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中國研究院、明鏡出版社和《新史記》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劉賓雁逝世八週年暨《劉賓雁時代》新書發佈會”在紐約舉行，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與劉賓雁的交往經歷，回憶了對他的豐富印象，分析了劉賓雁的精神內涵及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名星》根據錄音整理了全部發言，並經發言者審訂，經授權全文刊發如下。
劉賓雁的價值在於他帶給我們的困惑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聽著諸位發言，似乎要給賓雁一個歷史地位，而且必須要以蓋棺定論的方式做出。我認為，如果這樣，賓雁在歷史上不會有地位——他真正被定死了。張博樹在研究中國百年的歷史——重新尋找共產黨的意義，從拋棄共產黨、到再認識共產黨的歷史；陳小平也在搞百年憲政史。你們肯定知道，在一百年風雲激蕩的變革史中，中國朝野兼濟、黑白通吃、文武雙全、學貫中西、僧俗兩界都有才華橫溢的傳奇成就的人有的是——當年柳亞子領導的南社就有不少這樣的人物。但都俱往矣。為什麼？就因為我們只能在他身上，看到一些出色的品質和一些事功。一旦這個時代過去了，有新的具有這種品質或建立了新的事功的人出現的時候，這個人就被忘掉了。一個永恒的人是跟永久的問題連在一起的，能讓我今天來講賓雁，是因為賓雁帶給我們的問題和困惑，而不是他帶來的結論。我說的問題和困惑不是賓雁有什麼過失，不是的，而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命運提出的困惑，而且這些困惑傳之於無數代先祖並會傳至後世萬代。
王軍濤（明鏡特約記者 別提攝）
我想說說我跟賓雁交往的三個片段。
第一個，賓雁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一個領軍人物。我在80年代出道也挺早的，跟賓雁第一次見面也很早，但那個時候誰對誰也沒有印象，因為各說各的話題，我也很狂，那時賓雁在一個領域中也是一個大師。1988年賓雁離開中國到美國做尼曼學者前，何家棟以《經濟學週報》名義給他送行，我參加了。當時還有陳子明、劉再復，我們幾個人坐在一起，我發現賓雁在80年代已經獲得了“中國良心”這樣一個稱譽。可以沒有權、沒有勢、沒有錢，但他獲得的聲望是有權、有勢、有錢的人無法企及的。給他送行時，賓雁的腦子非常敏銳，還在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問題，以及在推動社會變革的時候，我們應該堅守什麼良知。這時候其實包括劉再復，大家都是一樣的。
後來，1989年我被捕判刑了，在監獄裡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1994年來到海外，賓雁也是我很想見的一個人，賓雁也很想跟我談一次。但是我在見賓雁之前，聽到了很多關於賓雁的事情，包括剛才程凱先生講到的《新聞自由導報》，包括1993年的合併大會，包括廖大文和李錄這些有爭議的事，我就發現，賓雁好像陷到很多是非之中，而在這些是非之中好像各有各的道理。因為我當時際遇特殊，有機會聽到各方面的人包括身歷事件的旁觀者介紹和評議。我發現，賓雁對許多事實的理解並不完全準確。我是學物理出身，對事實很看重。我有了很多困惑。
我跟賓雁見面，本來想跟他澄清這些困惑，但賓雁提的問題把我嚇了一跳。他說：“軍濤，我跟你說實話，我到美國來的時候，想知道社會主義為什麼失敗，共產黨為什麼失敗，但是在這兒待了幾年之後，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我更困惑了。”哎呀，賓雁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說實話，我致力推進憲政民主，但是有時候對人類命運、人性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使我沒有辦法認同資本主義的金錢規則和政治上的權勢規則。我真的不大認同這些勢利眼的東西。所以賓雁說起這個困惑，其實也是我的一個問題——賓雁在我流亡之初，他作為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個象徵，就給我提出了這麼一個尖銳的問題。
第三，賓雁到了晚年，出局了——咱們也說實話，賓雁從公眾中已經消失了。在賓雁邊緣化的時候，我經歷了兩件事，第一件事，許志永來美國，我和陳小平到耶魯跟許志永見面，那時許志永剛剛出道，很想見賓雁，我說那就帶你去普林斯頓。去賓雁家……
高伐林插話：那天恰巧我也去賓雁家，見到你們兩位，後來從賓雁家出來，我對許志永做了一個很長的專訪。
王軍濤：賓雁馬上拉著許志永，問的全是底層人的事情，老百姓喜不喜歡共產黨，到底痛苦是什麼……他非常關心。
