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下）

　　十五

　　《未定稿》1980年7月发表了李凌的《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试论百家争鸣和民主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文章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某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局部）的情况，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坐井观天”，不过井口大小和角度不同罢了。要取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获得。

　　《未定稿》于1981年7月发表了黎英的《全面、比较、反复——实事求是取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方法——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一点体会》。陈云的这本书，包括他从1956年到1962年的重要文稿共二十三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当时，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能按照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我们国家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损失，少走许多弯路。例如，1957年我国钢产量只有五百四十万吨，而1959年，毛泽东等就要求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吨。陈云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发言指出，钢的年产量只能是一千三百万吨，而且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错了，不但指标没有达到，而且土法炼出来的不是钢，只是无用的废渣。陈云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从工业内部各个环节，如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铁和轧钢设备以至运输能力、电力等方面算了细账而后得出来的结论。但当时陈云却被批为“老右”、“促退派”。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不是说可以不执行上级的批示，不读马列著作，而是说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鼓励大家说真话，要全面、比较、反复。他说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挨骂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纠正……宝成铁路修通了，当时只听到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关于比较，他说：“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通过比较，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


　　十六

　　毛泽东193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在此后的二三十年，这种观点已成为金科玉律。翦伯赞在1951年2月还写文章为上述观点作注释。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如刘邦“除秦苛法”，主张“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李世民以隋亡为戒，“故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等等。他们在战后还采取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奖励农耕等。漆侠还进一步发挥，把这些政策称为“让步政策”(见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第207页)。

　　但1965年开始，对“让步政策论”展开了大围剿，说这种“让步政策论”是“为地主辩护的歪理”。“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让步政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为此，大批历史学家被残酷迫害，翦伯赞被迫害至死，这是一桩残酷的文字狱。《未定稿》1979年3月发表了历史学家戎笙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文章全面地论述了这次论争的经过，同时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说，并不是一切农民战争都起到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如“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黄巾起义，如坚持斗争十多年的黄巢起义”，“清代中叶爆发的纵横五省、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但除个别地区经济略有恢复外，整个说来，社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再者，地主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出于增加自己收入的考虑，也可能自行调整生产关系，如榨取劳役不如收取实物有利，收实物地租不如收货币地租有利，收定额租不如收分成租有利，等等。这些改变，在客观上也会促进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另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所谓“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句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地方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未定稿》于1979年7月和同年12月先后发表了王小强写的两篇关于研究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文章，即《试论农民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第一篇文章根据大量事实指出，由于旧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压迫，富有反抗精神，因而能够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农民千百年来处于自然经济中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他们希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只是改朝换代，拥戴、推举一个“好皇帝”，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实现“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引自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根据中共八大召开前即1956年9月的统计，中共有84％的成分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成份占了69.1％。这些党员，有一部分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党的教育，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但也不容否认，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或多或少地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江山易主”、“打天下、坐天下”，以解放人民的“恩人”自居，用封建社会家长专制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和单位。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时代，更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推翻“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把政治制度民主化，创造条件使人民得到民主生活的训练，还是今后长远的任务。

　　王小强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新华社1948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列宁也多次著文，指出这种理论是反动的。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农业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王小强在引证上述权威论述之后，历数这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内的思想家，都以为“把财产弄到平均，就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805页)。中国农民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具有强烈的反抗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具有农业社会主义即平均主义思想，以为“共产”就是要“共”地主老财的“产”。毛泽东在1953年曾宣布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中说到要经过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但后来的实践快得出奇，1953年全国农户入社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但在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到了1956年底，入社农户就占总数的96.3％。原来“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是依据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情况，即占农民总数91.2％的贫农、中农平均每户只占有1/2～1头牲畜、1／3～2／3张犁的落后水平而制定的。王国藩三条驴腿的农业社也能增产的事实，只是说明了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简单小型协作的必要性，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是需要高度的机械化为基础的。毛泽东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有人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的结果。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尚且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更何况农民？列宁曾一再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7页)。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犯了“左”倾的错误，这与其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所使然，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或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强迫命令农民群众的结果。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者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发展，贫穷与否是无所谓的，只要财富平均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越大，当然就越平均，因而就越是社会主义。在合作化高潮之后，又迅速公社化，有的地方一个县若干万人合为一个公社，不但统一核算，而且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等都转为公有；为了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家庭用的桌椅板凳、刀锅碗筷也被“共”了产……“四人帮”的核心人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说按劳分配原则是“钱能通神”、“钞票挂帅”，是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法权，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云云(此文1975年又重新发表)。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3月就曾经指出：“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远了一点”，“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引起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但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却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信而惹怒了毛泽东，结果他把反“左”转为反右，造成更大的灾难。

