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

朱正编《胡适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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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922年7月10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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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1912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他的事业的。“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历史正要发生大转折的时刻。他和蔡元培、陈独秀，以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就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所主张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方面，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年之后在小学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已经没有了文言文的地位。他介绍易卜生主义的用意，曾在回答读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一篇中的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其实在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1915年9月15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有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煌煌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方面，他更做出了很多成绩。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1943年5月25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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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1922年6月16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1922年2月7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1922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1929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孙中山先生。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廿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的事。这些文章在《新月》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胡适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娸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1930年2月胡适将这些文章加上梁实秋的一篇和罗隆基的三篇，辑印为《人权论集》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为《人权论集》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个典故：“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把自己做这些文章比做鹦鹉救山火一样，不过是尽一点自己的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这话说得十分动人。

　　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许多方面都是前后一贯，少有变化的。只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前后有很大的变化。1926年7月，他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他当时在《晨报》发表的给友人张慰慈的信《一个态度》中，说了他对苏联的观感，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可见这时胡适对苏俄这“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是持赞许态度的。可是他1948年1月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二十多年过去，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1926年他对苏联“政治新试验”的赞许，是说出了个道理来的，当时至少能够得到左倾人士的赞同；1948年他说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当时的左倾人士就会说他反动了。在这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政治新试验”以失败告终之后，当年他说的这些也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他留下了好几种哲学史的著作。从体例说，这个选本不能收整本的书。而且就价值而论，这些也并不是胡适本人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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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是给胡适编选集。其实他自己曾经编选过一本《胡适文选》，选了二十二篇文章，都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最希望读者阅读的文章。这是1930年选的，这以后他还写了很多重要文章。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2月29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0月23日条）里记下：“先生看了孙德中选的先生文选的目录，说：‘像《丧礼的改革》、《贞操问题》，这些几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现在连影子也都没有了，很少人实行的。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方面。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有的文章失了时效的问题。经过几十年时间，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当初胡适必须呼吁的丧礼的改革和妇女的贞操问题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一类文章就不再有必要选录给今天的读者看了。

　　这一部选集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44卷本《胡适全集》为工作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改正了工作底本的一些错误。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当是收文更全的，可惜不曾见过，这里仅从台湾出版的一种选本中编入几篇晚年的文章，现在的这一本不问而知是有欠缺的。至于作全面补充修正的机会，我想，还是留待将来罢。

　　2012年10月15日朱正于长沙

　　（《胡适文集》，2013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朱正，《随笔》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