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资料（下）

三、分析和解读

尽管有许多疑问，有一点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二周（周恩来和周伯萍）计算了两次缺粮人口的差距，即(Q0–Q1)，这里Q0和Q1分别是统计初始和统计结束时的缺粮人口数，由于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得出了1700万和2000万两个数字：(Q0–Q1)=1700万到2000万。以下，笔者就周轩进转述的周伯萍谈话提供一些本人的分析和解读，并探讨周轩进提问的“缺粮人口之差”、“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饿死人数”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信息。

首先要问：周恩来在听了陈国栋等人的汇报之后，为什么又要单独和周伯萍进行重新计算？上面所引周伯萍本人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向陈国栋质问，人口大量减少到底是何原因，陈的回答是因为蛋白质缺乏，导致百姓“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样的问答让人觉得二人在打一场官场太极拳：周恩来出招曰“明知故问”，陈国栋应招曰“此地无银”。据周轩进的回忆，周伯萍和陈国栋向周恩来汇报前，其实即已经意识到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人们根据常识就可以知道，粮食匮乏如果只是轻度的，可能只会导致生育能力下降，而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同时导致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周恩来何等智商？不会不懂这一点，但是谁也不愿意第一个说出“饿死人”这个敏感词，所以周恩来在众人面前也以一招“心照不宣”接受了陈国栋的解释，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不管出于责任心，还是出于决策的需要，他那里放得下这个心？他一定想弄清楚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是，这个事是“国内外的反动派”才会有兴趣去做的，必须做得绝对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他决定自己亲手来做这件事，只让信得过的、说话不必打官场太极拳的周伯萍帮他重新计算。

他们的计算从缺粮人口的变化入手。为什么要选择缺粮人口的变化来推算饿死人口数呢？笔者认为他们是基于如下原因：由于政绩上的考虑，各地上报的人口数字在那几年有许多水分，周恩来大概不会完全相信。粮政机构处理的是粮食这种实物的生产和消耗，政治干扰少一点，他们收集的数字相对要可靠些。就像今天的总理不相信各省上报的GDP数字，而根据电力消耗和物流量来判断经济形势一样，这大概是中国历届总理对付虚假报表的通用手段。

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也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上所说，粮食的轻度匮乏先是引起出生率非正常下降，不一定饿死人，也就是说，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最初表现为出生人口的减少。随着饥馑的加重，就会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即饿死的）人口，如果饥馑再进一步加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值在总的非正常人口减少值之中占愈来愈大的比重（下面用R来表示）。从杨继绳的《墓碑》一书中对各省人口在1958到1962五年间变化的计算来看，那些人所共知的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如四川、安徽、贵州，广西和甘肃，它们的R值都超过40％，而其余的省份这个值都在40％以下。（有少数例外，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的缺损和误差造成的。）可见这样的认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相信在粮食部门也是人所共知的经验。把这种情况外推到极端缺粮的情况，就会出现出生率降到零从而无可再降，对人口减少不再有贡献的状态，也就是R=100％，这时总的人口减少数即等于饿死的人口数。因此，在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下计算的好处是，得到的非正常人口减少，即等同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整个中国实际上都处于缺粮状态，但是有的省较别的省自然条件好一些，或者主政者比较明智，各省又都有城钲居民，他们的粮食供应有不同程度的保证，这些地区的人口属于轻度缺粮，虽然浮肿病很普遍，甚至北京、上海都常见，（周轩进在他的另一篇回忆文章《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就提到，他妈妈作为粮食部领导的夫人，都“饿得两腿浮肿”。）但是饿死人则相对少见。这些地方的人口减少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即R值较小。要计算饿死的人口数，可以把这种轻度缺粮的人口排除出去，余下的严重缺粮人口接近上述的“理想状态”，人口的非正常减少几乎就是饿死的人口了。笔者相信，二周的计算把中国人口分为“缺粮人口”和“非缺粮人口”，其实是指“严重缺粮人口”和“轻度缺粮人口”，他们以“缺粮人口”的变化来推算饿死的人数，是因为只要统计到这部分人口的减少值就行了，也就是说，饿死人数 E=(Q0–Q1)。如果这样的猜测不错的话，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周伯萍跟他儿子说“其中一个数据既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因为在严重缺粮人口中，这两者差不多是相等的。

为了说明从缺粮人口的变动入手来估算饿死人数的优越性，我们不妨估计一下饿死人数 E=(Q0–Q1)有什么样的误差。误差的来源有两项：一方面，实际的严重缺粮人口并不是上面假定那样的“理想状态”（即R值不等于100%），他们中出生率并不是零，还有下降的余地，这时，出生率的下降对人口减少也是有贡献的，那么在计算饿死人数的时候应该在人口减少数里将其扣除。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所谓非缺粮人口实际上也缺粮，只是程度较轻，他们中也有一定数量饿死的人数（即R值不等于0），应当将其计入总的饿死人数。于是我们得到修正后的饿死人数 E = (Q0–Q1) - b + a。这里b是严重缺粮人口中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a是轻度缺粮人口中的饿死人数。我们发现不仅 b 和 a 的数值相对于 Q0和 Q1 较小，而且两者符号相反，有互相抵消的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减小了误差，所以 E=(Q0–Q1) 这种估算方法的精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

