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有60年的歷史，時日雖短，查大陸、香港已出版的中國當代史大型通史類史籍計有30餘種、數百卷、數億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主編：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主編：許嘉璐等，5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主編：劉海藩，1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主編：楊奎松等，10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其餘從略。外國人出的有《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主編：費正清、麥克法夸爾，譯者：謝亮生等，两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
一人之力，殊難屬意
撰 寫伊始，頗難下筆。已出集體撰寫官修史編年體例，自有長處，然我一人之力，殊難屬意。太史公啟我愚鈍、開我靈竅，八書、十表、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 傳，赫然在目。遂將60年間的歷次運動類比“世家”；各種人物同於“列傳”；主席行跡原本皇帝“本紀”；表之時序脈絡借為大事記，以與本紀、運動、列傳相 印證，亦互補不足；“書”之典章制度文字，模範已鑄，篡改無由，網絡時代，查閱方便，闕如無妨。因得八表、三十運動、七十列傳、十五本紀，合為《當代中國 史稿——1949至2009年中國簡史》一書。
太史公撰寫《史記》，意猶未盡時繼以“太史公曰”補不足，小子亦步亦趨仿效，以“九曲澄曰”抒敘淺見。本意畫虎，或流類犬。然一得史識，不敢隱匿，概括簡評，姑存片楮，
拋磚或敢，引玉正期。文字上時雜半文言，以求簡約、歸納綜合、別開生面之效。
限 於一人之力，囿於南歐一隅，制於書籍匱乏，困於財力窘迫，愧於才華淺薄，歎於謊言惑世，勉強勉力，艱難成書。正心誠意，認真負責，首重史實，客觀、公正， 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出處。限於篇幅，旁徵不敢自詡博引，注解從簡。然挂一漏萬，遺珠錯失，在所多有。敬請大眾讀者、前輩方家不吝賜教指誤，以遵匡正。
黃河清著《當代中國史稿》。
外國人霧裡觀花
撰寫中另有大要須作說明者，概述於下。
60 年來國家的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教育史、外交史、國防史、文化藝術史、社會史……全方位的歷史，才能構成完整的國家史。在中共一黨專政、許多重大史實 遭隱瞞、掩飾、篡改的狀態下，在國家檔案、中共檔案基本保密的情況下，國史的撰述困難重重。本書將主要筆觸轉向社會、底層。
正 史，為帝王將相作家譜，固然於史實上無視民眾，然而作為統治者，對國家歷史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是修史者必須注意而絕不能忽略的。在現當代，東西 方理論上都將民眾置於高於統治者執政者的現當代，這裡的矛盾如何調節平衡，從來沒有修史者真正注意重視。西方、中國都如此。修史者本身就是將相的一部分， 他自然會將主要的著眼點放在帝王將相身上。數千年的習慣一旦形成，力量巨大，慣性主導了至今東西方的所有國家史。
費正清、麥克法夸爾主持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未能脫離這一窠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寫法上體例上側重上，與這部外國人寫的中國史大同小異。
對中共、對毛澤東在各個階段如何統治人民的變化，與其思想理論如何相適應的琢磨、詮釋；對中共黨內爭鬥的種種記錄和揣測，揭示其內蘊的秘密和心理活動成了《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全書的主幹和主要任務。這也是西方學院派學者的習慣和專長。
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們的思想變化、統治手法的變異固然重要，但是現在的這種幾乎全力以赴占據絕大部分篇幅的寫法和格局已形成了修中國史的規範模式，這就無異於比為帝王將相作家譜更厲害了，幾乎完全無視或排除了民眾的部分。
學 院派學者們恰恰忘了，無論這些變化、變異闡述的如何精到細緻準確，落到了何處呢，落到了億萬的被統治者身上，他們如何能只作為點綴見之於國史呢？外國人所 修中國史，其價值，主要是普世價值立場上對中國人中國文化的看法，二是資料上的參考。一旦檔案完全解密，這後一價值也就消失於無形。說句刻薄的話，他們大 多是霧裡觀花，因為沒有感同身受，其感受其分析較之國人差距甚大，對中國當代的60年歷史尤其是這樣。
史實第一，理論次之
