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被認爲和周培源一起，是矛盾的一方。我在公開場合曾揚言：北大辦得最好的時候是蔡元培當校長。蔡元培隻身赴任，沒有一個政工幹部，那時共産黨還沒 有成立，當然也沒有黨委。這一番言論，被黨委指責爲“反對黨的領導”。我又被說成“給周培源出主意的人”，故必欲除之而後快。于光遠對方毅說：“郭羅基是 研究型人才，陷在政治鬥爭裡面可惜了。讓他到我們馬列所來，與北大脫離關係。”他當時正要去西歐訪問，準備到瑞士找個大學，讓我去講學一年，題目都想好 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瑞士沒有去成，後來我到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應校方要求，我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課程——這個題目好像注定是我講的。）
本文作者郭羅基。
光遠還說：“郭羅基人都不在中國，北大再有什麼矛盾扯不上他了。”他從西歐回來，秘書胡冀燕告訴他：“郭羅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一篇文章《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很轟動。”他說：“不好，要壞事了。”他熟知共産黨內的規矩。果然，于光遠作爲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要人事局向北大發調 令，院長胡喬木反對，幕後還有更大的動作。鄧小平說，要把北大矛盾的雙方都調開。黨委書記周林調教育部當副部長（這是中國的怪事，一個大學管不好，就去管 全國的教育。教育部還有另外兩位副部長張承先、黃辛白，也都是在北大被教職員工轟出去的。）
周培源是著名科學家，不好動，那就把給他出主 意的人調開。這就是指我了。彭真說，乾脆把郭羅基調出北京。因爲我的“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觸犯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我在文章中說：“對反革命言 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彭記《刑法》第102條確立了“反革命煽動罪”，發表“反革命言論”就是要動手抓人，還要判刑。這些“黨和國家領導 人”說我不僅是北大的“不安定因素”，還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於是將我和我的全家發配南京。
我到南京，鄧小平對教育部和江蘇省委有三 條關於郭羅基的指示：第一，不准發表文章；第二，不准當領導；第三，也不要歧視——太可笑了，前兩條已經歧視了，卻説“不要歧視”！是不是說，我鄧小平可 以歧視，你們就不要歧視了？下面對上面，主要是看臉色，不在乎幾條指示。我在南京，實際上是被軟禁。台灣的左派學者陳鼓應當時在北大哲學系當教授，他到南 京來訪我，被告知：“郭羅基外出了，不在南京。”其實我所在的地方離他的住處只有30米。（《名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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