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

還原毛共:徹底批毛須徹底批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康正果(耶魯大學教師,文史學者):

我報的發言題目是“還原毛共”。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澤東純粹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去談他的是非功 罪,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並且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透視和檢討。

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毛澤東曾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看對今日從國内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才是一個根本的轉 變。爲什麽要進行根本的轉變?因爲我們的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説: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國,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等等……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後來毛澤東犯下 多少錯誤或罪惡,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這一點來説,自然就功勞蓋世了!連大批狠批毛澤東的李銳和辛子陵都是這樣認爲的。


“毛澤東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題

也 許是受到這主流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也約定俗成,定名為“毛澤東功罪研討會”。其實此命題本是中共官方的一個話題,因爲毛澤東所有的“功”都 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陳雲才說他“建國有功”。至於毛澤東所犯的“罪”,是因陳雲、鄧小平這些共產黨高層領導在“文革”時挨了整,連累到他們的家人 也受迫害,他們才認為毛澤東“文革有罪”。但他們從來沒提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們最忌諱談到這一點,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 和習近平都死不批毛,還要護毛,散布什麽“三七開”之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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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

從殺害地富到鎮壓抗戰有功的國軍官兵,到剝奪工商業資本家和迫害知識分子,到餓死四千萬人——所有這些罪惡都是毛澤東與中共集團的共罪。毛對中共的“功” 越大,對中華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惡都是在中共集團建立的體制下完成的。沒有中共的槍桿子及其一黨專政,作爲個人的毛澤東就是有再大的本 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破壞到今天這步田地。所以我認爲,我們乾脆扔開“毛澤東功罪”這一狹隘的破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個進 程中,去給他們來一個歷史審判。我們要把毛共的罪惡一直追溯到起點上,不只是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這些,必須一 直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那個時候起,來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路。現在談毛澤東,如果仍在用主流話語經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特別是官方規定 的那些命題去談,就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大家都是從小讀官方的中國歷史、黨史教科書長大的,那套話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聼了他剛才的發言,我看他這個台灣背景的人, 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來自大陸的人還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讀大陸的出版物吧,剛才發言就大談中共革命對下層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魯給學生講課, 一走上講台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語境中説話,我自然不會像在大陸時那樣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後”的劃分,我早已改口說“1949年以 前”或“1949年以後”。因為當我們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後”劃分1949年前後的中國時,這個說法就會使我們認同“解放前”是黑暗的舊社會和“解放 後”是光明的新社會這類毛式話語的説法。今天若隨聲附和了“毛澤東功罪”這一提法,也就隱含著“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意蘊。所以批毛必需批 共,而還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爲放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框架内檢討。

比如說,國共本來是要合作的,但為什麽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關鍵的一個分歧,就是關於土地問題:國民黨反對暴力分田,而共產黨主張暴力分田。共產黨為什麼 要暴力分田呢?難道就是要讓“耕者有其田”嗎?1927年“清黨”以後,中共有兩股武裝力量,一股是從南昌敗退下來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動的隊伍——共產 黨在那時候自己都稱之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我們現在卻按黨史的定義,習慣說“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名詞一換,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還是 應回到共產黨自己最初的那個提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這兩股暴動的勢力是要搞“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所以他們並不諱言暴動,他們甚至高喊把赤色 恐怖推向極端,以至最後都匯集到土匪出沒的井岡山上大幹暴烈的行動。不暴動,吃穿從哪兒來?斯諾在延安訪談過毛澤東等人,後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本《西 行漫記》。他當時非常明確地問:紅軍在江西好多年,後來從江西一路打到陝北來,紅軍如何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毛澤東和朱德都王顧左右而言他。斯諾非常含蓄地 說:恐怕那時候會對農民有一定剝奪了。打土豪分田地,應該說完全是為解決紅軍的給養問題,就是用暴力從農村社會榨取物資和人力兩大資源。共產國際又沒給紅 軍發放軍餉,他們的吃穿從哪兒來?“打土豪”不只搶富裕農戶的糧食,還搜刮浮財,動不動就沒收土豪多少萬銀元。毛澤東在井岡山,朱德還沒來的時候,就那幾 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萬銀元,他坦承是打土豪來的。