還有一件事，剛才海培幾位也講到了，賓雁在晚年非常希望葉落歸根。要葉落歸根，就有一個對現政權的態度問題。我見過賓雁寫過的幾封信，是中間人念給我聽的，念給我聽的人希望我也能做一些什麼。我覺得賓雁在這些文字中有很多深刻的思考，這些思考對我們這個時代人是有意義的，但是現在我不能說，因為這會被自由主義者、民運的人把它簡單地看成一種“政治符號”，視為兩大陣營政治搏殺中的站隊問題。其實它不是這個問題，它與我出國後跟賓雁見我的第一面的印象有關係。
中國良心代表的三個特點
通過這三個觸動我的交往片段，我想講：賓雁的命運其實是我們共同的命運。賓雁80年代代表中國的良心，後來陷入海外民運中的各種是非，一直到後來的邊緣化，然後有機會在更大時空中、更豐富的生活體驗中，更深入地思考問題。其實，他是我們這一批人的象徵。我們不要諱言，我們不要說我們現在已經站到了一個什麼“高度”，我們可以對歷史作總結了；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從自己的命運中看到，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已經取得的答案，遠不如我們心中還存在著的困惑更多；我們取得的成就，遠不如我們的挫折和痛苦更大；比較80年代我們出發之際，我們現在離初衷更遠了——不僅事功，而且心理和信心。
我想應當討論，作為我們的代表和象徵，賓雁的啟示是什麼？
從正面看，賓雁是中國良心的代表，在80年代他輝煌的時候，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對權勢者的批判——他不是對所有人都批判，而是只批判那些權勢者或風光的人。雖然他知道底層有很多問題。比如說在他80壽辰，賓雁講到了1989年之後，中國老百姓對權勢者的屈服，他講到了當年日本人還沒進來時，大家都熱血沸騰地喊叫著抗日；可日本人一進來，人們就屈服了，做漢奸很普遍。他講他那時的痛苦非常刻骨銘心！他對中國老百姓的問題，從他年輕歲月就已經有了準確的認識，但他還是集中在對權勢者的批判。他對中國老百姓心裡有看法，但他並不去公開地說，只是在私下裡談到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時候，他會講到這是一個因素。他對權勢者始終是批判的，始終高揚著高傲的頭。像呂京花說的，越底下的人越感到他的平易近人、謙和；如果你有了權勢，不論你是個新星還是老權勢者，無論是掌握政治權力還是名望權威，賓雁就要審視你、批評你、挑戰你。他說的對或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就是在做這件事，他不會去恭維權勢者和風光人物。
第二個，賓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對弱勢者的關心。這是賓雁的社會主義情懷的心理根源。當一個制度能夠造成弱勢者，賓雁就覺得這個制度有問題，不管這個弱勢者是否必然的，賓雁就是不能原諒、不能接受這種制度。我想起前幾天跟CNN一個記者談話，他在舉行“與王炳章同囚”活動時，寫下了一篇追憶李克強、薄熙來和我的文章。在交談中，他問我：你這麼多年幹這些事情有意義嗎？後悔嗎？當年薄熙來是他的同班同學，薄的最大願望就是當個駐外記者。我也聽別人說過，薄想的是每年搬回幾個“大件”，弄點外匯券回去。而李克強在1979年以前北大幾乎無人知道他。這位記者問：那時候你們就在為中國操心，現在你看你們是這個樣子：薄熙來是這個樣子，李克強是那個樣子……這些人他都認識，他問我，我的奮鬥有什麼意義？我說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都在改進世界，一種改進是讓活得好的人活得更好，活得好的人有權有勢有錢啊，你讓他活得更好，他給你獎勵，給你權給你錢給你社會聲望；還有一種改進，是減少社會最不幸的人的痛苦，最不幸的人是沒權沒勢沒錢，他什麼都不能給你，而且你會與苦難為伴一生，你要天天去受苦難的折磨，這些弱勢群體成員還有很多你在正常教養下不能忍受的缺點，甚至抱怨、撕咬、出賣你。賓雁一生就是在做這件事！他有過權勢、有過輝煌，他老想減少最不幸的人的痛苦，他從來不想怎麼去改進那些權勢者，讓他們能過得更舒服更好——他沒有！這是他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優點，這也是在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當精英不承擔精英使命的年代，非常需要的一種優點。
第三個，我覺得就是賓雁身上的正義感，那種與不泯的童心相伴、出自常識的良知。何頻講到政治上的是非標準要簡單化，其實就是要回歸常識、良知，要真率，要誠懇，這都是賓雁身上非常明顯的特點：不管你有權勢沒權勢，你坐在他對面，他會讓你明顯地感覺到這個特點，他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人——當賓雁坐在台上，是非常居高臨下的，這其實是給他帶來很多麻煩的事情；但是當他坐在你對面、跟你近距離交談，你可以感到他是是童叟無欺的，跟你討論什麼都是真心的，以致真到你可能會誤解他，因為你在用大框框來套他，他會覺得我沒想在那麼大的話語中間啊，他只是真實地述說他的困惑。（《名星》特約記者馬儉、記者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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