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1983年2月底，一向愛護胡耀邦的葉劍英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不再選他為六屆人大代表和不再將他列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候選人，五屆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同意了葉劍英的請求。胡耀邦登上最高權位遭到的第一次權力挑戰，就在這時開始了。這次活動，是由以下幾個步驟構成的：
一、意見集中。即挑戰方搜集胡耀邦上任以來說話行事不得體的材料。
二、提交仲裁。即挑戰方將搜集到的材料綜合上報政治局常委、鄧小平。
三、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胡耀邦。宣佈經濟決策權由書記處轉移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
四、醞釀召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情況，為中央“換馬”做準備。
五、在新華社駐各地分社負責人會議、《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上“吹風”。
那麼，挑戰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對胡耀邦感到不滿呢？似乎並不僅僅局限於“全面改革宣言”的內容。
據鄧力群回憶：“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提高速度。他 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幹一點，就可以為啟 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注4）
趙 紫陽的回憶，觀點與鄧力群基本相同。同時證實了胡喬木對秦川的講話內容來源於趙紫陽：“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 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裡產值定的高，他就表揚。哪裡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 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 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譬如他到處宣揚和推廣河北保定地區開展的農村人均每 年增加收入100元的活動，說一年100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長多少。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1983年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 作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注5）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字進城’。……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現了 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賣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東 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鬨而起。就在這一年，即 1983年春節，我在團拜會上也講了這樣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鬨而起？是轟也轟不動！’”
趙紫陽（左）與胡耀邦在經濟政策上意見相左。
以上意見，被剛剛回京的鄧小平得知。因為他收到了姚依林、宋平向政治局常委和他本人反映情況的聯名信。3月15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關於這次談話，鄧力群和趙紫陽有不同的敘述。（《針對胡耀邦的一次流産政變》連載2。《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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