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句話，是周恩來在六十年代初托人傳話，送給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這實際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身不由己捲入文革狂潮後，周採取順守哲學，既不硬頂，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而是投身其中，因勢利導，做“革命的弄潮兒”。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當其衝，機關和學校很快就陷入混亂和癱瘓之中。而這正是毛澤東所有意造成的局面。在成功地對劉少奇實施了“清君側”之後，老於權謀的毛並不急於與劉正面交鋒，而是設法把群眾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澤東非常清楚，建國後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對中共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早就深為不滿，從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就可以看出來。這種怨氣在被反右運動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後，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機會，這些年來積怨更深。為此，毛決計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反其道而行之，把群眾中的怨恨情緒這把火燒向劉少奇。
於是，毛澤東有意識地把水攪渾，製造上下之間的對立，在幕後遙控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馬，點火於基層，造勢於報刊，挑動群眾起來造反，佈下了群眾運動的“火牛陣”，並親自批准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通過這樣上下結合，內外夾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禍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
在劉少奇窮於應付迅猛而來的亂局之際，毛澤東故意滯留外地，遠離京城，當甩手掌櫃，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間作逍遙遊，同時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等待時機，對劉少奇展開最後致命的一擊。毛在這期間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詩中所謂“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池。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 ，正是此情此景的寫照。
劉少奇不知就裡，完全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一步步地掉進了精心佈置的陷阱之中。如同當時絕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一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雖然被迫接受了毛發動文革運動的既成事實，但對此既不理解，更對局勢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心裡茫然無底。為此，他一方面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迅猛而來的運動作出八條限制性規定，防止局勢進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頻頻向毛電話請示，希望能夠得到指示，但卻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復。無奈之下，劉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趕赴杭州，向毛當面請示匯報，並請毛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則不動聲色，穩坐釣魚船，不但對劉少奇所提的問題一概不明確表態，反而還欲擒故縱，委託他“相機處理”運動問題，暗中則張開羅網，誘使劉墮入佈下的陷阱之中。劉少奇不知是計，還以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寶劍，於是在返京後，決定仿傚不久前經毛澤東首肯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取代已經癱瘓的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力圖扭轉日趨惡化的局勢。
然而，倉促上陣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被夾在中央內部兩種不同指導思想的對立中間，左右為難，動輒得咎，非但無力從根本上扭轉局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採取當年反右時的做法，壓制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激進學生。這樣一來，正好墮入了毛的圈套，與造反的學生形成嚴重對立，導致各個學校轟趕工作組的事件不斷發生。這種局面，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瀾而變得更加嚴重。這樣，劉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佈下的“火牛陣”之中，很快就被燒得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審判者的姿態來收拾他了。
在工作組的問題上，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陷得那樣深，與其說是由於“碰巧”出訪東歐而逃過一劫，倒不如說是毛澤東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加以保護的結果。實際上，在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上，周與劉、鄧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都主張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避免局勢失去控制。只不過由於周並非是毛鎖定的目標，而他本人的態度又比較緩和，行事也更為圓通罷了。
譬如，當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貼出矛頭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後，周恩來曾派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去做工作，並口授了幾條指示，強調要從正面講毛主席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有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 但當毛隨後決定將其向全國廣播後，他便默不作聲了。又如，劉少奇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時，他也是投了贊成票的，不過有意採取了比較低調的姿態，讓劉、鄧兩人唱主角。這多半是和他已經開始發覺政治氣氛詭異，充滿了不祥之兆有關。所以當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遲的訪問羅馬尼亞的報告後，周立即表示同意，並報送毛澤東審批。顯然，他此刻不願久留京城這塊是非之地，以免被捲入其中。訪羅便是一個暫時的脫身之策。
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的動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馬，當即表示﹕“贊成總理的意見”。 如果要換成劉少奇的話，恐怕就另當別論了。毛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對周的格外關照，而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經過幾十年政治疆場上的搏殺，毛早就對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一類的攻伐之道運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和劉少奇、鄧小平一道陷進去的話，不僅不利於分化中央一線，而且還將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個有用之人，尤其是當他即將在政治上展開一場空前的賭博時。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價值。況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保持晚節”的講話，業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跡。在這種情況下，毛樂得順水推舟，批准周出訪東歐，以免和劉、鄧一起陷進去。
不僅如此，在周恩來回國後，毛澤東更是刻意拉攏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傳話打招呼，告知國內運動的形勢，說劉少奇、鄧小平已經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陷進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萬不要再陷進去，並叮囑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聯繫。
稍後，毛澤東還把他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給周恩來看過，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話”方式，對自己的內心作了剖白，透露出發動文革的戰略意圖—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並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過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準備。這封信是解讀毛在發動文革時心態的最重要的文獻。寫成之後，毛當時只讓極少數人看過，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來出訪期間，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劉少奇、鄧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陳伯達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提出工作組阻礙運動，主張文革應由群眾自己進行，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劉、鄧則不肯退讓，指出“這是不要黨的領導”，給頂了回去，並在各個學校中展開了反擊，抓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赶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囿於形勢，中央文革暫時處於下風，不過卻在暗中不斷把收集到的工作組“壓制革命”的材料密報給毛，從而讓毛掌握了整劉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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