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記者 孫宜雄
最終與體制分道揚鑣
1975年年底，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時候，29歲的陳小魯已經逐步攀升到團政治處主任的職位，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 莊”的典型，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他“當時是瀋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幹部”，“在全軍都是很少的了”，但是作爲主管政工的軍官，必須得“批鄧”，他難以接 受。
這時他已經與粟裕大將的女兒結婚。萬般無奈之下，他向岳父大人寫信，請求調回北京，粟裕是從普通士兵一路升到大將的，他認為軍人坐在機關沒有出息，因此不同意陳小魯離開野戰部隊，但看到陳小魯信裡寫“道不同，不與為謀”，粟裕理解了，出面把陳小魯調回了北京。
行前軍長挽留陳小魯，說：“軍區組織部最近對新提拔的年輕幹部做了調查，你表現最好。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我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陳小魯推託的理由是，岳父身體不好和解決夫妻兩地分居。
他調到總參二部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粉碎了，“文化革命”劃下了句號。
“文化大革命”中的無常感，促使陳小魯開始思考社會制度。“現代的權力觀就是要制衡，法律條文裡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以政治問題來掩蓋一切是不對的。”他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制度來代替領袖。”
1981年，陳小魯被委任為駐英武官助理，後升為副武官。出國前，他研讀的材料還在濃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倫敦霧”；可當陳小魯走下飛機，迎接他的是蔚藍天宇和被薄雪覆蓋的大片草坪。如何評價資本主義國家？他從英國國防部長坐地鐵上班等大量事例中有了很多領悟。
《南方人物周刊》將陳小魯作爲封面人物。
四年後陳小魯回到中國，1986年進入了政改辦，後來擔任了政改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同事吳偉將陳稱為“紅二代當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諱，不迴避問 題”。吳偉記得，由於陳是由總參借調來此，政改辦主任曾問過陳，要不要請趙紫陽辦公室出面為他給總參寫封信，從副師級往上提一提？陳拒絕了，“不要給領導 和部隊添麻煩”。
1986年至1989年他在政改研究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法學專家，受到影響，更加認識到了憲法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六四”之後，政改辦這套班子受到整肅，讓陳小魯更看清了體制是怎麽回事。1992年，他終於遠離體制，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不再說違心的話了。”
“文革”到底錯在哪兒？
針對有人認爲，要道歉也不應該是陳小魯站出來道歉，他挑頭這樣做，“有點矯情”。陳小魯說，並不是打人者才需要道歉。自己道歉，“因為我們的造反破壞了學校正常秩序，才導致了侵犯人權，踐踏人格尊嚴的行為”。
說起道歉，還有這麽一件事：陳小魯和同伴計三猛曾前往“文革”時的八中副校長溫寒江家拜訪、致歉。溫已經89歲了，回憶自己曾被幾個高一學生押著，一路被 用皮帶抽打著小跑到中山公園音樂堂接受批鬥，批鬥會上被毒打，結束之後又被打了整整3個小時。那應該就是我們前邊提到的8月19日批鬥會。聽到這裡，陳小 魯突然說：“那次批鬥會是我組織的。”這令計三猛吃了一驚，因為幾乎沒人知道陳是那場批鬥會的組織者。他沒有料到批鬥變成了毒打，又無力阻止，於是中途離 開。
“是的，我們當時只是中學生，我們都沒有資格去承擔‘文革’的錯誤，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麼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陳小魯為此至今感到自責。
到底自己在“文革”中犯了什麽錯誤？在陳小魯看來，這個問題緊緊連著另一個更大得多的問題：到底毛澤東、中共在“文革”中犯了什麽錯誤？
為了準備道歉會上的發言，陳小魯查閱了中共1949年建政之後的第一部憲法。他認為自己當年違反了第8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在道歉會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得更明確：將近半個世紀風風雨雨，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後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於違憲。”
違憲體現為“兩條：一個叫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誰不造反呢？那不造反就沒理了。你遵守正常的秩序，你服從這樣的領導，那都是沒理的事。還有一個叫做群 眾專政。群眾專政是什麼意思？就是群眾想把你怎樣就怎麼樣，可以不經任何公安的偵查、檢察人員的起訴和法律的裁決。很多人就這樣死於非命，或身心受到迫害 和打擊”。
這個觀點獲得自由派人士高度認同。作家盧躍剛認爲：1949年以後政治運動的本質是整體違法，“文革”走向了極致。“道歉本來是倫理行為，但陳小魯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情感認知。”
不僅如此，陳小魯反思的觸角，更伸向體制的縱深，伸向歷史和文化的縱深，伸向中華民族心理結構的縱深。
他說：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他們對毛主席的那種忠誠，是不是有點像對封建帝王的那種忠心？沒有人敢當面去忤逆毛主席，這裡面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
他對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說：暴力行為不是“文革”才出來的，也不是中共專利，“我是相信人性惡論的。”共產黨從紅軍時期“肅反”、延安時期“整風”，以及 在上個世紀戰爭年代“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就都是這種邏輯。這種惡，在正常秩序下，不會釋放出來。“可是‘文化革命’一來，就把它全部釋放出來 了”。現在是不是把它收回來了呢？他語氣沈重地說：“我覺得還沒有。”
他提到，中共是有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徹底否定。“但是關鍵是你吸取了教訓沒有？你以後還是不是避免犯同樣的錯誤”？他 舉例說，2012年在反對日本購釣魚島遊行中，不是出現了拿日系車主出氣、毒打狠砸嗎？“他們說是‘文革回潮’，我說不是‘文革回潮’，是‘文革’的基因 從來就沒有徹底肅清”——“什麼基因？就是一種暴戾之氣”！（《名星》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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