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買列寧，又不是去買毛主席！”

《名星》記者 高伐林


“這 個時代，是非常‘重’的時代。表面看起來簡單、愉快，深層卻非常沈重。每一個人都帶著焦慮不安、擔驚受怕地等待著‘某一天’到來。但是我們的文學呢，卻是 ‘輕’的文學：文學在表現什麼？表現欲望、表現風花雪月、表現無釐頭惡搞……今天的中國，縱容任何風花雪月，卻不允許任何有思考分量的東西存在。”

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用帶著河南腔的普通話說出這番話時，沒有提高聲調，沒有放慢語速，但是靜心聆聽的華洋聽衆，都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閻連科。（高伐林攝）

美國新澤西州2013年的春天來得很晚，4月初了，還春寒料峭。但是應邀前來美國在多所名校演講的閻連科來到州立羅格斯大學校園，看到無數花卉含苞待放，給了他深刻的印象。筆者在他演講間隙，對他進行了專訪。

在 當今中國文壇上，閻連科被視爲一位劍走偏鋒的作家。他自己最重視——也最不滿——的長篇小說《丁莊夢》，剛出版上市，就被官方下令禁售；另一部9萬字的中 篇小說《爲人民服務》在《花城》文學叢刊上刊登後，中宣部立即下令《花城》收回已經發出的雜誌，稱“這部小說使用粗俗、低級、下流的描寫，醜化為人民服務 的崇高目標。”“詆毀毛澤東，詆毀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詆毀人民軍隊，詆毀革命和政治”。

他 的作品屢屢引起爭議，這一方面是緣於他不憚觸及敏感題材，另一方面也是緣於他的奇思異想，例如《為人民服務》寫在“文革”時期，解放軍一位師長太太以“為 人民服務”為招牌，要勤務兵兼廚師提供性服務，更令讀者匪夷所思的是兩人砸碎毛澤東的雕像，才能刺激性欲；閻連科的長篇小說《受活》寫的竟是一個貧瘠農村 的村民敢想敢幹：發起集資，要到俄羅斯買回列寧遺體，建立博物館，好一舉成名天下知，發展紅色旅遊觀光業。當他們的帶頭人接到縣上通知，要他去省裡滙報 時，他不知是吉是凶，不免心裡打鼓，又自己給自己壯膽說：怕什麽？“我們是買列寧，又不是去買毛主席！”實在令人噴飯。

閻 連科2013年10月新出爐的長篇小說《炸裂志》，則被他稱作“神實主義”的一次實踐。所謂“神實主義”，“汲取了現實主義，也汲取了魔幻主義等，更注重 的是內因果”。閻連科用地方志的形式，描摹了一個小山村如何炸裂成超級城市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也隨之分崩離析。其中荒誕情節更比比皆 是，例如他寫拆遷，並沒有描寫強拆，只是寫軍隊來回正步走，樓房就自己消失了！——閻連科說，“我們中國人其實非常能理解強拆與強權的關係”。而我們會很 自然地聯想到2011年，閻連科自己的住宅遭遇強拆的經歷。

現實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

與中國不少作家一樣，獲獎無數的閻連科在作品中汪洋恣肆、驚世駭俗，但是發表看法時冷靜內斂，並不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當下中國，人心之荒誕不經，世態之怪事疊出，顯然讓他不得安寧，要一吐為快。

他說，今天中國發生的故事，任何一個事件拿出來，都比一個作家寫出來的更加複雜，更加精彩，也更加吸引人，人物之鮮活、情節之曲折，甚至比18、19、20世紀的文學大師們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都毫不遜色。我們根本想像不出來！——當然，作家筆下是灌注了自己的認識。

他給聽衆講述了幾件事：

軍隊文工團的女孩子們到了星期五，脫下軍裝，換上時髦裝束走出軍營，臨走前彼此打賭，誰都不帶一分錢，看誰星期天晚上回來帶回來的名牌和現金多；

因爲中國風傳對一個家庭擁有一套以上的住房要收房産稅，於是離婚排隊的長龍“就像等候公共汽車。最不可思議的是有個記者告訴我，上海辦離婚手續的公務員，早上三四點鐘就上班去給連夜等候的人們辦離婚手續，一直到下午5點鐘，累得竟昏倒在地……”

閻連科非常感慨：愛情，婚姻，不如一套房子！在中國，每人都覺得離婚非常正常。他指出，這裡面的緣由十分複雜，我們不能簡單地責怪這些人，也不能簡單地責怪國家的政策。“但它至少表明了，今天中國世情多麽複雜、人心多麽複雜——我們作家有沒有能力去把握？”