理不清前因就講不對後果

我們在還原毛共這麼一個出身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簡單地罵毛是個“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說他是“暴君”等等,還應該去勾畫整個的社會背景,看他破 壞了什麽,助長了什麽。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它的成員完全根據由上海中共中央傳達的莫斯科指令來行事。毛澤東在早 期爲什麽會受那麼多的氣,會受到“洋房子先生”們的排斥?實際上他和朱德是給上海那批高層領導開闢了根據地啊,如果沒有那麼一塊根據地,像博古和張聞天 啊、周恩來啊,當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破壞,他們能逃到哪兒去呢?他從此陷入軍權和黨權之間的爭鬥,他和莫斯科結上個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後來到遵義會議 才進入領導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黨內的軍權,但是在七大之前,他還沒有真正全部掌握黨權。在這整個的動力關係中,形塑成毛澤東這個人的特性。爲 爭奪權力,毛澤東肯定是受過很多氣了,聼他後來說的那些牢騷話,毛當年簡直像個彆扭的怨婦。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風,要追究國際派的錯誤路線。1949年之 後,他不懂經濟建設,還想沿用他戰爭時期那一套軍事動員的方式辦事,因此覺得他所建立的黨體系束縛了他的手腳,偏要對其他專職主管者的事情亂插嘴、插手。 由於插不上手,最後就挑動群衆造反搞“文革”,砸爛黨機器,來個總報復,打倒了那麼多老幹部。這一切都和毛共集團走過來的整個歷程相關,你理不清前因,就 講不對後果。

我的思路是,徹底撇開在歷史課堂上被告知的黨史,以及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報紙整個是那些官方宣傳,警惕那些話語對我們的侵蝕,也包括有關的理想、觀念 等等——當然不是今天在這裡十來分鐘發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即所謂“成王敗寇”的歷史,它讓我們相信某種“歷史的必然 性”,但整個的歷史一經還原,那所謂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導致的僥幸。毛共集團的發展壯大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結,是狐狸蛇蠍之類的東西修煉成精 的結果。還原歷史,就是讓他們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會玩權術,但也未必像張戎或高華書中所講述得那樣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於毛的英明預見或陰謀詭計,有很多陰差陽錯和歪打正著的情況。如果把毛澤東放 回他本來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起相處和工作事件中,去對比他與那些人在能力、質地、品性上的差別,從不少相形見絀的對比中就可看 出毛的平庸、貧乏和卑劣。這些人也有留下來的回憶錄,還有一些被別人記錄下來的言論,此類個人記憶與黨史定案的集體記憶相差很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們當時 對毛的態度和反應。如果能通過毛和這些人的關係、鬥爭、矛盾還原出真實的毛,我們就有可能隨著此類敍事返回歷史的現場,就像附在“阿凡達”的身上那樣,穿 越官方頒布的集體記憶,進入被掩埋在歷史紀錄垃圾堆深處的真實時空。我正在寫一系列有關毛共的長文,就是在試圖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教師,來美國之前,寫作的重點是文學研究和文化評論,對中共黨史所知甚少。剛才有人說他從小熟讀“毛選”,但我不是,我在國内確實沒讀過多少“毛選”。

說起讀“毛選”,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險惡的經歷。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時我在磚瓦窯——一個公安局管理的就業廠當工人。那時我已經是“反動分子”了, 公安局來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們那個磚廠宿舍很簡陋,床板是拿四摞磚頭支起來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時發現:我竟然是用“毛選”第二卷跟磚頭摞在一 起,用它墊住不平的那一頭。這在通常情況下可能被算為“罪狀”,甚至可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狀”,那時竟未被追究。那個年月人人都 得備有“毛選”四卷,不管你學不學它。我從來不讀我的“毛選”,因爲我對毛的文字毫無興趣。我這個人之所以被打為“反動”,完全是因爲與當時的現實基本脫 節,甚至絕緣,因而比周圍的絕大多數人較少受到主流話語的熏染。我覺得這是我今天還有能力進行歷史還原的一個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質。


