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宋永毅
對於“文革”中毛澤東命令解放軍“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訓、軍管),官方的說 法至今還都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其主要觀點是“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其實就“三支兩軍”而論,“文革”的新創造是“支左”。其他四項任務,軍隊在“文革” 前就一直是在執行的。但是“支左”則不一樣,首先是誰係“左 派”?軍隊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是“支派”,而“文革”中的兩派都至少有幾十萬群眾,支持任何一派都只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更大撕裂。其次是軍隊帶 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任何一派都可能使武器流入群眾組織,使雙方一般性的肢體衝突向真槍實彈的戰爭演變。最後,中共的軍隊本身就派系林立、且人文素質 極差,讓他們再捲入地方的派系鬥爭無疑是火上加油,愈搞愈亂。
已經有學者的研究認為:當時在廣西支左的廣西軍區和野戰軍55軍(及47軍某部)各支持一派(前者為“聯指”,後者為“4·22”)背後其實有毛、周和林彪在地方的權鬥背景。(注5)
在 《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廣西從一般性的兩派對峙到武裝衝突的轉折點是群眾組織(主要是聯指派)的大規模的“搶槍運動”。而支持聯指的廣西軍區的軍隊根本就是在有意送槍。
《機密檔案》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徹底顛覆了中共解放軍熱愛人民的“雷鋒神話”。檔案裡的史實表明,在廣西各地區支左的軍隊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 規模的殺人事件。用中共以往醜化“敵人”的套話來說,就是“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而且,對不同意見的幹部群眾,這些軍代表們則動輒公開誣陷、殺戮、甚至淫人妻女,無惡不作。
“文革”時廣西將“四類分子”推進日寇侵華時掩埋中國勞工的“萬人坑”中批鬥。
例如,在自治區一級,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等夥同韋國清在1968年6月製造了一個莫須有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 團廣西分團”,並把它誣陷為“4·22派”的黑手,因此而大開殺戒。在地縣級,軍隊支左人員更是血債累累。例如,在賓陽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 王建勛的策劃指揮下,該縣亂打亂殺和逼死了3681人。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158人。他還給 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錯誤地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1968年2月中旬,靈山縣召開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有 10,060人參加。武裝部政委單英德主持開會、副部長鍾沛洪作報告,軍分區司令員魯俊德作總結都公開倡導殺人,“會議期間,靈城公社勒死三人陳屍示眾。 與會人員紛紛去現場‘參觀’。至8月1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共達3220人。全家遭殺絕的全縣共529戶。”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例如,據《機密檔案》記載:“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 1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 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1967年10月6日,駐靖西縣支左軍人伍祥勝、曾克昭,盜用“4·22”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 曾克昭執筆寫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4·22”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他們便以此信為藉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 以致“聯指”派將黃活活打死。在軍人政權指揮的亂殺人中,灌陽縣一些領導幹部、群眾作了堅決抵制,但遭到支左軍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 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區,結果被關押50多天,後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宣佈為現行“反革命”。
眾所周知:軍隊是國家機器最主要的組成部 分。由於“三支兩軍”,支左的軍人成了各級“紅色政權”的第一把手。在這本《機密檔案》裡讀者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廣西大屠殺的案例都是由軍人領導、指 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參與這些暴力和殺戮的軍 人、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 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史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而廣西“文革”的 失控——從一般性的社會動亂快速地墜入武裝屠殺的人間地獄,其轉折點是正是軍隊的所謂“支左”。
(本文是作者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書所寫的序言連載。《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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