　　农业社会主义者渴望的是恢复小农经济，即希望用取消私有制、实行平均供给和文化专制等一系列极端措施，一劳永逸地在生产、分配、消费方面，根除两极分化。一句话，就是恢复小生产，而小生产正是官僚主义、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而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穷过渡”的统治者，自己却享受着特权和奢侈豪华的生活。洪秀全宣传他要建立的天国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但他却规定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别尊卑”的森严等级制度，并大兴土木，广置妃嫔，以遂一己之私欲。


　　十七

　　很长时期以来，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篇一律的普遍规律吗？《未定稿》于1979年9月发表了著名思想家顾准的一篇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文根据中外的大量史料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中国内部不会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对于近代中国停滞的原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试想：在明、清皇权专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中国能产生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十八

　　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后来被广泛传诵和转载的文章《“万岁”考》，在《未定稿》1979年8月发表。人不能活万岁，这是常识，作者从甲骨文中查考，皆无“万岁”或“万寿无疆”的记载。《诗经》中有过“天子万寿”的字句，也不过是人们对天“万寿”的祝福。但更广泛的意义则是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庆祝仪式后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或者是对宾客的祝福。在《史记》、《汉书》等记载中，“万岁”常解作“死亡”，如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定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是说刘邦自谓死后魂魄犹眷恋故乡(沛)。又一意思为表示欢呼，与俄语之“乌拉”颇相近。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冯谖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因烧其卷，民称万岁”。许多史例都足以证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而是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至汉武帝时，将“万岁”定于皇帝一人。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这是说神灵向武帝三次高呼“万岁”，旁边的吏卒都听到了。以后，武帝又多次被神灵、石头喊皇帝“万岁”。其实，这些都是被武帝捏造出来的神话。此后“万岁”一词也就只配皇帝一人独享，如他人用之，就是“僭越”，该当死罪。后来的皇帝又封自己的生日为“万寿节”。武则天多次改元，在公元696年一年中，年号迭改，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秽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死了，还有马屁精上奏建议在她一长串尊号后加上“万寿无疆”四字。明太监魏忠贤，在全国遍建生祠，要人称他为“九千岁”，也算是准“万岁”了。正如鲁迅所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而实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魏忠贤，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


　　十九

　　在1979年10月，《未定稿》还发表了王春瑜的《略论八旗子弟》，用大量史实说明“八旗”的来历、性质和制度。初期的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使蒙族臣服，特别是在推翻明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争夺天下的战斗中，都充分显出八旗子弟是生气勃勃的，无愧于健儿的称号。但随着满族定鼎中原，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的巩固，八旗子弟也日渐萎靡、腐败。这些八旗子弟逐渐疏于训练，平常酗酒、狂嫖、滥赌、斗鸡，银钱花光了，就当盔甲器械，甚至设局敲诈勒索，抽鸦片，提笼玩鸟，战斗力一落千丈，遇敌打败仗，却蹂躏老百姓。鸦片战争时，清廷曾命八旗子弟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史载：奕山“乃市井无赖，(奕)经又富贵膏粱，均不知兵为何物，于是山至广东，大收贿赂，且翠玉甚伙，故有‘翡翠将军’之号；经则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故有‘琵琶将军’之称，言其抱肉琵琶也”。如此荒淫无耻，说明八旗子弟已成为社会寄生虫。遇到船坚炮利的洋人，焉能不打败仗！