但是，以上计算是建立在严重缺粮人口是个封闭群体这样的假定之上的，也就是假定其人口的变化纯粹是由群体内部的出生和死亡造成的。实际的情况远不是这样。严重缺粮人口的变化除了内部的出生和死亡以外，还有同轻度缺粮人口之间的交流，即原来属于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由于供应改善而不再属于严重缺粮人口，或者反过来，原来不属于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由于供应恶化而成为严重缺粮人口。在我们讨论中的那几年时间里，显然是后者压倒前者，所以当陈国栋等人开始编制粮食调拨计划表的时候，他们预期缺粮人口会增多。假设轻度缺粮人口转化为严重缺粮人口的数目是D，没有非正常死亡的话，那么他们预期的严重缺粮人口应该增加为（Q0+D），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此时的缺粮人口却变成了比Q0还要小的Q1，表面上看缺粮人口减少了（Q0-Q1）= 1700万到2000万，实际上减少的人口却是（Q0+D-Q1）。换句话说，二周计算得到的1700万到2000万这个数，只是死亡人数过多，由轻度缺粮人口转移为严重缺粮人口的人数D填补不了饿死人数，表现出来的人口减少净额，它不等于饿死的人数，或者说它只是表观的饿死人数。真实的饿死人数应该大致等于（Q0-Q1+D）,也就是1700万至2000万再加上D。按笔者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周老要强调，1700万至2000万不是饿死的人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饿死人数——它实际上是饿死人数的下限。因而，它反映的现实比3000万非正常人口减少要严重得多。难怪周轩进在回忆文章《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提到周伯萍要向毛泽东冒死相谏：

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

另外，我们要记住，周老的谈话没有给出缺粮人口的减少是在哪两个时间点之间计算的。我们这里做一个保守的假定，认为这是从正常的1957年底开始到１９６０年底为止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值，１９６１年继续有可观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杨继绳按官方１９８３年公布的数字和各省官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约为300万。杨先生还根据蒋正华提供的三组数据计算了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三个结果相差甚大，其中最小者为298万，同300万是一致的。因而，总的非正常人口减少按保守估计是2000万至2300万加上D。

因而，为了估算饿死的人数，最重要的未知数是D。周伯萍作为粮食部的领导，对此也许是有一个估计数字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不难想象，当上千万的人从严重饥馑状态掉进鬼门关的时候，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从轻度饥馑状态跌落进严重饥馑的人群中。也就是说，在那个饥荒年代，发生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不是地理上的转移，而是大量严重缺粮人口转移为死亡人口，同时又有大量轻度缺粮人口转移为严重缺粮人口，两者的数额可能具有相同的数量级。如果这样的推想正确的话，那么2000万到2300万加上D得到的那些年总的饿死人数就会轻易地超过3000万，甚至达到4000万或更多，这就同国内外众多学者得到的结果比较一致了。当然，这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落实的。重要的是，二周的计算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去估算那个年代人口数字的变化，研究者也许能够不依赖公安部门和统计部门残缺而不可靠的档案资料，从粮食部门的档案资料中找到关于D这个数值的蛛丝马迹，为大饥荒时代的人口减损数提供一种独立的验证。

通过以上对周伯萍父子回忆的分析，我们可以还原1961年初周恩来在决定调拨粮食之前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他命令粮食部的陈国栋、周伯萍和统计局的贾启允编制粮食调拨计划表，表编成后发现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3000万。周恩来得知此数字后，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饿死的，于是同周伯萍二人又计算得出了全国在1960年底前，缺粮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为1700万到2000万。周伯萍在晚年的个人回忆中记录了这一过程前半部分发生的事，而对后半部分发生的事和得到的数字，他恪守对周恩来的承诺，守口如瓶。不过他还是在两个场合无意透露了这个数字，其一是在同自己的儿子聊天时无意中说到的。另一次是在2002年或03年时杨继绳采访他的时候，杨继绳问他“是不是两千万啊，他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周伯萍老先生是个谨言慎行、一诺千金之士，“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当杨继绳问到两千万这个数字时，他就脱口承认了深藏心中的这个数字。

四、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父子的回忆除了提供了同那几年人口变动有关的数字之外，都提到了周恩来对于计算结果严格保密的要求。似乎3000万或者2000万这些数字真是一团火，说出来就是祸。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惊恐呢？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而在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反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周轩进在《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披露过一段往事，从反面说明如果向毛泽东说了真话，会有什么后果：

1961年（应为1962年——引者），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授权，背着他作任何调查研究，无论动机如何纯正无邪，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别有用心，轻则受到斥责，重的就是“什么集团”，周恩来是不会像陈云这样冒失的。同陈云进言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刘少奇“冲冠一怒为苍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了那句点燃毛泽东怒火的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果然，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祸”，给自己招来了四年后的灭顶之灾。

注：“贾启允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打死”是误传。他在文革初期靠边站，１９７５年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７７年离任，后降职为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政协河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２００４年逝世。据笔者了解，贾启允的离任和降职原因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没有站稳立场，揭发了邓小平私下里对他说的一些话，为四人帮提供了批邓的炮弹。

华新民，《华夏文摘》