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中共已成“斯大林主義”最後堡壘



《新史記》馬雲龍

徹底否定斯大林並非如毛澤東後來所說,只是某個野心家(比如赫魯曉夫)的陰謀,也不是偶然發生的事變,而是水到渠成的歷史必然。

在 赫魯曉夫之前,當時蘇共的二把手貝利亞已經在斯大林嚥氣後最早提出了“反對個人迷信”的口號,開始着手平反歷史冤案(如斯大林捏造的“克里姆林宮反革命醫 生案”),並在1953年搶先實行大赦,大規模釋放集中營中的勞改犯(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已經放了100多萬人),而且開始調整和改變斯大林的經濟政策 (減少軍事工業投入,發展為民生服務的輕工業),他還主張調整民族政策,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利,甚至還主張調整外交政策,支持東西德統一為一個中立的國家 (他被槍斃前最後一次出訪就是到東德去,這為赫魯曉夫剷除他提供了機會)……赫魯曉夫等人下手除掉了貝利亞後,要幹的還是同樣的事。不同的是誰掌握了掀翻 斯大林的主導話語權,誰就可以成為歷史的功臣,而把追隨斯大林作惡的“斯大林主義分子”的罪名推到自己政敵的身上。


毛澤東吊唁斯大林。儘管對斯大林有許多不滿,但他權衡利弊,還是緊緊抓住斯大林主義不放。


對 兩年前還哭天搶地為斯大林嚎喪的中國人來說,這不啻是個晴天霹靂,官方的反應十分微妙。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團長是朱德,會議結束後,3月初,代表 團帶著這份秘密報告回到北京。據新華社記者戴煌回憶,根據中央的決定,新華社由《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進行了內部傳達,傳達者只能念,不得 插話和解釋;所有的人只能聽,不准記,氣氛十分緊張,會場上連一聲咳嗽都沒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普通黨員和群眾,這份秘密報告一直是個高度的國家機 密。直到一年後,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青年助教任大熊從圖書館借出刊有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名學生共同翻譯成中文,張貼在校園中,因而被打成“右 派”——1970年3月,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任大熊在山西被槍斃。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也因把秘密報告拿給當時的女朋友林希翎看,而成了“右派”, 連胡耀邦也愛莫能助。賓雁因為是在國外,所以能較早地得知了這個重大信息。

對尊奉斯大林為“偉大的慈父”和“導師”的毛澤東來說,這是個十分矛盾和尷尬的時刻。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聽了秘密報告的匯報後,他一夜沒有睡覺,連著 幾天都失眠。他的感受可謂“五味雜陳”:一方面,這似乎讓也曾受過斯大林的大黨大國沙文主義之害的中共出了一口氣,但是另一方面也威脅到正在中國不斷升溫 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在這方面,斯大林確實是毛澤東的導師和榜樣,當一個像斯大林一樣的中國革命領袖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是毛澤東的終極夢想。經過 半個多月的思量,毛澤東終於醒過味來: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不是也動搖了他自己的權威和權力基礎了嗎?他從斯大林的下場中看到了自己的結局,因而感 到了巨大的恐懼——當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取得像後來那樣的絕對權力,黨內的有限民主對他還有相當的制衡力量。例如,劉少奇還能發出一些與他不同的聲音。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傳來後,反對“個人迷信”的口號也在中共高層引起了共鳴。對毛澤東來說,這都是危險的信號。

於是,在這一年3月1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對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定了調子:“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並提出了中共對斯大林問題的 基本立場:“三七開”,從此中共就選擇了頑固維護“斯大林主義”的立場。(《新史記》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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