　　从康熙起诸帝虽都曾下谕旨，要八旗子弟兵勤操练和禁止各种陋习，但因体制未改，这些谕旨都只成一纸空文，无济于事，腐败日甚。八旗子弟的封建世袭和特权制度，是其腐败的根源。按清朝规定，八旗中有功之臣，尤其是宗室，均世袭其职，又分为十二级，不少八旗子弟几乎一出娘胎就有了官衔，到乾隆五十一年，世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阵亡人员，“子孙都可永承恩泽”。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从普通士兵很快爬到将军、大臣的高位。更蓄奴成风，对奴婢恣意虐待，致使婢仆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初年，每岁报部自尽者，即不下两千人。他们犯了法，有免刑、宽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清兵入关后，八旗即圈占近京畿房地，作为旗产，又发给口粮，子女七岁以上即食全俸。有些旗兵，已是满头白发，老朽昏庸，也照拿薪饷。他们大肆挥霍，拖欠债务，康熙、雍正诸帝都曾多次从国库中拨数百万两银子为他们偿债，他们照旧挥霍，到手辄尽。在文化上，也给予优待，科举优先录取，迅速委以重任。

　　但八旗子弟的特权越多，只能使他们的腐败的速度越快。君权正是他们最大的保护神。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御史罗家彦上疏，为解决旗民生计，建议“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竟遭嘉庆严厉训斥，被“革退御史”。乾隆时，为卸下八旗生计日益贫困的包袱，曾实行过“移住旗人”实边与移“八旗屯种”政策，但很快他们用汉人代垦、代耕，自己收租，不劳而获，索性仍溜回北京居住，将政府赐给他们的土地，或典或卖，不久依旧两手空空。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坚持封建特权，必然衰亡”，“金丝笼中的金丝鸟——一定养不好”。这就是结论。


　　二十

　　“四人帮”倒台以后，文坛上出现了《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等一批短篇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等戏剧。这批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说它们是“暴露文学”。他们认为革命文学只能歌颂，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作任何暴露；还说《伤痕》基调低沉，使人读了以后有压抑之感，不能引起昂扬的革命激情；认为它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有害的，等等。《未定稿》1978年12月发表了文学理论家洁泯的《现实、时代、时代的最强音》和杜元明、丁振海、朱兵合写的《时代风云谱新篇——试论近期的一批短篇小说》，对上述《伤痕》等作品进行了赞扬并对所谓“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两篇文章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在于通过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的职责除了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业绩以外，揭露批判生活中一切属于封建的范畴的东西，也是应尽的职责。文学是现实斗争的反映，而现实既存在光明面，也存在黑暗面，为什么只许歌颂光明，而不许揭露黑暗、和黑暗作斗争呢？文学的这种揭露和鞭挞黑暗的社会作用，不但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可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冤假错案如山堆积，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并且扭曲了人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此，光有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艺术的批判。两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在“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和反映这个运动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丹心谱》、《于无声处》等戏剧，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正气，称之为表达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一

　　《未定稿》1979年11月发表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合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这个戏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一个名叫李小璋的仍在东风农场劳动的知青，有一次进城，想看某剧院演出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买不着票，却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和市委书记的夫人钱处长等误认为中央首长张老的儿子，他们不但请他进剧场看戏，而且热情招待，钱处长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住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想通过李小璋(化名为张小理)的“父亲”张老的身份地位和特权而达到自己分大房子、从东北把女婿调回来和出国等个人目的。李小璋在东风农场劳动时就和女朋友周明华有恋爱关系，但因怕留农场不敢结婚，周明华已先找关系调回了城，但她父亲因李小璋仍在农场，坚决不同意他俩结婚。为此周明华催李小璋赶紧想法调回城，说“这事不能拖了”(暗示自己已经怀孕了)。化名为张小理的李小璋就利用赵、钱等人有求于自己的机会，想办法弄到市委书记批的条子到东风农场办妥了回城到某大工厂工作的手续。正在这时候，中央首长张老来了，骗子李小璋的骗局被揭穿，并被起诉，李小璋在法庭承认自己有错，但他反问：“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在发表这个剧本时，《未定稿》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有的人认为，它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生活中一些不正之风，指出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对党是有帮助的。还有的人认为，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提出问题也是好的。我们认为，剧本借剧中人张老的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是十分正确的。”为展开争鸣，在本期剧本的后面附上一封读者来信，在1980年1月又发表了漠雁的《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都是对此剧本提出批评的。此剧曾在一些地方演出，后被停止。但是不许演出，不等于这类行为不存在。