《劍 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70萬言，開篇第一章用了8萬餘字條分縷析毛澤東思想從1949年至1976年的變化。國史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史。如論述群眾路 線和民主集中制用了1.3萬餘字，忘記了這其實只是中共表面的花招、需要，無法無天才是其實際，以民主集中制的理論掩蓋實際上的無法無天。再如對階級矛盾 已經消失的理論也是洋洋灑灑煞有介事地剖析，追根探究什麼時候首先用“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實在是本末倒置。整風鳴放反右鬥爭的史實已經證實了毛澤東沒 有任何思想，只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謀詭計，有思想的是“右派”。
《劍 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分析基本上是從文字到文字，停留在文本上的探討分析，詮釋挖掘不同版本不同場合不同人物所述予以對照。非常強調文 本，而相對忽略實際。中國的史實恰恰相反，應該是首重史實，次據文本理論。不能從理論來詮釋史實，而應該是史實來論證理論，史實理論互證。史實第一，理論 次之。
西方學者卡爾．波普曰：“有時，對歷史真相的解 釋，比對歷史真相的發現離歷史本身還要遠。因為解釋歷史的權威們，總難免犯這樣一個錯誤：為著自己的理論來解釋歷史，而不是為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來歸納自 己的理論。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歷史常常成了被理論利用的‘資料’而已。”此為見道之言，我們都應奉為圭臬。
劍橋中國史其實是中共黨史
“文 化革命”十年，全國山河一片紅，八億人一本書，八個戲，獨尊毛澤東思想，也就是沒有了思想。將考證毛澤東“人民內部矛盾”是何時何處提出的，相類問題的時 間和篇幅，若用在研究他是如何搞權謀詭計，人民如何痛苦地生活著、矛盾著。50萬、100萬以至數百萬知識，人如何被矛盾到萬劫不復的深淵裡去，應該更是 國史！1956年或1957年提出區別不大或者說微小甚至可以說沒有區別。為此花功夫考證，不能就說不對，這於研究毛個人的思想、心理變化會有用處，於國 史則用處不大，甚或說毫無用處。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對中共黨內鬥爭的闡述似乎探究甚深，其實一些關鍵處令人難解。最明顯的例證是：“導致劉少奇最後毀滅的並不是派遣工作組這一做法，而是給工作組行動作 的指示。”這就未免令人吃驚了！無論如何，劉少奇都會是錯的，都會毀滅。派，如是；不派，如是；作指示，如是；不作指示，如是；無論作什麼指示，如是。正 與狼要吃羊一樣，無論你在上游還是下游，你都是錯的。
條分縷析，頭頭是道洋洋數萬言娓娓道來，歸結到關鍵的時刻，卻會如此天真。貌似深沉而實際讓人懷疑是否真懂中國文化、真明白毛澤東。
如 果說劍橋中國史是一部比較客觀的中共黨史或曰從右的觀點來敍述的中共黨史，那麼它在“後記”中的一段話則畫龍點睛、一語中的地歸結綜合到中國人民60年苦 難的根本：“如果說在人民共和國40年的歷史中有一條有歷史意義的教訓而需要記取的話，那就是，若干世紀以來把中國人民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須作根本的 改變。否則，正在發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會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最終使這一制度完全崩潰。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後，只有實行多元化，才能維護統一。” 為此，我們應該感謝劍橋中國史的作者們。
麥 克法夸爾和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第14卷序”中曰：“當然，毛澤東、他的同事和他的繼承者的思想、目標、策略、方針和活動並不等於中 國的歷史。這兩卷的大部分注意的是評價他們對中國的影響。”這是麥氏費氏一針見血切中腠理、直達膏肓的婉言批評，無異是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黨史 非國史的說明，也是筆者上述看法的注腳。習慣的力量很大，麥氏費氏明乎此，而無改變糾正之心之力，仍然將此書冠以《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輯出版發行， 可見中共黨文化影響至深至巨，無遠弗屆。中國的知識人尤其是歷史學者們，於還原當代中國史的真實，亟須當仁不讓，責無旁貸！
歷 史是由人和事組成的，而事是由人來做的；故歸根結底，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物，具備人性，無論善惡；故歷史也就是人的善惡的記錄、演繹。縱觀 廿五史，基本上是這麼個格局。延至近6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無論大陸的、香港的、洋人的，都變成了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演變史、歌頌史。這是一種倒 退！（《新史記》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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