對毛式話語像髒話一樣刪除

我在耶魯教中文時開了一門Independent Study的課程。有個學生要跟我學“毛選”,她說讀過幾本美國人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毛是一個有思想和理論的哲學家。我不以爲然,詰問她說:毛怎麼能 稱爲哲學家呢?這女孩跟我讀毛澤東著作的中文原作,為開那門課,我才開始認真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些被認爲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後到期末,我指導 該生用英文寫了一篇批判毛澤東語言暴力及政治修辭的論文。那時《我的反動自述》一書已出版,我覺得,我這個“性情反動”的人應該通過自學,補一下“反動” 或“反共”所缺的課,好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歲月,紮實地鍛造我的“正動”。我開始惡補百年中國歷史的課程,讀了很多有關的書籍。

我對毛共問題的關注,是和研讀百年中國歷史同步並行的。我已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叫《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時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的。在 寫那部書時我已開始探討還原毛共的問題。這本書寫完後我就想:應該寫一部專著,並不是寫毛澤東傳記,而是從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為一條線來 貫穿、梳理中共所搞的這場革命,探討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道。

我的出發點是批毛必須批共,其次堅持唾棄主流話語談論毛共慣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話題。自覺地清除此類公式化用語,要把它們像髒話一樣刪除乾淨。因為你沒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就難以捕捉你想傳達的真實,你若採用已被規範的語言講述,就難免重複老生常談的東西。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深感評毛批毛是件很難的事情——非常難。在網上看到那個李捷挑戰高文謙先生,心裡就想,與這種不可救藥的人有什麽可辯論的呢?從國内到 海外,這類人太多太多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起人何頻先生提議批判毛的遺產,毛的遺產就是籠罩全中國的黨文化陰影,是灌輸到像李捷這類人頭腦中的思想塵 霾,可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遺產的一部分,毛遺產已癌擴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症狀。恐怕得等他們一代代告別世界,毛遺產留給中國人的生存 重壓才會趨於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複說,今日批毛實在是很難的。誠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澤東現象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這話很精煉,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宿命和孽債是怎麼形成的,卻不是一場研討會、幾篇文章或數部專著能解釋清楚的。

有人談到毛澤東有理想,國人所說的“理想”,經過了“五四”,再經過了中共的革命話語,已經變得很空泛了。理想高於現實,有理想指的是頭腦裡有革命的前 景,是指向共產主義的。這些被賦予正面含義的大字眼有互相等於的關係,全都是假大空的頌詞。像孟玄先生說毛澤東通過“大躍進”把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了 ——怎麽能是“解放”出來了?根本是濫用人力和破壞經濟。那些參加大煉鋼鐵的人並不是自願去的,都是被各單位逼去的,你不能亂用“解放”這個詞。(孟玄: 我說“解放”,意思是說,使社會每一個原來底層的人,都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跟有權的人平等了。)這正是毛澤東最大的誘惑性和煽動力。(孟玄:我是說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謙:No,根本不是那樣,你反對一個支部書記,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現在具有現實意義,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面對習近平現在向毛倒退的態勢!以前碰到毛的冥誕,中央好像都有點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懷念“文 革”造反的庸眾會趁機起閧鬧事,所以當局常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似乎有意讓人們淡忘那個敏感時期。你看現在呢,習近平竟要隆重紀念!這是毛的陰魂正在復活 的徵象,毛就活在習近平以及全體中國庸眾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艱巨,路還很長。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們這些有志於批 毛的人應該阿波羅一般高立雲端,用亂箭射穿那個騷紅厚黑的腳後跟。總而言之,只有徹底全面地展開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顛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來。今天這個小 小的研討會可以説是繼續在做我們2011年夏在法拉盛開會討論的“轉型正義”的工作。
(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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