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高伐林
（續前）說專制暴政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全都交了白卷”，也不盡然。畢竟還有顧準、林昭、遇羅克，畢竟還有北島寫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銘”，有顧城寫下“黑夜給了我一雙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更有“六四”中許多大無畏的學生、學者和市民。但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如何？
與此相關的，還有許多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回答：俄羅斯既然有了這樣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沒有在1917年阻止獨裁者上台掌握政權？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 沒有能發動有效的抗爭，儘早結束這種統治？社會精英的素質與國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這樣素質的精英，都不能保證國家走上正確的發展 道路，讓人民免於恐懼、免於匱乏，那麽這樣的高素質，對國家、對民族而言，益處何在、意義何在呢？
這些大話題，限於篇幅，不可能細談了。這裡我想強調的是，眼下，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有迫切的需要，來“以俄為師”，學習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氣節和勇氣。
林昭墓碑上的題詞令人警醒。
在很長時間內，對中國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討論，一直有兩種看法：一種說，關鍵在於人的素質，人的素質達不到，不可能建立先進合理的體制——多少別國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國來就變形走樣，“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而另一種說，不，關鍵在於體制！體制不改，怎麽可能進行國民性的改造、讓素質脫胎換骨？
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還有一大把：
“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民衆”，還是“有什麽樣的民衆就有什麽樣的政府”？
“文化决定制度”，還是“制度决定文化”？
……
是先有鷄，還是先有蛋？
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時代需要精神素質的時候，人們往往用“制度未改”來作拿不出像樣的精神素質的遁詞；
——在時代呼喚變革制度的時候，人們往往用“素質太差”來作不敢大膽啓動制度更新的藉口。
於是，我們永遠看見這兩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無疑，中國這問題那問題，其根源、其癥結，確實都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萬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萬萬不能的”。然而，中華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會制度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羅斯知識分子那樣捨身取義的精神。（《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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