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3日 星期一

政治局常委裡總有“定時炸彈”

《新史記》高伐林


毛澤東死後,政治局常委依然動蕩不已,前波未平,後浪又起。

1977年中共十一大選出政治局常委,主席華國鋒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四個副主席。人們以為,“文革”一頁總算翻過去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 止,常委內外權鬥依然激烈: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進常委;1980年2月,胡耀邦、趙紫陽進,汪東興出;華國鋒則一降再降,到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時,不再連任常委。

此後十年,風浪迭起。如果說葉劍英退休告別常委算是正常交班,但1987年初,胡耀邦被元老逼宮辭職;1989年春夏之交,趙紫陽、胡啟立被趕出,江澤民、宋平、李瑞環被元老們欽定進常委,則完全是非程序性權力交替。

中共十四大之前,險乎爆發常委大地震:鄧小平很不滿意江澤民、李鵬對改革“光打雷不下雨”,考慮再次換馬。江澤民是在曾慶紅全力輔佐下,利用鄧擔心“六 四”翻案、衝擊他歷史地位的心理,整垮“楊家將”,才僥幸保住了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產生常委七人: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 基、劉華清、胡錦濤。新進入的三人,都是一步登天的黑馬,沒有經過政治局委員這一層級:胡錦濤是十三屆中央委員,朱鎔基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劉華清更是 退了休的76歲老紅軍,剛剛在十四屆上新當選中央委員。

從十四大開始,中共的常委制才算是柳暗花明,走向“正常化”。此後連續四屆就都是正常換屆,新老交替: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產生七名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產生九名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產生的政治局常委,也是九人,仍為胡錦濤領銜,前一屆中黃菊逝世,曾慶紅、吳官正、羅幹年齡過線退出,習近平、李克強、周永 康、賀國強進入——在江澤民退休前,常委數量從七人擴展到九人,新增了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和中央政法委書記入常,攤薄了胡的權力。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政治局常委又恢復成七人: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



沒有毛這個1,常委=0

中共從八大到十八大,這11屆常委會的演變,體現的是中共從極權制向威權制的轉變——“文革”期間的九屆、十屆是到了極致,隨後便物極必反。

獨裁者毛澤東在世時,哪怕他已經病入膏肓、話不成句,也牢牢掌控常委的命運——這個頂級黑箱裡面,原來還有更隱秘的黑箱,那就是毛澤東的大腦。常委增減和 排位,別說經中央委員和政治局討論,甚至連常委會也都蒙在鼓裡,他定誰就是誰,定排第幾就排第幾,旁人根本沒有置喙餘地:林彪升到第二位,王洪文升到第三 位,鄧小平被打倒又被請回來,請回來再打下去……全是毛澤東一言九鼎;

而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常委有了退休交班的年齡限制,成為博弈的產物,誰上誰下,要經過黨內元老和派系的討價還價,甚至是反覆多次的“黨內協商”。有人說,從七大到九大,是從黨天下變成了家天下;那麼從十一大到十八大,又從家天下變回了黨天下。

在毛澤東時代,當一個常委,在全黨全軍全國民眾面前,顯得威風八面,但終究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棋子而已,要你上,你就上;要你下,你就下,不由分說。如果 前面沒有毛澤東那個“1”,每個常委、所有常委,都不過是“0”!哪怕常委中壓倒多數通過的意見,例如九屆二中全會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最終還是由毛澤 東一票否決。

當了常委,也要以古稀之年跪在那裡給毛澤東指點地圖(周恩來),也要忍氣吞聲被毛澤東的老婆像訓孫子一樣搶白訓斥(陳伯達),也照樣要畢恭畢敬巴結著毛澤東30來歲的侄子上達天聽、聆聽懿旨(鄧小平)——別說當官的威風,就是做人的尊嚴也掃地以盡!