　　二十二

　　姚雪垠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笔流畅，故事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很有可读性，甚受欢迎。但是书中把李自成写得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引起许多读者问：既然是这样，李自成后来怎么会失败呢？姚雪垠写了一篇题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出版的《未定稿》上。

　　姚曾在《文汇月刊》发表长文《评〈甲申三百年祭〉》，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断言必须“推倒”，云云。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题为《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指出，姚抨击郭老文章的主要问题有两大类，一是“史学界迄无定论，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雪垠同志执其一说，便将郭老的论点一笔勾销，并大加挞伐”；二是郭老囿于抗战期间的各种条件，搜罗史籍不便，因而“郭文有些史实确有失误处”。就第一类问题，如历史上有无李岩其人，姚雪垠认为并无李岩其人，因而斥郭文为“沿袭荒唐谬说”，“不严肃”。王春瑜引证大量史料指出，在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王举出包括姚雪垠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确有李岩其人的史料。姚于1974年3月就说过：“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姚前后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类问题，王春瑜认为郭老的文章有些史料确有失实之处，予以订正，是必要的，但应从大处着眼，对于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过重大影响，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名著，更应该区分其主流与枝节，不能以小眚而掩大德。王春瑜的文章还运用大量史料指出姚雪垠所作的《西江月》和《商雒杂忆》中的错误。


　　二十三

　　罗尔纲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曾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过《太平天国政体考》一文，考证出了太平天国是“虚君制”。作为法学工作者的林欣在1981年6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了《从政体学说看太平天国“虚君制”理论——与罗尔纲同志商榷》。此文指出，所谓“虚君制”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取得自己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在同贵族实行妥协的条件下，才产生虚君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通过选举，产生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通过宪法性质的法律，来逐步消除君主的实权，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内阁来掌握实权。内阁处理政务只对议会负责，不对君主负责。君主由血统原则世袭，只有这一点像君主制，但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无实权。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典型。

　　而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太平天国一无消除君主实权的宪法，二无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和责任内阁，“虚君制”从何说起？罗尔纲以实权不掌握在天王洪秀全手中而掌握在军师杨秀清手中，就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制，这是说不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实权不由皇帝自己掌握，而由外戚或宦官掌握的事例很多，但都不能称为虚君制，因为外戚或宦官的专政都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他们都是以君主的名义来掌权的，都不能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改变君主政体的实质。罗尔纲还以中国历史上“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为由，说明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源远流长。林欣指出，这也是不正确的。列宁说：“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当然君主不能一人治理国家所有事务，他就设置丞相和各级官吏，但丞相是君主设置的，它的权力是君主授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撤换丞相，甚至不设置丞相，丞相等官吏的意见对皇帝只起咨询作用，皇帝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丞相的意见惹恼了皇帝，还可能被处死。君主政体下的丞相制度不可能限制君主权力。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虚君制”的理论不能成立。


　　二十四

　　《未定稿》是个争鸣的阵地。当时理论界关于异化、人权、人道主义等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未定稿》对这些问题也先后发表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如1981年6月在同一期上就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观点对立的文章：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王守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

　　根据读者来信，绝大多数赞同王守昌文章的观点。有的说，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作人。它主张人是最高目的，人有人的尊严和人格，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最高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所在。有的说：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意味着歪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兽道主义”，草菅人命，把整个社会推到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还需要精神和个性的解放，我们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还要使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国家的主人，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说，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传统，又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封建的皇权专制、等级观念等影响很深，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些封建的东西恶性膨胀，人的价值观念被颠倒，人的尊严被摧残，这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未定稿》从1978年12月创刊，到1989年结束，前后共十年多，李凌从1978年起就和王小强等负责该刊的编辑工作，1982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王小强等也相继调离。以后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此文是根据1978年到1983年五本《未定稿》合订本和回忆写成的。这五年共出版195期，发表文章300多篇。)

　　李凌，《书屋》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