中國處在焦慮之中

閻 連科說：我們這個時代堪稱“重”時代，“每一個人都帶著焦慮不安、擔驚受怕、或者某種莫名的興奮，等待著‘某一天’到來”。他講述，去年回到老家過年，那 是公路邊很小的一個村莊，我的兄弟的孩子們，一連聲地問我這個當過兵的叔叔、伯伯：為什麼還不打仗啊，為什麼還不打仗啊！他們並不知道和誰打仗，我問：你 們為什麼盼著打仗？他們說，就等著打起仗來，才有機會撈一把啊！

閻連科指出，中國當今民族主義高漲，是中國的崛起促成的。然而，如果民族主義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很可怕。“中國有13億人、直奔15億去了呀，能當兵的就有兩個億，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閻 連科說“重”時代，顯然指的是時代的挑戰、中國面臨的問題十分嚴峻、沈重。他就此對文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們的文學呢，卻是‘輕’的文學：文學在表現 什麼？表現欲望、表現風花雪月、表現無釐頭惡搞……當然，文學什麼都可以表現，都像魯迅那樣是不行的，中國要有十個魯迅，就亂套了！但中國如果沒有魯迅， 那也非常可怕、更可怕！今天的中國，縱容任何風花雪月，卻不允許任何有思考分量的東西存在。沈重的時代卻只有輕文學，完全不匹配。”

人們很自然地就要問：為什麼“輕”文學盛行？文學為什麼會在這個“重”時代面前繞道而行？

閻連科坦承：原因之一，是審查關口，這是中國的現實存在，必須承認。每個作家、每個電影電視導演，都會遇到審查問題，尤其是電影電視，會遇到非常嚴格的審查，“嚴格到超出我們這些人的想象。比起來，在文學界，審查還相對寬鬆一點點呢”。

然而，他話頭一轉，指出了“重”時代卻只有“輕”文學的另一個原因：“我們不可忽視的是，今天中國世俗的誘惑，遠遠大於公正、正義。”
 
每 一個人都渴望過上好的、更好的生活——這是正常的、正當的願望，盡可理直氣壯地高聲宣告。但閻連科認爲，問題是，沒有人告訴大家，應該用什麼方法過好的、 更好的生活？“小康就是目標，富裕就是目標，快樂就是目標，但是怎樣小康、富裕、快樂是正當的，怎樣是不正當的？”閻連科斷言：任何一個中國人，不管掙了 一千萬、兩千萬甚至一個億，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錢來得百分之百正當，也沒有一個人敢說，我沒有給任何人“送禮”——只不過你“送禮”別人不知道而已。 “房地產商若沒有給任何官員‘送禮’，憑什麼那塊最好的地就落到你頭上？！”


市場對作家的致命吸引力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市場也在誘惑作家，作家也都渴望過好的、更好的日子，他自然不想寫托爾斯泰那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卡夫卡那樣的作品了。——“當然，我們有很多作家不是這樣的，但是總體上說是這樣的。這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場好壞來判斷一個作家。”

閻 連科承認：中國的文學獎，誘惑力（包括對我）非常大。拿一個茅盾文學獎，獎金50萬；你的省裡再給你追加50萬，外加一套房子。最重要的是，拿到這個獎， 就有可能當上作協主席、副主席。要拒絕這些，是非常困難的——你拒絕這些，周圍的人會認為你不合群，你會碰到很多異樣的目光。

他舉了一個例子：
兩 年多前，北京著名作家史鐵生去世，北京作協空出了一個副主席的名額，要補選。“以前人們說，閻連科很受爭議，為保護他，不要讓他當這類職務。但是副主席又 得要有些影響的作家，領導這次就內定讓閻連科來接這個副主席。通知我之後，我就說我很不合適。市委宣傳部長說，我上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作協換班子， 這個閻連科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不肯幹？我來跟他談談。作協領導對我說，無論如何，你要把這個副主席接下來。否則我無法向上面交代。我說，你就跟宣傳部長 說，這個閻連科，就是一個給臉不要臉的人。（眾笑）但是拒絕這個副主席，讓作家同行知道之後，都會罵你：什麼鳥人，這麼清高！”

閻 連科認爲，中國國家大，人口多，也是“重”時代卻只有“輕”文學的原因之一。“13億人口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它有自己完整的批評家系統、完整的文學 史系統、完整的評獎系統。中國作家完全可以不理會國外的同行，在這個國度內自娛自樂：一本書寫出來在中國暢銷，賣個一百萬、二百萬冊，他就可以活得很好 了！”（《名星》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