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9日 星期日
糧食成了中共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
依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放 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大書。50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 堆墳頭走出來。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及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54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
“餓死人了,但不能說”
新史記:讀您的書可以看出來,倖存者讓您印象深刻。
依娃:對,很多倖存者令我印象深刻。但還有另一類讓我印象深刻的,書裡難以涉及:有一個老人,86歲了,我說請問大饑荒的事情,他就生氣了,拿起板凳就 走。嘟嘟囔囔地說:“餓死人了,是餓死人了,但那個不能說,不能說。”我不知道他是害怕,還是維護黨的利益?還有一個老人,我一問,他就委屈地哭開了: “我不說,說這個就是說我們的黨不好,我們的黨的確好啊,我不能說。”但是後來,他也慢慢地說開了。那是在醫院裡,我採訪別人,他口裡說“不說”,又忍不 住講了很多當年經歷,說到自己餓得一頓吃了六、七碗包穀湯,惹得我和他兒子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有好幾個老人都問:“說了這個,有沒有什麼後果?”“說 了可能對社會不好。”讓我備感辛酸:他們家都餓死了親人,他們自己吃了那麼多苦,卻仿佛自己做了虧心事,像罪犯一樣驚恐害怕。
新史記:要是您的採訪對象都是這樣,您的難度可就太大了。
依娃:幸虧不是。在甘肅天水採訪劉春花。我和她素不相識,但是因為有朋友介紹,我倆一下子就說到主題。她簡直是黃河開閘滔滔不絕,語言生動,記憶清楚,沒 有任何顧慮和遮掩,遇到這樣的受訪者真是很幸運!她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抹一下眼淚繼續講。我也跟著哭,集中精力聽她說。她的先生進來倒茶,叫我們吃飯, 都被她“罵”出去。我們一共談了五、六個小時,是我整個採訪中最長的一次,也是苦得讓人難以相信的一次。我筆錄成《一個反革命女兒的歷史》,最初寫了4萬 多字,最後刪去2萬字。在那個年代這樣一個小姑娘的遭遇並不出奇,只是作家們往往沒有給予關注,就是關注,往往也變成“終於得到了溫暖和幸福”這樣的老套 故事。
甘肅省秦安縣65歲的受訪人劉春花。
還有一次,在一個親戚的商店,我就和來店裡的顧客聊,他們都很愛說話,問什麼說什麼,現在大多數人也不害怕了。那一天我聊了男男女女六個人,收穫豐富,簡直“發大財了”。其實聊天、拉家常、隨便談是口述歷史的最佳狀態。
也有很遺憾的採訪。2012年,我從天水市坐汽車到靜寧縣。一位胡先生起先說得好好的要帶我去採訪,但我到了那兒,他卻改變主意,說他是共產黨員,又說村 幹部不在,又說他要出門打工。面露難色,不願帶我去採訪。人生地不熟,我也沒辦法,坐了五、六個小時的車回到秦安。遺憾中的收穫是,看到了曾餓死100多 人的村子。
要採訪,也得做好失敗的思想準備。2013年回國的一次採訪也失敗了。是去陝西的戶縣,別人提供給我的信息說是“月陽村”,我和妹妹開車去,用汽車的導航 儀尋找,到了那兒卻不是我們要找的月陽村。又繞了一圈,還是找錯了村子,白費了半天時間。我不甘心,第二天打電話給妹妹的一個朋友帶我去,想他的開車技術 好,先給這個朋友的孩子買了禮物,又請他吃飯,然後上路去找,好一番費力,卻又回到昨天錯誤的村子,連村裡人都認得我們了。打了不下十個電話後才弄清楚, 這裡有一個“月陽村”,還有一個“月陽坡村”,我們要找的其實是後者,但是介紹人沒有說清楚。鄉下的路狹窄,路邊多草多刺,把妹妹朋友的汽車也給劃了。加 上又跑了大半天,朋友禁不住發起火來。那天那個受訪人也不太願意說,採訪結果很不理想。回來的路上,還停下給朋友賠禮……
但是,不錯過一個採訪線索,是我的態度。哪能每次都順利呢。這些挫折,也都算不了什麼。
餓死與“被餓死”
新史記:國內外許多學者如楊繼繩、丁抒、貝克、馮客等對大饑荒的研究,對您有什麼啟發和借鑑?
依娃:幾年來,我幾乎搜集到了全部這方面的專著,只要知道了,我就設法去買,有的是郵購,有的是託人從香港、台灣買。我第一個採訪的研究者是《金橋路漫》的作者張大發——我是從《墓碑》中瞭解到這本書的,就專程去甘肅通渭拜訪他,請教他,受益匪淺。
楊繼繩先生是一個很嚴肅、很謙和的學者。在華盛頓大饑荒國際研討會上第一次見到他,我對他說:“感謝你寫出《墓碑》。”丁抒先生的《人禍》我也拜讀過,他 是研究大饑荒的先行者,上個世紀90年代就指出,大饑荒並不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禍”。我很喜歡貝克的《餓鬼》,他是一個老外,卻 採訪了很多親歷者、倖存者,資料生動而紮實。《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我對他做過一次採訪,他的一個觀點是:“我發現,你可以把一個人打死,但是更方 便的你可以讓他餓死。餓死和被餓死有一個很大區別,餓死就是沒有食物吃,就餓死了。但被餓死,就完全不一樣,是有食物,但是我不給你吃。餓飯扣飯,就是把 糧食變成武器,糧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把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殺人。”他研究出來的餓死人數字為4500萬。
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得以對大饑荒有一個全局的瞭解。比如發動大躍進的起因、廬山會議風雲、糧食政策、死亡人數等等,都有了清楚的概念。3600萬至4500 萬,那不是冷冰冰的數字,是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啊!他們從宏觀上披露和研究,我是從對一個個的個體生命的關注著手,不研究數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寫出 一個人、一個婦女、一個家庭在大饑荒中的遭遇、經歷、心理歷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寫“人”,寫他們的痛苦、感情、血淚。(《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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