常委彼此之間也充斥炮火硝煙。除了我們熟知的那些撕咬惡鬥之外,其實還有更多不那麼出名的交鋒。僅舉一例吧: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授意 下開會批評朱德,周恩來竟如此發言:“你也多次反過毛。你是中央常委裡的‘定時炸彈’!”“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聯席會議“寡頭政體”

從江澤民時代開始,火藥味才逐漸散去,這個“絞肉機”的殘酷程度與時俱減,一來是掌權者的意識形態逐代遞減,二來是社會資源在急劇增加,“僧多粥少”的惡 性競爭不再必要,三來中國日益與世界接軌,領導人不能不顧忌國際形象。最關鍵的是,隨著毛澤東、鄧小平強人不再,沒有誰能一言九鼎,輕易就將政治對手置於 死地,於是就演變形成了目前常委制的規則和潛規則。照胡鞍鋼的書中所描繪的,每個政治局常委,代表黨、政府、軍隊等某一個系統,“分兵把口”,大權獨攬, 是自己分工領域的最高權威,與其他常委水不犯河水。
常委會也就演變成一個各系統首腦的聯席會議,對於涉及全局或者跨領域的事務進行討論協調,一人一票;或者,在黨的各種領導小組範圍內協調。常委之間其實很少交往溝通——這恐怕也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後遺症,怕被說成是“結黨營私”搞小集團非組織活動。

中共常委制,某種程度上可看成亞里士多德“寡頭政體”的現代翻版,無論掌權人數以及功能,都與“寡頭政體”特徵十分相像:少數人聯合掌權,未經選舉,脫離 民意,包括很多紅色世家,運用政治特權攫取經濟利益,幾個派系妥協平衡,喜好黑箱作業封閉管理,輕視法律崇尚人治……當代“寡頭政體”執政目標首先就是長 期把持政權,絕不允許成立其它政黨參與國家管理,其次服務整個政府官僚階層,封殺媒體(包括網絡)揭露內幕腐敗,抵制官員公佈財產,最後才是國家和人民利 益。

常委制雖然是黨國小集團體制,相比於毛鄧時代的個人專制,還是具有積極意義,能夠分散稀釋過去獨裁暴君的絕對權力,從形式上來講,重大事務開會討論,總書記召集主持會議,個人不能獨斷專行,大政方針需要常委達成一致,彼此之間互相約束制衡。



正常與“失常”

常委是怎樣煉成的,坊間已經有了不少分析研究文章,胡鞍鋼書中也從歷來常委的仕途中列出了若干帶規律性的條件,此處不贅。我感興趣的是,常委的結局如何?

八大以來的常委人數不算多,不妨全部統計一下其結局。

以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毛澤東去世為界,常委命運截然分野。此前的常委,有人說去處基本上只有兩類:要麼進八寶山,要麼進秦城:不是當到死,就是幹到垮。

前一類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康生,董必武

後一類有:劉少奇,林彪,陶鑄,陳伯達,王洪文,張春橋

——“八寶山”和“秦城”都只是個比喻,毛澤東、周恩來都沒進八寶山,林彪也沒進秦城。加上死時備極哀榮,死後被鞭屍的康生,人們說“政壇險惡”是有道理的,常委竟成了折損率最高的“工種”!

命運介乎二者之間的也有好幾位:陳雲、李富春,本是八屆常委,“文革”中不明不白地被打入冷宮,換屆時沒有再進常委;鄧小平更是下了又上,上了又下。葉劍英、李德生的仕途有顛簸,都熬到了“文革”過後。

後毛澤東時代的常委,除了黃菊身患絕症死在任上,結局也有兩類,一類是“正常”,一類是“失常”。

“正常”:平安掌權到退休的是大多數,從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到胡錦濤、溫家寶、賀國強、周永康,計有22人。

挨整受逼“失常”的則有五人:華國鋒、汪東興、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

考察“失常”者,不難發現: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因為政治原因——有的是因為其治國主張、路線不容於黨內大佬,有的則是在縱橫捭闔的權力鬥爭中被更為厚黑者 擊敗。不過,儘管“失常”,比起毛澤東時代的的權爭失敗者,他們的命運還是相對要好一些——最糟的,是被軟禁了16年的趙紫陽。(《新史記》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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