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馬雲龍
賓雁的“下一篇作品”是《本報內部消息》。這篇非紀實性特寫直指他長期以來最關心的新聞改革問題。作品中某城市的黨報是虛擬的，但是所揭露的問題卻是真實 的：一個故步自封、唯領導之命是從，而又作風蠻橫的總編輯，一個未老先衰、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一群試圖改變報紙辦報方針而慘遭失敗的年輕記者編輯，辦 出一份遠離生活、套話連篇、索然無味，最終被讀者拋棄的報紙——這個故事可以讓全國大多數報紙照見自己的影子。賓雁對新聞工作的現狀的尖銳批評和深刻剖析 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其反響甚至超過了《在橋梁工地上》，因為這不僅指向基層幹部和一般領導作風問題，而是直接指向了一個更為敏感的黨對新聞工作的指導方針 問題，實際上提出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思想，而這一直是最大的思想禁區——至今依然如此，所以這篇作品在新聞界和文學界引起特別關注是理所應當 的。
賓雁此次蘇聯東歐之行的另一大收穫是聞到了“解凍”的早春氣息。他隨便走進華沙街頭的閱報室就驚奇地發現，報架上除公開擺放著西方國家共產黨的報紙（如法共 的《人道報》）之外，還有《泰晤士報》、《先驅論壇報》等被我們視為“反動”的西方大報，讀者可以任意翻看。波蘭在對外開放方面已經邁出了大步，這在中國 是不可想像的。
鄧拓確實是個中共官員中罕見的異類。通過幾 次在外事活動中和鄧拓的相處，賓雁真的喜歡上這個博學多才而又正派耿直的老幹部了。在莫斯科的賓館裡賓雁找他去聊天，竟敢大著膽子問了他一個敏感問題：朝 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是韓國還是北朝鮮？沒想到這位高官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是金日成挑起的。”就是放到6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官場中人也沒有敢公開 這樣說的。鄧拓還向賓雁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作為黨中央報紙的社長兼總編，他無法決定報紙上登什麽、不登什麽，任何一個領導都可以寫條子來要求發表自己的東 西，他無權拒絕。他的坦率和真誠讓賓雁十分感動。在莫斯科時，鄧拓還交給賓雁一個任務：讓他抽空到蘇聯和波蘭的書店去，收集一些西方新聞學的書籍，看看西 方的新聞學理論和新聞實踐是什麽樣的，他很想瞭解這方面的情況。賓雁就真的認真去尋找了，但結果是大大的失望——和中國一樣，蘇聯和東歐的書店裡這方面的 書一本也沒有。
但是，賓雁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蘇聯和波 蘭的記者們正在神秘地傳閱一份厚厚的文件，並私下裡悄悄熱烈地議論著——後來賓雁才知道，他們傳閱和議論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從他們的 議論中，賓雁大致知道了報告的內容，其中大清洗的真相讓他感到無比震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驚過！”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
一 尊至高無上的龐大偶像轟然倒地並被砸得粉碎了！原來，就在賓雁跟著鄧拓來到蘇聯和東歐前幾天，蘇共二十大剛剛開過。在會議的最後一天（1956年2月25 日）晚上，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做了秘密報告，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石破天驚地狠批了斯大林，揭露出他駭人聽聞的“七宗罪”：大搞 “個人迷信”，大搞破壞法制的血腥清洗，在衛國戰爭中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指揮，在國內民族問題上的野蠻暴行，在對待南斯拉夫問題時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在領 導經濟工作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在黨內踐踏民主，實行獨裁的惡劣作風等等，從而撕下了這位紅色獨裁者“一貫正確”的僞裝，為後來的“非斯大林化”進程打開了 大門。
當然，赫魯曉夫的報告還遠沒有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全部真相，後來有人——例如漢娜·阿倫特， 就認為他“為了掩蓋這個政權整體上的罪惡性”，而縮小了斯大林政權的巨大罪行，甚至“掩蓋多於揭露”，例如報告中就沒有包括對幾百名甚至幾千名著名政治人 物和文學家的誣陷和謀殺……然而，可以理解和原諒的是，這個秘密報告出台之日，距斯大林的三周年忌辰還差八天時間。 也就是說，蘇聯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就把這個不可一世的獨裁者拉下了神壇，並開始清算這個魔王的罪行了，這已經是個了不起的勇敢之舉了！對比一下中國， 蘇聯人用三年時間辦到的事，我們30多年還沒做完。這是何等的氣魄，何等的決心，何等的效率啊。
劉賓雁不僅為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而震驚，也為蘇聯人的果決和膽略，即赫魯曉夫所說的“道德力量”而震撼——這才是真正好男兒的氣概！俄羅斯文化 中固有的這種道德力量真令人肅然起敬。賓雁預感，這件事的意義非同尋常，將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的報曉鐘聲。（《新史記》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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