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保持晚節”的表白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口頭禪。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態，是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帶有明顯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後的是非對錯如何，總是先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自延安整風以後，這已成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準則。
在文革前夕密雲不雨的日子裡，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完全被蒙在鼓裡不同，周恩來由於事先有毛澤東的打招呼，心裡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將有大的動作。儘管這時他對毛的全盤意圖還不大清楚，不過憑藉其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覺察出政治氣氛的詭譎，山雨欲來，並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羅瑞卿的問題，周恩來就看出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當深感委屈的羅瑞卿要求見毛、林一面，當面把問題解釋清楚時，他就給擋了下來。但羅不知就裡，仍然執意要給林彪打電話時，周本人也在電話上急了起來，大聲說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在意識到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周恩來行事十分小心，處處謹言慎行，在政治上採取遠事避禍的態度，繼續埋頭於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盡量避免過問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後來事態的急劇發展，並不以他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風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在各項準備大體就緒後，拋出了姚文元的發難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下令全國各地的報刊轉載。然而出師不利，不僅在學術界受到抵制，普遍對該文深文周納、殺氣騰騰的政治批判頗多非議，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決定北京各報刊暫不轉載，甚至連《解放軍報》也按兵不動。
這種情況，讓毛澤東大為惱火，更加認定北京是由劉少奇控制下的“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他的話已經沒有人聽了。為此，毛親自打電話把周恩來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態度，要他出面進行干預，解決轉載問題。
這樣一來，周恩來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從此捲入文革的旋渦之中，並且越陷越深。從一開始，他便面臨著兩難的處境。從內心來說，他並不贊成姚文元文章中過火的政治批判，清楚這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搞法只會傷害知識分子，造成學術界的思想混亂，令人們噤若寒蟬，人人自危。在這個問題上，他更傾向於執行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獨左，靠政治運動來解決學術問題。同樣，在治國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屆人大宣佈的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的強國之路，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連年搞政治運動。
然而，毛命難違，周恩來既懾於毛澤東的威嚴和整人的厲害手段，不敢說出他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早已習慣於順從毛的意志，凡事聽命於毛。自延安整風以後，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對毛不可動搖的信仰，把他看作是個人、全黨乃至整個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對毛的獨斷專行總是逆來順受，不管後來的是非對錯如何，首先總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這已成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兩難之中，善於調和矛盾的周恩來採取了一條折衷之道。他先是說服彭真，提議召開專門會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討論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同時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將其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報》第五版的“學術討論”專欄中，並親自修改審定了編者按，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他還煞費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雙百方針”的講話，以增加編者按的權威性。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和稀泥的作法並不滿意，不過畢竟是幫了他的忙，解決了在北京轉載的問題，從而在對手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初戰告捷後，毛並沒有急於擴大戰果，而是繼續在幕後靜觀勢態的發展，等待抓對手的辮子。所以，當彭真攜帶旨在試圖對已經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術批判運動加以約束的“二月提綱”，專程到武漢匯報時，毛再次施展“陽謀”，故意對這個明顯違背自己意圖的文件表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態度，以便麻痹對手，引蛇出洞。與此同時，毛又對江青面授機宜，讓她到林彪那裡搬救兵，以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名義，讓軍隊介入這場鬥爭，在政爭中扮演威懾力量的角色。
一個月後，一直在幕後評估形勢，尋找做文章的題目和時機的毛澤東發動了第二波攻勢，拿劉少奇所掌管的對兄弟黨的工作開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關門打狗”的局面。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決定派代表團前去參加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採取在會上與之鬥爭的方針；同時在中日兩黨聯合聲明的問題上，考慮到日共非執政黨的處境，同意在兩黨聯合聲明中不點蘇聯的名，而代之以“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
對此，毛澤東大發雷霆，怒氣衝衝地把外交部的簡報批給在京中央常委，說﹕一個大會為什麼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頭嗎？是否要發賀電，也值得考慮。不發就犯了罪嗎？毛稱此舉是當作“挑戰策略”的，“最後無非是兵臨城下” ，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決定，徹底關閉了中蘇之間僅有的對話大門。
接著，毛澤東又向縱深突破，矛頭直指劉少奇的親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機會，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一篇話，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壓制學術批判的問題，表示了嚴重的不滿，提出“北京有人造反” ；並針對中宣部扣壓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稿件一事，警告說﹕宣傳部不要搞成從前的農村工作部（該部因鼓吹推行“包產到戶”而被撤銷—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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