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馬雲龍
為期十年的中國改革時代在1989年6月4日畫上了句號，一場由重裝野戰軍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實施的大屠殺為這 場改革舉行了葬禮。隨著最後一位改革領袖趙紫陽被這場軍事政變廢黜，曾經主導十年改革的體制內改革派被逐出了中南海，中國共產黨與民眾曾經達成的“改革共 識”從此破裂，社會各階層共享“改革紅利”的“蜜月期”也戛然而止，中國的希望又一次被淹沒在血泊中。
百年一個輪迴，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宿命？
這最後一幕的慘烈情景，劉賓雁是在大洋彼岸的電視中看到的。據朱洪回憶，那天，賓雁原本安排要到紐約大學布法羅分校去演講，但在去機場的路上聽說了北京開 始大屠殺的消息。到了布法羅，和學生們一起在電視上看了北京傳回的畫面，賓雁的眼淚和學生們流在了一起，演講會變成了群情激憤的聲討會。當學生們開始為 “六 四”死難著捐款時，賓雁把大學給的演講費和報銷的機票費都投入了募捐箱。
在“八九民運”的高潮時期，從天安門廣場上曾經傳來過呼喚劉賓雁歸來的聲音，不少人（例如當時在廣場上的作家鄭義）就打來電話，希望這位在民間享有盛譽、有資格充當民眾領袖的民主鬥士從海外歸來。他也曾三次打點行裝準備回國，站到他早就期盼的民主運動的最前列。
這 裡有個有意思的假設：假如，當年賓雁能夠及時趕回國內，會是怎麼個情況呢？毫無疑問，他的身影肯定會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性格、思想和一生經歷決定了 那是他命定的位置。就像當年在國破家亡時他無可選擇地站到抗日救亡的隊伍中，1957年他義不容辭地站在民主大潮的浪尖上一樣，這隻早就呼喚暴風雨的海燕 只能翱翔在風暴的中心。而他在廣場上的出現肯定會成為一個焦點，以他在80年代改革風雲中的影響力和與胡耀邦共同蒙難的遭遇，他也許能使群龍無首的群眾運 動找到一個重心。他的思想高度、人格力量和政治經驗，再加上他在民間所擁有的威望，可能會給運動注入一種理性的凝聚力，這是當時呼喚他歸來的人們所期望 的。但是，他的出現能否改變最後的結局，卻無法設想，因為暴力鎮壓和流血已是鄧小平們的既定方針，而處於狂熱狀態的廣場民眾能否認同他的理性聲音，也是未 知之數。很可能的結果是他將在廣場上用胸膛迎接横掃過來的子弹，讓一腔熱血和學生們的血流淌在一處；或者是成為大屠殺後發布的“通緝令”上位列榜首的人 物，他將作為這一重大事件中最有影響力的道德領袖和殉道者寫進歷史。對此是無須懷疑的，他早就有做出這種犧牲的心理準備和道德準備，也早就在等著這一天 了。
1989年6月，劉賓雁在波士頓的集會上大聲疾呼聲援天安門要求民主的學生。
1989年6月，中國政府不准劉賓雁入境，護照過期也不予續簽。而中國作家協會以“請假逾期未歸”的理由，在未通知本人和家屬的情況下開除了他的公職，劉賓雁遭到了未經法律程序的永久性流放。（《新史記》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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