早晨，耀邦一行离开涿州，人们自动来送他。

　　11月20日，胡耀邦到达长沙后的第十天黄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处外面，黛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富裕、幸福奋斗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产党人洁来还洁去的生动写照啊。是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当时地方领导出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1988年11月25日，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个子高，年长三岁。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的同志添麻烦。

　　这次来湘，耀邦同志照样深切关心当地的情况。他不时向省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说起不久前去的张家界，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啊！”

　　耀邦同志还对人讲了他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耀邦同志接着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耀邦同志虽然离职赋闲在家，病魔也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疗，然而他一直心系党和国家的大事，和亿万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难以平静。

　　1989年3月26日，我听说他已回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去看望他。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他说：“我正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他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生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从他幽默的语言和灵活的动作中，我顿悟出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是何等地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接过我的话头：“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

　　随我去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13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

　　“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就在那次后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兴匆匆地离家去出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他毕竟精疲力尽，郁积于心头的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突然在会议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后即与世长辞。

　　张黎群，中评网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

毛泽东与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 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把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 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逸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是我的义务和应 尽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 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 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 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7时半开 始，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了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清晨5点钟，毛主席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为准备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 1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儿，6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 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做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 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 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 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 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 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 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突然地、大起大落的变化(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是使人们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的震动极大。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的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 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 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 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给他安排的 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更是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 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过了一阵子，傅崇碧把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 总理的指示，把这些红卫兵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 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 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 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串了。当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 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 东”的姓名，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跳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 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 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 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的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 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 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 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 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 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 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 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 　　第3次接见，仍沿用第2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 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 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 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 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 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 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3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 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 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 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我即从 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 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 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 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 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 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 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 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 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 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 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预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 用了1个小时，接见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 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 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 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5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 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 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福 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 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为防备林彪、江青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 “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 　　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儿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 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6路车的车速、车 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 席，车厢南面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 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 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 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 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25、26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 　　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966年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 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 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 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 　　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被造反派取代了。 　　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炎黄春秋杂志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