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故事緣起於章含之的一段回憶:
【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帶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是說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50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以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鉅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1)】(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章含之回憶錄披露祕辛。
同書第六頁,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原文是:“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2)
關於毛澤東獲得留學款資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諾在《毛澤東自傳》上也有記載:“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遊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4)
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毛於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參加赴法留學生歡送會。沒有記錄毛得到任何資助。如果斯諾的敘述屬實,則可能是另外一筆捐款,與本文探討的1920年所得的兩萬大洋無關。
兩萬大洋的來源
李銳提到章士釗贈款一事:“據龍伯堅回憶,章士釗同楊昌濟是同鄉至交,兩人同在日本和英國留學。於是毛澤東找到章請求幫助。章也沒有錢,因為這不是幾百、幾千元,而是幾萬元。章打電報給譚延闓,只說要錢,沒說明原因,譚給了三萬元。章悉數給予毛澤東和蔡和森。他們將錢分成1600元一股,分給赴法會員。毛自己拿了一股,作為回湖南活動的經費。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澤東每年春節贈送兩千元,戲稱分期償還這筆款子。”(5)
根據這一回憶,上文所說的“社會各界名流”,實際上只是譚延闓一人,錢數則是三萬。筆者取《年譜》兩萬說,因為一般來說,受款人(毛澤東)記錯的可能性比轉述人(李銳、龍伯堅)應該要小。
對兩萬大洋的來源,徐鑄成在《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一文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亞子、陳叔通、葉聖陶、鄭振鐸這批剛從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還未改名)二樓。不久,聽說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來了,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和他們的秘書,都住在三樓。
有一天,宋雲彬兄來邀我:“我們一起上樓去看看章行嚴好不好?”我說,“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沒有什麼可談的。”於是,他一個人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對我說:“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聽到一段極其珍貴的史實。”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對我轉述了章的談話。
原來,在此之前,章曾作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在談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對章說:“行嚴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你還記得麼?”章聽了一怔,怎麼樣也想不起何時曾見過面。毛主席笑著說:1918年,有兩個青年到上海去拜訪你,你還幫助了他們。你還記得麼?其中一人就是我。”章聽了恍然大悟,連忙說:“記得,記得,有過這麼回事。”
章行嚴對宋雲彬談這一件往事說,1918年時,趙恒惕任湖南督軍,正在提倡聯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對他,劃給我一大筆款子,請我相機“應酬”在滬的同鄉。有一天,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來見我,說這兩位是他的得意門生,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協助。懷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兩位青年又十分優秀,就在趙的款子中撥了他們一筆錢。事過境遷,我早把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聽說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憶雖然有明顯硬傷——時間和人名,1920年記成1918年,譚延闓記成趙恒惕,但考慮到回憶人的年齡:章士釗1949年69歲,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文匯報》撰寫“舊聞雜憶”專欄時已年過70,且分別回憶的都是30年前的事,記憶失誤在所難免。儘管如此,故事的主線是清晰的: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軍譚延闓,章士釗是經手人。
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鉅款呢?
1,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340-341頁。
2,同上,6頁。
3,斯諾《毛澤東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33-34頁。
4,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8-129頁。
5,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頁。
6,徐鑄成《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載《舊聞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頁。(《新史記》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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