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上）

　　1935年，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悖主”、“叛逆”、“犯上”等封建思想作祟。他辩解说：“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适，希望《努力周报》改变对孙中山的态度，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战争，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地方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李大钊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也开始反思起来，论争的调子有了些微变化，开始说孙陈之争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其实质还是偏袒陈炯明，他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当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时，胡适又不高兴了，立即出面指责：“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筹北伐革命，《民国日报》刊载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同版《响影录》专栏刊出胡适短文《少谈主义》。孙中山看后，心中尤为不快，并就原报亲批下文：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这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经上海赴北京，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期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可是，段祺瑞又在积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善后会议”，胡适当然在邀请之列。胡适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所谓“善后会议”，说穿了则是军阀、政客的分脏会议。但是，胡适又认为这毕竟是“和平会议”，“至少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他“也愿意试他一试”。

　　“国民大会”和“善后会议”本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胡适为“善后会议”凑热闹，自然难免为段祺瑞捧场之嫌。有文章批评胡适，受皖系军阀宠招，“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已经牺牲掉“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在国民的叫骂声中，“善后会议”无果而终，胡适也知趣识相，借机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

　　胡适是个从不服输的角色。他固守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致《京报》记者邵飘萍的信中，他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我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人权约法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期间，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凡经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那么，何谓反革命分子呢？陈德征将之定性为：“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

　　这样的政治界定太骇人听闻了，胡适按捺不住，立即给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写信，批评这个提案：“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还将信稿寄给国闻通讯社，不多日，国闻通讯社函告胡适，信稿转送各报时，被检查者扣留。胡适没想到，当权的新闻检查机构如此蛮横不讲理，他也要摆开架势，与当权者理论是非。于是，他的《人权与约法》便在《新月》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所允诺的保障人权表示失望，因为，凡此侵害人民自由及财产的行为，都被冠以种种政府及党部机关的名义。中华民国政府和党部行事无法可依，人民的权利已被剥夺的所剩无几。

　　胡适列举出这样的事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没称“主席”，便被以“治学不严”而拘禁，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的商人杨某被驻军152旅拘禁，并被严刑拷打，商会代表只能去求情，而不能依照法律去控诉。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此类事件，唯有“法治”可以规范。“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他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如果有侵犯人权者，“无论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人权与约法》发表后，立即引发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他的朋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积极予以舆论支持。罗隆基紧步胡适的后尘，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指出：“中国的行政，目前是在这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一文，文章说：“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王造时也在罗、梁之后，给胡适以舆论声援。

　　他们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舆论造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致信表示敬佩，说《人权与约法》乃“振聋发聩”之作。许多人致书《新月》，积极支持这场讨论，表示：“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胡适太高兴了，兴之所至，文思泉涌，又连连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胡适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只讲“军政”、“训政”，而不相信民众参政的能力。他说，宪法可以与训政并重相容，“宪法之下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中国几十年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法治，“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在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时，他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

　　这些文章写出来后，胡适的一些朋友看了，纷纷咋舌，都劝他还是不要发表，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可是，胡适却吃了豹子胆，非得要向国民党叫板，向孙中山质疑，他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这点自由主义的呼喊，很快得到知识界、思想界的回应，人们致信称赞其有胆有识。有人称颂曰：“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义。”

　　胡适在叫板质疑时，还将国民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数落了一番。他说：“如今中国这几十万官吏，从最高的院长，部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都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来产生，”“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他触犯了众怒，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国民党的大小官吏也就必然鸣鼓而攻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化围剿”。（未完待续）

　　张家康，《炎黄春秋》  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